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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灵隐寺与南宋杭州佛教的“西湖时代”(论纲)

作者:陈永革

  一、“东南佛国”之于杭州佛教

  在当前国内方兴未艾的区域佛教研究中,杭州佛教之研究,颇受政、教两界的重视,其相关研究活跃,成果甚丰。此届杭州灵隐寺与南宋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正是其最近之显证。

  近十余年来,关于杭州佛教之为“东南佛国”的地域标识,甚受杭州佛教文化界的瞩目,并发表了一些颇具识见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加深并充实了地处江南的杭州,作为中国的东南佛教中心地位的综合认识,更有利于推进杭州作为大佛教文化中心圈的“东南佛国”的区域佛教史研究。“东南佛国”相对于“西天佛国”而言,“东南”之称,在佛教历史地理上具有重叠性,即相对于世界佛教地理及中国佛教史而言,具有地域的“东南”交集。当然,对于“东南佛国”的相关历史文化,尚需要作进一步的梳理。本文拟透过杭州佛教的历史变迁,来观照杭州灵隐寺在此过程中的地位及作用。

  二、杭州佛教发展的四个阶段

  大致来说,杭州佛教经历过四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其一为吴晋“江左佛教”时期的“钱唐佛教”,始于孙吴赤乌年间。

  此一时期杭州佛教信仰、义学,造像(先弥勒,后观音)。江左佛教造像以弥勒为主,而非观音为佛教造像之主体。赵朴初先生曾有“钱唐赤乌,慧风始扇”的说法。也就是说佛教文化传人杭州是始于三国东吴赤乌年间(238-251),那时西域来华的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在江南译经注经、弘传佛法,他们的活动对于时属东吴、且是孙氏故乡的杭州一带,自然会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此乃佛教初传杭州之始。

  而灵隐寺的代表僧人则非理公莫属。

  其二时代为“吴越佛教”,鼎盛于吴越国时期。

  唐未五代的佛教分布,从其宗派来说,大致以禅宗为主体,于西南则扩展到巴蜀黔滇,于中南则有荆楚湘粤,于东南则有吴越闽赣。五代时期,中国佛教文化多中心的区域性特征,固然是由当时的行政格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也有着地域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区域佛教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变迁形态,既有行政格局的主导作用,更有地域文化的影响因素。在此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佛教文化区域继续发挥影响,如北方地区的五台山佛教、江南地区的天台山佛教,更有新兴并迅速崛起的佛教文化区域,如巴蜀佛教、闽地佛教及在南中国开展的岭南佛教等。与此同时,随着佛教多中心地域的逐渐形成,对于后世中国文化形态的多区域发展,同样起着较大作用。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发展,突破了隋唐之前以中原、北方佛教为核心的存在格局,形成佛教多中心开展的趋势。中国佛教格局的多地域扩展,各竞其秀,既是五代佛教的基本样态,同时也对宋代佛教产生了较大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的北方佛教义学,整体上处于衰微状态。由于北方义学不主一宗,不似江南地区的义学复兴,或宗天台、或阐贤首,而是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经论的综合形式为主,更能体现并保持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佛教义学的研修风格。这种情形,也可以视为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多地域扩展的构成内容之一。至于江浙等南方地方,则以南山律为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著《简正记》20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908)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948)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记》为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1001),为吴越僧统,同样是弘传南山宗的有力者。除南山律学之外,在吴越地区,还盛行菩萨戒之风。如从天台名僧羲寂受菩萨者,多达十万人之数,可见其盛。

  经藏为佛教之本。五代时,佛教界写经阅藏之风虽然盛代,但南北所写经藏,其依据各有所本,同样体现南北差异。大致而言,北方僧人多依据《贞元录》人藏经,较《开元录》入藏者多出300余卷。南方僧人则常依《开元录》写经。

  吴越(907-978)最先称王的是钱谬(852-932)。

  钱谬,字具美,杭州临安人,谥武肃王。唐僖宗时,尝担任董昌偏将,以弩射死黄巢先锋,斩首数百,战功卓著,竞使巢部不敢犯临安。光启三年(887),董昌为都指挥使叛朝。穋以此奏闻昭宗。昭宗景福二年(894),出任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昭宗天复二年(902)封越,次年(天佑元年,903)封吴王,进封天下兵马都元帅。至后梁开平元年(907),进封吴越王。后唐庄人洛,赐玉册金印,因称吴越王,立都杭州。此后,吴越国共历五世,凡72年间,其境内未受战乱之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归顺北宋。

  正如南唐金陵既是其行政中心,同时也是其佛教中心一样,吴越国立都杭州,使杭州成为江南佛教的另一中心。狭义上的吴越佛教,不妨说即是以杭州地区为新兴中心的佛教文化。而广义上的吴越佛教,则至少包括杭州、明州(今宁波)、台州三大中心。从此后宋明佛教的历史演进来看,金陵、杭州、明州成为江南佛教的三大中心都市。吴越佛教与南唐佛教一样,都重视佛教文献的搜集,关注佛法的社会教化功能,推进佛教与民俗社会的结合,从而促进了佛教知识的广泛普及,进一步巩固了江南佛教的历史地位,为宋代佛教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与北方长安、洛阳等传统佛教中心遥相呼应,真正实现了中国佛教弘化的多中心展开。

  吴越佛教的兴盛一时,得缘于钱氏王室持续崇信佛教的政策导向。

  吴越佛教是五代区域佛教发展的典型代表。与南唐佛教、闽国佛教、蜀地佛教及岭南佛教一样,从吴越佛教的展开中,可以充分看到王室对推进佛教活动的导向作用。吴越钱氏对佛教的理解并不见得有多少高明之处,但通过持续地资助佛教活动,却逐步奠定了江南佛教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改变了以北方佛教为中心的传统格局。

  以吴越佛教为代表的江南佛教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新现象。首先,在佛教类型构成上,逐渐确立了山岳佛教(以天台山为中心)与都市佛教(以杭州、明州为中心)并行的形态。尽管山岳佛教与都市佛教相互补充,各竞其秀,但都市佛教的社会影响力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次,在佛教弘化形态上,禅教兼举,而以禅宗为主。在教门弘化上,则注重佛教文献的搜集与撰著。这种弘化格局,对宋代江南禅宗的盛传与义学的复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再次,在佛教弘化的社会效应上,开放佛教活动及其对民众生活的积极渗透,导致俗信佛教特别是菩萨信仰活动的趋盛,以至于出现了庶民佛教与王室佛教一时并兴的景象。所有这些,都表明五代佛教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新内容,并对宋代佛教的推展产生了直接而深刻影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都市化佛教及菩萨信仰的兴盛。

  吴越时期,其境内菩萨信仰日渐兴盛,蔚为大观,影响甚巨。观世音菩萨与文殊菩萨信仰在江南兴盛一时。其中,较典型的有杭州上天竺的观音异像。据《释氏稽古录》卷3载,“杭州上天竺僧道翊,一夕见山间光明,往视之得奇香木,命良工刻成观世音菩萨像。白光焕发,继以昼夜。汉高祖干佑二年(949),有僧从勋者,以古佛舍利置菩萨毫相中,舍利时现冠顶。又庆元路(浙东道明州也)海中补怛洛伽山,乃菩萨示现之地。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60),西域天竺僧至洞中燔指祈祷,亲睹观世音菩萨妙相,与说法要,名迹始著。其后日本国僧慧锷者,自燕北五台山得菩萨画像,舍于山侧土人张氏。张奉之捐所居为观音院。昌国志云,梁贞明二年(916)始建寺也。”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唯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弘法条件比较优越,因此迅速得以推展。由唐至宋,吴越地区禅宗的兴传,被学者区划为四个时期,即开拓期、伸张期、隆昌前期和隆昌后期。

  天台德韶继法眼文益而起,禅教并弘,尤于华严义学颇多兴趣。德韶在临川疏山修学时,尝随尝作《四大等颂略》、《华严长者论》的光仁参禅。德韶门下,颇多博学多识之僧,先有杭州报恩光教寺永安禅师将李通玄《新华严经论》,与经文合并成120卷,雕板印行,颁发天下。再有杭州五云山华严道场志逢,阐扬华严禅观。

  据《景德传灯录》卷26载,永安禅师(911-974),温州永嘉人,俗姓翁。早年依本郡汇征大师出家。后唐天成(926—930)中,吴越忠懿王命汇征为僧正,永安随同赴杭州。但永安素不喜俗务,打算前往闽地参禅静修,后因路途艰阻,转往天台山,改投德韶国师门下,顿悟本心,得嗣其法。此后永安出山,受忠懿王之请,历住越州清泰院、居上寺等,后为杭州报恩光教寺第五世住持,署号“正觉空慧禅师”。“师以华严李长者释论旨趣宏奥,因将合经成百二十卷雕印,遍行天下。”

  杭州五云山华严道场志逢(浙江余杭人,909-985),天福中(936—947),游方抵天台山云层道场参天台德韶,并嗣其法。志逢“通贯三学,了达性相”,“吴越国王向其道风,召赐紫署普觉大师,初命住临安功臣院,玄侣辐凑。”他主张效法善财菩萨,广参问学,认为“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终无别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开宝初年(968),担任普门寺开山住持,未几而请辞。稍后,将军凌超以五云山新创华严道场,奉施为终老之所。

  吴越时期,由于国师天台德韶禅教兼弘的努力,不仅禅宗继续得到阐扬,而且天台、华严诸教都出现了复兴景象。就华严宗而言,包括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后称《华严经合论》)在内的唐代华严教典,颇受关注。宗密而下,唐代华严转向教禅的会通。德韶及其门下的法眼禅僧,则进一步促进了华严禅在江南的兴盛一时。

  当时吴越国的佛教势力,其影响还随着德韶弟子的弘化活动,进一步扩展到其他南方地区。如苏州安国长寿院朋彦法师(913—961),浙江永嘉人(今温州),俗姓秦氏。14岁时于开元寺出家,初参婺州金鳞宝资和尚,后因慧明禅师激发。最终归嗣于天台德韶,悟正法眼,自此随缘,阐法盛化。获朝廷赐紫衣,署号“广法大师”。再如广州光圣道场师护禅师,闽越人。自天台德韶得法后,化行岭表。南汉国主刘氏,待以师礼,创大伽蓝,礼请住持,署号“大义”。

  其时,除松源崇岳禅师之外,杭州灵隐寺影响最卓著的僧人,当推永明延寿。

  据《景德传灯录》卷25记载,德韶嗣法者多达49人。这些门徒主要分布于吴越国境内,各有所阐,德韶门下徒众最著名者当推永明延寿。    、

  永明延寿(904—976)是五代佛教诸多学僧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僧,也是吴越佛教的最具代表性的僧人。延寿的一生,通贯于五代十国时期。其活动区域则主要集中于十国之一的吴越国,其重要活动皆与吴越王室关系密切。

  延寿出生于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俗姓王,字冲元(一作仲玄)。早年业儒,擅诗赋。及冠后归心佛乘,日唯一食。专持《法华》,二月成涌。延寿出家前,尝任库吏之职,督纳军需。因折官钱,买鱼放生,触犯条令,蒙吴越文穆王(钱欢,932-941在位)允准,延寿30岁时得以出家。其剃度师为雪峰义存(882-908)的法嗣翠岩令参(生卒不详)。令参尝先后主持永明寺和龙册寺。延寿削染登戒后,即在龙册寺执劳,朝供众僧,夜习禅法,并一度往天台山天柱峰,习定三个月。延寿习禅,精进异常,“有鸟类尺鹑巢栖于衣慑中”而不觉。更重要的是,延寿天台习禅,得遇法眼文益(885-958)的嫡传弟子、吴越国师德韶禅师(891-972)。据《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国师一见,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谓师曰:‘汝与元帅有缘,他日大兴佛事。”’据此,延寿受德韶之密记,成为法眼禅系的第三代传人。无论是延寿的出家师令参,还是其嗣法师德韵,皆属雪峰禅系一脉,可见此系禅法在东南地区之盛。而天台山为流传江南的天台宗本山,延寿专诵《法华》,习禅于台岭,也可说是得圆其宿缘了。

  尽管记载延寿生涯的文献众多,但对其行化历程,却语焉不详,时有出入。如宋代天台学僧宗晓《乐邦文类》记述了延寿在天台山国清行法华忏的一段神奇经历,表明延寿有二大夙愿:一愿终身常诵《法华》,二愿毕生广利群品。并上智者禅院,作二阄,一是“一心禅定阄”,二是“诵经万善庄严净土阄”。结果“得诵经万善生净上阄,由此一意,专修净业。”

  除天台国清寺外,延寿还历住雪窦山资圣禅寺、振锡金华天柱峰,坐讽禅默,以山水为道场。建隆元年(960),诏住杭州灵隐寺,行方等忏,被后世尊为“灵隐中兴之祖”,为灵隐新寺第一世。

  一年之后,因延寿被沼住杭州另一名刹永明寺,离开了灵隐寺。此前,永明寺住持道潜,亦为法眼文益禅师之嗣,与延寿同门,寂于建隆二年(961)。延寿继道潜,为永明寺第二世,“居永明道场十五载,度弟子一千七百人。”《乐邦文类》则称:“徒众常二干,日课一百八事,学者参间,指心为宗,以悟为决。日暮往别峰,行道念佛,旁人闻山中螺贝天乐之声。”永明寺佛声浩荡,颇受忠懿王赞叹,发心立西方香严殿。

  延寿晚年居永明寺,于度生弘化之余,潜心撰著,著述达61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宗镜录》100卷和《万善同归集》6卷,另存有《唯心诀》、《定慧相资歌》、《神栖安养赋》、《警世》、《心赋》、《观心玄枢》、《山居诗》、《自行录》、《三支比量义钞》等撰述,其余诸作则散快无存。延寿的佛教撰著,总字数多达数百万言,不仅成为吴越佛教最具代表性的佛教思想家,更奠定其作为五代佛教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宗镜录》亦称《宗鉴录》、《心镜录》,是一部“佛学大全”式的撰著,凡100卷。此书博引大乘佛教经典120种,圣贤文集60种,禅师语录120种,凡300家之多。据慧洪对此书的评述:“智觉以一代寸教,流传此土,不见大全。而天台、贤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为重阁,馆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设难。至波险处,以心宗旨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经六十部,西天此土圣贤之语三百家,以佐三宗之义,为一百卷,号《宗镜录》,天下学者传诵焉。”在《净慈寺志》中,同样记载称,“……参错通贯此方异域圣贤之论三百家,领略天台贤首而深谈唯识,率斥三宗之异,而要归于一源。故其横生疑难,则钩深颐远。剖发幽翳,挥扫偏邪。其文光明玲珑,纵横放肆……”在某种意义上说,《宗镜录》不仅代表了当时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佛教的理论水平,更是对前代宗、教二门的论衡之作,堪称为吴越国诸多佛教各派学僧通力合作的结果,同时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思想趋归禅教净合流的倾向。

  《宗镜录》成书后,钱弘淑亲撰序文,秘于教藏。宋代元丰年间(1078—1085),始镂板印刷,颁施江南各著名寺院。据文献记载,“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遣使赍书,叙弟子之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精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宗镜录》在当时佛教界的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延寿之学,会通禅教,归宗一心法门,兼祧禅、净,成为继唐代圭峰宗密之后博通禅教的佛教思想大家,无论是对禅教净合流的思想演进,还是对后世民众的佛教信仰,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至于吴越天台,其中兴于世,代承相继,脉络清晰。从天台德韶至羲寂、谛观,更衍宝云义通,天台之道从“郁而复兴”到“勃然中兴”。经义通而至四明知礼、天竺遵式,吴越天台佛教终衍为分别以杭州、台州与宁波(明州)为中心、地域鲜明、思想活跃、影响广泛的宋代天台。

  吴越时期的杭州佛教,成为当时浙江佛教的缩影或典型形态。

  三、灵隐寺与南宋杭州“西湖佛教”

  杭州佛教的第三个发展时期为“西湖佛教”时期(两宋时期)。

  古人云,“钱塘山水,三吴百越之极品,而西湖之胜又为最。”入宋以后,西湖成为杭州的山水中心、人文中心,当然更是属于杭州佛教的精华区域。

  南宋佛教的重大文化事件,当推实行“五山十刹”之制。南宋时,杭州成为都城临安,其佛教寺院增至四百八十所。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按宗派源流品评江南诸寺,规划“五山十刹”。在禅教律诸大寺中,杭州均有多所寺院入选。如禅宗“五山”,杭州不仅占有三席,且名列前三,径山寺居首,灵隐寺、净慈寺次之;禅院“十刹”,则以中天竺寺为首;教下“五山”,杭州亦有三,以上天竺寺居首,下天竺寺、仙林寺次之:教下“十刹”中,杭州的集庆寺为首,演福寺、普福寺次之;律寺则以杭州的昭庆寺居首,六通寺、法相寺等次之。足见杭州之古寺名刹在江南佛教中之不同一般的尊荣地位与巨大影响。这些杭州佛教寺院大都环西湖而建,乃是南宋杭州佛教进入“西湖时代”的一大明证。

  此一时期的杭州佛教,个人拙见,当可着眼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及辨析。

  其一,杭州是唐宋佛教宗派的中心地区。杭州是法眼宗的集中传扬地区。天台宗是当之无愧的弘法重镇。而华严宗、律宗及“寓宗”净土法门,则更是影响独特。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杭州是唐宋佛教宗派全盛时期的核心区域。”

  其二,杭州是菩萨应化、罗汉信仰的江南传布中心区域。观音菩萨(观音香市)、罗汉信仰(十六罗汉、五百罗汉及济公信仰)。这一现象,与宋代杭州灵隐寺渊源颇深。

  其三,杭州是与日本、朝鲜佛教交流最为频繁的中心地区。

  其四,杭州是佛教文化渗透民众且持续产生影响的中心地区。其间,杭州佛教文化的多元推进,颇具典型意义。立足于佛教寺院制度,其佛教结社、佛教慈善、佛教习俗、佛教礼仪等内容,呈现出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并进的文化特性。

  四、灵隐寺与明清时期的杭州佛教

  杭州佛教的第四个发展时期则可称为“杭州佛教”,元明肇兴,民国大盛。其时的杭州佛教是元明清佛教禅宗发展的重镇。(此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