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达摩祖师的传说举正

作者:圆正

  菩提达摩,《洛阳伽蓝记》最早有所记载。唐代道宣所编撰《续高僧传》,亦有关于达摩的传记。按史料记载,达摩从西域到达中土,先到南方,后又北上弘传禅法,后世中土禅宗将其奉为初祖。历史各类典籍亦记载了达摩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的种种传说。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其禅法的特色以及在中国禅宗的历史地位,阐明达摩对后世禅宗的影响。

  1.达摩来华时间和在华活动范围考察

  关于达摩来华时间,比较重要的有两种说法,一是刘宋(420年一479年)入华说,一是梁武帝萧衍年代(502年一549)入华说。刘宋入华说主要来源于《洛阳伽蓝记》和《续高僧传》。《续高僧传》引文如下: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陪,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

  梁代入华说,出自于晚唐智炬的《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及后来的各类禅宗史书,如《景德传灯录》、《佛祖统纪:》、《五灯会元》、《传法正宗记》等。

  达摩入华确切时间已难以考证,就史料记载推断,其在华活动时间跨度最长为“421—537年,即116年”,最短为“487—534年,即56年”。就其经历而言,达摩由印度航海东来登陆广州,后北上达魏境,后以洛阳为活动中心,大抵是确定无疑的。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描述达摩在中国登陆地点为“宋境南越”,指广州中都督府所管辖的广州南海县(由番禺县分置)之地。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华林禅寺被誉为达摩的“西宋初地”。在华林禅寺《西来禅源》一文中就阐述了达摩来华之前的广州与南印度佛门的关系:进入南北朝,有南天竺商人来广州绣衣坊定居,以竺为姓,在今华林禅寺附近聚居。其第三代竺显罗迎来达摩兄弟等人,并充当他们的翻译。基于广州竺氏的感情纽带,达摩乃遵照其师般若多罗尊者咐嘱,乘竺密多的商船东渡中国,飘泊三年才到达广州绣衣坊,在竺显罗住所东侧,结草为庵禅坐传教。因此,广州绣衣坊码头又名“西来古岸”,今下九路有一石碑,上刻“西来古岸”四字,便是为纪念达摩传教最初登陆而立。之后,当地官民共同筹资建成西来庵,延请达摩祖师为首任庵主。

  从达摩于竺宅东侧结庵传教算起,到达奚于西来庵圆寂,达摩在广州逗留时间前后共计不超过六年,但对广州佛教影响巨大。广州刺史萧励在中大通元年(529)记云:“承达摩祖师,奚王优婆塞坐镇之西来庵福荫庇护,普通年间,外舶靠泊西庙,常年两、三艘,转元前,已达拾艘。禅商两旺,众口皆碑”。

  广州人以佛教第二十八祖、禅宗初祖为荣。元人黄观光在寺记中明写道:“达摩西来,始阐其教,深虑夫繁言失真,直指人(心)以见性成佛。华人以为初祖”。直到清代,萧昂刺史题写的庵名始终没变。清朝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重建时,“西来庵”改为“华林寺”,从西来庵第三任庵主时期至清顺治帝改庵名为华林禅寺之后,历代于庵内特辟一堂供达摩法像不变。

  达摩在广州传法后辗转中原,活动区域以洛阳为中心。据定山寺住持智光法师考证,达摩祖师到南京后,干岁宝掌和尚来南京拜访达摩,因仰慕达摩之名前来求法。

  2.达摩禅法对中国禅宗的影响

  达摩被东土禅宗尊为初祖,一方面其引入禅宗法脉,建立二入四行,主张理行并重,为南宗顿悟禅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其“祖师西来意”的禅法传承,在最大程度保留印度禅本色的前提下,开创了中土独具特色的大乘禅法,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禅宗史上不可替代的“先驱”地位。

  (1)引入禅宗法脉建立二入四行

  关于达磨的禅法,据敦煌出土资料考证,《二入四行论》为达磨亲说。又据《楞伽师资记》“达磨传”中载,达磨祖师的弟子昙林,曾将达磨祖师的言行集成一卷,名《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另有《释楞伽要义》一卷,二书皆名《达磨论》,颇流行于当时。

  净觉的《楞伽师资记》记载了达摩禅法的主要内容:

  “如是安心,如是发行,如是顺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无错谬。如是安心者,壁观;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物者,防护讥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着……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达摩禅法从“安心、发行、顺物、方便”四方面次第展开,其主张大乘禅法之安心,既体现在壁观理体结合,同时也需要落实到度化众生的实际作为中去(发行)。在实际修行中随顺众生(顺物)又不拘泥于当下(方便)。

  进一步而言,“二入四行”,按籍所载,即是:

  “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能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人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

  一方面,“理入”是与最高真理的相应,按照达磨禅法,众生自性的显现就是最高真理的法性,这也成为后续中国禅宗提倡自性清净、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重要基础。“行入”则是强调以大乘佛法清净本性宋指导修学实践,在实际修行中体证真理,从而使得“理入”禅法在“信、解、行、证”的过程中得以更进一步贯彻。另一方面,理入和行入是相辅相成的、相互统一的整体,如同杨曾文先生所认为,达摩禅法是“理入是纲,行入是目,纲举目张,二者相辅相成。”

  达摩禅法以“二入”为纲,将禅法修行统一到整体的大乘菩萨行中,成为禅宗修学的基本路径,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得大乘佛道得以实现。可见,达摩西来所传大乘禅法,既传承了释迦牟尼佛法的本源,又适应了中国佛法的实际需求(尤其隋唐以后的佛教多集中于解行并重、自利利他的大乘化道路),为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是达摩“大乘壁观,功业最高”之体现。

  (2)推衍大乘禅法,开创祖师禅

  达摩所开创的祖师禅的精髓一方面是强调当下顿悟、以心印心,另一方面强调人人皆具佛性,而自性的觉悟,需要个人亲证,不能以言示之。固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是达摩以来的祖师禅核心所在。

  达摩传法所在的南北朝时期,是汉传佛教逐渐形成的阶段。从佛法进入汉地到这一时期,大小乘各派系、法门都在与中土文化不断磨合与碰撞。理论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法种类显得多元,修行人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禅法多受传统玄学的影响,易耽于修身养性的片面理解,偏于技巧禅定的误区。故道宣曾批评南朝禅法“可谓徒有扬举之名,终亏直心之实”,北朝禅法“虑之所及,智之所图,无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识,浪执境缘,心静波惊,多生定障”。可以说,早期禅法,只能作为佛教修学体系的一方面。

  而达摩来到了中国之后,其教法(禅法的理论)与修行(禅法的实践)的阐释,不仅是很好传承了印度释迦牟尼修行的精髓,意即后人称叹的“祖师西来意”,在禅法技巧上,成为了巧妙融合人生和宇宙真理法则的纽带。祖师西来,后称为禅门参悟众多公案中引用最多、发挥最广泛的话题,可见达摩祖师所传心要是佛陀心印,其不仅注重般若空性,更从最了义的不二法门入手,最终导归于证悟诸法实相。

  《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第十四则云:

  “禅家流,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谓之教外别传,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在历代祖师禅看来,佛法之真髓,禅之密意,不是任何经籍文字所能言说和契合的,只能是直接地用“以心传心”的体验来传达。对语言文字的最终超越才能够表现出真正的禅法和更高的真理境界。后续发展的祖师禅形式久更为多样和生动,斗机锋、打手势、参话头、当头棒喝等表面看似奇特捉摸不定的动作,其实内在是坚持了“以心传心”的不可言说的禅修机理的。

  李纲《梁溪集》卷一三五中所说:

  “佛教既入中国,学者滞于名相,不见宗旨,多失大乘,堕于声闻独觉境界。于是达摩西来,教外别传正法眼藏。不假修证,直指心源,见性成佛。”

  李纲从“弥补了佛教在中国的弊端,从而拯救了佛教”这一较高的层次,基于在家修佛人的角度,也充分肯定了达摩来华弘教的意义。

  可见,达摩之所以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与其禅法一改转当时整体禅风乃至整个汉传佛教佛法命运有着必然联系。圭峰宗密认为,禅者佛之心,教者佛之口,心口一致,禅教不二。“禅教和会”一词成为后世历代祖师指引佛门弟子对禅教正本清源的最好佐证,禅教和会之源头,意即达摩的西来大意、佛陀的正法眼藏。

  所以,也有教内外学者认为,达摩禅法中存在着明显的如来藏性,即力求证悟如来藏和空性见地,故达摩以《楞伽》来印心。如同《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中所说,一切众生都有清净真心,只是现实生活中,真心为烦恼所蔽,不能显了。达摩的禅法则教人彻底摈除烦恼,回归真心,从而提出见性成佛的祖师禅。就此意义而言,达摩禅法为中国禅宗的开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分析,旨在阐明达摩在佛门中的地位及其对中国禅法的巨大影响。中国禅宗由初祖达摩经五世单传而至六祖慧能,创立顿悟法门,禅宗大盛,一跃而成为汉地佛门的主流宗派,影响了上千年的中国文化。

  (3)对后续禅宗发展的影响

  关于印度禅法的传承世系,在敦煌发现的《历代法宝记》中记载释迦牟尼佛、迦叶尊者、弗若蜜多尊者、僧伽罗叉尊者等,共计二十八祖:对中国之禅法传承世系则记为:达摩祖师、慧可大师、僧璨大师、道信大师、弘忍大师、慧能大师,这样在中国形成了禅门特有的“以心传心”的传法系统。

  达摩的一生,典籍所载或有出入,其中以《景德传灯录·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传》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藏经记载达摩除付《楞伽经》四卷给二祖外,曾留下六篇法论:《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二入四行观)》、《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集为《少室六门》。此是达摩心法以文字形式所做的呈现,此中以《二入四行观》阐释的大乘修行法门最具代表性,而又有《破相》等诸论言及具体的六度行门等,与安心法门互为表里、理行并重。

  从达摩门人及传承来看,其弟子有道育、慧可。《景德传灯录》卷三等记达摩临终时自许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总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传说。《续高僧传》卷一六《菩提达摩传》中亦记载:

  “菩提达摩有道育、慧可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谘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

  道育,一作慧育,和慧可一同亲事达摩四、五年,是达摩最初及门弟子之一,从达摩学习禅法。

  僧副,俗姓王,是达摩剃度的弟子。南齐建武年间住钟山(今南京)定林下寺。忻慕岷岭峨眉的胜景,趁萧渊藻出镇蜀部(今四川)时随从入蜀,因而使禅法流行四川。后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524)寂于金陵开善寺,年六十一岁。

  昙林自称是达摩的弟子,曾记录过达摩的“二入四行说”。《慧可传》中称他为昙林法师。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被砍掉一臂,人称“无臂林”。昙林早年虽曾亲近达摩,以禅法与义学并重,故后世没有提及。但昙林在传承达摩禅法上所记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亦是在中国禅学史上不小的成就。

  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在其所著的《中国禅宗思想史》中,亦讨论了关于菩提达摩的种种记载,并总结其特点:

  “达磨之特色禅门之宗风,从西天渡来沙门多以传翻梵经为业。达磨之东来不译出一偈,此彼与他之一异;毫不尽力讲授,只管以心要为教,此其二;不大小双演,纯弘大乘,此其三;斥有为已功德,独唱真乘,此其四;简明直截,蓦诲安心,此其五。达磨以后此等特色由其门徒益益加以发挥;遂至形成所称禅门特殊之宗风。欲知达摩之宗风,先要注意此等五种之特色。”

  达摩付法东土,中国历史流传的“一苇渡江”、“九年面壁”、“只履西归”等神迹使得其在华的经历显得神圣而又神秘,终究难以考证,这或许就是道宣大师在《续高僧传》中描述达摩祖师最后“游化为务不测于终”的原因,但可以确信的是,神话传说丝毫不影响达摩在中国禅宗开创史上的无可替代的地位,梁帝尊称达摩为“圣胄大师”,唐代宗赐“圆觉大师”之谥号,正因其彻底转变魏晋南北朝所流行的各类有所偏颇的禅法、禅风,以及并不了义的见地,以不二行门,涤除六朝义理研习之玄览,为汉传佛教引领通途。

  可见,达摩的一生凝聚着禅的特质、禅的精神,其本身就是全体佛法的象征,不仅仅是一位开宗祖师,更是打破故旧、扭转格局的巨擘,是开启人心、引领时代的先驱。故中国禅宗之开启,自少室山的一枝独秀开示,己然奠定了未来一花开五叶,禅门遍天下的格局和汉传大乘佛教以“禅”为要的独特品格。

  摘自:《汕头佛教》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