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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界僧伽教育研究现状与回顾(下)

作者:刘宇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及海外学界对“佛教僧伽教育”之议题的研究皆持续增长,本文将对“二战”后尤其过去廿余年以来国际学界有关梵、藏、巴利及东亚等佛教传统的僧伽教育研究做出剖析。本文主要根据议题和传统两个大框架,做出四点说明:

  一、说明作为一个学术议题之“佛教僧伽教育”,其概念、问题及定义、二、采取跨传统议题取向的视野,以三个层次未讨论僧团教育研究的共通议题,依次为:甲,僧团教育制度的内部组织;乙,从教育社会学(或人类学)和政一教关系两个角度,探讨佛教社会的僧团教育与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丙,传统佛教社会的僧团教育系统在近世殖民扩张过程中受到现代文明冲击后的变化,涉及僧团教育在殖民统治vs反殖民的佛教民族主义,乃至政一教分离世俗化vs佛教原教旨主义的反扑等多层时代张力下的回应。三、说明国际学界对不同经典语种和地区在僧伽教育之学术研究上的现况。最后结论部分,扼要对比海内外学界的僧伽教育研究,在视野、立场、焦点、题材、问题意识、方法、案例,乃至现有特质上的差异,并试图指出汉语学界可作改进的地方。本文主要涵盖英文论著,但也会兼顾小量有特殊意义的德文、日文及中文论著,

  关键词:佛教僧伽教育、佛教僧团教育、议题、传统

  (上接《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六辑,2015年第2册,第272页)

  斯里兰卡上座部国际学界对当代兰卡上座部僧伽教育研究,在题材的多样程度上,是逊于其对泰国的研究。兰卡僧伽教育与当地僧侣自19世纪中以降的激烈政治抗争之间的关系,往往引起西方学界更多的关注,从而使僧伽教育的其他议题较易受到忽视。此外,有关研究的重点多放在殖民统治前后的现代发展,此前更古典的历史阶段多在探讨近代变化时,作为历史背景简单交代。以下据诸论主题所涉历史时序,对相关论著依次作出说明。

  南亚学者古纳沃达纳所撰,探讨早期中世纪斯里兰卡的寺院和经济的专著,是他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修订本。虽然该书并非专论僧伽教育,唯当中有相当篇幅讨论中世纪兰卡寺院的僧伽教育体制,及它在整个寺院制度和僧团中的角色,尤其学界对历史上中世纪兰卡僧伽教育的研究,在迄今暂见有限的情况下,是论的相关篇章值得关注。

  专事斯里兰卡上座部研究的人类学学者安妮·布莱克本熟悉巴利语和僧伽罗语,著有二书,皆属斯里兰卡近代僧伽教育的专著,首册乃布氏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的修订本,是论以18世纪暹罗系的兴起为例,探讨18世纪兰卡僧伽教育的佛教学习和文本实践,是如何透过与民间文化和社会的紧密互动,在大众当中建构宗教传统与民族身份认同,以抵抗殖民统治,并质疑传统与现代之二分。此外,乔纳森·沃尔特亦有论文探讨同一阶段(18世纪)兰卡寺院的佛教研习和经典修学。

  此外,布氏还撰有论及兰卡僧伽教育议题的系列单篇论文,涉及上座部通用典籍内的戒律、从斯里兰卡文本实践和僧团身份来探讨寺院的巫术、从僧伽教育和信愿等看作为分水岭的19世纪斯里兰卡佛教社群、从上座部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引入具足戒看传承的本土化、学刊“僧伽教育专题”的编者导论、从明增佛学院看英治科伦坡的教育与东方文献、对麦克丹尼尔寮一泰佛教僧伽教育史专著的书评,以及19世纪兰卡佛教复兴和文化论著,当中部分论文在期刊刊登后,被整合为作者布氏前述二书的专章。

  19世纪斯里兰卡的明增(1873年)和明庄严(1875年)两所佛学院,是探讨兰卡现代僧伽教育所不能绕道的主角。该二院在英国殖民政府的眼皮下成立,透过僧伽教育复兴了一度衰颓的兰卡上座部,并在此后的兰卡国内外佛教民族主义反殖民运动、独立以后由僧侣所发动的多轮佛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及教族暴力冲突等前后百年的连串事件当中,皆担当重要角色。二院在兰卡僧团内部有巨大的动员能力,因而亦对兰卡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国际学界已有多种论著循不同脉络、问题与角度研究这两座佛学院。而明庄严佛学院院长罗候罗·化普乐在其学院所作的著名演讲,等于间接把僧侣的公共介入定位作僧伽教育的基本精神,及后此一理念亦成为这两座佛学院和兰卡在独立前后僧伽教育的重要指引。

  布莱克本的第二部论著,是把先前对18世纪兰卡僧侣教育问题的关注,顺移下及英治时期,并以19世纪暹罗派关键人物,影响现代兰卡僧团至深的著名学僧,明增佛学院的创立者希卡杜维·苏曼伽罗(1827—1911)为线索,来阐释兰卡上座部是如何结合传统与现代成分,逐渐形成新式的僧侣教育,以响应殖民统治带来的危机,并在殖民主义和现代性之间来定位此一阶段所建立的兰卡僧伽教育。布氏并据此澄清,时下有研究片面地把当时僧侣及其教育理解为纯属传统产物,此乃不实观点:

  对兰卡此两所著名佛学院僧伽教育的最早专论,其实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著作,斯里兰卡学僧拉塔那撒拉60年代初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是以前述明增和明庄严两座佛学院为焦点,探讨1815年以来斯里兰卡佛学院教育工,然笔者迄今仍未取得该论文。

  另一南亚学者塞纳一马恩省弗拉纳书以主要篇幅(第二到第五章)分析1850—1950年代止百年间,明增和明庄严两座佛学院在僧侣教育的观念上,是如何继承与推动19世纪兰卡学僧达摩波罗(1864-1933)思想中多项彼此互异的主要成分,形成重视可实践性和高举意识形态两种对公共议题的不同取态和学风,并体现于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中,塑造现代兰卡新型佛教的基本价值观念,使僧人据之透过长期参与反殖民的抗争运动,深远地影响着现代的兰卡社会。

  斯里兰卡学僧法见比丘探讨兰卡僧伽教育发展的博士论文的讨论重心刚好接上前段塞氏一书的歇笔处,从而与前书形成对二院不同历史阶段的分工讨论。此论虽不乏对兰卡僧伽教育作通史式的勾勒,但它并非通史,其侧重点是放在由独立前夕下及80年代前后五十年间,网络遍布全国,但以明增,明庄严二院为中心的僧伽教育系统,而且当中的数据,其实已经间接地反映政治、社会和族群的隐患,乃至宗教的反常状态之诸多细节。

  原籍斯里兰卡的著名佛教人类学家坦比亚以专研上座部闻名-虽然他的大部分上座部研究都是以泰国为案例,但他也撰有二书专题讨论现代兰卡上座部在宗教族群上的争执与冲突,其中一部是讨论独立后,明增和明庄严两座佛学院,与僧侣群体在宗教暨政治上的霸权态度,甚至暴力行径之间的关系之、

  斯里兰卡学者阿难陀·阿本塞卡拉有关斯里兰卡宗教、政治及族群身份冲突的论著,其实并不是以僧伽教育为主题守,而且它甚至是以时下西方学界讨论兰卡的宗教一族群武力冲突时,所形成的不同学理模式的分类与批判作为贯穿全书的议题主线之一,但正是在这种结合事态和学理双重争论的问题脉络中,僧伽教育却因其本来就深深嵌入殖民与独立、现代与传统、宗教与世俗,乃至政治和族群等系列事态与历程内,而不断在该书的不同议题中反复浮现,成为讨论兰卡僧伽教育问题时所不能忽视的论著。

  贾弗里·塞缪尔斯是英语学界另一位专研兰卡僧伽教育的年轻人类学者。他据其博士论文改写出版的专著题为“心向住之”,其实是僧伽罗语的翻译飞,他以近十年的田野调查,对干禧年前夕才在兰卡上座部僧团开始运作,旨在培养沙弥的教育新制度进行人类学考察。其要旨是探讨兰卡中部省份康提附近孟族罗曼那派的普哥达寺及其分布在邻近和东岸地区的下院网络,辅以僧团领袖那难陀比丘,探讨僧、俗之间,比一般简单定见远来得复杂的施一供关系在僧伽教育系统中,是如何形成对学僧的支持系统,促使学僧能够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从地方下院转学到教授较高深课程的高级教学寺,而学僧又如何鼓励在家年轻人以出家求学为志愿。此外,塞氏也撰文讨论当代兰卡僧伽教育的系列议题,包括从社会服务和仪式的演示来理解佛法基础的建立、佛教文本和僧伽教育可以如何成为行动导向的教育法、据文本的记诵和演示重新审思护法神在僧伽教育中的角色、出家的社群所依和佛教僧侣的养成等。

  既然经院学制是传统宗教一智性体的共通元素,则经院式僧侣教育体系的不同例子,可以透过跨传统的互相对照,而有助于彰显两例的相互特质。教育学者彼德透过对比佛教戒律和天主教本笃会;的《圣本笃会规》的教育含义,就上座部佛教和本笃会的僧侣教育之间的同异进行比较研讨。

  缅甸上座部目前国际学界对上座部僧伽教育的研究,最不成比例的是缅甸,因为以缅甸在上座部经院的阿毗达磨教习上,其所占的规模与特殊地位,理应与泰国和斯里兰卡鼎足而立,但由于包括政局等客观环境的长期限制,其研究现状远远落于对泰国等案例的研究之后。

  缅甸上座部在近代的经历和状态与兰卡(而不是泰国)较接近,即皆因受到西方(尤其英国)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僧团及其教育系统皆曾历经挫败,而僧伽教育的重建过程又同时成为反抗殖民运动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殖民统治与反殖民运动(或佛教民族主义)之对扬,乃至在独立以后,僧团往往成为冲击新生世俗国家政体和在社会上挑动教族冲突的原因。这些都是研究近代以缅甸僧伽教育议题时不可缺少的基本背景。

  在目前西方学界能够找到对缅甸僧伽教育最早的研究是1921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部硕士论文,但笔者目前无从得知是册的讨论是如何展开,在此姑且不论。半个世纪前,缅甸学者昆恩撰有颇长的论文,阐述在英治前后的缅甸教育史,讨论独立前缅甸社会的教育,僧伽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环。在考察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上,将僧伽教育放在教育史的脉络中来探讨,甚至比放在佛教史当中来讨论更能带来启发。唐纳德·尤金·史密斯在其有关缅甸的宗教与政治一书,开始把缅甸僧团的僧伽教育、考试及学位等相关制度,放在英国殖民统治前后,僧伽教育方针与不同政权与时局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作说明。稍后麦尔福·史拜罗在其讨论上座部佛教在缅甸社会作为一个大传统的变迁时,亦零散地论及缅、泰上座部的僧团教育,但其关注的问题,与史密斯的关注政一教关系之角度稍异,史拜罗关注的,表面上似是城、乡,或贫、富之间的经济差距造成教育水平的差异,但更深层其实是现代世俗国民教育与传统寺院僧侣宗教教育之间的价值观与知识成长之差异。

  在前述这二本四五十年前的书之后,再下来的缅甸僧侣教育研究,就已经是千禧年后,但由于断层甚久,所以在英文学界其实专著不多,目前多属书章或单篇论文。有关缅甸僧伽教育的研究在近年从新起步之初,对所谓“佛教教育”的问题,焦点其实尚未对准,从而诸如尤金妮娅·卡声称循解脱道的社会精神特质的条件,来研究缅甸的佛教与教育的人类学博士论文,但这部研究其实差强人意,颇引人侧目,随后的系列研究才更上轨道。

  尼克·奇斯曼的论文精简到位地勾画出缅甸从殖民统治到独立后的不同阶段,其僧团在学校教育问题上与国家之间的开合关系,此文可以作为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线索与轮廓的基础读本,以作为引向更专题的讨论的踏脚石。

  艾丽茜亚·特纳由博士论文改写的新书,讨论殖民统治对传统缅甸体制的冲击。该书第三章以专章探讨在这大背景下,僧侣在僧伽教育制度一并受损后,是如何悉力维持经教学习,以便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汇合僧侣的知识群体和改革群体,以并肩维护僧团,并重建僧侣作为社会的价值社群。该论揭示这一处境下的寺院僧伽教育目标,是如何在殖民当局的教育政策之外,打开新型僧伽教育的缺口与空间,以抵拒在殖民期间,由英一缅殖民当局的政策所造成日趋严重的价值滑坡。并说明殖民当局是如何把佛教精英群体在重构佛教价值的过程,视作在缅甸民间社会有政治企图的公共平台,因而一直压抑僧伽教育。此外特纳还有撰文探讨在殖民统治期间,是如何把寺院变为学校,把佛教变为宗教。

  朱莉安娜·萧伯(JulianeSchober)的书则循文化叙事、殖民遗产及公民社会三点来探讨缅甸现代佛教的处境,重点落在英治后期到独立后的一段时间期间,僧伽教育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动荡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萧伯还撰文探讨殖民的知识和缅甸的佛教教育。贾森·卡宾的书以当代缅甸上座部最精英,但又最少受到研究的瑞景派僧团与寺院组织为主题,来探讨缅甸僧伽传统在军政府独裁统治半个世纪以来,在宗教上的续与断,瑞景派是创立于19世纪的上座部改革派,强调奉行严格的戒律和阿毗达磨的研习,该书第四章专题讨论教习阿毗达磨的僧伽教育体制。

  而埃里克·布朗在其研究缅甸现代著名学僧雷迪尊者(1846-1923)的书当中,讨论由雷迪所引发的缅甸阿毗达磨教学和争论的部分篇章,也触及缅甸的僧伽教育。川并宏子的书把缅甸上座部僧团尼众的经院佛学传统及僧伽教育体制,放在缅甸的政治及社会脉络中,来探讨缅甸妇女如何透过在僧团出家为尼以接受教育,并成立尼众僧团,而转变社会角色。此外,柏特里克·普兰克据《耆英竹节谱》来探讨18世纪缅甸的僧团改革与佛教史书写和古斯塔夫·霍曼的缅甸佛教实践传统两部有关缅甸上座部僧团的博士论文皆有少部分篇章涉及僧伽教育。

  但上述的论著,都只是以部分篇幅探讨僧伽教育问题,迄今已知有三部完全以缅甸僧伽教育为主题的专著,分别是两部博士论文和一部硕土论文,而且三论的作者都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受训的缅甸学僧。首先是留学英国的缅甸学僧法主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以17世纪迄今缅甸与泰国僧伽教育为题材的研究,并且将有关议题放在由政一教关系所导致的宗教理想和政治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中来作讨论。不过此一专著的真正贡献,倒不在这两个上座部僧伽教育制度的历史描述,毕竟其他论著已经对此有所探讨。其贡献反而在于以专章就此二例,说明上座部僧伽教育在现代脉络下,内、外相交的诸多困局:此外,法主另撰文讨论主要省份禅邦的现代僧伽教育。

  第二册同样是由留学英国的缅甸学僧执笔。龙军比丘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以寺院的界为题,这部专著详尽而深入地探讨无论是在传统或现代,缅甸上座部僧团用作宗教考核的神圣场所,乃至围绕这舞台为中心所建立的阿毗达磨教学、释义及考试制度。第三册则是一位留学台湾的缅甸学僧祖道的硕士论文。

  在当代缅甸,由于国民教育系统并不完善,尤以农村地区为甚,僧伽教育仍然是国民教育的过渡性替代系统,缅甸学者派普凯循当代缅甸的社会、政治环境来剖析缅甸僧伽教育的课程、目的及角色》。但僧伽教育在当代缅甸社会的处境中,往往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若要对僧伽教育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形成较完整的理解,这不单要放在与官方国民教育系统的关系中来讨论,更需要放在军政府代表的国家和少数或弱势族群的两层身份之间,乃至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国内非政府组织或小区组织之间,兼具合作和竞争的多层关系中来作理解。

  柬埔寨上座部除了缅甸和斯里兰卡外,柬埔寨也是曾经被西方殖民统治的东南亚上座部国家,由于柬埔寨在1930年代结束殖民统治后,还经历“二战”、内乱、战争及战后极权统治的反复摧残,其祸远较殖民统治为烈,佛教甚至一度被赤柬政权彻底灭绝。在殖民统治期间,上座部佛教仍有僧伽教育可言,先有伊恩·哈里斯在他的柬埔寨佛教专著中,以专项作说明\,未几即有安妮·汉森专研1860—1930年代殖民统治期间柬埔寨上座部佛教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书,其中在第三、四两章以全书正文近半的篇章,直接探讨在此背景下,佛教僧伽教育的转变,余下的篇章亦多有段落间接涉及僧伽教育相关的诸多议题。柬埔寨在摆脱赤柬政权的统治后,传统文化逐渐复苏。然而,在历经摧残后彻底断层的传统文明可以如何在文化废墟中重建真正的宗教与社会价值观,却是让人忧虑和难以乐观,一位柬埔寨学僧即在此脉络下,讨论柬埔寨上座部近年初步重拾僧伽教育的新貌。

  云南省上座部数百年来,中国云南省多处都是泰、缅上座部佛教的流布区域,但该地区历来都只属南传上座部文明的边缘地带,云南从来都不是上座部僧团的学术、实践及教学的中心,因而也不是标准典范的所在地,尤其在1949年后,本就谈不上茁壮的传统更一度被彻底打断数十年,迄90年代方逐渐恢复部分宗教传统,但作为经院文明核心的僧伽教育却远未上轨道,只要僧伽教育一日未能成熟建立,则一日都只是上座部文明的边缘,中国学界对云南上座部僧伽教育的讨论亦甚有限。

  唯在近十年,云南上座部僧伽教育出现了特殊的新问题,而且中国西南的教育界及教育学界对此逐渐形成深入探讨,只是这一议题完全没有引起主流华文佛学界的注意。“僧伽教育”一概念在不同脉络需要包含不同的问题,在云南,该词不仅限于指僧团教育制度,也指僧侣群体落到个体层面的学习。自民国时代官民双方皆开始接受并使用民族国家概念始,云南上座部的传统僧伽与现代国家两个教育系统之间一直存在张力,虽然在1949年后到90年代止,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高涨,此一问题似乎“已被解决”,但90年代以降传统文化的逐渐复苏,这困扰以被当地教育界称作“和尚生”问题山而重新出现。

  其实最早触及云南上座部僧伽教育议题的研究,都不是来自中国学界。十多年前先有台湾的一部硕士论文,稍后美国学者浦同德在其博土论文循中国西南边境的佛教、政治及宗教自由三个议题来探讨云南上座部的僧侣教育,尤其是当中所折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和身份认同等问题。浦同德亦有撰文探讨云南上座部如何游走在次级民族主义和中国官方僧团之间的夹缝以营运出僧侣留学泰国完成僧伽教育之支持空间、西双版纳傣族夹在中国现代性与佛教现代主义之间的处境,及分析当代西双版纳傣族男童出家为沙弥僧的情况,他亦有多篇期刊论文连带触及云南上座部作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此一独特角色之间题。此外,罗杰·卡萨论及西双版纳傣族上座部在当代中国旅游业和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夹缝下如何复兴,乃至小岛敬裕讨论云南德宏县傣族佛教、等三篇论文,皆有部分篇幅涉及上座部僧伽教育的处境。

  到2010年前后,中国西南部为主的研究机构的教育学或民族学系所,一口气出了起码三册博土论文和五册硕士论文探讨云南上座部僧伽教育。此外,西南部社科院等机构亦有学者撰文讨论从云南上座部僧伽教育引申出来的,诸如“有寺无僧”和重新浮现的“缅僧人境”等种种难题。然而海内外对傣族僧伽教育的关注点并不相同,中国台湾和美国二论更多站在民间继承宗教与族群文化的视野,来探讨云南上座部僧伽教育在当代所面对的新机会和困难,但其余八部中国研究生论文,皆不同程度地着眼于官方角度,来讨论傣族童僧的人读主流学校如何为学校教育带来困扰,但甚少着眼于傣族社群可以如何建立上座部僧伽教育体系,来维持文化传统,虽然无论是前述的美国学者浦同德或罗吉华等皆已经注意到,云南傣族学僧的泰国留学倾向正在增长。

  越南东南亚国家的佛教虽以上座部为主流,但事实上在不同国家之间,因为历史、地缘及其他条件的差异,其佛教皆维持着不同程度的多元与混杂,越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存在不同传统的上座部、华人的汉传佛教及形成明确本土特质的越南禅宗,但没有任何一者是压倒性多数。国际学界近年有两册论著直接处理越南佛教的僧伽教育议题,二书作者皆为越南人,但两部研究重心仍稍有差异。MinhT.Nguyen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论文探讨1930—1970年代的四十余年之间,越南僧、俗二众是如何以改良僧伽教育为着力点,来推动佛教复兴运动。另一部是一位越南研究生在泰国僧伽大学的硕士论文,专研越南的上座部佛教,当中有专章讨论僧团教育。

  现代南亚20世纪南亚多个佛教本已绝迹数以百年计的国家,如印度、尼泊尔及孟加拉国等,皆重新出现佛教,虽然藏传佛教在1960年代随着离散的藏族社群在这地区定居,上述数国的佛教新建僧团,反而都是从缅甸、兰卡等上座部佛教引入的法脉,佛教在这一地区的现代复苏,往往以重建僧伽教育为基础,因而皆是以巴利文为经典。此一地区僧伽教育的复兴,最早其实是19世纪中叶的孟加拉国,比乔·巴鲁则把孟加拉国僧伽教育放在殖民主义,教育及农村佛教社群脉络中作讨论。

  尼泊尔约在1920年代前后建立僧伽教育,而印度则是安培卡在1950-1960年代,出于社会乎权运动的脉络,推动以百万计印度贱民阶层群众皈依佛教之后一段时期,到第二代成长才逐渐出现僧伽教育的需要,所以印度在三者当中反而是起步最晚的一例。国际学界目前对现代南亚三国僧伽教育的探讨,只有尼泊尔的个案是有成册的研究,分别是由萨拉·莱文和戴维·盖尔纳合作探讨上座部在20世纪尼泊尔复兴的专著土,僧伽教育的议题几乎是贯穿全书大部分篇章的主题,尤其再三论及其与尼泊尔僧团尼众之间的关系,此外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僧伽大学的一册硕士论文对尼泊尔的上座部经义学作历史学的专研。

  四、僧伽教育论著回顾:大乘佛教

  本节以印度、东亚/汉传及藏传等佛教传统,来组成框架以勾勒国际学界僧团教育研究的论著。

  古代印度佛教虽然印度是佛教发源地,但自公元12世纪以降迄1950年代的再发明佛教止,作为文明系统的佛教,基本上已经消亡超过八个世纪,虽然历史上如那烂陀大寺等印度佛教僧伽教育一度非常辉煌,并成为古代亚洲不同佛教传统僧伽教育的原型与源头,时至今日,虽然那烂陀大寺硬件的建筑遗迹甚富历史意义,并仍然是印度佛教考古学的热门题材,但其软件传统不单早巳不再,即使是历史上的盛况,亦欠缺相关的梵文或其他印度语言的系统记录,这直接导致在现代学界的佛教僧伽教育研究中,传统印度反而是理解上最薄弱的一例,而且现有的研究所根据的主要历史资料,每多是当年外国朝圣者或留学生在回国后,用其他文字撰写的记述,典型例子是中国僧人。

  有关印度佛教僧伽教育的现有专著,其作者多为印度或其他南亚学人,西方学者似较有限,三书是分别由摩克志、尼蒂雅那达及尼萨·辛哈三位南亚学者所撰。亦有其他南亚学者的单篇论文或书章,探讨古典印度佛教寺院的僧伽教育,例如对有代表性的学寺之描述,并探讨其在印度文明中的角色。至于印度学寺僧伽教育背后所据的知识观与大乘修道理论之间的关系,则可见占姆士·睦伦仕的博士论文。

  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现存的佛教僧伽教育传统中,恐怕是最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之一,各种古代或现代的藏传僧传、寺志及地方政教史等,其实都提供了大量有关藏传僧伽教育制度的丰富资料,因而其研究潜质和意义皆非比寻常,在过去约20年,无论是国际或中国使用华文的陆、台学界,亦对此日渐重视,但尽管如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总体上仍然处在起步阶段,诸多相关议题仍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藏传在国际学界的僧伽研究中是继上座部佛教以外最受关注的,早在1990年代初即已有藏族学者敦卡·赤列撰文,从历史的角度来勾画藏传寺院教育体系的发展史了,但专著则在十年后才陆续出现。乔治斯·德雷弗斯在90年代后期,于其主攻的藏传佛教知识论的哲学研究之余,先撰文讨论解脱论在藏传经院教育的角色,及后在该文基础上作大幅扩充和修订,出版有国际学界首册深入讨论藏传僧伽教育的专著。德雷弗斯之后仍然继续在藏传僧伽教育的议题上进行讨论,而另撰文循疏释学派的形成来反思藏传的经院学历史,并透过削析藏传辩经的理据和当中幽默的角色,来探讨辩经的目的等数个议题。

  肯尼思·利伯曼是现象学背景的社会人类学学者,拥有丰富的田野经验,撰有系列题材多元的人类学论著。他以藏传格鲁派僧伽教育制度的核心教学手段法义辩论(藏:chosrtsod,即俗称“辩经”)为主题撰有专著,该书独特之处,是将通常被定位为逻辑学或哲学议题的佛教因明一量论,转换为僧伽教育的制度与方法问题来探讨。不过早在该书出版之前的十多年,利伯曼即已经撰写系列游走在辩经作为义理的哲学讨论和僧伽教育方法之间的论文,探讨藏传学院的哲学辩论、循形式分析的释义学来探讨藏传哲学批判‘、格鲁派学问寺如何透过辩经来论构空性、中观辩证和文本的局限‘,及藏传实践的真理与权威之间的关系等议题。

  前述德雷弗斯和利伯曼的二书皆为国际学界讨论藏传僧伽教育必读的开基之作,两位学者皆有在南亚藏传格鲁派寺院出家为僧学习经年之独特经验。此外,阿克塞尔·斯特罗姆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博土论文亦同样以南亚藏传寺院为例,探讨辩经作为僧伽教育的核心方法与制度,是如何成为在义理知识探索上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作用的舞台。

  当然,有趣的是,由于藏传僧伽教育将其主要教学手段建基在日复一日的法义辩论上,因此视其为理性训练似亦不为过。然而迈克尔·伦珀的书所要探讨的,正是在藏传佛教寺院似应理性的辩论过程中所出现的暴戾语言。伦珀是继前文提及的德雷弗斯、利伯曼及斯特罗姆三氏之后,专事藏传僧伽教育研究并撰有专著的后起之秀,他同样是人类学训练,也同样以南亚的藏传格鲁派寺院(例如色拉寺)为主要案例,藉此展示藏传僧团为把一个普通人磨炼成可堪负佛教解、行重任的僧材,不惜以严厉手段进行训练。

  作者深入观察与分析僧团在最日常的教学场所,即辩经中,如何以严词训斥和体罚来作为手段对个体进行社会化的规训,结果反而使得良好教养并具备德性的人藉由这种暴戾的语言习惯而被教育出来。作者试图说明应该如何理解这种情况及其在现代价值观冲击下的改变。该书部分篇章是作者较早阶段数篇期刊论文的修订版本,分别讨论藏传佛教辩经的符号文本性和架式的意义、从印度色拉寺公开训斥和文本演示剖析规训的剧场效果,及离散藏人的符号构成。此外,继前书外,伦珀也撰文继续探讨藏传辩经相关的问题,如藏式演讲对昔日光辉岁月的论述风格、反复往还地作研磨的法义辩论是如何在藏传的离散社群中持续作为经院的教学法、文本化和时间的尽头、从文本一格律诗特质和知识性互动看诗学,及宗教和论述等。

  在目前中文学界多属概论性质的藏传僧伽教育研究当中,有一部几乎完全未引起注意的专著,因其题材与落笔的独特角度而值得在此作扼要介绍。众所周知,藏传寺院是根据印一藏大乘佛学的五明处观念作为知识框架,来设计其课程,其中声明包括音乐知识和演奏的教习。台湾一位音乐研究生撰有近三百页的硕士论文《藏传佛教“央移谱”之研究:以南印度下密院为例》,与学界现有的藏传音乐研究将重点放在音乐的内涵与结构不同的是该论在对藏传佛教寺院音乐乐谱作出背景说明后,余下大部分篇章的重心移向寺院乐僧的学习、学级、学程、师资认定和养成及考核之教育制度上。

  范洛赫在其研究生论文中,以在南亚复寺的色拉寺属下杰札仓的就学童僧为例,探讨他们在包括僧伽教育制度求学内的僧团生活状态,乃至童僧对此的态度。

  以僧伽教育制度严密见称的格鲁派在其最鼎盛的阶段,闻名蒙藏世界的除了拉萨三大寺之外,在不同藏区皆有社会基础雄厚的众多地方大型寺院,它们建立以三大寺为制度原型的僧伽教育制度。这类地方上的大型学寺的僧伽教育制度及其与所在小区,拉萨三寺之间的关系等,在近年亦逐渐引起西方学界的重视。布伦顿·沙利文的博士论文艺即以今青海省境内,汉名为“佑宁寺”的格鲁派大型学寺郭隆慈氏洲在明末清初的17、18世纪,是如何透过在安多藏区建立在区域上被作者称为可算无远弗届的佛教经院学制度之基准。

  而保罗·尼塔珀斯基从历史学探讨今天位于甘肃南部夏河县的另一座格鲁派大型学寺拉卜楞寺。尼氏的书主要是根据藏、汉二文的历史文献,考察拉卜楞寺在1709—1958年,即由创立到现代剧变前夕的发展,其中相当部分篇章涉及其僧伽教育制度。

  探讨藏传僧伽教育,制度是一最直接而基础性的进路,然而作为这个制度的局内者与受其训练而成长的过来人,他们到底如何理解与感受这样的一个制度,却也是探讨僧伽教育时不应或缺,但往往却是最常或缺的理解角度。一位成长于传统当中的最后一代的藏族藏传学僧的自传,以颇大的篇幅,从局内者的立场详细说明传统的格鲁派学寺宿生的学习与生活。虽然谈及僧伽教育经验的现代藏僧僧传为数不少,但大多都简单随机而不成系统,且亦难免有过多的宗教情感色彩,相对而言,此书都免除这些不足。

  “师生关系”是由僧伽教育作为有形制度和僧团个别成员之间共同构成的无形关系,其良好与否不单影响教育效果,一定程度上反映有形制度运作妥善与否,所以“师生关系”在僧伽教育中其实也是有规范可言的议题,亚历山大·伯津从学理上探讨藏传学寺师、生之间的教学关系。

  由于藏传僧伽教育仍然是一个内部组织与分工异常细密的活传统,所以国际上现有的研究,不少皆着墨于此。但藏传寺院与小区关系本来就非常密切,所以僧伽教育与社群的关系也是诸多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这类论著不一定把焦点只集中在僧伽教育制度上,而是落在其与社群的关系上,但正因如是才能深入而充分地呈现寺院的僧伽教育制度和知识社群,在教育和智性培养的需要上,其与其他的宗教知识群体,乃至和世俗社群之间的关系。杰弗里·塞缪尔的专论探讨近代不同藏区格鲁派寺院由僧伽教育制度所培养的知识群体,与本土巫师传统、密教瑜伽士及其他教派释义社群之间,在经义知识态度上的关系开合。马丁·米尔斯以现代印度西北拉达克藏传格鲁派僧院体系和密教仪轨为主题的人类学研究,亦涉及密教仪轨在形成和维系传统形态的藏族邦国结构和政治意识的角色。在这一视野下,该书第九章和分布其他篇章的段落详略各异地论及僧伽教育。藏族学者嘉乐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省教育学院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将借助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循社会、教育及宗教三个层面来探讨藏族社会的构成,而其中的“教育”是由僧伽、口授及学校三个不同教育传统所构成。

  此外,藏传僧伽教育的口注、口注文类与阅读,藏传经院的学位制度、寺院规章、经院的理性探讨与信仰贞忠之间的张力、与藏传僧伽教育制度类型是一体二面的经院学类型、学寺的童僧等系列议题亦各有相关论文作讨论。

  自清初以来的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流布区,以拉萨为中心所建立、扩大及维持的寺院网络,僧伽教育皆是当中很基本的要素之一。藏传佛教广阔的流布区各地寺院选拔优秀子弟,前赴拉萨三寺留学。在取得学位后,部分再回到或前转赴其他地区学寺出任教席,透过这种学僧训练的循环,加强僧侣质素,并以不同学寺法相闻思院对法义的不同理解所构成的学僧身份认同,来加强藏传佛教内部的跨境与跨族的联系。

  如前文已指出,不单远及拉达克、锡金、不丹等不同藏区如是,即使诸如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及西伯利亚地区布里雅特等不同蒙古族地区亦如是,僧伽教育是佛教用以长期维持跨地区族群关系的重要桥梁。

  汉一藏教理院汉一藏教理院是民国时代太虚法师所创立,由法尊法师(1902—1980)规划与执行,有长远学术影响的佛教学术及教育机构,主要从事藏传佛学研究人员训练、藏一汉典籍翻译等学术工作。虽然该院更多是一所训练学者并从事学术工作的机构,但无论其题材及主要组成的教、研、学人员,每多为僧侣或其他相关的佛教在家人土,所以讨论与藏传有关的僧伽教育时,并不能绕开汉藏教理院,它可被视为受格鲁派学风强烈影响下的僧伽学术暨教育机构。

  学界目前有三册部头颇广的专著,循不同角度探讨汉一藏教理院,三册不巧都是硕士论文,其中两部出自台湾学者手笔。首先是梅静轩在其专论中,以汉藏教理院为焦点,探讨民国1912—1949年间的汉藏佛教关系,此论的独特贡献,是循民国时代汉一藏关系、中央政府与西藏关系政治大环境,乃至国民政府蒙一藏委员会在汉传佛教界设立留学西藏奖学金的作用,以加强长线而深耕细作的文化“内交”之角度,来探讨汉藏教理院的发展与意义。

  其次是布伦顿·沙利文在其硕士论文探讨现代中国最重要的藏一汉译师法尊法师和他曾担任院长长达12年之久,据格鲁派知识与视野来做课程规划的汉藏教理院。第三部是厚达三百多页,循20世纪初汉藏佛教交流来研究汉藏教理院的台湾硕士论文,但该论就同为太虚后学的印顺和法尊之间,对藏传的不同态度与判断,恐有混淆之误。作者没有在显、密之间作明确区分,将藏传佛教都等同为只是密教。而他所指法尊与印顺之间对藏传义理的严重分歧,实质上只是针对密教,在显教如中观,唯识等方面,印顺因为担任法尊翻译的润笔,受藏传的影响甚为明显。

  最后,在当代中国,藏传亦和诸如傣、蒙古等其他佛教民族一样,在佛教僧伽教育的继承上,与官方现代国家教育系统之间,一直存在难以理顺的复杂关系。卡特里奥娜·巴斯有关当代西藏教育的研究专著,虽然非关藏传佛教僧伽教育,但要讨论现代西藏的教育,则无论对僧伽教育的评价孰是,皆无从漠视:

  小结而言,迄今为止国际学界对藏传僧伽教育的现阶段研究有特点如下,除非是历史学研究,否则大部分研究所根据的都是来自定居南亚大陆的藏传寺院和僧团案例。若与现有的上座部的研究相比,对藏传僧伽教育的研究起步晚了20多年,而且目前以南亚藏传为主要研究个案的取向,虽然对于教育制度内部的探讨颇见成效,但因为所取的是脱落的离散社群为案例,所以在诸如教育人类学和政一教关系等问题上,变得有点失焦。

  东亚或汉传佛教东亚佛教是指汉传佛教及历史与观念上源自汉传佛教,部分并以书面中文,或以中文为基础(或部分基础)所发展出来的佛教传统,包括日本、韩国及一部分的越南佛教,乃至在近世随华南华人迁徙到东南亚各国,而离散在当地的“南方汉传佛教”。目前无论在中、外学界的佛教僧伽教育之研究,汉传恐怕是在学术成果上最单薄的案例。历年以来,无论中、外学界,除了偶尔单篇文章或书中小节等一鳞半爪的零星讨论以外,唯迄近年熊江宁以明代佛教僧伽教育为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应该就是有关传统汉传僧伽教育绝无仅有的专著。

  换言之,目前华文学界对汉传僧伽教育的研究重心,还是放在清末民初。民国时代的汉传僧伽教育是处在草创的实验性阶段,但其成果在50年代后的中国大陆即告断灭,虽然在海外仍持续发挥影响力。民国时代的佛教僧伽教育,在思想层面恐怕难以绕过太虚法师,单纯就太虚或民国汉传佛教的脉络作讨论,当然是较典型的研究进路‘,但亦有研究循传统宗教在宗教教育上,会如何响应世俗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在太虚与基督教纽曼主教(1801—1890)之间,来进行教育思想的跨宗教比较,而由于太虚的影响而先后成立的佛学研讨暨教学机构,则要数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见前文讨论),凡此皆已有专著作探讨。

  中国大陆白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佛教等传统宗教,采取了相对于先前较宽松的政策,以传统文化之名保留一定空间,这就推动了当代中国汉传佛教的僧伽教育的复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杜格拉斯·吉尔多正试图以当代中国的佛学院教育为题,撰写其博士论文。

  台湾地区汉传佛教台湾佛教虽也属汉传一脉,但其种种特点,使它在汉传佛教中独树一帜。从历史来看原因颇多,其中很重要但常被忽视的,是现代日本佛教在日治时代对中国台湾佛教的影响。即使在50年代以后,这些影响仍然以低调但长期的方式发挥作用。台湾佛教对僧伽教育和佛教学术的高度重视,且当中每多以尼众为主,这两者其实都是当年日本佛教对中国台湾汉传佛教的重要影响之一。在早期,这些影响是透过台湾留日的僧、俗学生而形成。台湾有一册硕士论文探讨循曹洞宗驹泽大学台湾留学生为线索探讨日治时期台湾佛教精英的崛起,而还有另一册硕士论文专题探讨日治时期留学日本的尼众。

  虽云日本佛教对中国台湾佛教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但当代台湾佛教在僧伽教育上,毕竟有它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历史背景只是一部分因素,阚正宗所撰《战后台湾佛教教育略论》一文对此做出综述。台湾一位研究生篇幅厚达三百多页的硕士论文探讨当代台湾佛学院的课程规划,其中一个触及的问题是部分佛学院在历经多年争取其学位获得台湾教育部正式承认的前与后,利弊参半之处境。此外,法鼓山的中华佛教研究所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佛学机构,但严格言之,它并不是专以训练僧侣为务的僧伽教育体制,而是一训练佛教学者的学术单位,但历年来曾在此受训成长的学问僧亦不在少数,近年有一硕土论文探讨该机构的起源、制度、历史及学风。此外尚有其他论著讨论台湾佛光山丛林、香光尼众院等不同佛教组织的僧伽教育。

  而台湾学僧释见咸在威斯康星大学一麦迪逊分校的硕士论文是对迄90年代初为止台湾僧伽教育的发展作出回顾与建议,他在90年代后期的博士论文则探讨什么因素会影响台湾佛教的宗教专业人员的养成。

  日本日本的佛教在历史上虽然源自中国唐代,但在后来发展出诸多特质而自成体系,与中国的汉传佛教多有不同。尽管如此,日本佛教仍长期维持唐宋佛教好些早巳经不复存于中国的古风,包括特定宗派僧团定期举行的正规义理考核,例如法相宗称作“竖义加行”的考试。这类考试与僧伽教育的方法如法义辩证等皆关系密切,现代学界素来重视法义辩证在印一藏佛教僧伽教育的角色,然而日本佛教实亦擅此艺,唯及近年方被学界正视为日本学问僧在义理研习上所不可或缺,也是体制内晋升的制式要求。

  日本佛教在749—1185年的平安朝,有称作维摩会、御斋会等一类御前皇家法会的学问僧讲经和辩经考核会,无可否认,虽然这类佛义考核背后多涉政治权力的展示,但研究亦清楚显示,平安朝的这些公开辩论一直为学僧的跨宗门对话提供重要平台,毕竟在整个中世纪,无论是显、密佛学的研究,仍然是学问僧学习和进阶至为关键的事,这些经会本来就是学问僧的考核制度,所以与僧伽的经义教育关系直接而密切,常与皇室资助的僧侣学经课程的常规辩义法会结合,御斋会等成为推动经义学习的平台,建立教义学习与辩论作为平安朝僧团在义学研习上,能够持续成长的重要推动进器,而且也据此正式确立僧侣升迁的主要标准和渠道。

  日裔美国学者飞鸟氏即将出版研究“御斋会”的专论,“御斋会”是日本平安朝的制度化佛学考试之一,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主题,由于该等考核的法会是获皇家所资助,所以仪式演示出佛教所认为,僧、俗之间理想的施一供关系。因此这类佛教仪式也是让天皇的皇权、僧侣等各路权贵彰显权力的名利场。此前飞鸟氏已刊有多篇期刊论文,探讨僧团辩义仪式背后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生,僧团辩义考核与中世日本圣教文本的生产和传递之间的关系,乃至中世日本佛教的辩论。

  米凯·鲍尔在其研究南都六宗之一法相宗大本山兴福寺所操办的“维摩会”的专著‘内,亦对诸方学僧为着参加“维摩会”所推动的僧伽教育,乃至疏释的生产机制等作出系统剖析。此外,“维摩会”在什么意义下作为具有政治含意的官方宗教释义活动的讨论,则已刊行为文之。

  马修斯·麦克马伦即将在加州柏克莱大学完成一部以前现代日本佛教僧伽教育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研究11、12世纪平安朝后期真言宗经院学的僧伽教育制度及教义辩论。

  保罗·格罗讷在其探讨10世纪日本天台宗良源和比叡山的专著当中,特别在第八章探讨良源重建考试制度的重要性,后来其另一论文探讨日本中世天台宗诸寺是如何运用辩义来训练僧侣。

  最后,东亚佛教另一重要个案是韩国,但国际学界现阶段对韩国佛教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惟罗伯特·巴斯韦尔有关当代韩国佛教禅宗寺院的实践的书,包括有专节讨论其僧伽教育的安排,另亦有文章探讨在韩国佛教,妇女受戒出家为尼和僧伽教育之间的关系,特别循跨越社会文化的性别角色定性之角度来讨论特定僧团为女众提供的教育?

  小结

  当国际学界的僧伽教育研究在近年逐渐成形之际,广义的华文佛教知识界对僧伽教育议题的关注亦在增长,但当中留下了三组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华、洋学界在僧伽教育研究上的学风差异

  虽然华、洋双方近年皆就僧伽教育议题做出讨论,但彼此的讨论方式、问题、知识装备及性质等差异甚巨,难以真当成是同一回事来相提并论。“僧伽教育”作为一个学术议题,其实存在一系列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默认,但华、洋学界在这点上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从问题意识与本文第二节所论列的三层议题组合来说,无论是当代两岸华文学界的学术性佛教研究,或汉传佛教内部的僧俗知识界,“僧伽教育”在近年一直都透过学术会议、僧团论坛等不同方式,周期性地被反复讨论。但不少讨论皆集中在佛学院课程安排,亢其量只属本文第二节的首层,即作为制度的僧伽教育来作讨论,至于第二、第三两层议题,即僧伽教育带来的社会流动、政教关系,以及它如何回应世俗化的现代冲击等议题,基本上接近完全缺席,让僧伽教育变成只有佛教徒才会关心的小众问题,未能把它放进更宏观和更富批判性的视野,成为一个可以与主流社会的议题互动及参照的共同论域-

  其次,时下华文学界和佛教界在“僧伽教育”议题上,几乎皆自动默认只是指汉传佛教,并因而罕会参考其他佛教传统的僧伽教育,似乎亦没有注意现代国际学界对僧伽教育的相关研究,自然亦漠视僧伽教育的跨传统对比。

  第三,即使在僧伽教育作为教育体系这一点上,比之于国际学界的研究进路,值得思考的是华文学界的讨论方式,往往只有教育制度和课程安排的静态描述,但却罕会触及实质的教学运作与流程,亦不会去探讨此等教育系统下成长的过来人对该制度的种种较深层的问题有何观察与反思。毕竟单纯作为一个笼统意义下的制度与一个具体的僧侣社群如何在该制度中进行智性成长,还是颇不相同的事。这部分原因涉及学者的知识装备,西方学界高达七成是人类学者,重视兼顾历史文献与具体案例,但这在华文学者间仍属较罕见,目前华文学界寺院教育的研究,多属据历史文献作史学研究。

  第四,当西方学界以教育社会学等系列议题作为知识手段,来讨论僧伽教育时,基本上已经预设了采取局外者角度来进行讨论,此一局外者立场避免了隔离于时代和社会视野下,孤立地讨论僧伽教育的课程设计之困局,但华文的僧伽教育讨论大多纯属从局内者角度为当代僧团教育的出路与方向作筹谋。尤其在中国,大学的佛教学者应佛教僧团之邀,对僧伽教育所发表的见解,就其现有的文字来说,更像一个佛教团体内部的院务,甚或业务会议的讨论,部分只是流于连串激昂口号而已。这反映中国学界对作为学术议题之”僧伽教育”,其实足未有进行过学术专业意义下的思考的,本文无意在此讨论形成此一缺憾的体制与学风成因。

  二、“僧伽教育”概念在汉传佛教适用与否?

  在西方学界对众多佛教传统僧伽教育之研究当中,汉传佛教一直敬陪末座,不单落后于虽同属东亚一脉的日本和越南佛教,甚至及不上锁国五十年的缅甸上座部。也许这与西方曾经殖民东南亚有关,但是这一推测却无法解释以下情况。

  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汉传佛教史的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无论是大部头的多卷本古代中国的汉传佛教通史、断代史、宗派史、地方史(省份或区域)等,更不乏中国亦颇热衷的历朝佛教政教关系(当代中国的独特表达是所谓“宗教管理”),或僧官制度之研究。前文已指出,政教关系是国际学界探讨僧伽教育的主要线索之一,很多佛教传统的僧伽教育暨考核、政教关系及官僚科层的职级(无论僧官或其他)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但即便如是,这些探索中国历朝佛教政一教关系或僧官制度的论著,皆没有如西方和日文学界般沿此线索论及僧伽教育,而且在大部情况下,僧伽教育都不是汉传佛教史研究所不能回避的议题。

  除了清末民初受西方文明冲击的这一阶段的僧伽教育受到关注之外,更为古典如隋唐等佛教中世鼎盛阶段恐怕是汉传佛教史上,最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佛教经院体系,在唐代高峰阶段过后的历朝僧伽教育,又是否皆处在弥散而听任自流的状态?缺乏统一而有效落实僧伽教育的严格考核制度?

  然而中外学界迄今几乎没有讨论过历史上的汉传佛教到底是否存在过制度意义下的僧伽教育体系与传统,至于有哪些主要相关的一手原始材料等研究上的基本问题,似亦未有作过讨论。讽刺的反而是,在近年华文学界对藏传僧伽教育系统的专题研究,其数量甚至明显超过汉传佛教。

  从而甚至有学者直接认为,与高度体制化的僧伽教育概念是一体二面的经院佛学,根本就不存在于东亚佛教传统。若与藏传和上座部的僧伽教育传统相比,即使是清末民初阶段太虚等僧人所建立的僧伽教育原先更多是佛教在庙产兴学压力下的救亡处境的被动产物,与上座部和藏传在维持僧团本身的宗教知识传统之余,尚有余力将其经学做主动扩充,似仍难以相提并论。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部分佛教学者会觉得将佛教与教育相提并论,乃是孤明先发的创举,所以在指导博士生论文时,竟然要求研究生在论文题目中,将佛教高等教育称为宗教传播与化世的所谓“新范式”。这一匪夷所思之创见,当然是由于中国部分佛教研究的“博导”对其他佛教传统和现代国际佛教学术的一无所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否也真的间接反映了在传统社会,汉传佛教与教育之间关系的确薄弱之历史实况?

  讨论至此所呈现出来的,也许缺乏的就不只是汉传僧伽教育的研究(及研究者),而是进一步反映研究对象的模糊与不确定,即汉传佛教的僧伽教育传统是否因其零碎不全,或无法长期稳定维持,从而不存在可与藏传和上座部经院的质量相提并论的僧伽教育系统。

  何以中、外学界对于前现代的传统汉传僧伽教育研究不足,甚至近乎缺乏?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值深思和探讨的议题。这到底是汉传佛教僧伽教育本身就真的是乏善可陈,还是学界由于定义偏颇不公等原因造成应受讨论的案例被排斥在研究之外而形成所渭研究不足?也许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僧伽教育”一概念中的所谓“教育”,是否应预设系统化的经、教传授和研习方为唯一或主要标准?还是透过仪轨、禅修、戒律、苦行、闭关等对行者身、心所作的训练与规范,其实不应被排斥在“僧伽教育”一概念之外?尤其禅宗丛林根据清规,在寺院日常生活细节中,对僧人应对进退所施行的直接磨炼,是否比研习经教概念更近于“僧伽教育”?何况,尽管清末民初透过兴办佛学院而让僧伽教育一时似乎大行其道,但考之于当时佛教处境,所谓兴办佛学院,其实亦只是“庙产兴学”压力下,为势所迫的被动自保举措。

  上说固有一定道理,然而,仍未足以完全释除困惑。首先,若以明、清以降,公认已走向没落的汉传佛教僧团的修持旨趋为旨趣来讨论何谓汉传僧伽教育时,则前述仪轨、禅修等系列训练,当然就优先于以经教义理之研习标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只以此一阶段的汉传佛教为线索,来确定对“僧伽教育”基本性质的理解。即使仪轨、禅修、持戒等是僧侣训练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但是否可以在欠缺妥善经教义理等的讲授之情况下,仍然可以称上是完整的僧伽教育,这是存在相当疑问的,毕竟既然是指教育,则即使循局内者角度作训练,这仍然不表示就可以排除掉系统的智性运用,无论是释义、义诠或批判。甚至可以说,在此意义下,丛林不单未有充分证实或呈现汉传有僧伽教育,反而刚好是突显了汉传僧伽教育的存在与否更为晦暗不明。

  其次,若作佛教僧伽教育的跨传统对比,无论是上座部或藏传,经义解读与学理辩证并非绝无仅有的例外,却都是作为僧伽教育内容的主要成分,而且从其依赖与使用的佛教文类而言,皆“论”有过于“经”,断难说法义和经教研习并非传统佛教僧伽教育的灵魂,我们只能同意,经教研习以外的其他修学内容也确应为“僧伽教育”一概念所包括,并使“僧伽教育”之概念的内涵更为多元,但却也很难以此取代经教研习而成为“僧伽教育”的主要成分。所以回到刚开始的问题上去,学界对前现代阶段传统汉传佛教僧伽教育的研究不足,恐怕很难说是单源自现代学界在探讨“僧伽教育”时,先设定了一个有偏见而对汉传不利的定义,使前现代的汉传佛教的传统僧伽教育无法被公平对待和呈现于研究的表述中。但到底最终应该如何理解目前此一研究不足的事实,则恐怕仍待学界共同思考,笔者在此暂难有定论。

  三、如何理解汉传僧伽教育作为一个制度的晦暗不明?

  从佛教作为一个组织在传统宗教社会中的角色来看,本文一开始时所提出“佛教社会”与“佛教社群”的区别,也许可以从制度与角色的层

  摘自:《人文宗教研究》总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