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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佛教与禅宗

作者:马海燕

  明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明代后期,随着心学的盛行,佛教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社会空间,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居士佛教运动。在这热闹兴旺的表象下,佛教依然隐藏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道霈禅师禅学的形成是与明末佛教发展相联系的,这其间有时代的因子,也有地域、团体(宗派)、个人经历等多方而的影响。

  从明朝历代皇帝特别是明太祖、明成祖与佛教的因缘来看,他们对佛教与社稷之关系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明代政府对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政策管理、积极利用。其基本模式是:一、由政府设置系统完备的僧官体系、严格度僧制度,加强对各种佛教事务的控制,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进行危害社会安定的活动,稳定统治;二、实行了类别界划,把僧人强行划分为禅(禅宗)、讲(研习佛教义理的各宗派)、教(念真言行法事的僧人)三类,对各类僧人着衣颜色、宗教职能都作了具体规定;三、针对明初僧人纲纪紊乱的情况,试图以儒家政治伦理来规范僧人行为,进一步推进了佛教的世俗化。

  明代佛教政策的基本模式是在明初设定的,这些政策影响深远,清朝政府的佛教政策也大致沿袭明朝模式。不仅如此,这些政策对于明以后世俗社会对佛教的认识与态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佛教僧人类别的划分就无疑强化了寺僧类别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教寺、教僧的特别归类更是突出了这种倾向,导致教寺、教僧缺乏基本的佛学氛围、佛教修为,这类寺院的僧人忙于经忏佛事,论人名闻利养之尘网,佛教僧人人天师范的神圣感、崇高感减弱,佛教僧人在民众中的形象大受影响,地位也随之下滑。

  针对佛教界出现的各种糜烂风气,明代后期的佛教界积极开展了各种革新运动,涌现了众多高僧。他们积极拓展佛教新的发展空间,转向士大夫和民间社会,因此在明朝后期兴起了所谓“居士佛教”运动的高潮。所谓居士,在中国佛教中主要指在家学佛者。居士佛教的兴盛,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阳明心学在士大夫社会的风行,心学与佛学较为近似,玄风相荡。王阳明的心学虽然被批评为学术不纯,而且没有得到明代政府官方的推崇,但研究表明,王学在明代还是大受一些士人官僚的欢迎,以至于隆庆元年(1567)就有官员加以将王阳明等从祀学宫。另外,嘉靖以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市民生活风气趋向多元化,官方的控制力减弱,以往以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思想圈套已经大大失效。这种发展趋势下,大批的士人重新开创了多元化、自由化的讲学风气,王学思想便很快风靡起来。王学对朱子学的重大修正最集中地体现他对“心”的界定。他认为朱熹将“人心”与“道心”即心与理一分为二是不对的,圣人之学就是心学,心即性,性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他的这种思路与禅宗十分相似。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所提倡的致良知的方法与禅宗“明心见性”很相似:他致良知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明心反本”,认为人的本性本自具足,本来无昧,由于欲的遮蔽才不得清明,只要弃欲除蔽,就可以发现本来而目。心学的盛行也引发了禅学的热潮。

  二是明末四大高僧等高倡三教同源,使得一大批儒家学人、道教学者也汇入学佛行列。所谓明代四大高僧指的是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澫益智旭等。四大高僧都不是纯正的宗门人物,他们的佛学思想较为复杂,都有着多元化的特点,如云栖祩宏(1535—1615),浙江杭州人,别号莲池。他后被尊为莲宗第八祖,其学说以净土法门为主。当然,莲池大师也是华严圭峰宗密下第二十二世传入,而且重视戒律的弘扬,注重建立律制规范,著有《沙弥要略》等。山四大师都倡导三教伺源,对于儒家易学、道家老庄之学都有过精湛的研究,如澫益大师著有《周易禅解》,憨山德清有《观老庄影响论》、《老子注》等。他们作为佛教界的尊宿,德高望重,为时人特别是后学所模仿,他们对三教特别是佛教之外典籍学说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明代禅宗临济、曹洞、法眼、云门、沩仰五大宗中,除去曹洞宗、临济宗依然子孙繁衍,其余诸宗早巳名存实亡。道霈说:

  梁普通间,菩提达摩,自南天竺国来,倡为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咸佛。其付法偈曰:我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咸。嗣是六代传衣,五宗竞出,由唐历宋,其化大焉。五宗者,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与宋运俱终,其传至今日者,唯临济、曹洞二宗。

  在明末临济宗中,最活跃的当属笑岩德宝弟子幻有正传一系。正传弟子密云圆悟、天隐圆修、雪峤圆信都传法于江南一带,声誉日隆,其中,密云圆悟最为著名。

  密云圆悟(1566—1642),号密云,一生历主名刹,在江苏、浙江、福建很有影响,剃度弟子二百余人,嗣法弟子十二人,著名的有汉月法藏、破山海明、费隐通容(其弟子有著名的隐元隆琦)、木陈道态。圆悟接纳弟子门户较为宽松,有些甚至是别有用意,如汉月法藏(1573—1635),圆悟之所以付法于他乃是因为法藏此前就与很多士大夫、社会名流交往密切,很有影响力,其实法藏在禅学方而的见地与圆悟根本不同,这也导致日后法藏与圆悟爆发师徒间的辩难。清初雍正皇帝自称圆明居士,亲辑《御选语录》,自撰《御制拣魔辨异录》,直接出面干涉禅宗内部的争论,维护密云圆悟立场,对法藏之说大加讨伐,并下旨削去法藏一系支派。

  明末清初的禅学,除受清帝扶持之部分临济法系,因其传入地位显赫、著述流通较广,备受关注外,曹洞一系的发展也不可忽视。从总体上说,明末清初的曹洞禅并不逊色于临济。郭朋先生说:“如果我们把上述临济、曹洞二宗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资料略加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视野、意境,后者都要稍胜于前者(尤其是德宝、圆悟);虽然前者在当时的声势似乎要稍大于后者。”

  当时与江浙临济禅并行于世的,有曹洞二系四大支:一是云门系湛然圆澄(1561—1626),其下有瑞白明雪(1583—1641)、石雨明方(1593—1648)、三宜明盂(1699—1665)。明雪禅师传破暗净灯,于江苏焦山定慧寺传法,弟子众多,开曹洞宗定慧系。二是寿昌系无明慧经。慧经下传博山元来、鼓山元贤、东苑元镜等,分别开创博山系、鼓山系、东苑系等支系,甚为活跃,传承鼎盛。关于元以后曹洞传承,《禅宗宗派源流》总结说:“元、明、清以来曹洞宗的衍延传承颇为昌盛,而且宗风大进,名僧辈出,建树突出。雪庭福裕一系传至小山宗书后,下分出常润;常忠两支,常忠传无明慧经,繁衍出寿昌系,下又分出博山系、鼓山系、东苑系。常润一支传至诸缘、方念,又形成·江西云居山系及赣中的支系。而且,福裕的法嗣义云、邵元还把曹洞宗继续传向日本;博山系下的尚己一支,则通过了观,传往越南,这在中国禅宗、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外佛教交流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曹洞寿昌系由无明慧经开创。无明慧经(1548—1618),字无明,崇仁(今属江西省)裴氏子。偶读《金刚经》而决志出家,后于廪山礼常忠禅师,执侍三载,又结庐峨峰三年得悟,于常忠禅师前得其印可,为曹洞宗第三十一世。无明慧经是中兴曹洞宗的关键人物,元贤叙述慧经一脉传承曰:

  我曹洞一宗,盛于唐,衰于宋,至元似复盛而实衰,其故盖难言之也。  自元初,雪庭裕公奉诏住少林,天下学者,翕然宗之。历传至万历改元,小山书迁化,诏幻休润补其席,四方之腰包而至者,如鸟投林、如鱼赴壑,而润公乃讲习评唱为事,大失众望。时有蕴空忠和尚,先事小山老人有午,受其密印,归隐盱江之廪山,天下不得而物色之。寿昌先师,从其萝落,后蒙记莉,始为弘扬。

  博山系由无异元来所开创。元来(1575—1630),号无异,舒城(今属安徽)人,少习儒业,十六岁于金陵瓦楞寺听《法华经}而皈依佛门。后在五台山出家,修学天台止观,五年后参慧经禅师,后大悟,得其印可,为曹洞宗第三十二世。元来与元贤关系密切,二人在法门为昆仲,在戒学为师徒。

  东苑系的开创者是晦台元镜。元镜(1577—1630),字晦台,号镜如,建阳人,参慧经禅师得悟,为曹洞宗第三十二世,主要弘法于福建建州东苑,法席繁盛,被誉为“武夷第一代禅祖”。元镜弟子主要有觉浪道盛等。觉浪道盛(1592—1659),字觉浪,号杖人,福建浦城人。少习举业,早有文名。十九岁至鼓山投瑞岩和尚出家,初参博山元来,后受元镜法衣,为曹洞宗第三十三世。道盛影响遍及闽、赣、楚、吴越及江淮等地区,门下徒嗣甚多,据说有27人之盛。

  当然,在看到明末佛门高僧群星璀璨、居士佛教盛况空前的同时,我们还是应该正视佛教界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万历间麦浪怀明禅师说:“殆尽末法,佛道下衰,自我成祖之后,典籍残缺而无征,僧行徒有其名,而不知奚事,茫茫八表,求一律寺且不可得,何曾有禅教净土之丛林耶?”此是说佛教诸宗丛林的败落。澫益大师说:“佛法之衰也,名利熏心,簧鼓为事,求一真操实履者,殆不可得,有能持戒精进,读诵大乘,不驰世务,纵道眼未开,亦三世诸佛所叹许也,况了必藉缘,非持戒诵读,何处得有道眼?今讲家多忽律行,禅门并废教典,门庭愈高,邪见益甚。”这主要是说佛门戒律松弛之弊。元贤也说:“今日学人,十个有五双俱要参禅,而卒流于不肖之归者,何哉?以不求妙悟也。不得妙悟者何哉?以不知所避忌也。”这是说狂傲放荡的狂禅之风。

  如上所述,明朝后期,佛教包括禅宗都较为活跃,但在这种活跃的表面之下也隐藏着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佛教的方方面面,它们就如同隐伏的病毒,时不时地发作、蔓延。明末佛教界的这种状况是每一位有良知的、有责任心的佛教僧人、禅师都会认真面对,并努力去思考、探索解决之道的。虽然各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大致相似,但因为生活的地域、接触的师友人物以及个人遭遇的不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也千差万别。

  第三节  鼓山涌泉寺及鼓山禅

  福州鼓山涌泉寺是明末曹洞宗寿昌系的重要道场,这里流传的禅法,史称“鼓山禅”(或“救儒禅”)。鼓山系同曹洞另一法脉(博山系等)共同开创了当时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曹洞禅的兴盛局面,使之与江浙密云圆悟一系的临济禅形成了对峙的形势。鼓山涌泉寺在明末的兴盛不是偶然的,这与鼓山在福建佛教中的地位密切相关:“昔鼓山之盛也,僧众万指,施者唯恐其后。”“闽中诸刹,首必推雪峰,而鼓山实次之,岂以岩峦之秀丽,登眺之奇伟哉。良以列祖之主斯席者,率皆慧光浑圆,足以辉映人天,而光大我觉皇之教也。”涌泉寺至今仍是福州五大丛林之一,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与台湾佛教法缘甚深。

  鼓山位于福建福州东郊,屹立于闽江北岸,风景奇丽,地势险要,不仅是赏玩风景之地,也是兵家严守之区,晋代著名学者、文学家郭璞在其《迁城记》中对鼓山就有“右旗(山)左鼓(山),全闽二绝”之赞誉。鼓山涌泉禅寺建于鼓山海拔455米的山腰处,相传因寺前有罗汉泉涌出地面而得名。有关涌泉寺早期情况,据史料记载:“鼓山涌泉寺在山之半,其先为潭,毒龙居之,每作风雨,伤人禾稼。唐建中四年(783),郡从事裴胄请灵峤禅师人山,栖西园,诵《华严经》,龙出听法,遂去不为害,因奏建华严寺。会昌中,汰僧徒,鞠为榛莽,垂七十年。梁开平二年(908),闽王审知填其潭为寺,请雪峰僧神晏法师居之。”涌泉寺为唐代灵峤禅师所创建,寺毁后由闽王王审知再建,并迎请雪峰义存弟子神晏禅师主之。灵峤禅师生平事迹不详,只知其曾从学于马祖道一。虚云《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云:“唐开山灵峤禅师。师生中唐时,姓里不传。考载诸籍,曾证心于马祖。”

  鼓山涌泉寺最令后人崇敬和向往的莫过于第一代祖师神晏禅师:“昔当五代之际,象骨峰头,玄波海涌,其间首出一枝,号圣箭子者,则兴圣国师是也。国师应闽王之请,居鼓山涌泉寺,唱三球下事,拥毳徒一千五百人,禅风大播域中,厥后联灯续焰者,七十余代,可谓罕匹其林者也。”神晏(?---939),嗣法雪峰义存,“鼓山国师和尚,名神晏,大梁人,姓李氏,卫州白鹿山受业,得法于雪峰存和尚,寿七十七,腊五十八,石头第六世,五代晋天福中示寂。”据说神晏幼不茹荤,乐闻钟梵,年十二时有白气数道腾于所居屋,神晏题诗壁间,气随灭,遂依白鹿山规禅师披削,久之乃参雪峰。五代梁开平二年(908),闽王审知填龙潭旧址为寺,设香花百戏而请神晏为住持,雪峰送至法堂曰:“一只圣箭直射九重城里去也。”神晏得封“兴圣国师”,有灵源喝水故事。神晏有《兴圣国师玄要集》,元贤时曾收集、校订并刻板流通。元贤评价神晏之禅“语言不尚奇险,不事文饰,但于寻常口头显石火电光之用,瞬目千里,难为凑泊,凡出一言半句,则千人万人摇撼他不得,拟议他不得,此非肘后悬符、顶门具眼者,其能然乎?当知象骨家传,本自如是,师能深得其旨,故当日有圣箭子之称也。”

  与鼓山和雪峰义存有关的还有神异的扣冰古佛,古佛人灭于鼓山。在道霈语录中时常提及以上这些鼓山祖师。

  宋元以前,鼓山就已经列名禅宗大法窟之中。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涌泉寺赐额为“鼓山白云峰涌泉禅院”。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祖珍禅师住持鼓山,开始大规模扩建禅院。祖珍禅师,号别峰,兴化林氏子,为鼓山第27代住持。宁宗嘉定二年(1209),行谦禅师再行扩建,其时寺僧众多,达千余人。元代时,鼓山兴盛依然,鼓山第六十一代住持海翁禅师(讳如山),“当山十余载,山中颓废,悉皆修举,元统甲戌,诸道广立教府以统僧众,乃请如山居当山以兼之。未几,遂专其席。经营勤苦,十有八年,寺宇一新,诏赐紫衣,兼‘正宗颖悟’之号。”如山弟子不传和尚(法名崇祖),至正十三年(1353)继师住持鼓山,其时广交权贵,鼓山声势颇为兴隆:“闻誉远著,卿相礼重,由是声彻禁中,朝廷特赐玺书,褒美护持,更赐紫衣,并号曰‘慧正普照’。故寺门有曲皆得理而直之,白云廨院为寇所焚,崇祖重建之,规模视昔有加,一时盛称之。”

  明代鼓山第七十三代住持独芳禅师(讳宗繁),精于文学,以诗名称盛。第七十五代住持了心禅师(讳善缘),永乐五年(1407)曾应诏人京说法,得赐号“成就(幢)”。了心禅师住持鼓山时期(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寺毁于火,善缘重兴殿宇及诸寮舍。”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十三日,鼓山涌泉寺再次遭遇火灾。

  由于鼓山涌泉寺历经数次焚毁,曾经兴盛一时的古刹,化为灰烬,已不复曾经的盛况。当地的居士、护法复兴鼓山道场心切。在元贤来鼓山涌泉寺之前,鼓山已经数换其主。天启七年(1627)冬,鼓山众护法居士迎请博山无异和尚为鼓山涌泉寺住持。元来禅师受请住持涌泉寺之后,开始在鼓山创规约、立职事,大振宗风,鼓山复兴在望。然而,无异大师住持鼓山的时间并不久,大约仅有3个月左右。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春,无异就因博山寺务繁重,辞去鼓山住持之位,重返博山。当时鼓山众人,甚感悲伤与失望:“至远延博山父子主其席,彼望重一时,僧众乐归,诸檀乐护,则兹寺之复,宜同插草而竟,以博山任重辞去,此岂非时之未至,虽巨力任之,而弗就者乎?”继博山元来之后担任涌泉寺住持的是其嗣法弟子雪关禅师。雪关禅师(1584—1637),法名道阍或智阍,江西上饶傅氏子,参元来禅师,得其印可,为曹洞第三十三世。雪关禅师于崇祯五年(1632)由曹学佺等地方士绅推请住持鼓山,但其住持鼓山时间也甚短,不久亦返回博山。

  崇祯六年(1633),元贤禅师在宝善庵遇福州鼓山的护法居士林之蕃等,并应其邀请于次年(1634)春出主鼓山涌泉寺。道霈禅师于此年随同元贤上鼓山,此后就同其师一样,以鼓山涌泉寺为主要道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鼓山法系。虚云在《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中说:“永主(元贤)入主始得四方檀那之助,大加修复,继博山之宏谟。为祖(道霈)绳武,前光殿宇,宗风赖以丕振,兴圣(神晏)之业赖以重焕。”足见元贤、道霈对鼓山的贡献不菲。

  鼓山系的开创者是永觉元贤。元贤(1578一1657),初名懋德,字阗修,后讳元贤,字永觉,自号“荷山野衲”,后又号“石鼓老人”,福建建阳人。元贤在鼓山倡导“鼓山禅”。鼓山(禅)系特别将无明慧经、莲池大师、闻谷广印三大师奉为该系与鼓山开山之祖——神晏国师并列的“祖师”,这既表明鼓山禅学(包括戒学)的渊源,也与元贤及其后人对三大师的崇敬是分不开的。

  无明慧经是元贤的授法恩师,其禅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禅风朴实,这首先表现在坚持禅修与劳作的结合。在明代中前期,僧人游走京师依附权贵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针对这种不良现象,慧经提倡百丈古风,他反对把“禅房”变为“应院”(就是专作法事),主张保持禅林修持的纯洁性,要求众僧自己劳作,以求经济的自主和精神的独立。闻谷大师在《赞》中就说他“五十年中无少歇,锄头下有活生涯。”傅国珍说:“卓哉吾师,洞水逆流,孤风峻节,不忮不求,馒头一柄,七旬弗休。”元贤说:“一任人间喜者喜,忌者忌。建二十余刹,使鬼驱风;历五十余年,填坑挖地。”慧经对于劳作,总是身体力行,“惟随众作务,众未及田,师已荷馒头先至。”在禅法上,慧经反对逞词锋,重在操履,主张看话禅,在指导元贤的时候就要他参“干屎橛”话头。

  元贤的禅法,得自寿昌(无明慧经),但有其发展,“鼓山禅”在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广受推崇与重视,并不是偶然的。从理论上说,“鼓山禅”的特色,正在其稳健、笃实的“真精神”。与慧经一样,元贤“鼓山禅”僧力行耕作,注重僧人操履,“为僧直要骨如钢”,反对依附官吏,有百丈遗风。在禅修方面要求真心实参,反对故弄玄虚的参禅方式,提倡宗、教与儒、释、道的圆融与会通。另外,“鼓山禅”又被称为“救儒禅”,往往针砭时弊,努力予以矫正。元贤座下弟子众多,但嗣法弟子唯有道霈一人。元贤对真参实修的重视深刻影响了道霈日后的修学。

  影响鼓山禅发展的还有闻谷广印。闻谷广印(1566一1636),字闻谷,讳广印。俗姓周,今浙江嘉兴人。十三岁出家于杭州开元寺,仰慕空谷隆禅师高风,遂参仪峰和尚,颇受器重,仪峰和尚归蜀,乃于云栖具戒,二十六岁随介山法师学习天台教观,后于云栖莲池处“受菩萨戒,朝夕请益,遂尽得云栖之道。”元贤称其“教家三宗鼎立,师皆能洞晰其微,时或为众演说,闻者靡不心服,常与三宗诸师论议,屡能屈之。”在辈分上,闻谷是元贤的前辈兼恩师(闻谷传元贤云栖戒本),但两人又是忘年之交。闻谷大师也是道霈的第一位善知识,道霈的字“为霖”就是闻谷大师所赐。正是通过闻谷大师,莲池大师的思想深深影响着鼓山系的禅学发展。

  另外,与道霈同时参学于鼓山元贤的还有惟静禅师、明一禅师等。惟静,法名道安(一名太安),泉州晋江胡氏子,出家于德化戴云山,参永觉元贤。顺治初,惟静与道霈、明一同在元贤座下,元贤对他们多方启发训导,各有契证。三人同堂,声气投合、志趣无间,后来惟静因为患上眼疾请假离去,隐居于大百丈山,一住就是九年,并且松食荷衣,打算不问世事而隐居终身。康熙三年(1664)冬,道霈邀请惟静出百丈山,同舟而下,此后惟静就居住于吸江兰若。八年后(康熙十年,1671)道霈辞去鼓山方丈席位,就举荐由惟静继席并继承元贤戒学之传。当时的社会依然动荡不安,鼓山也时常受到骚扰。惟静镇之以静,四方归向,使鼓山丛林保持兴盛局面。惟静住持鼓山十年,因倦于接纳,仍退居于吸江。又三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道霈还鼓山,与惟静仍时相切磋。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朔,惟静因病圆寂,时年七十二。弟子如寿以其平日示众遗语,编集成书流传。惟静的主要贡献在于维持了鼓山的稳定。道霈曾长时间离开鼓山,云游四方,当道霈辞去鼓山住持时,有人曾要求由觉浪禅师法嗣大宁继席鼓山,但寺内僧众意见不一,宁公或是因威望有限,或是由于派系的纷争无法上任。鼓山一时山门无主,而惟静与道霈同出元贤门下,道霈曾说他们三人(还有明一)“要之皆先师(元贤)门下本分衲僧,于时辈中求之岂多得哉?”应该说,惟静与元贤一脉相承,由他住持鼓山也是众望所归,对于道霈的缺席也正好是个弥补。当然,惟静自身的修为也是他得以胜任的基础。惟静性沉潜,道霈《惟静和尚赞》中称赞他说:“得先师不传之秘,息末世躁进之机。十载住山,一镇之以静;念期弘戒,普摄之以慈。言行既寡,尤悔道德,直造玄微。”惟静重病在床时,“问疾者盈门,而酬应不失其恬淡。”可以看出他德高望重。

  明一,法名太悟,字明一,漳州漳浦人,姓张氏,从小习儒,二十五岁往杭州黄山光明寺礼雪杭法师出家。首参天童密云,从密云禀戒。次参显圣金粟,后回福建而上鼓山,见到元贤便被元贤的禅学所折服,以为元贤“真吾师也”。此后从元贤学习十八年,与道霈、惟静相交甚好。道霈继席鼓山后,明一居住于调象庵,自己深入修习五年,深有所证,经常举古德机缘,或拈或颂,吟笑自乐。康熙元年(1662)三月廿二日午时因得小病,即自剃发,沐浴更衣,谓侍者曰:“吾当去矣。”即自取纸笔大书偈而圆寂。世寿五十一,僧腊二十六。据说明一荼毗后牙齿不坏,并且有五色鲜明骨一片。禅僧静思坐禅,谓之静众,而其中的长老,就是所谓的静主。明一曾为鼓山静主,刻苦于禅修,颇有所悟:“一日堂中经行,忽然灵光披露,万法平沉,自是每人室呈所见,先师无可否,惟微笑而已。先师年八十,示以偈曰:君今学道已多年,一知半解许君说。若要纵横无碍用,尚须拔去一重楔。到此方知事事如,岂容俗学妄分别。穿衣吃饭只寻常,通天彻地一轮月。悟得偈,益自勉励。”明一死后的种种灵异,都说明他悟道的精深,因而道霈说:“今观其末后一著,则其生平所得者不浅,未可以常情议之也。”鼓山之僧,毕竟是曹洞法脉,面禅修就是禅僧们最重要的事业。明一真参实修的作风,对于鼓山禅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范例。

  在协助元贤、道霈以及惟静住持涌泉寺的僧人中,有两位突出的人物:纯一法师和一脉法师。虚云在《增校鼓山列祖联芳集》中说:“永主(元贤)入主始得四方檀那之助,大加修复,继博山之宏谟。为祖(道霈)绳武,前光殿宇,宗风赖以丕振,兴圣(神晏)之业赖以重焕,固列祖之灵、龙天之佑、永为两祖道德之所感,然其时得纯一、一脉两监院护持之力实为不鲜,两公亲侍二祖,含辛茹苦,为常住奔驰,尽形寿而已。”纯一,法名道悟,字纯一,湖广长沙归善县人,俗姓刘,年二十余出家。初于南岳无碍和尚会下执劳办事,勤勉干练,后至博山参元谧禅师(也是慧经弟子),乃署今名。崇祯十三年(1640)春至鼓山,见元贤有大惬宿怀之感,遂倾心师事元贤,并且发誓要一生追随元贤。当时鼓山寺院的各项建设正在进行之中,纯一当过各种职事,每一事都是尽心尽力。元贤圆寂后,道霈住持鼓山。当时上下两院工役;繁;兴,纯——与一脉递为监寺,亲手主持各项事务,二人同心协力;,工;程进行得很顺利,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把他们称“鼓山老监院”。一脉,法名道源,三山(福州)人,俗姓何。初礼智光法师,纳戒于无异大师,后得法于元贤,与道霈同在元贤座下,日夕;磨砺。时丛林方兴,与纯——共同主持寺院日常事务。道霈继席后,—仍如元贤在时,为三宝及;山;门所未竟之业,勇于补葺,鞠躬尽瘁,殚厥心力。道霈谢事出山,惟静继席,仍是竭力辅佐。纯一、一脉对于鼓山的贡献,最主要的是;对鼓山道场的兴建与维护。

  图表一:曹洞第四十八世传入本性(讳复本)禅师法卷中元贤、道霈以下法脉传承

  元(永)觉元贤贤传——为霖道霈霈传一—恒涛大心心传——遍照兴隆隆传——清淳法厚厚传——东阳界初初传——道源一信信传——继云鼎善善传——增辉新灼灼传——圆智通完完传——能持天性性传——云程兼慈(忍)慈传——净空彻地地传——悟源地本本传——圆瑛耀性性传——明畅古通通传——本性复本

  道霈之后,鼓山系绵延发展。门人恒涛继道霈住持鼓山。恒涛,法名大心,原名心亭,一字行涛。古莆(今莆田)宋氏子,年十三依本郡上生寺德协法师剃落,二十往黄檗禀虚白和尚戒,参侍为霖和尚二十余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为霖和尚将谢世,付嘱继席,住持二十七载。恒涛忍辱精进,蔽衣粝食,在禅学上他主张:“性本无染,素自清净。……是故当人,先须朗悟毗卢性海,既悟性海,则普贤万行,不期修而自修矣,不期成而自成矣。”在恒涛主持期间,鼓山还算兴盛,虽不及前代屹立一方,但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朝廷赐涌泉寺御藏四橱,由副都统王应虎送人供于佛殿。恒涛于雍正六年(1728)十月廿五日圆寂。

  乾隆十四年(1749)春,当地官员李馥、黄莘田率省会缙绅延遍照主鼓山。二十一年(1756)遍照又往他方参学,由清淳禅师继席。二十七年(1762)清淳禅师圆寂,遍照重主鼓山至四十年(1775)圆寂。遍照,法名兴隆,古莆(今莆田)陈氏子。幼习儒业,年二十五游鼓山参恒涛和尚,一见大喜,即投剃落,习《楞严》、《法华》等经。遍照曾经遍访诸师,不分宗门、教门,虚心求学。雍正八年(1730)离开鼓山,遍叩江浙诸宗匠,后结茅天台。乾隆九年(1744)回福建,曾应上堂拈香云:“此一办香,不为花开并蒂,只要叶落归根。”在云游各地,参学有成之后,遍照终于“叶落归根”,回到鼓山。李馥称其“嗣恒和尚(恒涛)之正宗,阐为老人(道霈)之真谛。”遍照有语录行世。时人评价说:“禅师(遍照)提纲亲切,接机敏妙,逼上百尺竿头试脚步,令向千岁松下讨茯苓,盖其见地精明,所以片言只字,皆从胸襟流出也。”“国朝以来,若永觉、觉浪、为霖、惟静、恒涛诸法师,护持象教,各有广录、遗语、语录行世,斯固暗室之慧灯,密津之宝筏。……自涛公灭度后,重燃法炬,力荷象车,一时称盛焉。”遍照住持鼓山以来,辛勤筹划,殚力化募,寺院建筑修葺一新。孟超然谓:“自遍照禅师来住持,修坠起废,力量感格,士大夫游山返者咸赞叹,谓禅师最有功名山。……叹禅师之用力于鼓山也勤也久,净居胜地,攘剔培植,劫烧余灰,咸复旧观。禅悦之余,助扬法化,钵缘所至,众心倾服。”

  鼓山法系由明末绵延至今,近代又出现了古月禅师、虚云禅师、圆瑛禅师等禅门宗师,为中国曹洞禅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摘自:《为霖道霈禅学研究》马海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