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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灵隐寺画僧智融研究

作者:蒋家华

  至从佛教于汉末两晋经西域传人中土,异域佛教一直在经历着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佛教的宗教发展方向,不是让中国社会在精神上适应印度文化的要求,而相反却朝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禅宗的出现……”从唐初禅宗教派的确立发展到南宋,源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土经过一千年一百多年发展,可以说已经比较彻底的中国化了。而作为南宋朝廷偏安南隅的丛林灵隐寺,这座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年)的寺院到南宋初期,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因此,这座寺庙同样经历着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公元1163年,南宋初期以医宫身份入僧籍的智融,从世俗士大夫身份到僧徒身份的转变,得以管窥这一时期南宋佛教的一个剪影。通过这一剪影,进而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画僧群体以禅宗为依托进行宗教实践,融人到禅画艺术创作当中,使得禅画成为当时绘画艺术的主体品类。这种独特的宗教实践,实际上也是禅宗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之一。

  一、智融的生平

  僧智融(1114-1193),生于北宋末年,主要的活动时间在南宋。在《补续高僧传》卷24中,有比较简略的生平记载:

  智融,俗姓邢,初名澄,世居京师,以医入仕,南渡居临安万松岭,号草庵,邢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延,赏赉殊渥。年五十,弃官谢妻子,祝发入灵隐寺。诸公贵人,挽之不可,于以去尘俗弗远。肆游诸方,径山匡庐,经行殆遍,闻雪窦之胜,遂投迹为终焉计。深坐一室,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随,则谢遣之。山中幽僻胜绝之地,意行独坐,或至移晷,人莫窥其际。善画,而绝不以与人。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跃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而时有火警,又于火端,作土枭之声,为之革。喾画龙首半体祷旱,辄应。颇近灵怪,师亦不以自矜也。或问画,次及人物。师曰:“老不复能作,盖目昏不能下两笔也。,,曰:“两笔,岂非阿堵中耶?”师曰:“此虽古语近之而非也。吾所云两笔者,盖欲作人物,须先画目之上睑,此两笔如人意,则余皆随笔而成,精神遂足,所以难也。或加以势利,则避之愈深,意苟相契,亦辄与不吝。”楼攻魄,求之久不与,催以古风。有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作诗不多语字,画亦无俗韵。初自言:“若得为僧,三十秋瞑目,无言万事休。”绍熙四年五月卒,寿八十,僧腊如师言。尤好作牛,自号老牛智融云。

  明河曰:“旨哉,融牛之论画也,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从上面《补续高僧传》对智融生平的简明记载看,为我们传达了以下一些重要信息:

  首先,在智融五十岁剃度进入灵隐寺前,他俗姓邢名澄,是个士医宫。从他的生活物质条件看,智融(邢澄)作郎中官时“出入禁延,赏赉殊渥”的描述看,说明他医术高明,深受宫廷器重,物质条件也比较好。因此,智融的出家,应该不是因为家境的窘迫,间或受到经济的掣肘等一些原因。再说,从史料看,南宋朝廷对文官的待遇还是很优渥的,一般的官员在没有受到特别仕途打击的情况下,很难有出家的举动。从人际生态环境方面看,当他50岁拜别妻子出家灵隐寺时,“诸公贵人,挽之不可”,可见当时他的同僚也是极尽挽留,说明智融的出家也非人际、情感等诸因素。因此,只能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为了参禅悟道,寻找一方清净,需要出离红尘方可了却其心志(“于以去尘俗”)。于是,能让我们联想到,以古代释迦牟尼为首的精神导师,包括近代的弘一,能不恋世间繁华,一心慕道,体现了崇高的修道志向。因此,虽然传文前面仅仅只用几十字,便交代了智融出家前的基本世俗概况。

  其次,传文接下来是介绍智融出家后的传奇事迹。在其剃度后的时间中,主要交代了两个重要的地方。其一,他出家最先待的地方是今杭州灵隐寺,然而在灵隐寺修行期间没有过多介绍他的行迹,也没有交代他在此修行了多长时间。其二,传中描述他“肆游诸方,径山匡庐,经行殆遍,闻雪窦之胜,遂投迹为终焉计”。因此宁波雪窦山是智融的第二个修行之地。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宁波雪窦山离灵隐寺东南不远,仅二百公里左右,因此,我们也可以完全把智融视作从灵隐寺走出去的画僧。对于智融以雪窦山作为其创作的主要地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要议题。

  在传文中,还介绍了智融的诸多神异行迹。这些神异性体现在“作魍魉画除蛇患”,“作土枭之声除火警”,“画半身龙首祷旱”,传文末述其“预言寿限”,均应验。这些神异事迹,有意渲染并增强了智融的超能性与传奇性。

  在传文后面的近一半篇幅中,重点描述了智融绘画(包括作诗)的风格。这些风格的描述体现在“两笔”精神、“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作诗不多语字,画亦无俗韵”等诸多绘画特征描述,很能让我们联想到两宋时期高度发展的文人画和禅画特征。这种至简、至道、至神的绘画艺术风格,与当时两宋时期形成的禅画风格流派如出一辙。至于智融后期的绘画题材主要是以牛为主,以此闻名,并以“老牛智融”传世,并于绍熙四年(1193)五月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以至于明河认为智融画牛与庖丁解牛可一样体验到自然养生之道。

  除此之外,最早、且更详细的智融生平出自与他同时代的南宋文学家楼钥(1137—1213)编撰的《攻婉集》卷第七十九中。而明代明河《补续高僧传》中的《宋老牛智融转》只是对《攻婉集》的部分节录。因此,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更多的引用来自《攻娩集》中关于智融的信息。

  二、南宋佛教风气vi-智融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南宋时期,那就是禅宗发展到了一个顶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士大夫普遍参与进来,并直接推动了禅宗的发展。《中国禅宗通史》中认为:

  影响两宋禅宗发展的另一个社会因素,是士大夫普遍喜禅。士大夫喜禅自唐初开始,至中唐转盛,他们的思想情绪始终是影响禅宗发展的一大动力……在特定的意义上说,宋代的禅宗主要是为适应士大夫口味的禅。

  士大夫增强与禅宗的联系,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禅宗吸取佛教的哲学世界观、修身养性的路线和通俗语录的表达方法,为新儒家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第二,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把丛林当做避世、逃世的退路。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得知,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知识文化精英,为禅宗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历史上看,北宋著名文人如苏东坡(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等都是积极参禅的人物。而这些文人对佛教的生活态度,不可能没有影响到作为医郎中身份和后来僧徒身份的智融。《补续高僧传》中描述智融“深坐一室,土木形骸,泊然如偶人。或曳杖以出,有欲相随,则谢遣之。山中幽僻胜绝之地。意行独坐,或至移晷,人莫窥其际”。从这些描述看,智融以世俗官员的身份进入寺庙为僧修行,他主要的修行方式之一是以打坐的方式参禅,而且入定很深,也拒绝收徒弟。可见他修道参禅的意志力之坚定和心志的淡泊。另一方面,也可以想见智融在出家前,可能已经有进行参禅打坐了宗教实践了。智融的这些行为,应该说与当时南宋的佛教风气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士大夫对禅宗的实践,除了打坐之外,还在诗词、绘画、游历自然等方面进行综合参悟,禅宗丰富的哲学养料为他们带来丰富的精神受用。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智融几乎全部涉及。例如,传文中对于智融诗词的评价方面,说他“作诗不多语字”(风格简淡);他的绘画是“惜墨如惜命”,“画亦无俗韵”,“作岁寒三友,妙绝一时”。其中对他绘画最细致描述的一个事件在楼钥《攻娩集》卷七十九中云:“遇其适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岩石,尤为古劲。间作物像,不过数笔,寂寥萧散,生意飞动。”这样的绘画方法,已经突破了对工具的局限,进入到无法胜有法的境界。智融在自然游历方面,描述他“肆游诸方,径山匡庐,经行殆遍,闻雪窦之胜,遂投迹为终焉计”。因此,以上关于智融以打坐、作诗词、绘画、游历等参禅实践的诸多描述,正是南宋时期一些士大夫积极参与佛教禅宗实践的真实写照。

  因此,我们确实也可以把智融的行为理解为“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把丛林当做避世、逃世的退路”,否则,当智融出家灵隐寺,众多朋友挽留他时,他的理由是“于以去尘俗弗远”。可见他确实是想远离红尘,远离他所处的喧嚣世界去实现他的修道(绘画)理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真切地感觉到南宋佛教风气对智融的深刻影响,以至于作出“谢妻祝发”遁人空门的举动,切实有着比较现实的社会原因。最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莫如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是帝国千方百计的限制官员专权,官员们的人身受到种种牵制,不得自由,精神压抑。正如王夫之所说的这些官员往往“志未申,行未果,某未定,而位已离矣”。更何况有宋以来,官员人数较前数朝大为增加,行政机构臃肿,官吏做事大多拘于形式,难有作为。在这样的政治风气下,也很有可能促使智融做出剃度修道的选择外因。

  三、两宋画僧群体与禅画对智融的影响

  智融出家之后,并以绘画闻名,尤其以“老牛智融”传世。据说现今日本还藏有他的《牧牛图》。智融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与两宋时期存在的画僧群体,以及当时的绘画流派禅画的流行相关。可以想见,智融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进行的。需要指出的是,智融在出家之前,是以医行世,并未交代他事画,然而,从其出家到死的三十年修行生涯中,而以绘画闻名于世。因此,需要探究的是,究竟有些什么客观的社会环境能滋养智融的绘画艺术创作?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比较直接的客观因素影响着他。其一是两宋时期形成的画僧群体,直接或间接成为智融绘画的楷模,间或得到同辈的勉励;其二是两宋时期高度发达的禅画能强烈的吸引智融通过绘画来实践他所参悟的佛理。因此,考察智融所处时代的画僧群体以及禅画创作的现状则具有必要性。

  关于两宋画僧群体对智融创作的影响,首先应该考虑到离智融所处时代比较晚近的北宋画僧的创作可能影响到了智融。其次是与智融同时代(1114—1193)期间内的南宋画僧同样可能对他有影响。然而,由于没有资料上的直接证据证明这些影响,更何况还有地理空间交流上的限制,这种具体的影响论证具有局限性。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尽量罗列出晚近的,及其智融同时代的画僧,以期了解这些时期画僧群体的概貌。

  北宋时期有关画僧的资料记载在传统画录中的文字不多,殷晓蕾从画史、笔记、野史、地方志、诗文集等资料中拣择出一个画僧群体,一共统计出北宋时期画僧四十三人,他们分别是:

  僧令宗、僧巨然、僧传古、僧元霭、僧法相、僧阖师、僧择仁、僧继肇、僧悦躬、僧惠崇、僧象徽、僧昙素、僧蕴能、僧梦休、僧居宁、僧守贤、僧宝觉、僧真慧、僧惠洪、僧妙善、僧表详、僧仲仁、僧平上人、僧惟真、僧道臻、僧道洪、僧法能、僧智平、僧祖鉴、僧虚己、僧移上人、僧周纯、僧堂心、僧智源、僧智永、僧真休、僧超师、僧德正、僧修范、僧志坚、僧彦深、僧明川、僧敏传等。

  以上人物资料的出处诸如《益州名画录》、《宋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历代画史汇传·释氏门》、《画史》、《图绘宝鉴》、《范仲淹诗全集》、《宛陵先生文集》、《都官集》、《嘉靖江阴县志》、《宣和画谱》、《画继》等等文献,不一而足。

  这些僧徒画家所分布的区域有广汉、钟陵、四明、蜀、永嘉、吴、浙江会稽、建阳、江阴、浙阳、江南、毗陵等地。

  在上面的北宋画僧名单中,诸如僧巨然、僧智源、僧智永等,几乎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这些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绘画艺术界的楷模。因此,以他们为首的画僧群体的事迹以及遗传作品不可能对智融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再从这些画僧所处的地域看,大多集中在智融所在的江南地区,如“钟陵(江西境内)、四明、永嘉、吴、浙江会稽、建阳、江阴、浙阳、江南、毗陵”等均是以上北宋画僧活动的地域。

  以上是北宋画僧群体可能对智融绘画产生影响的一些因素。除此之外,殷晓蕾还统计了南宋的画僧三十七人,名单罗列如下:

  僧梵隆、僧行上座、僧了本、僧隆上人、僧德源、僧因师、僧智融、僧超然、僧莹上人、僧光上人、僧妙高、僧法传、僧了宗、僧园悟、僧德止、僧老悟、僧镜潭照藏主、僧无准、僧定、僧法常、僧铁鉴、僧月蓬、僧静宾、僧莹玉碉、僧梦窗、僧子汤、僧若芬、僧仁济、僧直彝若敬、僧慧上人、僧惠舟、僧太虚、僧智叶、僧真惠、曾希白、僧玄悟禅师、僧归义。

  在上面的名单中,其中“僧梵隆、僧行上座、僧了本、僧隆上人、僧德源、僧因师、僧超然、僧莹上人、僧光上人、僧妙高、僧法传、僧了宗、僧园悟、僧德止、僧老悟等,加上僧智融本人,基本上都是南宋前期的人物,大都是与智融同时期的画僧。遗憾的是,资料中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这些画僧与智融有过交往,或在智融出家前(—1163),或出家后(1163—1193)期间有过交涉。笔者大致能做到的是这些画僧基本上是与智融是处在同时代的人物。我们可以猜想,即使这些画僧中或有智融的朋友,或智融听闻过他们的事迹,或见识过他们的作品都有可能。无论哪种假设,这些因素都可以对智融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地理上看,南宋偏安南隅,地理位置比北宋大为减缩,江南地区成为南宋文化的重镇。在前面的传文中提到他“肆游诸方,径山匡庐,经行殆遍”,丰富的游历经验,无疑会寻访到这些僧人艺术家当中的部分事迹。因此,这些画僧从客观上影响到智融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至于上面名单中南宋中后期的这些画僧,由于是智融之后的人物,不可能对智融产生影响,且与他生前没有什么关联,讨论就没有意义了,就此略过。

  从上面的论述,笔者发现,这些画僧们的绘画题材如:山水人物、佛像天王、护法神、山水、牛、龙、写真、肖像、禽鸟、松、鹅雁鹭鸶、小景、佛教人物、杂画、花草、墨竹、墨菊、草虫果蔬、翎毛芦雁等,从这些创作题材看,大多是人物、山水、禽鸟虫草等,除了提到智融擅长画的牛,其他的画僧基本上没有涉及到这个题材,这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但是在《攻娩集》卷七十九中曾这样描述智融:

  自是数年间,时得其得意之笔,精深简妙,动人神品,尤号(好)作牛,自号“老牛智融”。或云:“源流出于范牛,而妙处过之。”融亡矣,不可复得。

  从引文“源流出于范牛”看,智融的绘画还是可能受到了北宋范宽(?—1031)等著名画家的影响。只不过楼钥在其叙述中用了个“或”字,说明他也只是猜测而已,并无实在的证据。除此之外,笔者试图找到其他一些影响智融画牛的可能因素,或许来自世俗画牛名家。在今人论文《南宋散快海外的牧牛图》中说:

  以牛为主题进行绘画创作,早在唐便已形成风气,与鞍马一起成为绘画表达的主题。画马有曹霸、韩干等名家,而牛则有戴嵩、戴峄、韩幌、李渐等。五代厉归真、北宋朱羲、朱莹、甄慧、王凝、祁序等均是画牛的高手。南宋时以画牛名家的画家很多,李唐、智融、李迪、阎次平等人,都留下了诸多精美的作品。

  可见,智融擅长画的牛,实际上无论在其前代还是其同时代,均已形成风气,有传统可寻,他自然可能受到了这些画牛名家的影响。只不过,在画僧中画牛的僧人或许有,但没有他知名而已,因此没有载录。

  由上笔者可以推断,实际上在智融出家之前的五十年生命历程中,可能已经有了艺术经历,出家后只不过是他人“初亦不知其能画也”而已。可能的状况是,智融为郎中官时已经嗜画。为了求得一个更佳的创作环境,追慕前辈的足迹,由此出家,因为借助绘画实践是智融毕生追求的禅道理想。

  四、智融的禅画艺术

  南宋画僧智融的绘画艺术题材多样,从楼钥《攻娩集》卷七十九中的记载看,涉及有魍魉画题材:“初亦不知其能画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一吹火向空,一蹋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这种绘画题材,裘国松认为,“智融在中国古代绘画史、南宋禅画领域获得的地位,得益于他的异乎寻常的‘魍魉画…。(裘国松《画僧智融》,见前注)对此意见,笔者不敢苟同。原因是智融是以画牛闻世,历史上对他的“魍魉画”几乎没有着重提及。

  除了魍魉画题材,智融的绘画还涉及到梅、竹、菊(岁寒三友)、人物画、山水画、牛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画牛了,并以“老牛智融”传世,前面已有讨论。除了智融的绘画题材的讨论,智融的绘画艺术风格在《攻娩集》卷七十九中亦有比较详尽的描述。下面就智融传记中关于其绘画风格的论述具体体现在:

  其一,惜墨。文中说他“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

  其二,求韵、忘形。文中叙述“人非求似韵自足,物已忘形影犹映;地蒸宿雾日未高,雨带寒烟山欲暝”。

  其三,妙简。文中描述“两笔者……时得其得意之笔,精深简妙,动人神品……”

  其四,古劲、生动。文中说“以作坡岸岩石,尤为古劲。间作物像,不过数笔,寂寥萧散,生意飞动……一寓笔端,游戏点化,自然高胜……或加以势利,则避之愈深,意苟相与,亦辄不吝”。

  以上四点比较详细的描述了智融的绘画美学特征。这些美学特征,很容易联想到南宋时期的绘画流派中的禅画。禅画,顾名思义是实践禅宗修持、哲学理念为导向过程中的绘画创作。今人在谈到禅画的风格时说:

  宋元以来禅画的风格:在笔墨上,寥寥几笔,墨气笔力朴质洒脱,神韵情趣融合浑厚,粗中有细,恰到好处,飞白顿墨,灵活不滞,轮廓简化,不求繁杂,神气全得跃然纸上。

  同时,今人还对禅画的特点作了几点总结:其一,从佛教禅宗的思想,作实践印证的手法;其二,以简阔的笔法,随心应手写出胸中的丘壑;其三,机锋转语,不拘泥常规,写出悟道者的境界;其四,画中有禅,禅中有画,即诗、偈、书、画大结合。

  从上面世人对禅画的理解和总结,是基本上符合禅画的内在精神的。例如他在禅画风格和特征中提到的“在笔墨上,寥寥几笔”,则与智融和尚的“惜墨”如出一辙;“灵活不滞,轮廓简化,不求繁杂,神气全得跃然纸上”则与智融的“求韵、妙简、古劲、生动”等特征相契合。以上这些都是禅画对内在精神的哲学印证,广泛应用在禅宗修持实践中。在内在精神上,智融的绘画无不是建立在禅宗思想、不拘泥常规(“适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岩石”)、常年悟道的过程中来实践他的艺术创作。

  因此,通过以上对智融禅画艺术的研究,可以比较切实的体悟到智融是以禅宗为根基,通过参禅、悟道而进行禅画创作的身体力行者,这与南宋时期禅宗、禅画创作的流行与兴盛是分不开的。

  五、结  论

  南宋灵隐寺画僧智融生活在禅宗兴盛的时代,这一时代也是人文绘画、禅宗绘画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文人对禅宗的热情、积极、广泛参与,世俗文人、禅宗僧侣创作的诗词、绘画,以及他们的自然游历,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处处充满机锋和佛家的智慧。画僧智融作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缩影,既展现了世俗宫宦渴望获得身心自由与解放,远离喧嚣红尘的愿望,同时这一时期以僧人身份从事艺术创作的画僧群体,他们以禅宗精神、哲学理念为实践手段,生产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灿烂的绘画艺术作品,而智融正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智融所取得的成就,是与南宋佛教这一特定的宗教环境分不开的。而正是南宋江南的灵隐寺,使世俗郎中宫邢澄转换为著名的画僧“老牛智融”,为他开启了第一道丛林山门。

  摘自:灵隐寺与南宋佛教第三届灵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