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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佛照德光禅师与灵隐寺

作者:朱明忠

  佛照德光是南宋时代著名的佛教高僧、佛教教育家,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作为禅宗大慧宗杲之弟子,系临济宗扬岐派第六代传人。他曾先后住持南宋时期“五山”中的三山:灵隐、育王、径山,其弟子百人以上,法嗣遍布海内,甚至远播日本,为宋代禅宗之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其禅学精湛、德行高尚、名满天下,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曾多次与宋孝宗“以禅相会”,为当时佛教地位的提升与禅学的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佛照德光的生平

  德光(1120—1203),江西临江(今江西新余)人,俗姓彭,名德光。南宋皇帝宋孝宗,赐其法号为“佛照”。他自谦为“平生多得拙力”,认为自己的学识主要靠下苦功、出拙力而得,故自号“拙庵”。因此,他有“佛照德光”或“抽庵德光”之称。

  德光出生于江西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祖父和父亲皆好善乐施,崇信佛教,家庭的氛围对其影响甚大。10岁时,父母相继离世,由伯父母抚养。此后,他一边习儒,一边学佛。21岁时,当时佛界名声颇高的大慧宗杲禅师路经本县县城,德光有幸目睹了这位大师的风采,便萌生出家之意。经两年的准备,于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他将家财全部散发给族人,毅然到新喻县光化禅寺出家为僧,成为该寺住持足庵普吉禅师的弟子。

  德光出家以后,在普吉禅师的指导下,对佛法和参禅皆有长进,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不久,为了进一步提升禅悟水平,德光开始了行走江湖、云游天下的求法生涯。当时,禅宗在福建、江西较为盛行,有不少精通禅学的大师。因此,在此后的十余年中,他几乎遍访了福建、江西的高僧大德,拜他们为师。他所拜访的大师有:福州东禅寺月庵善果禅师、饶州天山寺应庵昙华禅师、上饶荐福寺雪堂禅师、江西百丈山的道震禅师等等。据记载,在此期间,他相继参谒了福建、江西的五十多位高僧大德。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德光闻知自己多年崇拜的偶像——大慧宗杲禅师在明州(今浙江宁波)住持阿育王寺,便立即来到明州,拜于大慧宗杲门下。大慧宗杲(1089—1163)是南宋时代禅门临济宗的代表人物,他的看话禅体系是其禅学的一大特色。在宗杲的诸多弟子中,德光表现出色,刻苦修炼,格外用功。

  有关德光开悟之事,《五灯会元》有这样的记载:“大慧室中间师(指德光禅师):‘唤作竹篦则触,不唤作竹篦则背,不得下语,不得无语。’师拟对,慧便棒。师豁然大悟,从前所得,瓦解冰消。”这里讲的是大慧宗杲棒喝德光,使其开悟的故事:一天,大慧拿着竹篦,间德光:“叫它竹篦则触,不叫它竹篦则背,你不能接着说,也不能不说?”这句话暗藏机锋:(1)“叫作竹篦则触”——既是竹篦,我还问你干什么?(2)“不叫作竹篦则背”——明明是竹篦,不能叫成其他东西,但你也不能说出来。此时,德光正要开口,大慧便举棒打过来。在师父的当头一棒下,德光头脑中各种世俗的、心理的、精神的意念和思想,一下乎被驱赶得云消雾散。此时的德光便明心见性,大悟大彻,以前所得,瓦解冰消。德光开悟以后,深得大慧的信任。他也凭借自己的悟性、经验,利用各种机锋辩语开示其他弟子。此后,德光便成为大慧宗杲法嗣,临济宗扬岐派六世。

  不久,大慧来到临安(今杭州)径山寺任住持,带德光同往。德光居径山寺期间,他的禅修悟道更有长进。其师大慧赞之曰:“有德必有光,其光无间隔;名实要相称,非青黄赤白。”

  南宋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台州(今浙江临海)知州侍郎李浩与德光谈禅论道十分投机,便邀请德光到临海鸿福寺,担任住持五年。

  大约乾道八年(1172),德光又应邀到台州报恩光孝寺任住持。此时,由于禅学高深、品德高尚,德光的名声大震,誉满朝野。

  淳熙三年(1176),宋孝宗皇帝一道敕令,召德光禅师到京师临安(今杭州),担任景德灵隐寺的住持。次年(1177),皇帝为表彰德光在阐释佛法禅道方面的功绩,特赐他“佛照禅师”的法号。

  淳熙七年(1180),宋孝宗诏令德光,住持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

  绍熙四年(1189),宋孝宗已退位,任太上皇。宋光宗按照太上皇孝宗的旨意,诏德光住持杭州径山寺。德光力辞,但是在孝宗的坚请下,还是去赴任。

  庆元元年(1195),德光回到明州阿育王寺,这是其恩师大慧宗杲引导他开悟大彻之地。他在此建一屋,作为养老室,自号此屋为“东庵”。

  嘉泰三年(1203),德光圆寂,世寿八十三。宋宁宗皇帝敕其谥号“普慧宗觉大禅师”,塔名“圆照”,前宰相周必大为他撰写塔铭。

  二、佛照德光与灵隐寺

  南宋淳熙三年至七年(1176—1180),德光禅师应宋孝宗皇帝之诏,来灵隐寺担任住持。在灵隐寺任住持的四年,是德光佛教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也是古刹灵隐寺与南宋皇室关系最密切的时期。

  淳熙三年正月,灵隐寺原住持——瞎堂慧远和尚圆寂。当时,灵隐寺是南宋京城最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它与皇室和朝臣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弥补瞎堂慧远圆寂后的空白,当朝皇帝宋孝宗亲自下诏,请德光住持灵隐寺。这说明德光禅师在此之前,已经相当出名,才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孝宗雅闻师名”(孝宗早已听闻德光禅师的大名),故下诏。

  根据史书记载:德光在灵隐寺期间,除了培养门生,管理寺院事务外,最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他与宋孝宗的多次“以禅相会”,及其与皇室的密切接触。其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在中国佛教典籍上是有记载的:

  (一)多次与宋孝宗谈佛论禅

  宋孝宗是宋代最好佛喜禅的皇帝之一,他不仅研读佛法,而且亲自参禅修禅。

  淳熙三年(1176),德光刚住持灵隐寺不久,孝宗便请德光进宫,入选德殿,与之探讨佛法与禅学。据《续高僧传》、《历朝释氏资鉴》记载,皇帝问佛法的大意是:孝宗问:“朕心与佛心是同是别?”德光答:“直下无第二人。”又问:“凭么则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德光答:“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继佛。”再问:“释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德光答:“将谓陛下忘却。”德光的回答中隐含着“孝宗即是佛”之意,又何须问哪。孝宗听后大悦,在场之人也为德光的机敏惊叹不已。

  同年冬季,孝宗又诏请德光人宫,让其住在内观堂,留宿五昼夜,连续五天为皇帝淡禅说法。这应当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尚不知中国历史上那位皇帝能像宋孝宗这样虔诚地向一位和尚请教佛法,探讨禅修主事。

  淳熙四年,孝宗再次诏见德光,问华严法界之事,德光对答简洁明了,甚合孝宗之意。实际上,德光已经成为皇帝在佛学方面的指导老师和知心禅友。同年,为了表彰德光得功绩,孝宗特赐德光“佛照禅师”的法号。

  (二)与皇帝有书信往来,交流参禅体悟

  根据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记载:宋孝宗与德光禅师有书信来往,在书信中孝宗谈到了他的参禅心得。如,孝宗在信中说:“禅师(指德光)所奏菩萨十地,乃是修行渐次,从凡人圣,夫复何疑!方知脚踏实处,十二时中,曾无间断,以至圆熟,杂染纯净,具成障碍,任作止灭。脱此禅病,当如禅师所言,常挥剑刀,卓起脊梁,发心精进,扰恐退堕。每思到此,兢兢业业,未尝敢忘。今俗人乃有以禅为虚空,以语为戏论,其不知道也如此。兹事至大,岂在笔下可穷也。聊叙所得也。”实际上,这是宋孝宗在参禅修行过程中所得到的亲身感悟,他通过书信与德光进行交流,以获得德光的验证,来增强自己的信心。

  (三)为皇帝解除外交之窘

  德光禅师任灵隐寺住持期间,宋孝宗忽然得眼疾,只能一只眼睛看东西。就在此时,金朝却派使臣送来一尊干手干眼观音像,要交给南宋朝皇帝。孝宗为此左右为难,如亲自接受观音像,担心金人耻笑;如不亲自接受,又怕违背宋金两朝交往的外交礼节。最后,大臣们想出来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要求使臣把观音像送到灵隐寺,由德光住持按照佛门仪轨和礼节接受观音像。在国家遇此外交危难之际,德光坦然承担起这个任务。他不仅遵照佛教礼仪接受了金朝的礼品,而且以自身的智慧和学识,创作了一首令人千年传诵的偈颂。此偈颂为:“一手动时干手动,一眼观时干眼观;自是太平无一事,何须弄出许多般。”

  此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把宋孝宗比作观世音菩萨,将孝宗的“一眼视物”与观音的“千眼干手”融为一体,表现出一位能“一眼牵干眼,一手牵干手”的圣者形象。此偈一出,孝宗龙颜大悦,朝廷众臣也为之叹服。德光高僧不仅为朝廷化解了一场外交之窘,而且也为皇帝争得了光彩。

  以上德光与灵隐寺的事迹可以说明:德光是一位禅学高深、思想敏捷的佛教大师,他与当朝皇帝所建立的亲密关系,大大提升了灵隐寺在全国佛教寺院中的地位和知名度。

  三、德光禅师的历史贡献

  德光是南宋时代有名的佛教高僧之一、禅门临济宗扬歧派的法嗣传人。有关德光的生平事迹在中国佛教或历史典籍中有不少的记载,但是他却没留下任何禅学方面的著述:这给研究他的禅学思想带来一窣闲难。尽管如此.我们根据他本人的生平事迹及其他众多弟子的事迹和影响,足可以断定他在宋代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借助各种典籍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他对宋代佛教发展的历史贡献。

  概括地说,其主要贡献有:

  (一)密切佛门与皇帝关系,大大提升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像德光和尚与当朝皇帝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确实是罕见的。德光住持灵隐寺期间,宋孝宗多次诏请德光进宫,讲解禅宗要旨,回答各种提问。在此期间,孝宗还与他书信往来,交流参禅体悟。德光离开杭州,到宁波阿育王山任住持时,孝宗仍对德光思念不已,也曾召见他进宫谈论禅法。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退位,任太上皇,此时仍与德光保持密切关系。绍熙四年(1193),宋光宗按照太上皇宋孝宗的旨意,诏请德光来杭州,住持径山寺,目的就是孝宗想与德光“朝夕相见”。本来,德光不愿离开阿育王山,但是在孝宗的坚请下,还是来径山寺任住持。

  从德光与宋孝宗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两人的特殊关系,德光不仅在禅学方面是孝宗的指导老师,而且在交流参禅体悟方面是孝宗的亲密朋友。两者之所以形成这种关系,一方面是由于孝宗崇喜佛好禅,对佛教极为尊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德光禅学造诣高深、头脑智慧、思想敏捷、辩答得体。应该说,这里还包含着某种历史机缘。

  中国禅宗在宋代能迅速发展,这跟宋朝历代皇帝对佛教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宋孝宗如此喜佛好禅及其与德光禅师的特殊关系,必然会引起群臣和全国百姓的关注,也会吸引许多人效仿皇帝,皈依禅门。因此,德光和尚与当朝皇帝的亲密关系,会大大提升佛教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迅速发展。

  (二)培养众多弟子,促进禅宗发展

  德光禅师中年成名,四十七岁开始任住持,此后几十年间他曾担任多座著名寺院的住持,如灵隐寺、阿育王寺、径山寺等等。他任各寺住持期间,培养了许多弟子门生,这些弟子遍布海内,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佛教界有名的高僧,影响很大,并被写人中国佛教史中。有关德光的法嗣,前宰相周必大为他所写的《塔铭》日:“得度者一百二十余人,名公

  德光的弟子有一百二十余人,许多著名的弟子都在浙江,其中有北涧居简、径山如琰、灵隐之善,他们在《浙江佛教史》上都有记载。这三大系承袭德光的思想与禅法,大力培养弟子,继续在浙江地区发展临济宗扬岐派势力,使扬岐派在浙江一带势力较大,非常活跃。

  德光的高徒如云,法脉延绵不断。除了以上三位一传弟子外,他的再传弟子中也有出类拔萃者,如径山如琰的弟子普济。普济(1179—1252)也是南宋时代著名禅师,曾担任灵隐寺的住持,他编纂一部《五灯会元》,一直流传至今。宋代佛教界流行写《传灯录》,所谓《传灯录》,就是记载禅宗历代传宗法脉和著名禅师的典籍。普济把宋代原有的五部传灯录删繁就简、避免重复,汇编成一部《五灯会元》。《五灯会元》成书后,卷帙大大缩减,但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宋代禅宗各派法系珍贵的历史文献,有重要学术价值。

  在德光的三传弟子中,云峰妙高和行端尤为出名。他们都是元代高僧,妙高曾被元世祖诏到宫中,咨询佛道禅法;行端被元仁宗赐予“佛日普照慧文正辨禅师”法号。德光的四传弟子中,有一位,名楚石梵琦,最为出色。他是元末明初的高僧,元顺帝曾赐予他“佛日普照慧辩禅师”法号;明初,明太祖朱元璋诏他到南京讲佛法,并誉为“国初第一等宗师”。

  仅从德光历代弟子的表现来看,就说明德光大师重视教育,培养了大批佛教优秀人才,一代一代延绵不断,为禅宗后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为日僧发印证,将禅宗法脉传至日本

  到了宋代,禅宗比其他佛教宗派发展迅速,已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的思想在民众中颇受欢迎,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也波及到日本,引起日本佛教界的关注。日本摄津三宝寺僧人,名为大日能忍,他通过从中国传来的禅宗书籍,自学禅宗思想,并创立了属于禅宗门派的“达摩宗”。“达摩宗”在日本逐渐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没有正宗法脉,而遭到佛教界的讥讽和攻击。当时,日本佛教界公认中国的“五山禅师”(即浙江一带的禅宗法师)为禅宗的权威,要创立禅宗门派,就必须来自大宋的五山禅师,或者,得到五山禅师的印可。否则,就不被日本佛教界承认,很难在社会立足。

  日本文治五年(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大日能忍为了使自己的“达摩派”获得正宗法脉,便派弟子练中、胜辩二人作为自己的代表来中国,拜谒德光大师。此前,日本人早已闻知德光的大名,认为德光经常给宋朝皇帝讲佛学禅道,是五山禅师的权威人物。德光得知此事,欣然接受。他认为,给日本“达摩宗”印可,既可以满足日本人的心愿,又可以把中国的禅宗正式传播到日本,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幸事。当时,德光正在明州阿育王寺,练中、胜辩二人怀藏能忍悟道所写的诗偈,来到阿育王寺参见德光,请求印证。德光大师很快就给大日能忍的悟语予以印可,并赋予他法衣和道号、题赞一幅达摩像。为了得到德光的画像,练中便求画工画了一幅德光的顶像,并请德光题赞。德光的题赞曰:“这村僧无面目,拨转天关,掀翻地轴。忍师脱体见得亲,外道天魔俱窣伏。”山练中、胜辩将这些印证和法物带回日本,最终使“达摩派”在日本得到确立,并成为日本禅门临济宗的主流之一。

  此事应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它说明,在南宋时代(12—13世纪)日本佛教界已经树立起中国“五山禅师”的崇高地位,德光则是“五山禅师”的权威代表。正由于此事,德光大师也被载人中日佛教交流史中。

  (四)重视寺院建设,促进禅门兴旺

  德光一生担任过许多寺院的住持,在他任住持期间,各个寺院都是人气兴旺,门生众多,来求学拜师者络绎不绝。德光十分重视寺院建设,坚持农禅结合,发展寺院经济,以利禅门发展。

  现举一例:德光到了晚年,于庆元元年(1195)他又回到明州阿育王寺,这是他在导师宗杲的指导下的得法之地。初到阿育王寺时,他见到该寺资产微薄,不足以赡养众僧,十分痛心。为此,他将历年皇帝所赐予他的“金石、器用、缯彩、计缗三万余,以及王臣、长者所施的巨额资财”,都交给育王寺,“悉治育王瞻众之田”。此后,育王寺用德光捐的钱购买了许多土地,每年可使寺院增收谷物五千石,足以赡养众僧,弘扬禅法。此事记载于南宋诗人陆游所写的《明州育王山买田记》(《渭南文集》卷一九)。这件事表明德光胸怀大度、甘于奉献、宁愿献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以发展禅院,弘扬禅法。

  以上四则,足可以证明:德光是我国南宋时代最著名的佛教大师之一。他学识高深、颇受皇帝赏识;德高望重、门生如云,弟子遍海内;其名声远扬,传至东瀛,深得日本佛教界的尊崇;他在南宋时代为禅学人才的培养、禅法的弘扬以及禅宗的发展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自:灵隐寺与南宋佛教第三届灵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