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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至13世纪的尼泊尔佛教

作者:马维光

  西藏和印度的佛教学者通过尼泊尔经常交流。尼泊尔学者还接纳许多来访的西藏佛教徒,这些学者的家宅成了研习佛学的学校。978-1026年,西藏僧人布拉格米(Bragmi译音)在尼泊尔和印度学习佛教,后成为西藏萨迦派的奠基人。再后,藏传佛教大师米拉日巴访问尼,受到欢迎。他深入尼北部部族地区,对当地居民影响很大。西藏佛教学者和印度著名佛教大学学者保持交流,尼泊尔成为一个中间站,尼泊尔金刚乘祭司发挥了桥梁作用。尼泊尔大师如马哈卡如纳(Mahakaruna)也去西藏传播了佛教。阿底峡去西藏前,来到尼泊尔受到国王的欢迎,并将王子收为弟子,传播了时轮乘(Kalachakra.yana),写成《菩提道灯论》(Charya Sangraha-Pradipa),揭露和批判了尼泊尔当时盛行的密宗种种弊端。

  1097年,尽管在印度比哈尔北部、米提拉和尼泊尔平原地区建立了印度教王国,也曾对尼泊尔实行过入侵,但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佛教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仍处于较好的发展时期。密宗金刚乘性力派、易行乘的佛教艺术蓬勃发展。尼泊尔佛教密宗融合了大乘佛教仪轨,形成巨大神魔体系,自称金刚乘和金刚法师。印度学者拉姆认为,这是印度中观经咒派(Madh.yamika Mantra.yana)在12世纪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产物,在尼泊尔这个特定的的地区延续至今。在尼泊尔,产生了密教学者不二金刚(Adva.yava.jra,978-1030),以其“空无论”(Sun,yata)著名。易行乘的神通成就派的大师们,用他们的地方语言的诗歌和吟唱,在一般大众之间宣扬自己的主张,反对婆罗门的正统地位和种姓制度。波罗王朝衰亡后,印度比哈尔、孟加拉和恒河流域印度教王朝掌握政权,婆罗门教复活了正统的宗教礼仪、重新确认了种姓制度和家族谱系。尼泊尔虽受波及,但在突厥入侵前60年中,由于寺庙得到尼瓦尔族商人的资助和西藏佛教徒的往来联系,佛教仍然可生存维系。尼瓦尔族的商务活动仍在把印度和西藏的佛教联系起来。国王马纳德瓦(Manadeva.1136-1140)引退后在法轮寺(Chakravihara)出家为僧,被称为空行圣母的尼泊尔比丘尼普世巴(Pushpa),访问西藏受到信徒们的膜拜。

  尼泊尔佛教徒继续为西藏抄写贝叶经。西藏经卷大部写于750-1250年,在随后1159-1400年间不断由尼泊尔寺庙重抄。由此形成许多尼泊尔的收藏经书的馆所。此时尼泊尔有众多的金刚乘密宗佛教寺院,均设有进行密教仪式的密室。造像、绘画和手工艺十分发达,可销往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两‘性交合寓意精神至高境界的神灵造像,是尼泊尔造像艺术的一大特色。尼泊尔人把唐卡称为”波巴”(Paubha),据称源于9—10世纪的尼泊尔艺术家。

  12世纪,尼泊尔西部卡萨(Khasa)部族在久姆拉(Jumla)以北的辛加(Sinja)建都成立国家与拉达克和古格对峙鼎立。据说卡萨人是由印度北部移居而来的刹帝利,他们自称为马拉族人。卡萨国王崇拜观世音--一种金刚乘和藏传佛教的混合体。加德满都谷地的塔克里王朝和后来的入主的马拉王朝(据说原为释迦园寂地拘尸那的古末罗人)对佛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尼印边境印度一侧,尽管发生了迅猛的婆罗门教复兴运动,对尼泊尔也有一些波及,但还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更不会触动深深扎根的佛教本身,威胁其存在。尼泊尔自给自足的佛教社会经济和社会情况是稳定的。

  1200-1255年印度北方形势动荡不定,封建统治者软弱无力,社会宗教派系矛盾斗争加剧。1192年德里被入侵的突厥穆斯林攻破,东印度岌岌可危。封建地王积累了大量财富,佛教寺院也成为大地主,僧侣过着养尊处优的的生活。具有大量财富的佛教寺院也就成了突厥入侵者东征劫掠的重大目标。那烂陀、超戒寺、乌德衍达普里(Udayantapuj)、贾格塔拉(Jagattala,今孟加拉国境内)等著名学府,被劫掠一空,学者纷纷逃亡。

  R.拉姆在《尼泊尔佛教史》一书中写道,印度东部佛教衰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突厥穆斯林的入侵,还在于当时印度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为宗教势力所左右,而佛教远非阿育王时代那样有生气。易行乘神通成就派大师们用韵诗和泽利亚行歌,宣扬佛教,过于简化其教义,降低了佛教的地位。当时盛行的是性力派密宗,该派崇拜女阴力量与男阳力量的结合,其哲理沦为鬼神论——一种炼丹术与诡秘法术仪式的混合物。这种腐败的仪轨把下层妇女变成了上层人土和高僧们宣泄肉欲的工具,败坏了大乘佛教和密宗的名声,导致信徒改宗,数量锐减。这也是佛教在印度衰败的一个原因。

  12—13世纪,米提拉及印度东部地区湿婆教派力量占据统治地位,推行种姓制度和印度教教规,迫使佛教徒改宗。但是加德满都谷地印度教复兴势力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佛教依然有很强的力量。突厥人入侵,迫使印度佛教徒从东部和西北部的克什米尔等地逃往尼泊尔和东南亚国家。尼泊尔成为一个缓;中地带。

  1000年时,造纸技术在尼泊尔成熟,传入印度。但是要贝叶上抄写佛经仍然是首选方式。寺庙有限,人满为患,早已充斥逃亡者,逃亡来印度佛教徒不得不住在尼瓦尔普通百姓家中。在尼泊尔封建社会,人民大众是奴隶,为地主阶级和兴起的商人阶层效命。为了与婆罗门教争生存, 佛教祭司古帕朱(Gubhaju)在诵经外,在降生到死亡的仪式上吸收了许多印度教的色彩,以保持其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在山区部落民中,作为文化代表佛教仍然表现出强大的有实力。逃亡的印度佛教徒在尼泊尔获得了—个适宜的生存环境。

  这些佛教徒不得不自谋生计。他们出卖带来的经书、手稿和文物。僧人、学者、工匠、艺术家重操旧业。有的还要到山区部落民众布道,久为社会遗忘的山区居民得到了精神食粮,佛教呈现了繁荣发展。

  1200-1216年,尼泊尔出现大饥荒,不少逃亡的印度佛教徒死去,他们的遗物为当地主人据有。留下的这一大批文化遗产,使尼泊尔成为佛教文献和梵文作品的存储所。用各种文字抄写佛经的职业兴起。佛教徒以拥有佛经为荣,成为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的象征。佛教徒还将佛经翻译成尼瓦尔文和藏文,以示虔诚。尼泊尔掀起了一股收藏佛经的热潮,成为北传佛教地区的佛学研究和佛教艺术的中心。这时尼泊尔佛教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继续发展。藏族圣僧达摩斯瓦米(Dhamasvami,1197-1264)曾在尼泊尔住过8年,后又访问印度两年,突厥人入侵印度和佛教圣地,在他回到西藏。在他撰写的游记中记述了尼泊尔佛教的情况。据称他的游记弥足珍贵,可与法显、玄奘所写著作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