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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与广东佛教

作者:王大伟

  真谛与广东佛教

  王大伟 四川

  真谛大师本名“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①他是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 《续高僧传》称他, “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②他所译的经典据汤用彤先生统计:

  自梁武之末至陈宣帝初年,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将共三百余卷。③

  真谛由南海经广东人建康,又几经挫折回到广东在此译经,最终在广东灭度。可以说,真谛大师与广东结下了深缘,我们今天感受真谛的精神和他的事迹,就不能离开他与广东佛教的这段因缘。

  真谛到中国后踌躇满志的想实现他弘法的大业,但却屡受打击,在极度无奈的情况下,真谛产生返乡的念头。也许是他与中国的因缘未了,在返乡途中他因海上风浪而不得不停靠在广东。真谛此时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因缘,所以他“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④他在漂泊了16年后于天嘉三年(562)十二月止于广州,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顾的供养,被安顿于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到此时他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来进行弘法大业。在真谛艰苦卓绝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的译经了。真谛所译之经,绝大多数就是在广东所译,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而他从印度带来的梵本也多留在了广州:

  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⑤

  足见,广东(尤其是广州)已经成为真谛译经的基地。这正是真谛与广东佛教缘分的最好证据。而且,正是由于真谛驻锡广东的原因,也使广东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译经中心和佛教中心。

  而此时真谛周围也形成了他译经的班子。在广州跟从真谛学习和译经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智敫、道尼等,还有曹毗等俗家弟子。他们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真谛以《摄大乘论》为中心,译出许多相关的经论,如《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摄大乘论释》等,此外,他还撰了《摄大乘论》的义疏八卷。而他也专长于“摄论”的讲学,他的弟子中,僧宗、慧恺等都承袭了他的学说,在当时传播“摄论”之学。真谛大师开创了“摄论”一派,而当时的广东俨然也成为摄论学说的中心地。正如《中国佛教百科丛书·宗派卷》中所说:

  摄论师有的直接出自真谛,有的间接受真谛之学,传授的主要是真谛所译《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出自真谛门下的摄论师,大多在陈、隋之际由广州向北流动,至建业,或入四川,或去长安。⑥

  可见,在中国曾经风靡一时的摄论学说就是从广东传播开的。

  我们今天阅读高僧传,当读到真谛大师的传记的时候,心情是会有一点压抑。因为,真谛这样一位僧中龙象,却在当时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使真谛自从来到中土后始终处于抑郁之中,甚至想要以自杀来了绝痛苦:

  至光太二年六月,谛厌世浮杂,情弊形骸,未若佩理资神早生胜壤。遂入南海北山将捐身命,时智恺正讲俱舍,闻告驰往,道俗奔赴相继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卫防遏,躬自稽颡致留三日,—方纡本情。⑦

  真谛虽然来到了广州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也可以专心的开始他的弘法事业,但他在经历了那些打击,尤其是埋藏在心底的壮志未酬的心理影响下,使这样一位高僧也不免悲观起来。而此时,给真谛帮助和慰藉只有他的弟子,上文中的智恺就是他最知心的弟子:

  智恺,俗姓曹氏,住杨都寺,初与法泰等前后异发,同往岭表奉祈真谛。恺素积道风,词力殷赡,乃对翻摄论,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更对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数八十三卷。谛云:“吾早值子,缀缉经论絓是前翻,不应缺少,今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⑧

  正是智恺在译经事业上的辅助和生活中的帮助使真谛才有了些许的安慰。所以真谛才会听智恺的祈请,回心转意,从新开始生活。这位大师的高足和良友也是在广州灭度并葬于此的。智恺:

  以八月二十日遘疾, 自省不救,索纸题诗曰:千秋本难满,三时理易倾。石火无恒焰, 电光非久明。遗文空满笥,徒然昧后生。泉路方幽噎,寒陇向凄清。一朝随露尽,唯有夜松声。因放笔,与诸名德握手语别。端坐俨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也,葬于广州西阴寺南岗。⑨

  智恺在去世前正在讲《俱舍论》,他去世后真谛非常悲痛: “及恺之云亡,谛抚膺哀恸。”⑩同时亲自接过他未完之讲业:“自余论文,真谛续讲。”[11]可见,真谛与智恺的感情是相当深厚的。在智恺去后不久,真谛也因屡受打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第二年正月在广州去世,终年71岁。

  真谛一生真可用“艰苦卓绝”来形容,他以极大的毅力走完了他曲折与传奇的世俗生命。在他坎坷的一生中,是广东给了他最安定的环境,也许这份因缘从他由南海人华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无论他从南到北,还是由北再到南,他的行程似乎都透视出他与岭南这片土地的因缘,这从他准备回乡却被“业风”吹回广东这一巧合中得到最好的体现。而真谛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业缘”,所以就安心的留下来译经。但,毕竟真谛壮志未酬,他在屡次的挫折中产生了厌世之心,可是最终还是放不下弘法的大业,所以继续留在广州传法直至灭度;真谛开创并传播了“摄论”学说,开启了中国唯识学的先河,为玄奘创立法相宗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这些工作主要都是真谛在广东做的。真谛在广东所译之经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他在漂泊时期所译多而精。正是真谛与广东的这一份因缘,才成就了他在我国译经史上的地位,正是因为有了广东的保护,才使真谛成为我国古代“四大译师”之一,译出众多精良并被现世传习的经典,也正是有了广东,才使“摄论”学说有一个传播的据点,为它向全国弘扬和培养了人才打下基础。真谛一生虽然并不如意,但他在我国佛教史上能做出这样的贡献,亦让人深为赞叹!

  注释:

  ①②《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见《高僧传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汤用彤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34页。

  ④⑤⑦同①,第110页。

  ⑥潘桂明,《中国佛教百科丛书·宗派卷》,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88页。

  ⑧⑨⑩[11]同①,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