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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45年的台湾佛教(1)

作者:赖永海

  历史上,台湾曾经两度被殖民化。明朝时期荷兰、西班牙势力和民国时期日本势力对台湾的占领,造成了台湾佛教独特的历史进程与变迁。在1894—1945年间长达51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佛教重于法脉创建及嗣寺系统建设,弱于佛学理论及学问探研,表现出一种“顺应时代、通变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特性,决定了近代台湾佛教发展的努力与向度。

  第一节  台湾佛教溯源

  一、台湾佛教的历史发展

  台湾佛教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即1661年明代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前为佛教滥觞期;1662—1894年甲午战争前为佛教萌生期;1895—1945年日本占领期间为殖民化佛教通变期。1946年之后为正信佛教时期。

  追溯台湾佛教的形成,最早有文献记录的是三国时代吴国黄龙二年(230),孙权曾派卫温和诸葛直率领部队上万人,进入当时被称之为“夷州”的台湾。隋大业三年(607),隋炀帝也曾派遣朱宽、何蛮二人,访察当时被称之为“琉求”的台湾。北宋末期约1125—1126年之间,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大举入侵中原,宋室被迫向南迁移,民族危机波及大陆沿海地区,于是不少海岸居民避难渡海抵达台湾南、中部。渐渐地,台湾中部北港地区成为了汉人移民(客家)与台湾高山族原住民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中心场所。

  南宋孝宗时代(1163—1189),宋朝廷也曾派遣泉州军民聚集澎湖列岛,看守那里的海防要塞。当时,福建及江南一带已经建有许多佛寺,佛教信仰十分普及。其中,观音菩萨信仰特别流行,观音寺庙相当普遍。所以,很早的时候,大陆盛行的佛教信仰不可避免地流传到了台湾。据《金门记》记载,台湾现存佛教寺庙中,金门的灵济寺初建于唐代末期昭宗年间(889—904),太武山太武严庙初建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当时还仅仅是香火庙的这些观音庙,大多伴随产生于大陆与台湾通商者间“观音菩萨保佑”这种祈福纳祥的精神诉求。

  1624年间,荷兰入侵者在台湾南部登陆,随即占领了台湾南、中部地区。时隔两年左右(1626),西班牙入侵者也在台湾北部登陆,并统治北部长达18年。1642年,西班牙势力被荷兰势力驱逐出了台湾。在1624—1660年荷兰势力统治台湾的38年中,西方文明给台湾地区带来了基督教信仰的兴起,这也客观地抑制了台湾早期零散于民间的佛教信仰的长足发展。所以,尚属佛教滥觞期的台湾佛教并没有留下较为具体的文字记载,台湾民间仅存一些“荷据时期”由福建泉州移民从原籍带来的观音菩萨供奉塑像。

  因此,一直被史学界公认的台湾佛教的历史起点便被推至南明末期[清康熙初年(1661)L当年,出于反清复明的意愿,明代遗臣郑成功率领军兵随员2。5万人,由澎湖大举进攻台湾,击退荷兰军队,进入现为台南市中心的安平城,建立了郑氏延平王国。当时,十分繁荣的安平城里集居有工5万至多的大陆移民,将士眷属随后赶到,响应郑氏所颁布的各种鼓励移民之法令的大陆移民络绎不绝,以致台湾的大陆移民人数迅速增多,安平地区对佛教信仰的要求也随之剧增,台湾地区便出现了第一座最早的官建佛寺。

  这座官建佛寺是始建于1662—1665年间的竹溪寺,原名小西天寺,位于今天台南市的南溪畔。当时,明代文人沈光文随着明代遗臣沈宸荃全家,早于郑成功,于南明永历五年“651)先入台湾。他曾经在一首纪事诗的短序中写道:“州守新赠僧舍于南溪,人多往还,余尚未及也。”可见,当时台南市的香火已经相当旺盛了。当然,在沈光文的诗被人们发现之前,多数学者倾向于下面这种说法,即“当是时,东宁初建,制度渐完,延平郡王经以承天之地,尚无丛林,乃建弥陀寺于东安坊,延僧主之,殿宇巍峨,花木幽邃,尤为郡中古刹。其后谘议参军陈永华师次赤山堡,以其地山水回抱,境绝清净,亦建龙湖岩,岩则寺也。”龙湖岩位于台湾诸罗县地区,建成后,陈永华便请福建的参彻法师前来台湾住持。可见,弥陀寺与龙湖岩应当是台湾南部另外两座最早的宫建寺庙。

  根据清代台湾各府县志记载,郑氏时期台湾兴建的主要寺庙虽有宁南坊的观音堂、准提堂,北镇坊的观音亭、万福庵、赤山堡,六甲的龙湖岩等6处,但更多的佛教信仰者则以明代遗臣为主要成分。他们痛心亡国,不愿再仕,则变服为僧,或者终身持斋,或者终日以诵经自聊,成为在家修行的“居士”。其中的代表者有太常博士沈光文、举孝廉李茂春、昆明县事林云义、副榜张士郁、明鲁王女、南安儒士郑哲飞。此6人之举,实际上开启了台湾地区“在家念佛”的一代先风,成为台湾早期佛教史上珍贵的一页。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郑氏王国执政将领郑克塽投降大清帝国,台湾终于回归清朝版图。第二年四月,“承天府”被更名为“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厦道。当时,宁靖王朱术桂以家殉国,而且“舍其居为寺”。因此,清朝接收官员靖海将军施琅便将靖王府改建为佛教的天后宫,“而观音堂犹在也”。当时,有不少郑氏部将不愿随从清朝部属,于是隐名埋姓,潜身于僧众当中,窥复明室。在清军攻台战役中的郑部败将,大部分荣发做了僧人。

  当时,郑氏曾在台南建有“北园别馆”,作为郑氏母亲董氏的养老之所。台湾入清后,此处一度荒置。据台湾总兵王化行所撰《始建海会寺》中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王化行与台厦道王效宗等人见此处“庙宇佛像最胜”,已经住有大批僧侣,便将此处改建为海会寺,成为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清代台湾官建寺庙。在客家相对集中的竹堑地区(现今新竹),最早被称之为观音寺的竹莲寺也是台湾最早的汉人佛寺,它出现于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新竹市的金山寺则始建于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

  客观地讲,上述寺庙在当年还算不上比较纯粹的佛教信仰道场。清朝治理台湾期间,尚属佛教萌生期的台湾宗教信仰,往往呈现一种主流为观音信仰,同时夹杂着关帝殿祀、火神崇拜、妈祖供奉甚至厉鬼暗祭的复合形式。因此,当时的寺庙供奉也是多种多样的。台湾佛教真正地走向独立发展,发生在台湾殖民化佛教的通变期(1895--1945)。

  1895—1945年这51年是台湾殖民化时期。以台湾佛教的一些重大事件为转折,可以将台湾殖民化时期的佛教发展再细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895—1915年间,日本还没有直接干涉台湾“旧惯”即“现有”佛教,同时四大法脉相继创立,因此划为殖民期台湾佛教的“旧惯温存”阶段。1916—1930年,随着“西来庵事件”的发生,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对台湾佛教进行调查与归化,所以划为殖民期台湾佛教的“改宗归化。阶段。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中国大陆,台湾殖民当局对台全面实施“皇民化”计划,日本佛教对台湾佛教全面实施“皇道化”改造,可以划为台湾佛教的“整顿改造”阶段。这几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面上看,台湾佛教渐渐地因为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改造”而失去其自主性。实际上,“四大法派”的顽强创立与通过。通变”的方式求得生存及发展壮大,正是一种实质上的“佛教抗日”。

  上述几个阶段的共同特征还表现为台湾佛教的“被殖民化”。其发生的基本条件是台湾特殊的地缘处境。台湾岛屿相对独立于大陆,明、清及民国政府对其管辖鞭长莫及而相对薄弱,因此台湾非常容易受到岛外武装势力和文化势力的不断侵略,台湾佛教的历史发展也不断地面临直接的负面影响。面对这种特殊地理条件所造成的不利因素,事实上,台湾佛教并没有放弃寻求独立发展的努力甚至抗争。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佛教采取了一种。顺应时代、通变地生存与发展”的韬晦策略,以此形成了一种针对日本殖民化而特有的基本特性。

  当然,从客观上看,台湾岛的南方与大陆相守,北部与日本相望。这种十分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必然导致台湾佛教一方面“追溯大陆福建佛教祖庭”,另一方面“接受日本佛教改造”,从而自然地形成了影响自身发展的两大历史渊源。

  二、台湾佛教两大历史渊源

  1.鼓山租庭及闽僧赴台创宗

  台湾近代殖民时期的佛教宗系,原为大陆南方特别是福建一带的南禅宗佛教系统,这是台湾佛教的主要渊源。近代以来,台湾不少丛林渐渐接受了外部改造,演变出一种禅净双修的修行方式。

  有关台湾佛教之福建渊源的资料日渐增多,广被采信的有1919年3月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1942年4月30日出版的增田福太郎《东亚法秩序序说·南岛寺庙探访记》、1937年日本驻台南总督府卫生课撰写的《台湾本岛人宗教》、1934年9月台南州共荣会编写的《南部台湾志》、《南瀛佛教》杂志11之3《台湾宗教概要》、《南瀛佛教》杂志18之8—9李添春的《台湾佛教特质》等等。根据发掘研究,目前大都公认台湾佛教的禅宗“法脉”始于明末清初,振兴于日本殖民初期,其祖庭分别追溯到大陆福建地区属于闽县(现今福州)鼓山曹洞宗寺统“鼓山派”的鼓山涌泉寺及泉州开元寺、属于福州西禅寺临济宗寺统“怡山派”的怡山长庆寺、属于漳州南山寺临济宗寺统“喝云派”的漳州南山寺福清黄蘖寺。

  当时有一个十分特殊的情况,使闽县(福州)地区的上述禅寺必然成为台湾早期禅宗丛林的祖庭。在传统上,台湾僧人必须取得正式僧人身份后方可被称法师、禅师、和尚、长老,然后才能住持寺庙及各种佛教的弘法事宜,否则只能以准僧侣(沙弥)的身份生活在寺庙中而不能承担任何法事,更不能纳入禅宗某世的法系。然而,民国之前,台湾地区并没有合适的“剃度师”以及传戒道场,所以大多欲获正宗传系的上乘僧人,则必须漂洋过海来到福州鼓山涌泉寺,接受“具足戒”并取得“度牒”。当时,留锡鼓山准备接受具足戒的年限一般不少于三年,即第一年沙弥戒、第二年比丘戒、第三年菩萨戒。三年戒满,方可退山。三年之后,受戒圆满者称之为和尚,取得住持资格。如果还想成为大和尚,就必须再进一步,于每年的阴历四月八日(释迦牟尼佛圣诞)或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在鼓山涌泉寺广而告知,所有出家僧人一并参集,接受为期七天的受戒行状——佛教的“三坛大戒”,即分别接受得戒大和尚所授二百五十戒的僧行教导、教授阿阖黎师的轨仪教导、羯磨阿阁黎师的忏悔教导。最后一天的行受戒记,还必须在头顶上点上三至十二个戒执。

  民国时期,经过上述“三坛大戒”的台湾法师中,不乏后来台湾佛教四大法系的开创人。其中,善智禅师、妙密禅师原本就是鼓山涌泉禅寺的僧人,后来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台弘法;台湾月眉山灵泉禅寺的善意禅师、观音山灵云禅寺的本圆禅师和法云禅寺的妙果禅师等也先后于民国年间(1g24、1925等年份)抵达鼓山涌泉禅寺,受戒出家并获得住持资格,然后承续鼓山涌泉禅寺的曹涧法脉,返回台湾弘法,创立山派。由此可见,台湾佛教与大陆福建闽县鼓山禅寺法脉结下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2。日本佛教赴台布教及强压改宗

  清光绪二十年(工894)甲午战争之后,根据《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由此日本实际统治台湾长达50年(1895—1945)。这期间,伴随着日本各种势力对台湾地区的不断扩张,日本佛教各个宗派也开始对台湾地区展开了殖民化布教,其中有日本佛教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真宗(本愿寺、大谷派、木边派)、日莲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法华宗(显本法华宗、本门法华宗)等八宗十四派,都纷纷派僧侣抵台布教,布教中心全部设在台北市。1922年4月,日本方面专为台湾地区的布教成立了日本官员佛教会。

  日军占领台湾初期,为了响应“职班进升”这种日本针对台湾的“开教政策”,日本佛教部分宗派的僧侣也加入远征军充当“从军布教师”(或称“从军僧”),这个“开教政策”的主题是:愿意赴台开教的日本僧人可被破格晋升僧职。当时,“从军僧”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官兵的安定、追悼以及礼仪服务。后来,随着日本禅宗杂志《正法轮》的一项建议被日本官方所采纳,日本的“从军僧”便被赋予了向台湾地区“灌输国家忠效主义”、让佛教成为日本帝国向外扩张重要一环的历史使命。

  在1895—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段前民国时期,日本佛教采取了“调查台湾佛教”的“温存”策略,不仅大办佛教讲习所以及各种道场,而且不断地将台湾原有的寺庙,不分佛、道及民间信仰,一并纳入自己的佛教宗派体系。在殖民势力压力下,台湾佛教开始了那种“为了生存而通变”的宗派归顺。日本佛教宗派在台湾私下吸纳“旧惯寺庙”的举动,也惊动了当时日本驻台总督府。为此,总督府于1897年4月直接下令予以阻止。不久,鉴于语言障碍、经费短缺、日僧品行不齐等多重不利因素,日本佛教宗派在台势力对台湾民众所实施的开教行动渐渐萎缩,到了1900年下半年,他们改变方向,开始针对在台日本人传教了。

  日本佛教对台湾的强力渗透,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当时大多数佛教寺庙归顺日本宗派。虽然存在日本禅宗派系的影响甚至干扰,民国开国前后几年,台湾本土佛教还是发生了一次体现民族自立精神的佛教创宗革命,表现为先后创立了基隆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五股乡观音山派凌云禅寺法脉、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高雄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承接台南开元寺)法脉。不久,灵泉禅寺、法云禅寺先后被迫归化为日本曹洞宗宗籍,凌云禅寺、开元寺、超峰禅寺先后被归化为日本临济宗宗籍。这对当时台湾佛教发展的基本走向影响非常深刻,以致在日本占领台湾的后几十年中,整个台湾佛教不得不以一种“通变生存”的方式继续生存下去。

  台湾佛教通过归宗日本佛教系统,客观上也促成了两大佛教变革,这就是台湾佛教派系能够独立授戒、旧惯寺庙开始法制化管理。可见,日本佛教对台湾的布教以及后来对台湾佛教的改造,对于殖民时期的台湾佛教来说,实际上构成了另一大历史渊源。

  三、台湾佛教三大基本形态

  近代台湾佛教“通变生存”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缺乏主体性。其实,台湾佛教并非没有自己特有的基本形态。根据台湾信众当时生活中的佛教实践方式,可以将台湾佛教划分为民俗佛教、老官斋教和制度佛教三种基本形态。

  1.充满“泛灵”色彩的民俗佛教

  应当说,台湾早期的佛教并不是纯粹的佛教。清代之后,台湾原始宗教依然对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也必然改变了从大陆传至台湾的传统佛教形态。台湾原有宗教信仰与大陆来台佛教相遇,产生了一种民俗佛教的佛教形态,它具有传统佛教与官方祀典相互结合的信仰结构特点、追求灵验与感应等不同于传统佛教的信仰方式。不少台湾本土的厉坛、城隍庙、关帝庙甚至妈祖庙都由外来和尚担当住持,这也是民俗佛教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表现。这类寺庙往往混合着佛教与道教的崇拜偶像及民间诸神。在玄天上帝庙和妈祖庙里,也会同时供奉观音菩萨与文昌帝君。佛寺中往往也供奉着列位神尊。佛教僧侣以及佛寺也经常承接风水堪舆、卜卦释梦等占卜之类的神算秘行。这种民俗佛教往往具有佛教寺院的建筑与师传关系,但是缺乏严密系统的佛教教理、修习教义以及僧团组织,甚至还保留着“男女混杂”、“僧俗罔辨”的现象,其庙宇大多也是一些“香火庙”,最具代表性的寺庙就是遍及全岛、蔚然成风、影响至今的龙山寺系统。

  尽管如此,这种民俗佛教一方面因为它更贴近台湾原住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因为它也得到了大陆移民佛教的兼容,从而一直维系了下来。《闽海偶记》就有记载:明(郑)时期来台的宁靖王朱术桂,在妈祖庙接应僧侣住持,“妈祖庙(即天妃宫)在南宁坊,有住持僧圣知者,广东人;自幼居台,颇好文墨。尝与宁靖王交最厚。王殉难时,许以所居改庙,即此也。”清代乃至民国时期,不断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僧侣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寺庙丛林,往往也受到民间信仰寺庙的接待。曾有记载“前殿祀妈祖、后殿祀观音,各覆以亭。两旁建僧舍六间,僧人居之,以奉香火。”这些僧侣在台湾往往被视为“非正信”的佛教徒,所以一旦他们住持了那些不隶属于佛教的寺庙后,便被人们称之为“东家”,借住这种寺庙的僧人则被称之为“客师”。这也是民俗佛教的一大特点。

  这样的民俗佛教一直延续到民国。在日本殖民时期,民俗佛教信仰及其供奉方式可以相对远离于日本佛教改造台湾“制度佛教”的逼迫,同时更多不愿归顺日本僧籍的居士也渐渐加入了进来。其结果,一方面促使民俗佛教生命力不断,另一方面也为民国至今日渐盛行的台湾居士佛教形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遗存“罗教”基因的“老官斋教。

  “斋教”作为台湾的一种佛教形态也存在于日本殖民时期。追溯其前身,应当兴起于明代中叶大陆的罗教。罗教发源于山东漕运军人罗清,他最基本的一个修行主张,就是批评僧侣出家,坚持一种“在家佛教”。由于漕运军人四处流动,无法入寺念佛修行、供奉祈祷,所以这种由运粮军人创造的佛教实践方式沿着大运河广为流传,被越来越多同样处境的信佛者所接受。

  罗教的信徒们坚持一种特别的修行方式,表现为在家修行、不出家、不穿法衣、不剃头、持斋食素,逢朔望秉香烛,聚会斋堂,礼拜本尊白衣观音和释迦佛,并以阿弥陀佛、弥勒、关帝、妈祖、往生娘娘以及本派祖师为主祀,早上课诵《金刚经》,中午课诵《心经》,晚间课诵《阿弥陀经》。这种不同于传统佛教的念佛形式,又被称之为“老官斋教”或“菜堂”,信徒往往被称为“食菜人”,女众为“斋姑”,男众为“斋公”。

  清军进入台湾之后,斋教随之也被引入台湾。由于“在家佛教”的信仰方式具有广泛的实用性、通俗性和民间性特点,加之它反对传统寺院教派之腐败,提倡一种“佛性遍满”的佛性观点,又以罗清本人根据佛教思想精心编撰的《五部六册》来简化浩繁的传统佛教典籍,所以斋教传到当时佛教系统不见明朗的台湾,便立即受到了普遍欢迎。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大陆政府一直视斋教为一种非法的秘密教派而予以取缔。所不同的是,台湾当地政府不甚关注佛教的具体形式,以致大陆斋教传抵台湾之后,便被迅速接受并发生了变异,一方面延承大陆斋教的传统,另一方面创立了自己的斋教堂口。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浙江宁海鱼商蔡文举首先抵达台湾南部,传力斋教的“金幢派”及慎德堂;接着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大陆斋教十六祖卢普济的弟子普爵在台南创立台湾斋教的“龙华派”及德善堂;清咸丰十一年(1861),大陆斋教十五祖归全元派遣黄昌成到达台南,创建台湾斋教的“先天派”及报恩堂。清代以后,“金幢”、“龙华”、“先天”这三大派别各自的“斋堂”如雨后春笋,渐渐遍布全岛。

  台湾斋教的金幢、龙华、先天三派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强调禅宗六祖慧能的法脉真传、继承在家修行的传统、批判出家僧尼中的腐败与低下的自恃修行能力。三大派别也分别规范了各自斋教的道场、典籍、系谱、等级和仪式。这是台湾斋教对大陆斋教的一个大发展。

  清代台湾往往将女性出家为尼视作影响风化和破坏家庭稳定,加上台湾佛教普遍缺乏“剃度师”这种客观困难,台湾斋教中便出现了。斋姑”略占主流的现象,如清代福建人梁章钜所称“吾乡人家堂室内,亦无不奉观音者,女流持斋诵经,犹为敬信”。这又是台湾斋教的另一个特点。

  台湾斋教之所以能在清领台湾时期盛行,而且清代台湾佛教以斋教为主,其中有两个客观原因。第一个客观原因是当时的台湾政府对出家为僧的家庭有着税赋上的优惠,所以政府并不允许太多的人加入僧籍。由于带发修行的斋教不享受政府的这种税惠,反过来,政府对斋友的人数也就不加限制了。另一个客观原因,则是清晚期太平天国摧毁了大批江南佛寺,造成大量出家人无寺可归。其中不少人转道台湾佛教道场,却又受到官方限制,于是不得不选择斋教这种修行方式,从而壮大了斋教信众的队伍。

  台湾斋教秉承了大陆罗教的叛逆个性。当甲午战争的后果无情地波及台湾的时候,1915年6月台湾发生了斋教以武装形式抗日,却遭来毁灭性打击的“西来庵事件”。台湾全面沦陷之后,日本驻台总督府总结了“西来庵事件”的教训。日本驻台总督府管理宗教的社寺课课长丸井圭治郎编写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这份极为重要的史料。以这次调查结果为依据,日本驻台总督府强行以日本佛教辖制斋教,台湾部分斋教人士被集体归化为日本曹洞宗,否则难保不受迫害。1929年,为了进一步控制及打压台湾斋教,日本驻台总督府社会文教课邀请了斋教研究学者李添春教授,共同对台湾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宗教调查”,形成了极具史料价值的调查报告《本岛佛教事情一斑》。

  所以,“西来庵事件”之后,台湾斋教渐渐走向衰落,并转而并入“制度佛教”的禅宗四大法脉。

  3.嫁接“日禅”风格的“制度佛教”

  日本殖民初期,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台湾佛教中的前两种形态,即民俗佛教和老官斋教已经开始萎缩;同时,受日本佛教影响及推动,所谓“制度佛教”渐渐兴起。

  台湾传统制度佛教的基本形态以丛林为显著标志。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佛教丛林以四大法脉——即基隆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五股观音山派凌云禅寺法脉、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和高雄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为主流。四大法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日本佛教势力一直没有放弃将其归属为日本佛教体系的努力。对此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限制了“从军布教僧”对台湾民众的“开教”活动,另一方面正面地支持日本佛教宗派对台湾佛教进行全面改造。

  “西来庵事件”的主体是斋教信徒。但事件发生之后,与斋教一直存在千丝万缕关系的台湾传统佛教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牵连。面对支离破碎的斋教体系,越来越多的斋教信徒为了生存而不断加入日本佛教。当时,斋教先天派主持人黄玉阶看到了这种紧迫形势,他抓住这个建立全岛性佛教组织的大好契机,提出了成立全台湾第一个佛教会组织——本岛人宗教会的建议,期望这个全岛性的宗教团体能够形成一股力量,以保护台湾佛教自身的安宁和利益。

  虽然这个举措最终没有实现,但给日本殖民当局一个强烈的触动。1920年1月,日本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台湾佛教界被迫成立了台湾龙华佛教会。成立大会上所宣读的《大趣旨书》中有勉强而明确的表态——今后的台湾佛教,要斩断与大陆佛教的联系并积极“日本化”,理由是“勿以舍近图远与支那本山;日月是沿,可决然与本国养成纯粹宗风”。这是日本殖民当局欲将日本佛教风格嫁接到台湾佛教的一个历史信号与起点。

  1921年4月,距离台湾龙华佛教会成立仅一年多时间,由经当时台湾总督府社寺课首任课长丸井圭治郎精心组织策划,台湾艋甲龙山寺的一个佛教俱乐部成立了名义上为民间团体,实际上以日本官员为会长的全台湾性佛教组织——南瀛佛教会,其成立宗旨就是全面渗透、控制并改造台湾的旧惯佛教。当时,丸井圭治郎认为:“本岛所有名为僧侣及斋友,其智识才能微薄,欲任以领导社会之实质,茫然罔觉。同人有见及此,是以告发教训太急务,使知佛教精神,鼓吹信仰,开拓其心境,严正其志操,彼等社会地位日日蒸上并授予布教传道诸法,具有来民教化之资格。”这就是南瀛佛教会成立的初衷。

  当然,在客观上,当时的日本要比台湾接触了更多的西方文化及宗教思想,日本佛教在与台湾佛教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发现两者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距。这便成为日本佛教决心改造台湾佛教的一个出发点。实际的历史情况是,经过50年的日本对台统治,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正式宣战之后,台湾佛教真正失去了悄悄依靠大陆本山的主体性,日本殖民当局更加强化了在台湾地区的“皇民化运动”进程,强制规定台湾所有尚未归属日本佛教的寺庙、斋堂一律改为日本化的神社,其中一切法器、仪轨、制度均效仿日本,直接导致日本佛教终于成为台湾佛教发展的向导。

  因此,台湾殖民后期即1945年之前,台湾佛教日益兴隆的四大法脉共同呈现为一种处处带有日本禅宗风格的佛教形态。

  第二节  台湾佛教四大法脉丛林

  欲考察民国时期台湾佛教的基本状况,梳理出当时已经成型的基隆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五股乡观音山派凌云禅寺法脉、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高雄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的基本线索,不失为一个最佳方法。

  台湾进入殖民时期后,佛教道场的创建及其分布还是比较合理的。其合理性不仅来自台湾佛教沿山脉分布的特点,而且来自当时日本佛教宗派势力所分布的影响力。

  一、基隆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

  基隆的月眉山位于台湾的北部。清末民初,当地皈依佛教的信徒不断增多,却没有一座具有规模的寺庙。见此情景,有位善智禅师萌生了选择一地,模仿鼓山祖庭修建一座本山寺庙,从而创建月眉山派法脉的想法。

  善智禅师,俗名胡阿红,1852年生于基隆市草尾店(今基隆市仁爱区),三十八岁之前曾在基隆斋教的龙华教派掌教,三十九岁“891)渡海抵达福建鼓山涌泉禅寺,拜景峰禅师出家受戒,七年之后(1898)偕同妙密禅师一同返回台湾募缘,驻锡于基隆市的清宁宫。

  1905年,大水窟斋斋友林来发得知善智禅师的这个宏愿,便献出一块上好土地,作为后来月眉山派的本山道场——灵泉禅寺的用地。1906年9月,善智禅师在新落成的大雄宝殿内诵经,突然身感不适,回到方丈室后便圆寂。所以,灵泉禅寺尚未完成的建寺工程便由善智禅师的同戒师弟,1902年也在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善意禅师悉数承担。

  灵泉禅寺工程于民国七年(1918)全部完成,它标志着民国年间台湾第一座具有丛林规模、时为台湾四大禅宗法脉之首的基隆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基本成型,创立人尊为善智、善意两位禅师。按照鼓山法脉《星灯集》记载,景峰禅师是鼓山涌泉禅寺第21代住持妙莲长老之徒,辈份为22代,那么善意禅师在鼓山法脉中的辈份就是23代。对此,《星灯集》加注了特别的说明:(善慧)建台湾月眉山灵泉寺,其子孙繁衍台湾。民国二年(1913),善意禅师曾赴印度,请回玉佛三尊及佛陀舍利五颗作为灵泉禅寺的镇山之宝。

  民国时期,月眉山派的分灯禅寺已达47处,主要分布于台湾的东部和北部。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近邻日本,加之基隆也是台湾第一大港口城市,当时就被日本殖民当局列为日本曹洞宗在台湾地区的“要枢布教区”。在善智禅师圆寂第二年(1907),善慧禅师为了“通变生存”而加入了日本在台湾的曹洞宗僧籍。这是殖民时期日本佛教改造灵泉禅寺的一个客观条件。

  1908年,善慧禅师继任灵泉禅寺住持,为了月眉山派法脉能够延续发展,采取了与日本曹洞宗长期合作的方针。当时,灵泉禅寺正在继续建设当中,许多项目必须得到日本驻台总督府核准。善意禅师加入日本僧籍多少也是出于这种客观压力。1911年,善慧禅师拜访了曹洞宗本山总持寺管长石川素童并获得帮助,得到了日本内务省宗教局的嘉奖,请回新修训点《大正藏》一部共8534卷;1912年,灵泉禅寺开办了台湾佛教史上的第一次佛教讲习会——爱国佛教讲习会;1916年,善意禅师担任了具有日本曹洞宗背景的台湾佛教中学林(今泰北中学前身)学监;1918年,善意禅师正式创立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1921年,善意禅师升任私立台湾佛教中学林校长。灵泉禅寺这一系列事典的成功,实际上也依靠了日本曹洞宗本山与善意禅师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可以说,由于灵泉禅寺法脉一开始就被纳入日本曹洞宗的佛教系统,起码在寺院经营方面,月眉山派灵泉禅寺较大程度地借鉴了日本佛教的基本模式。在灵泉禅寺的传位住持中,德融禅师曾两度进入日本曹洞宗本山进修,成为早期台湾与日本之间佛教交流的使者。1945年台湾光复,灵泉禅寺随即积极组织筹建台湾佛教总会,以求尽快推进“去日本化”进程。

  由于诸位禅师坚持“通变生存”的处世信条,经过不懈努力,月眉山派灵泉禅寺法脉香火不断,延绵至今。

  二、台北观音山派凌云禅寺法脉

  台北县五股乡境内的凌云禅寺,是民国时期台湾佛教中观音山派的大本山。清光绪九年(1883),大陆福州鼓山涌泉寺的明理法师游访,来到台北的五股乡,见主峰挺拔,四周群山环抱,堪称卧虎藏龙之地,便邀请同戒师兄宝海法师前来此地,搭建了一些茅棚,整日奉佛潜修,渐渐形成了一座“凌云古寺”。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有本圆、觉净两位禅师前来参访。这时,明理法师已经圆寂多年,宝海法师力邀他们与台北富商刘金波、士绅林清敦一同,准备在古寺百步之遥的地方建造一座新的凌云禅寺。1914年,宝海法师示寂,本圆禅师接任了凌云古寺的住持。

  为了建设凌云禅寺,本圆禅师于1917年辞去了台湾佛教中学林副学监的职务。历时三年,他与觉净禅师历经艰辛,终于在1920年建成了大雄宝殿、开山院、楞严阁、拥云庐、寒山岩、拾得庵、达磨洞以及寮房、斋堂,完成了宝海禅师的托付。为了彰显禅寺的非凡气度,他们又在新建禅寺沿着观音山的漫长山道旁,安座了108尊石雕的观音。此寺即被定名观音山凌云禅寺,成为民国时期规模最大、院落最全的法派开山大寺庙。以此作道场,本圆禅师以开山祖师身份,创立了观音山派凌云禅寺法脉。

  本圆禅师原本台湾基隆人,沈姓,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16岁拜僧人法参为师,20岁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振光禅师受具足戒并修学多年,承接临济宗一系法脉。在这之后10年间,本圆禅师访遍了国内名山古刹,宣统元年(1909)曾暂时驻锡过凌云古寺,后又回到鼓山。民国二年(1913),应宝海法师邀请再次赴台,住持凌云古寺,不久便建成凌云禅寺并创立观音山派。本圆禅师于1947年圆寂于住持之位,接任凌云禅寺住持的是觉净禅师。觉净禅师是一位十分守成的僧人,所以凌云禅寺法脉后期起色不大,发展也不见扩张,多被人们当做“古迹名胜”而尊敬。

  观音山派在台北地区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因为观音山形似卧睡观音,秀美至极,灵云禅寺规模宏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本圆禅师当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他曾经担任过台湾佛教中学林的副学监,教授过许多佛教人士,拥有较高的教界声望和影响力。更主要的是,他是当时台湾临济宗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是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在台湾的主要联络人,也是台湾为数不多能够与日本佛教以及日本殖民当局直接对话的高僧之一。

  1925年,首届东亚佛教联合会在日本东京芝区公园增上寺召开。本圆禅师代表台湾临济宗与台湾曹洞宗代表大湖法云禅寺住持觉力禅师、台湾在家佛教团体(斋教)代表林许三人,以“台湾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日本佛教承办这次国际会议,实际上有两个主要目的,即解决“中国布教权争议的后续发展”和“缓和‘五四运动’后高涨的反日浪潮”。对此,本圆禅师综合了台湾佛教各派的意见,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可归纳为“宜民的布教方法、全球的传教范围、社会的积极互动、强化的佛教教育”这四个要点的提案,以此要求日本佛教能够在台湾真正做一个“臼华亲善”的模范。这个态度反映了本圆禅师宏大的政治视野和正直的宗教情怀。

  本圆禅师的特殊身份以及他的无畏精神,为观音山派在台、日佛教界获得影响,为观音山派灵云禅寺法脉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

  三、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

  台湾佛教四大法脉之一的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大本山是法云禅寺,位于台湾苗栗县的大湖乡山中。关于该寺该脉的由来,应当从觉力、妙果两位禅师说起。

  觉力禅师,俗家姓林名金狮,福建省厦门鼓浪屿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初一日,得戒于涌泉寺本忠和尚。光绪二十七年(1901),觉力禅师二十一岁,开始研学戒律,后于宣统元年(1909)出外行脚参访,然后东渡日本考察佛教,再由日本到达台湾,曾经驻锡于观音山凌云禅寺。创建凌云禅寺的本圆和尚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鼓山涌泉寺受戒,住鼓山修道有年,与觉力禅师有同参之谊。

  妙果俗家姓叶,名阿铭,他是桃园县平镇乡人,清光绪十年(1884)十月十一日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八岁的妙果在桃园斋明寺皈依了佛门,剃度出家。宣统元年,得知鼓山觉力禅师来台驻锡观音山,便前往礼拜,结下师徒之缘。觉力禅师离开台湾之后,妙果依然留在观音山修学,后来升任为凌云禅寺副寺。觉力禅师返回鼓山后出任监院。宣统三年(1912),妙果在觉力禅师的鼓励下由台湾乘船赴福州,在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取得禅师与住持资格。圆戒之后回到台湾,仍驻锡凌云禅寺。

  早在清代,大陆移民来到大湖乡地区开辟土地,曾经与当地高山族原住居民屡动干戈,相互厮杀。日本殖民时期此风依旧,大陆迁来的移垦民众与高山族原住居民长期生活在紧张对抗的恐惧当中,急需精神上有所依赖。因此,大湖乡地区的耆绅吴定连、刘缉光等人产生了在大湖乡建立一座佛寺的想法,并向地方官署办理了申请手续。偶然的机会,妙果禅师与刘缉光居士邂逅于凌云禅寺,一夕倾谈,理念相同而投缘,即决定合作在大湖乡创建法云禅寺,并于民国元年(1912)开工兴建,第二年完成了僧寮工程。这时,大雄宝殿还在兴建中,妙果禅师便亲赴福州鼓山,迎请觉力禅师来台出任新寺住持。随之,觉力禅师来到台湾,时年三十三岁。

  民国三年(1914)冬阿弥陀佛圣诞日,大雄宝殿落成。从此便流传出了“法云建而大湖平”的谚语。法云禅寺建成之后,因觉力禅师研律出身,所以佛门仪轨森严。觉力与妙果师徒合作无间,地方绅商刘缉光、吴定连、吴定新、吴定贵、吴定来等人也不断地出钱出力,热心护持。至此,觉力禅师以这座名山胜地作为本山,弘扬佛法,振兴宗风,四方衲子,闻风归仰,常住信众达到250余人,成为当时台湾空前的庄严道场。至此,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已经基本成型。

  民国五年(1916),觉力禅师初在苗栗公馆行修寺讲经,继而主持水陆法会,并捐供养金修筑了一条自山脚至山门共1820阶的登山石阶道路,命名曰“阿鞟跋致(不退转)路”。民国六年(1917),妙果禅师应台北信众之请,来到中坜创建圆光寺,成为圆光禅寺的开山之祖。

  民国七年至十年(1918—1921),觉力禅师在法云禅寺四度传戒,戒子众多,僧寮不敷居住,于是便增建禅堂。民国十一年(1922)禅堂落成,请来了闽南高僧——厦门南普陀寺住持会泉法师来台莅寺主持水陆大法会,盛况空前。觉力禅师还在寺中设置了一所仁济医院,由妙贤法师负责,广施汤药,赈济贫病,受益者甚多。台北艋舯(万华)有一座历史悠久的佛教名刹——龙山寺,台北绅商辜显荣及吴昌才等人仰慕觉力禅师道风已久,便礼请他来龙山寺住持。于是,觉力禅师便奔波于台北与大湖乡之间。

  日本殖民时期,出于觉力禅师的声望,日本曹洞宗迫纳其僧籍,并任命为日本曹洞宗在台湾的布教师。对此觉力禅师不以为然,他深藏于苗栗,与台北的曹洞宗别院不即不离,身穿日式海青及袈裟,言传鼓山涌泉寺的法统。觉力禅师曾经迎请大陆名僧会泉、圆瑛、道阶等法师来台弘法。圆瑛法师到法云禅寺宣讲《楞严经》,这是民国十三年(1924)的事。道阶法师与太虚法师一同作为参加日本东亚佛教大会的中华佛教代表团团长,曾于民国十四年(1925)冬顺道莅临法云禅寺。这些足以证明他念念不忘中国佛教祖庭。

  觉力禅师的法派传承是曹洞宗寿昌法脉,世系是“慧元道大兴,法界一鼎新,通天并彻地,耀古复腾今”20个字,觉力是“复”字辈,“复”字辈外号为“觉”,“腾”字辈外号为“妙”,“今”字辈外号为“达”。所以,觉力禅师的徒子徒孙是以“妙”、“达”排名的。自法云禅寺民国元年创建之后,法脉繁衍,分灯遍及,为数上百。台北市的通法寺、法光寺,台北县的慈云寺、妙法寺,桃园的圆光寺、宝莲寺,新竹的灵隐寺、一同寺,苗栗的行修寺、净觉院,台中的法华寺、毗卢寺,彰化南投的双林寺、碧山岩,嘉义的天龙寺,高雄的崇光寺,屏东的真如院,花莲的玉泉寺等等,繁多寺院构成了一个规模极大的“连锁道场”。

  大湖乡法云禅寺的第二任住持是释妙果禅师,他的内号是腾悟,外号妙果,为曹洞宗洞山良价传鼓山的第四十四世法嗣,属于江西寿昌法脉“耀古复腾今”中的“腾”字辈。圆光寺始建于1917年,至1920年落成,妙果禅师为该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此后他在桃园弘法利生,教化一方,数年之后,道誉日著,声播东瀛。因此,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宗务院也将妙果禅师编入曹洞宗僧籍;曹洞宗首刹永平寺管长日置默仙,曾经聘请妙果禅师为台湾布教师。曹洞宗台湾别院院长大野凤州,参加聘请妙果禅师兼任毗卢寺住持,及担任法藏寺、圆通寺等寺的导师。此后,妙果禅师不仅在中坜、桃园弘化,进一步南北奔波,讲经布教。几年之间,妙果禅师又被台湾总督府遴选为南瀛佛教会理事、评议员,并受赠日本永平寺及总持寺所赠的金斓袈裟,及曹洞宗管长铃木天山赠予的安陀会衣。1932年觉力禅师圆寂,妙果禅师于是年7月25日继任为法云禅寺第二代住持。

  觉力禅师圆寂之年,妙果禅师春秋五十,正是壮盛之年,他致力于弘法利生事业,席不暇暖。1936年,他在圆光禅寺传授三坛大戒。翌年东渡日本,日本昭和天皇早闻他的道誉,延请他入皇宫供养,并颁赐袈裟、如意、钵具、拂尘、折扇等御物,这是台湾僧侣首次在日本接受日本皇室的供养。

  1945年日本败降,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妙果禅师身兼关西潮音寺、员林双林寺、竹东大觉寺、彰化大佛寺等住持及民生杂志社社长。此时,台湾佛教的老一辈耆宿多已谢世——觉力老禅师示寂于1932年,观音山凌云禅寺开山本圆老禅师示寂于1945年6月,月眉山灵泉寺善慧老禅师示寂于1945年12月,台南开元寺住持得圆禅师、大冈山超峰禅寺住持义敏禅师、台南竹溪寺住持捷圆禅师,分别于1946、1947、1948年圆寂,因此妙果禅师便成为了台湾僧侣中的中心人物。一时间,妙果禅师道誉之隆,无与匹敌。

  1948年,妙果禅师年迈六十五岁。为了实现培育僧侣人才的夙愿,他在中坜的圆光禅寺创办一所台湾佛学院,礼请当时还在南洋弘化的慈航法师出任院长,主持其事。

  慈航法师(1895—1954)是福建宁县人,18岁披剃出家,曾学禅于圆瑛法师,听经于谛闲法师,学净于度厄和尚,也读过闽南佛学院。1931年前后到了缅甸,在仰光的龙华寺担任讲师。他在仰光联络佛教居士,组织中国佛学会推行弘法活动。后来他的弘化区域扩大,遍及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槟榔屿、雪兰峨、马六甲、新加坡(当时新加坡尚未独立)等大城市,所到之处成立佛学会,南洋华侨普沾法雨。1948年,他受到妙果老和尚的约请到台湾辅办佛学院。志趣所在,他欣然应聘。是年10月他来到台湾,立即展开招生事宜。他与妙果老禅师共同拟定了《台湾佛学院宣言}及招生简章。这份《宣言》中说:

  我台湾陷于异族之手,五十年来固堪疾首,然民众信仰佛教向来后人。虽一时曾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纯洁无瑕之佛教,致蒙不白之冤,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吾人应如何协助政府,重新新中国,则提倡佛学教育,实不可缓。  同人等本此意旨,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办台湾佛学院之举,所望爱国之士,凡有心提倡智育、德育者,盍兴乎来?

  妙果老禅师偕慈航法师晚年致力于佛教办学,不仅让苗栗大湖乡派法云禅寺法脉能够传扬全岛,也为大陆与台湾之间后来的佛学文化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高雄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

  高雄县位于台湾最南部,与台南市相接,两处大岗山脉延绵,又有阿莲平原相连。此地原为明清闽粤汉人来台移垦的发祥地。清雍正九年(1731),有一位昭光禅师在高雄县阿莲乡大岗山上结茅为庵,取名超峰禅寺,形成了台湾较早的一个佛教道场。1903年,周义敏(1875—1947)和徒弟林永定(1877—1939)先在开元寺出家为僧,随后他们来到超峰禅寺,将其改建为本山,并创立了高雄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在台湾的四大法脉中,唯有高雄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不具有大陆祖庭的渊源。而大岗山派的另一座祖山开元寺仍可溯源大陆祖庭。

  据台湾郑卓云居士(法名普净)在1931年撰《台南开元寺志略稿》记载,1683年郑克塽降清,郑氏在安平(今台南市)的北园旧址便被清朝所派台湾镇总兵王化行下令辟建为佛寺。1690年8月7日动工,至第二年4月完工,被命名为“海会寺”。海会寺建成之后,第一代住持志中祖师随即向社会募缘,由第二代住持福宗禅师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元月铸成全台湾最早的一座铜钟,被称为“开台第一梵钟”。后来,海会寺更名为开元寺。因为该寺为台湾最早的寺院,大陆移台的各路佛教信徒和居士蜂拥而至,一度造成了派系复杂的局面。明代开元寺的正统派传自福建泉州承天寺的临济宗。清末,少林寺出身的荣芳、大商人出身的陈传芳和术数家出身的蔡玄精三人先后入主开元寺。日本殖民初期,住持荣芳禅师去世,陈传芳滞留大陆出家。1895年蔡玄精在开元寺出家,后赴福建鼓山礼陈传芳为师接受大戒,1903年回到开元寺正式接任开元寺住持。

  这段时期,开元寺因为有不同派系的僧侣先后入寺而发生了传承方面的分裂,蔡玄精禅师的前任住持宝山常青曾经联络日本僧侣,变卖过寺院财物,造成了开元寺前所未有的财务危机。这个局面直接导致了1903年身为监院和兼任住持的林永定偕其师周义敏挥别开元寺,另行创建大岗山派超峰禅寺。当然,林永定当时未能任职正式住持的直接原因,是他还没有去过福州鼓山接受大戒,按照郑卓云在《台南开元寺志略稿·法派》中的描述:“(1)开元寺为临济正宗,传自南海普陀山之普济寺。(2)溯法灯之源,为黄龙派之后裔。(3)自志中大师开山以来,代代皆禅宗一脉相传。(4)系统则(a)由天童密祖法裔;(b)而之南海普济寺;(c)传之鼓山涌泉寺。(5)1917年6月4日,传芳住持加入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成为辖下的联络寺院之一。”所以,1903年由周义敏、林永定开创大岗山派的佛教法脉的本山超峰禅寺,实际上与开元寺同属禅宗临济一派宗谱。

  由于上述历史,高雄州大岗山派法脉理应客观地被划分为“以开元寺为正统旧传承、以超峰禅寺新道场为新传承”这两个发展阶段。就超峰禅寺这个新道场而言,还存在着一个“新、旧超峰寺”之分。在大岗山上由绍光法师开建于雍正年间的超峰禅寺,习惯上被称之为“旧超峰寺”。1942年,旧超峰寺曾经被日本军部以要塞管制和战争需要而摧毁,当时的住持陈永达禅师率领着大岗山派僧尼来到山下,在阿莲平原上另外修建了一座新的超峰禅寺。因为是对“旧惯寺庙”的重建,这个新超峰寺并不需要申请官方的核准。

  就开元寺和超峰禅寺之间的关系而言,周义敏、林永定两位当年挥别开元寺后,并没有导致两寺之间产生隔阂。日本殖民时期,周、林两人已经清醒地明白佛寺之间,尤其是同一法脉的派别之间相互呵护,对于当时台湾佛教能够在社会大动乱的逆境中生存下来是何等重要。所以,台南开元寺与高雄超峰禅寺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每当寺中举行大型的佛教法事活动,两大寺院的僧侣便会相互帮忙。实际上,林永定禅师在1903年离开开元寺去住持超蜂禅寺之后,依然继续兼开元寺监院一职长达5年之久,直至当时开元寺的改建工程结束。

  大岗山派的这两大寺庙不可避免地面临日本佛教的强迫改造。实际上,日本来台的佛教是按其在台湾地区的势力分布来进行争夺性扩张的。在陈传芳禅师入主开元寺之前,因为该寺住持荣芳禅师出身少林寺曹洞宗一系,所以与日本曹洞宗佛教势力一直合作。鼓山临济宗一系的陈传芳禅师入主开元寺之后,积极联系并加入了日本台湾的临济宗妙心寺派,从而摆脱了日本曹洞宗的势力控制。其实,日本佛教势力对开元寺的争夺,大半也是为了对台湾寺产有所控制。所以,林永定禅师当时辞去开元寺兼任住持一职,偕同周义敏禅师入主超峰禅寺,则多少含有保全及经营超峰禅寺之寺产的初衷。

  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的寺院系统建设,经过林永定禅师的有效经营,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具有“核心寺院”(比如新、旧超峰禅寺)、“隶属寺院”(比如龙湖庵、莲峰禅寺等)和“联络寺院”(比如嘉义清华山的德源禅寺、嘉义弥陀禅寺、高雄茄定乡白云禅寺、屏东南太山映泉禅寺等)共同构成的“连锁道场体系”。

  然而,对大岗山派超峰禅寺法脉壮大规划的实施却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皇民化运动”的抑制,衰退发生在1942年旧超蜂禅寺被迫迁址下山之后,新超峰禅寺同样不能避免日本佛教以“皇道教育”课程进入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