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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史料考察(其一)

作者:戒法

  ——以《临济录》的文献为考察中心

  一、前言:《临济录》文献考察动机

  本文作为考察《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史料的课题之一,首先第一个课题主要是以《临济录》的文献为考察中心。众所周知,禅宗自达摩以来,发展至唐末五代,逐渐形成了五家分灯的局面(即临济宗、法眼宗、沩仰宗、云门宗、曹洞宗)。到了北宋,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杨岐两派(灵隐寺则属于杨岐派之下),最终形成了所谓的“五家七宗”。自南末后,法眼宗、沩仰宗、云门宗三家先后消失,此后直至晚清的禅宗史,基本上就是临济宗和曹洞宗的天下。他们不仅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禅宗的主流,而且成为了宋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这其中临济宗较之于曹洞宗的影响更为深远。《临济录》,作为临济宗的根本典籍,是临济宗派禅法的思想依据,临济宗能够广泛的被人接受和传播,与《临济录》的思想魅力是不可分割的。与此同时,如果不了解《临济录》原本的思想,是很难了解后人所宣扬的临济禅法的演变情况及其中的差异,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所在。

  灵隐寺作为临济宗杨岐派之下的重要传法道场之一,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非常出色的临济禅法的弘扬者。笔者考察灵隐寺相关史料时也发现,在诸多史料中有大量的对《临济录》语句及思想的引用,但其中与原来的语义乃至思想又略有出入。因此,可能需要处理两个课题:其一,探究《临济录》原本的临济禅思想;其二,临济禅思想在宋代传播中的演变过程以及两者间的异同点。

  本文主要阐述的是第一个课题的研究,想通过此课题,对《临济录》的文献作一基本的考察,完成临济禅本来精神的探源。

  今试举一则南宋灵隐寺代表人物之一的瞎堂慧远禅师(1103—1176)语录作一事例来说明以上两个课题的问题意识,在《瞎堂慧远禅师广录》中有一则是在衢州报恩光孝禅院的上堂禅语:

  上堂。元正启祚。风云满肚。万物咸新。  日月灯明。应时纳佑。生铁铸就。庆无不宜。照顾头皮。烂泥有刺。绵里称钟。金刚圈子。栗棘蓬儿。千重百币。正按傍提。有照有用。多是多非。无言无说。绝毫绝嫠。德山临济。口似鼓椎。顶门一割。颔下安眉。谁知县里老鼠。咬杀州里猫儿。阿呵呵也大奇。拄杖敲开铁蒺藜。进出红炉金弹子。打著湘江。那下汝州。香山院里。千手千眼石大悲。

  如上所举的“德山临济,口似鼓椎”,大概是指德山、临济的禅问答如“鼓椎”般。此句另外还见到一则类似的语句,如瞎堂慧远禅师赞临济中说:

  吹毛未举。鲜血淋漓。涂毒才挝。遍界横尸。机如劈竹。口似鼓槌。二百年前江西湖南杀人放火。三千里外山东河北夺鼓搀旗。掀飜大海。倒坐须弥。青草步头行正今。白拈手里觅便宜。咄咄小厮儿。我且问你瞎底。正法眼分付阿谁。所谓“口似鼓槌”,其中的含义并不明确,今对照《临济录》中德山临济之间的事例

  师闻第二代德山垂示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师令乐普去问:“道得为什么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作么生?”普到彼如教而问,德山便打,普接住送一送,德山便归方丈。普回举似师,师云:“我从来疑著这汉,虽然如是,汝还见德山么?”普拟议,师便打。

  但是,瞎堂慧远禅师所谓“口似鼓椎”应该并非单纯地指“棒唱”之意,含有临济在武人社会下所形成的那种“将军”摆出作战架势的气势,意指禅宗所谓“直指人心”,或者直截了当的风格,不假方便。再试举另一则临济禅师于临济院上堂法语中一开头就说:

  山僧今日事不获已,曲顺人情方登此座。若约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尔措足处。山僧此日以常侍坚请,那隐纲宗,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阵开旗么?对众证据看。

  如上所举,通过了解《临济录》的内容再对照宋以后的临济禅语录会更清楚明了其中的含义。但同时也发现宋以后禅者引用《临济录》过程中又有新的演变,这也正是显示宋代禅的另一风格。

  以下是属于以上所说的两个课题中的第一个课题,主要对《临济录》的文献进行考察,是《临济录》原本思想的初步研究。其中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临济录》的版本文献;二是《临济录》的译注书方面的文献;三是《临济录》近代性研究的文献。最后再介绍笔者今后关于《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文献考察及其他课题的想法。

  二、《临济录》的版本

  关于《临济录》的版本,依照衣川贤次先生所著《(临济录)版本的系谱》(《临济录》于夕只卜系谱,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62,283-312,2012-12-20)一文,将现存的《临济录》版本,列举如下:

  (1)宋版《天圣广灯录》(1036年)(日本知恩院藏福州开元寺版大藏经,禅学丛书唐代资料编《宋藏遗珍宝林传·传灯玉英集附天圣广灯录》影印本,中文出版社,1983再版/金藏本,中化大藏经第73册,中华书局,1994);

  (2)宋版《续开古尊宿语要》(宫内厅书陵部藏嘉熙二年[1238]刊本,柳田文库藏复印本/天理图书馆本,柳田文库藏复印本);

  (3)宋版《古尊宿语录》(成篑堂文库藏咸淳三年[12671序《重刊古尊宿语录》,虎溪山永保寺影印《定本临济录》,1990);

  (4)南京图书馆藏本《四家录》,本录采用(黄龙慧南[1002-1069]编原二卷本),这个版本被称为元刊本(卷首有元丰八年[1085]杨杰序,卷未有至正三年[1363川币启跋),但实际上就是明版《四家语录》,属同一个本子。只是与宋本《四家语录》之间经过了黄龙慧南的校订;

  (5)元大德二年(1298)雪堂刊本《临济录》(东洋文库藏);

  (6)日本元应二年(1320)妙秀复刻元刊本《临济录》(静嘉堂文库藏,柳田文库藏复印本);    。

  (7)日本永享九年(1437)复刻元刊本《临济录》(《大正藏》第47册排印本);

  (8)日本庆安元年(1648)刊《四家语录》(花园大学藏本,禅学丛书唐代资料编《四家语录·五家语录》影印本,中文出版社,1974)。

  有关版本的研究,主要有柳田圣山先生(1922—2007)所著《临济的语言——(临济录)口语译的尝试》(1971),及佛典讲座版《临济录》(1972)的“解题”部分,对《临济录》的版本作了详细的考察和说明。另外,衣川贤次先生基于柳田先生的研究,进一步作了缜密的校勘,首先将各种版本大体分为两个系统:第一,《天圣广灯录》所收本、南京图书馆藏明版《四家录》所收本、明版《四家语录》所收本;第二,《续开古尊宿语要》所收本、《古尊宿语录》所收本(请参阅衣川贤次氏著《临济录》子夕又卜①系谱,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62号,第283页—第312页,2012年)。接着衣川先生通过对两个系统版本的个别单词、语法的用法等作了考察,对诸本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认为《天圣广灯录》所收的《临济录》为目前现存诸本中最为古老的形态。

  另外,北宋宣和二年(1120)圆觉宗演重开《临济录》时,将原来黄龙本校订的《四家录》重新编成上堂、示众、勘辨、行录等体制(宋代禅宗语录的风格),再加以整理将文字表达更为规范化,又增补了若干条内容(实际上与唐代禅语录有了很大的差异,其中特别是唐代禅者的那种自由表达的气息,那种不受任何限制的修行风格逐渐被隐没)。而以上所说的《临济录》第二系统《续开古尊宿语要》所收本和《古尊宿语录》所收本即是采用了宗演重开本的《临济录》为底本,并广泛被流传,一直延续至今,在收入过程中也几度被修改。

  总而言之,《临济录》在早期手抄本及口传过程中,至少在北宋初期就已形成固定的本子(可能不仅一个本子),并以单行本的方式流传着。后被收入于各种丛书当中,即是以上所列举的《天圣广灯录》、《续开古尊宿语要》、《古尊宿语录》、《四家录》等,被各丛书收入的过程中,又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

  通过柳田先生及衣川先生等先行前辈的研究成果,大体了解诸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校勘诸版本之间的差异。但对于版本留下的课题还是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女口衣川先生所指出的两个问题:第一,属于两个系统的诸版本之间,文字表达上有出入的地方该如何校订;第二,北宋初期成型的《临济录》,在唐末五代的时期,是如何形成的。

  对于这两个课题,首先诸版本之间文字差异的校订,主要体现在引临济录》中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有些语句明显为宋以后为了更为文体化而被修改(《临济录》的原始形态大多使用口语的形式,或者是惯用于生活的俗语),通过校订应该不难发现。另外,在各版《临济录》中也发现其中运用两种不同的文体,有些地方是口语化的文体,有些地方则是文言体的体裁,这种情形大多从唐代手抄本经过宋代的刻本之后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

  其次,作为晚唐时期人物的临济义玄禅师的言行录——《临济录》,到宋初流传的《临济录》之间是如何形成的。柳田先生通过对临济义玄的后代弟子兴化存奖(830—888)—)南院慧颐(860-930)—)风穴延沼(896-973)等语录的考察,关于临济禅草创时代的流传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对《临济录》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到了风穴延沼禅师时期,已经具有将临济禅作为宗派的强烈意识,自然也就将《临济录》作为临济宗派的典籍来对待。

  三、《临济录》的译注书

  关于《临济录》的现代译注书,中国学界目前主要有两本专著成果:一是张伯伟先生所著的《临济录》的现代注释和翻译。全书由题解、经典释译、源流、解说及附录构成,1997年由台湾佛光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本书收集占今中外大量关于《临济录》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参考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多,为目前中国学界唯一一本关于《临济录》汉文的现代译注本。二是杨曾文先生编校的《临济录》,全书分三部分:一、《临济录》以《大正藏》本《临济录》为底本,校之以明版《四家语录》本,《古尊宿语录》本的《临济录》等,对全文进行校订、标点和分段;二、附编(一),是从《祖堂集》、《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等佛教史书中选录的义玄的传记和有关他的禅法的资料;三、附编(二),杨曾文先生的研究论文“临济义玄和《临济录》”,对义玄的生平,《临济录》的编排结构,义玄的禅法思想等作了介绍。本书2001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日本学界关于《临济录》的校订和译注方面的成果非常多,以下将主要介绍入矢义高先生和柳田圣山先生的日文现代语译注。

  首先是入矢义高(1910-1998)所译注的宗演重开本系统的通行本《临济录》(《临济录》入矢义高译注,岩波文库,1989),入矢先生原来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和中国中古近世语言学的研究,于1949年至1950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指导《临济录》的读书会(柳田圣山先生当时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对柳田先生此后的《临济录》研究影响很大),在这次读书会中入矢先生发现当时通行的岩波文库本有诸多的错误,解释上也产生了很多误解,最初开始边读边纠正当中的错误。但第二年读书会结束后,入矢先生并没有公开发表读书会的诸多研究成果,直到40年后的1989年正式由岩波文库出版。入矢先生的禅语录解读对近年来关于禅语录研究者的影响很大,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传统临济宗门下的人们也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

  其次,柳田先生的《临济录》译注,共有四个版本的译注,按年代顺序,分别列举如下:

  (1)《续开古尊宿语录》本,《训注临济录》,其中堂,1961年;

  (2)《大正藏》所收日本永享复刻元刊本,佛典讲座《临济录》,大藏出版社,1972年;

  (3)《天圣广灯录》本,《临济的语言——{临济录)口语译的尝试》一文,1971年发表于《禅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号;以及《世界的名著》18所收入的《临济录》,中央公论社,1974年。

  (4)《四家录》本,中公   《临济录》,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

  如果从柳田先生1958年发表一文为《兴化存奖的史传及其语录——关于中国临济禅草创时代的文献资料的综合整理、觉书、其一》(《禅学研究》第48号,1958)开始算起到2004年《四家录》为底本所译注的《临济录》为止,柳田先生从事《临济录》的探究超过半个世纪漫长的岁月(实际上开始研究的时间应该更早些,至少在入矢义高于1949年所指导的《临济录》读书会时,柳田先生就已经参与其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柳田先生对于《临济录》所留下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富的,涉及面也非常广泛,且相当的深入,至今仍然还未有能超越他的研究,今后的学术界在进行深入研究时肯定是离不开柳田先生的研究成果。

  四、《临济录》的近代研究:

  以日本学者入矢义高、柳田圣山为中心

  《临济录》的近代性研究。一般认为,以铃木大拙先生(1870-1966)的研究作为《临济录》近代性研究的萌芽期。其主要著作有:

  “临济录的思想”(前篇),大阪秋田屋《哲学季刊》第5号,1947年9月;

  “临济录的思想”(后篇),大阪秋田屋《哲学季刊》第6号,1947年12月;

  《临济的基本思想——临济录中“人”思想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49年等。

  铃木先生以深厚的禅学修养,对《临济录》的禅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从《临济录》的全体来看临济的禅思想特征。另外,铃木先生的研究主要还是以禅者体验为主进行考察,提出“人”思想的主体性。在其著作《临济的基本思想——1临济录中“人”思想的研究——》一书中,完全是以“人”为中心,而贯穿着整个临济的思想。相对于后来的研究,铃木先生对于《临济录》语言性的把握及其历史性考察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人矢义高等学者对铃木先生的个别理解提出批判,比如对“是你”一词的理解问题),但铃木先生的研究已经与日本传统临济宗的提唱等方式不同,逐渐开始利用近代的研究方法。因此,我们把铃木先生的研究作为《临济录》近代性研究的萌芽阶段。

  真正意义上的《临济录》的近代性研究,陆川堆云先生(1886-1966)是此领域的开拓者,其代表作有《临济及临济录的研究》一书(喜久屋书店,1949年)。在柳田先生的著作中,也有说明他和陆川先生的法缘以及对陆川先生的评价,如柳田先生在佛典讲座版《临济录·解题》中说到:“陆川先生是《临济录》研究的先驱大恩人,是与(传统)以来的提唱、讲义不同的学问领域的开拓者。在我(柳田先生)过去大约二十年左右的(研究过程中),非常感谢一直承蒙先生的鼓励”(请参阅日语版,柳田圣山著,佛典讲座引临济录·解题》第28页,大藏出版社,1972年)。陆川先生的《临济及临济录的研究》一书,充分利用各种史料,从对马防的序文开始,对临济的传记以及临济录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这是以往所没有的研究。

  继陆川先生之后,主要以入矢义高先生、柳田圣山先生等研究为中心而展开新的研究领域。主要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利用中国语言学(特别是俗语的研究)精确读解禅宗语录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主要是入矢义高先生等。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传统的训读方式,但这一领域的研究,直接利用《临济录》原来的中文本,对语录直接进行研究,并通过大量的俗语事例进行阅读。

  关于入矢先生的研究及成果,早在1949年指导《临济录》读书会时开始,之后又指导阅读《传心法要》、《祖堂集》、《楞伽师资记》等,开创了利用语言学阅读禅宗语录的方法,为中国禅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局面。在此中也不断地发现传统的读解存在诸多错误的解释,这在入矢先生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同时也影响了当时诸多年轻学者,开始产生了一些对旧训的批判。

  关于入矢先生的研究成果,除了以上已经指出的《临济录》译注之外,还有几部著作应值得关注,按年代顺序举列如下:

  (1)《求道与悦乐——中国的禅与诗》,岩波书店,1983年。增补版,岩波现代文库,2012年。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对禅语录中个别词语作了详细考察,并指出原来训读的误读,有助于我们准确阅读《临济录》的语言;

  (2)《自己与超越——禅·人·语言》,岩波书店,1986年。增补版,岩波现代文库,2012年;

  (3)《空花集》,思文阁出版,1992年。此书将入矢先生的旧作编辑成的一本书。其中与《临济录》研究直接相关的有“玄沙的临济批判”、“语录的语言与文体”等文章值得参考,特别是后一篇文章主要以唐代的禅语录为中心,举例指出唐代禅语录的特点以及使用的文法。

  另外,入矢先生所译注的《马祖的语录》、《传心法要·宛陵录》等唐代禅语录,也是值得留意。

  以上是近代性研究的一大特点,引发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中国中古近世语言学的重要性,关注俗语的表达,这对语录的研究可谓一大进步。这样的研究与日本传统以来的训读方法完全不同,特别是语录中的俗语表达很难用日语训读来翻译,也因为如此,导致了在日语训读中常出现诸多的误读。

  (二)运用文献学,通过引用诸多的历史资料,从外部的角度,考察临济义玄所生活的唐末河北的政治、社会等情况,来解读《临济录》的思想。另外,从临济本人的语录考察临济的思想,比如《临济录》的不同版本间的对照、《临济录》的形成考察等。对此研究最为着力者应推柳田圣山先生。

  柳田先生对《临济录》的研究,以上已经指出大约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成果非常丰富。主要代表作,除了以上已经举列的四个版本的译注之外,关于论述临济语言、历史及思想的专著有:(1)《临济笔记》(春秋社,1971年);(2)佛典讲座《临济录》(大藏出版社,1972年),此书算是柳田先生关于临济研究最成熟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为序论、本论、总论三个部分。序论部分是对《临济录》研究的各种可能性想法被提出来,包括版本的问题、口语译的尝试、《四家语录》的版本、引临济录》的形象转换、宗演以后、各种各样的课题等问题意识被提出,对今后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本论部分则是对《临济录》的译注,以上已被指出;此处重点在于最后的总论部分,将临济的说法,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基本上关于柳田先生对临济研究的基本观点都体现在这一部分中。

  五、结语:今后《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文献考察及其他的课题

  以上所述,主要对当前《临济录》的文献作了大概的考察,主要从《临济录》的版本、译注书及近代研究等文献进行整理。最后简单说明今后《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文献考察及其他课题的构想。首先分为两个大的课题进行研究:第一个课题是探究《临济录》或者临济禅的传统思想;第二个课题是探索《临济录》传统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

  第一个课题探究《临济录》的传统思想,分两部分:一是《临济录》的原本思想,基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利用语言学、文献学、禅思想史等研究方法,需要对《临济录》的各文本进行准确的解读,另外,不以宗派意识为研究前提;二是《临济录》与临济后时代临济宗思想(主要是宋代临济宗思想)的比较研究,这一部分主要是唐代临济禅思想与宋代临济宗禅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包括灵隐寺相关史料的文献比较,进而探究其中的异同点。如众所周知,《临济录》语言及思想在传播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作为宗派的形态(临济本人并没有建立宗派的想法,估计他本人也不喜欢自己被奉为宗祖),笔者认为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将此区分,并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临济录》传统思想的探究,本着追求一个“如实”二字,如实得将《临济录》原本思想呈现出来,不掺杂任何宗派色彩,这是第一个课题研究的根本精神。

  第二个课题探索《临济录》传统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意义。考虑如何将《临济录》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中实践,并创造新的普世价值,也许这才符合临济本人的想法,而不仅仅只是停留在语言上做考究。但是,第二个课题的研究必须是站在第一个课题完成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必须首先要对《临济录》原本思想有深入了解之后,才能实现其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实践。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如《临济录》关于“人”的思想,对于当今的佛教修行者乃至于整个社会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临济录》中所阐述的“人”,至少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平等的精神,如《临济录》中所提出的“无位真人”的思想,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指导意义;二是自由的精神,如《临济录》中所强调的“无依道人”的思想,“无依”可能含有“直下承当,,和“无所依托”等意思,强调的是修道者的自由精神,并不依赖任何来自外界的“力量”,这对当代修行者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以上是笔者关于《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史料的课题,以《临济录》的文献为考察中心,作了简单的论述,并提出了笔者今后《临济录》与灵隐寺相关文献考察及其他课题的想法。限于笔者学识有限,对诸多问题的处理,还存在着令人不满意之处,在此,希望得到诸位前辈的指正和批评,以便笔者在今后的学习生涯中,力求学术研究的更加严谨及圆满。

  摘自:灵隐寺与南宋佛教第三届灵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