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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干城 百世可法——读澫益大师《灵峰宗论》

作者:俞中元

  199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纪念年,1999年是明末高僧澫益大师诞生四百周年,当此新旧千年交替之际,我们缅怀大师高风亮节,重温大师遗教,对于继往开来,续佛慧命,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国的佛教,自宋以后,未能如魏晋到唐兴旺向上,而逐渐趋衰,可谓去圣已远,时丁末法。至明代以降,更是每况愈下。大师力挽狂澜于既倒,为荷担如来家业,作法门干城,是十分杰出的。坦言之,近年来佛教界值遇之困惑与挑战,实在是与明末以来之颓势有历史的联系。当前我们为保障佛教良好的发展提出十分正确的口号:“信仰为核心,道风是根本,人才是关键,教制是基础,组织是保证”,这些在大师的遗著中均可觅见相关之精辟见解,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笔者谨就拜读澫益大师《灵峰宗论》后之所感,刍议如下,聊以抒发对澫益大师的追怀之情。

  发心纯正是为根本

  佛教传至明代所呈种种之衰象,莲池大师之《竹窗随笔》,憨山大师之《梦游集》中均有反映,紫柏尊者早年任侠,出家后面对败坏法门之僧人,甚至愤然拟用肢体语言以教训之!

  澫益大师以为法门之所以衰败,是佛徒们“因地之心不真”,——按目前的话来说,是信佛的目的性不明确。由此产生之种种衰象,他在《卷二之四·示语幻》中痛陈详尽,该函云:

  法门之衰,已非一日。而致衰之故,由因地不真。今人发心参学,罔不以扶持法门为志,及察其所谓扶持者,不过曰开丛林,建梵刹,攒指五千一万,灾梨杀青无虚日。嗣子皆才华名世,美丰神。座下戒子,钵杖围绕数十匝,剃度徒众,环里市而处如错星。乃至紫绶金鱼,乘高车肥马,往来山林间,络绎不绝而已。故下手时,便从世谛中流布中着眼,便向门庭施设处安排,而佛祖真命脉,遂为此等人埋没殆尽!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谅哉!……凡佛祖圣贤出世,止循循诱众生,非卖自己风光。何须汲汲炫其所长,惟恐门庭或卑,名位之或下邪。才有一念门庭,分高下心,便是生死根本,以此撑持,则法门日陋,直到不可复救而后已。

  大师告诫人们要真正弘扬正法,不应汲汲于造寺院,敛钱财,图名声,搞宣传,滥收徒,烘热闹为事。否则自称是为佛法,其实却损害佛法,则与自欺欺人又有何差别?虽然该文指的是数百年前事,但如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回顾目下,由于“文革”浩劫中寺院大都被毁,“文革”结束后,各地纷纷重建寺院。这固然重要,但如无正法住持,寺院之外观庄严,亦仅成文物古董、游览场所而已。更有甚者,某些寺庙被人用以牟利,论为开佛店。如此种种招致社会误解或鄙夷佛教,罪莫大焉。“以此撑持,则法门日陋,直到不可复救而后已”,不可谓大师言之不早。

  心为因地,因地不真,果招纡曲。《宗论》中还可读到其他许多学佛者应注意而欠注意的问题。譬如不明教理,则种种积极作为,仍无功德或功德不能圆满。如某些佛教徒以为一句佛号能灭无数劫罪,于是现前再犯重罪亦能抵消。——这一说法,固然不错,在当前佛教界中颇为流行,但还需知道有一定条件。在《卷六之一·修净土忏并放生序》中,澫益大师先引用《占察经》中地藏菩萨之言:“能闻我名者,谓得决定信,利益行故。若杂乱垢心,称诵我名字,不名为闻。以不能生决定解故。”接着大师申发:

  盖杂乱则无定,不与奢摩他相应;垢则无慧,不与毗婆舍那相应,不与二观相应。则不知地藏法身、诸佛法身与自己身,无二无别。故不名为闻也。……今杂乱垢心,闻犹不闻;现行烦恼,炽热不息。以此脱苦,杯水投车。逮临终无验,翻疑佛法不灵,自误误他,堕谤法罪。

  如服药食忌,反致丧身,遂谓医王杀人,颠倒至此,极矣!

  又如一般佛徒喜放生,虽怀慈悲,但不知不觉中仍起种种分别,不能扩充德性,则功德小矣!于此大师言:

  独放生一事,捐所爱资财,以赎彼命,弊端略小。然或重视大形,于微细蛆虫边,生下劣想;或多视微物,于现前屠宰者,起悭吝心;或留意异类,偏于人中妄隔怨亲,爱憎不息。既昧平等慈心,无以为念佛礼忏之本。

  最后大师引智者大师语作总结:

  智者大师云:“虽入道场忏悔,恶心不转,恶业不坏,无益苦行,唐丧劬劳,碓臼上下,竟有何益。”虽举手低头,皆成佛道;戏着袈裟,犹为远因,岂六时勤苦,全无功用?但缘因力弱,不能敌现业流注耳!

  读此,提醒我们凡有作为,常应以此省察,才有功德,才能自利利他。

  澫益大师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宗论》中较多之忏悔发愿文,仅就其出家时“誓不为师作范,誓不受人礼拜,誓不出山,誓得清净轮相”(《卷五之二·与圣可》)至今读之,仍不觉檩然!

  学佛要在扫除习气

  近代印光大师指出学佛者要“生处变熟,熟处变生”。其含义,指出学佛之过程要在能克除习气,改变气质。于此,澫益大师早在《宗论》中屡屡言及。在《卷二之五·示苍云》中云:

  学道别无实法,变化气质,克除习气而已。气质变,品格不期超而自超;习气除,佛法不求透;而自透。

  在《卷五之一·寄不忘》中云:

  学人第一要务,在克除习气。诚以圆顿法净治夙习,猛风吹沙,实无艰险。倘习染不除,则谈玄说妙,有名无义。

  他指出,既为生死出家,不可作名僧,讲求热闹;又不可徒作学问僧;首先是学佛,而不是佛学。这于当今时代仍颇有警策意义:

  千经万论,皆磨砻习气之具;习气不除,学问何益?不能亲明师良友,受恶辣钳锤,徒觅几部好佛法,静静闲坐、烧香啜茗而披阅之,此措大学问,尚不可为世间圣贤,况佛祖哉!(《卷五之二·与智龙》)

  每见人冗中偷闲,吟诗习字,作种种清课,岂不能偷闲玩大乘,息心学定慧邪?(《卷二之五·示遥集》)

  在明代,更为突出的是,习禅之末流,私心自用,放任习气,不检点形骸,尚谬以为是真心起用,标榜为工夫,此即为狂禅。这一状况在《卷五之二·复导关》中有辨析,指出何为真功夫:

  无论世法佛法,动静,顺逆,语默,但发慧眼,熔习气,磨砺身心,增益我所不到者,即实工夫。只期本分相应,更无动静之别,倘不向本分会取,徒谢绝人事,枯守澫团,敢保驴年无相应分。况尘缘无尽邪。

  在《卷二之四·示语幻》中云

  何谓佛祖真命脉?破我相,荡法执,克除习气,涕唾利名;时自简点过失,决不一言一事欺心;师正法,不师像法;学古人,不学时人。  自己死尽偷心,然后能死人偷心。  自己透尽佛祖心奥,亦不轻以佛祖心奥强示于人。何故?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民可使由之,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如释尊之脱珍御敝,能为下劣忍于斯事,四十余年久默斯要,不务速说。

  克除习气,变化气质,澫益大师以一字简括之,即为“淡”字。

  世情淡一分,佛法自有一分得力;娑婆活计轻一分,生西方便有一分稳当。此事只问心,不必问知识也。知识,亦劝淡世情、轻活计,专修出要耳。天平一头低,一头必昂。在《卷二之二·示惟淡》中云:

  世法惟恐不浓,出世法惟恐不淡。人惟淡,故其交恒;道惟淡,故久而不厌。他还列述儒家、道家及四禅、菩萨、声闻皆因淡字得力,分证成就。并称:

  欲深入淡字法门,须将无始虚妄浓厚习气尽情放下。放到无可放处,淡性自得现前,三界津津有味境界如嚼蜡矣。

  读到此处,不由得想起近代高僧、重开南山律宗法门之弘一大师,他在临终时遗赠挚友夏丐尊的诗: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予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实这里已不仅显示弘一大师与夏老交往是“淡”,而且是他一生从绚烂趋向平淡,事事按本色而行、事事由心地流出之写照。弘一大师曾摘集《宗论》中格言警句,成《寒笳集》。亦仅自认为退居沙弥,不敢称比丘。澫益、弘一两高僧,如此先后辉映,心心相印,看来其间于“淡”之一字下工夫是一脉相承的。

  振兴佛教当重戒律

  释迦牟尼佛的临终遗教称:“以戒为师”。佛教的存在价值,是由戒律体现出来,所以戒律的实质意义可称为戒体。澫益大师认为,如果缺乏戒体之存在,则佛教亦无所谓佛教。在《卷二之一·示初平》中云:

  人知宗者佛心,教者佛语,不知戒者佛身也。卢舍那佛以戒为体,恶无不止故净,善无不行故满。倘身既不存,心将安寄?语将安宣?纵透千七百公案,通十二部了义,止成依草附木无主孤魂而已。

  比丘等严净戒律,才能名副其实成为天人师。故“戒体”之“体”,还可为高尚德行之载体讲,若无此载体,则高尚德行又何以存在。《卷五之一·复圆闻》中云:

  如来最后以扶律谈常为宗。苟废事谈理,理成乌有。智者、荆溪诸老,无不戒行冰霜,方堪垂范千古。  岂可以毒器令贮醍醐?不肖始虽染指宗门,亦既游心教苑,今不得不以持戒为第一急务。

  澫益大师之重视戒律,不仅是从理论上认识而来,而且与其修行实践有关。《卷六之一·退戒缘起并嘱语》云:

  乃作务云栖,坐禅双径,访友天台,念念趋向宗乘,教律咸在所缓。后因几番逼拶,每到工夫将得力时,必被障缘侵扰。因思佛灭度后,以戒为师,然竟不知受戒事,何为如法、何为不如法。

  由他的每用功总有孽缘生起,遂作检讨,以为是罪孽深重之故。他常采取两种修持方法以作对治:一则是着重忏悔,如《宗论》中卷一大都是其各种忏悔发愿文;另一则就是明律学,懂开遮,严持戒,保证以后不再造孽。他以为真正要向上,非以持戒为基础不可。

  他在《卷六之二·大佛顶经玄文后自序》称:

  深痛末世禅病,方一意研穷教眼,用补其偏,虽遍阅大藏,而会归

  处不出《梵网》《佛顶》二经。

  但是澫益大师在深人求戒、学戒时又发现,当时于受戒一事已难如法,并且佛门内对此衰象却普遍不予重视。即使他积极提倡,亦乏人响应。他由此亦明白法门何以如此衰败。屡屡慨叹“大厦将倾,决非一木所支”,又自譬是“地藏孤臣”(《卷五之二·复九华常住》)。他自己亦“自癸酉(1633年)中元(农历七月十五)拈阄,退作菩萨沙弥。盖以为今比丘则有余,为古沙弥则不足,宁舍有余、企不足也。”(《卷五之二·与了因及一切缁素》)自此他只以沙弥自居,不称比丘。

  他认为佛教之衰败在戒律之不讲,而要振兴佛教,即当重视戒律。如《卷一之一·棱严坛起咒及回向二偈》之第一首长偈云:“我念末劫苦,破戒为第一。我思救苦方,无越毗尼藏。毗尼若住世,正法永不灭。行成果斯克,教不属空言。”以下还有许多称颂戒律之句,因长不录。

  他在指示学人时亦先以读律为首务,《卷六之二·示阅藏四则》云:

  学问之道,贵下学而上达,所以如来施教,必有次第。今人空腹高心,但图圆顿之名,无力饮河,讵能吞海?必先阅律藏,稔知佛世芳规,深炼为僧要务。

  读罢澫益大师这些论述,不能不慨叹目下佛门中这些局面仍未改变,且有增剧趋势。我们重温澫益大师遗教,应当改变汉地持戒不严,僧律欠讲之局面。

  泯门户见教观并重

  中国佛教传至明代,各宗派门户之见深严,僧徒不知应荷担的是整个如来家业,只斤斤计较于自家门户之势力消长。所重视的不是讲究解行,发明心要,而是标榜门派,师徒授受有如俗家子孙。《宗论》中《儒释宗传窃议》即认为大道之传承,有“见闻”与“传闻”两种:“见闻”为亲承亲闻者;“传闻”如私淑类,继承道统,以前贤之嘉言芳规为学修准绳。澫益大师于此认为两者并无轩轾。

  由于当时门户之见深,互不相能,参禅者不究教理,以为禅宗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如学习教理,会有失于参究自心之本旨。澫益大师出家之初曾习禅宗,他是过来人,深知其弊,对此批评:

  倘有现无教,未有不堕增上慢者,……随文入证,方名不杂用心;倘不看一字,则此一字仍是碍心之物。岂虚空已碎,一字尚未碎?大地已沉,一字尚未沉?看则便被他杂,不成一片邪?幸细思之,当喷饭满案也。

  对于执著禅宗“不立文字”,他亦批驳云:

  文字性离,非离文字。未达斯旨,谩云不立,只此“不立”,便是文

  字。(《卷三之一·代答刘心城又上博山四问》)

  当时精进习禅者,只知枯坐,“必待枯坐,方名工夫成片”,他指出如此“纵得成片,动静依然两橛,况动既不能随处体会,静又安保成片哉?”(《卷二之一.示印海方丈》)

  反之,他对当时的教家学人亦有指示:

  讲听时不与心现相应,现心时亦决不与教理相应;若是,纵百春夏秋讲经,百冬现心,到底是两橛事。……唯居士一向不肯当下随文入现,妄谓一切人皆不能当下随文入现耳。当痛思力改,莫作矮子看戏文勾当也。(《卷五之二·复程用九》)

  他于禅教不偏不离,常对举两语:

  依文解义,反成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宗教不容两分,彰矣!

  (《卷二之五·示如母》《卷五之三·祖堂幽栖禅寺藏经阁记》)

  前句是针对只知究教而不知究宗而言,后句是针对只知究宗而不知究教而言。

  他指出只有弘化时才不妨专重一门,而从修持角度来讲,应泯门户之见,禅教律皆须通晓,如《卷二之二·示世闻》云:

  禅教律三,同条共贯,非但春兰秋菊也。禅者禅心,教者佛语,律者佛行。世安有心而无语无行,有语而无行无心者乎?

  在《卷二之五·示六正》中将禅教律三者间关系有更生动之譬喻,详尽之说明:

  戒者佛身,律者佛行,禅者佛心,教者佛语。有身行,无心语,木偶傀儡而已;有心,无身语,无主孤魂而已;有语,无身心,风呜谷响而已;又,有身心,无语,婴孩孺子而已;有身语,无心,鹦鹉百舌而已;有心语,无身行,癞人卖药而已。由是观之,三宗果可分乎?

  他屡屡言及学佛的通途是解行双进,如在《卷二之一·示真学》中云:“真学以解行双到为宗趣,非开解无以趋道,非力行无以证道”;《卷二之二·示念日》云:“显密圆通,皆以解行双进为要”。在《卷二之三·示日唯》中且譬喻解行之关系云:“世出世法,皆解行相须。解如弈棋眼,行如弈棋子,有子无眼,著著皆死棋,有眼无子,唤棋盘作眼可乎。”

  为了救弊扶衰,澫益大师从参禅出身而转向研习教理用以说法救时:

  予本宗门种草,因感法道陵夷,鉴近时禅病,思所以救疗之者,请决于佛,拈得依台宗注《梵网》阄。(同上)

  这一拈阄选择教门是在其32岁时,尽管“得台宗阄,于是究心台部”,但是他特地声明:“不肯为台家子孙。以近世台家与禅宗、贤首、慈恩,各执门庭,不能和合故也。”在此句之下他且用小字注明:“时人以耳为目,皆云道人独宏台宗。谬矣!谬矣!”他在《卷二之五·示巨方》中亦声明对当时的台宗弘传之不满,称:

  今之弘台宗者,既不能遍收禅、律、法相,又何以成绝待之妙;既独自以台宗为胜,又岂不成对待之粗。是故台既拒禅宗、法相于山外,禅亦拒台于单传直指之外矣。夫拒台者,固不止于不知台者也;柜禅与法相者,又岂止于不知禅与法相而已哉。言下之意,连台宗自身本旨亦迷昧了。他尚指出历史上台宗何以衰落:

  后世逐流忘源,渐成繁芜,而矫枉过正者,又复东置高阁。其实佛门如今不仅台宗,其他教家之衰落仍不外乎此。澫益大师之选择台宗,虽为拈阄而定,其实还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

  近代宗门,多发足问津;唯台、街,知津发足。修征途辙,不啻什伯相倍。只恐不是教下真种,真种岂被禅宗菲薄,亦岂畏菲薄者。(《卷五之二·复转依》)

  所谓“知津发足”,懂得路径,再起步不会走错。他论证修学通途:

  统论修证法门,浩浩尘沙,非止八万四千而已,然五门收之,罄无不尽。何者?欲游佛海,先资戒航,戒净则解行可遵,行圆则秘密斯证,证入则依果自严。故首律宗,明造修之始;次诸教,明开解之途;次禅观,明实践之行;继密宗,明感应之微;终净土,明自他同归之地也。(《卷六之四·法海观澜自序》)

  由于教观并重,解行双进,《宗论》中还有许多精辟的学习经教之谈。如指出读经教须放下情见:

  善学佛法者,不难通文,难达理;不难达理,难入理;又不难入理,难忘情。夫情苟未忘,所入理决不莹彻;理不莹彻,所达义决不无碍;义未无碍,所通文决非总持。是以性相分河、宗教别户,末法之蔽,非情为之累乎?(《卷二之五·示何德坤》)。

  又如指出学经教须参以自心:

  看教贵精不贵多。一部中精研妙义、彻骨彻髓,自然旁通众典,势如破竹。欲彻骨髓,必须看时即是观心,既曰观心,功同参悟。原非寻言逐句,有何相碍?教理资神,如膏助火,是在精了其义,不应粗了。未能精了,而曰知解缠绕,何异战败之士咎武艺太多邪!(《卷三之一·答印生四问》)

  这是过来人老婆心切之语,我等当奉持之,可受益无穷。无论学何教门,总应磨炼身心,改变气质,凡四众弟子学佛者均应遵循之。

  (作者:《浙江佛教》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