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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赵脊与灵隐寺的因缘

作者:刘范弟

  自佛教传人中上,除少数几位皇帝(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泸、后周世宗柴荣)对其持排斥态度外,大多数的皇帝与佛教的相处是比较融洽的,有的皇帝对佛教还有着很深的信仰,甚或本人就是佛教徒,如梁武帝萧衍和唐宣宗李忱就是如此。这固然与佛教本身的吸引力有关,也说明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的融合互动,从而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上层社会的某些精神需求和心理诉求的回应和满足。

  北宋王朝建立以来,两宋皇帝与佛教及寺院相处融洽,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如太宗赵匡胤刚当上皇帝,就“诏于扬州城下战地造寺,赐额‘建隆’,赐田四顷,命僧道晖主之。初,周废佛寺三万三百所,毁镇州大悲像铸钱,世宗亲秉钺洞其膺,不四年疽溃于膺。帝偕太宗目击其事,因间神僧麻衣:‘天下何时定?’麻曰:‘甲子方大定。’仍对以三武废教之祸,帝深然之。及即位,屡建佛寺,岁度八千僧。诏诞圣节,京师及天下命僧升座祝寿为准。诏每年试童行,通莲经七轴者给祠部牒披剃……诏成都造金、银字佛经各一藏。”宋太宗赵匡义,史载其“素尚释教”,“游心释部”,他曾亲撰《新译三藏圣教序》赞美佛教:“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导群迷,阐扬宗性。广博宏辨,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说,庸愚岂可度其源。义理幽玄真空莫测,包括万象譬喻无垠。总法网之纪纲,演无际之正教。”以后真宗、神宗等虽曾限制僧尼人数的无限扩展,但继续保持着对佛教的宽容政策。宋徽宗笃信道教,曾一度下诏让佛教道教化,但不久即下诏恢复原状。由于皇帝和朝廷的优待与支持,佛教在北宋出现了中兴的局面,特别是禅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规模日益壮大,社会影响不断加深,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南渡之后,南宋朝廷对佛教有所限制,高宗时停止了额外的度僧,使僧人数量有所减少,然而南宋王朝统治下的江南地区佛教基础原来就比较深厚,同时高宗本人对一些高僧也很优待,因而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宋孝宗赵容,他对佛教有很大的兴趣,对禅理有较深的钻研和修养,对佛教和寺院的眷顾较之宋代其他皇帝更为深切,其中特别是与灵隐寺及其两位住持——瞎堂慧远禅师和佛照德光禅师的关系尤其密切和谐,这样就使得南宋佛教保持着相对比较兴盛繁荣的局面。

  一

  宋孝宗赵容,初名伯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生于建炎元年(1127),其六世祖为太祖赵匡胤四子秦王赵德芳。宋代自真宗开始,皇位一直由太宗赵光义一系传承。建炎三年(1129),南宋高宗年仅三岁的元懿太子赵埔夭折,高宗无后,只能从宗室中另择太子。《宋史》记载:“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后,而昭慈圣献皇后亦自江西还行在,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会右仆射范宗尹亦造膝以请。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于是诏选太祖之后。”绍兴二年(1132)五月,赵容被选中,“育于禁中……三十年(1160)二月癸酉立为皇子……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为皇太子”,第二年受高宗内禅即位。按昭慈圣献皇后是北宋哲宗皇后,哲宗是徽宗的兄长,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后,作为哲宗皇后的她以元祐皇后身份垂帘听政,派人迎回康王(即高宗赵构)立其为帝,被尊为元祐太后(后改称隆佑太后),她本姓孟,故通称为孟太后;在三年后的苗、刘之乱中,又是她力挽狂澜,才使高宗复位,所以她的话对高宗是很有影响力的,赵奋能够被选中,孟太后应该是起了决定作用。孟太后崇信佛教,“建炎元年,上驻跸维扬。初,隆佑太后孟氏将去国,南向求护身法于道场大德,有教以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吴门,念天母冥护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以纪事”。虽然孟太后在绍兴五年就已去世,但鉴于她对宋孝宗命运的决定性影响,故宋孝宗成年登基后对佛教的友好态度,不可能没有受到孟太后的影响。

  南宋高宗在位末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进攻南宋渡江失败,被其部下弑杀,金世宗完颜雍继位后,主张与宋王朝和平相处,隆兴二年(1164),宋廷与金签订和议,此后40余年宋、金之间基本无战事,从而宋孝宗在位的27年间,南宋亦有了一段相对安定和繁荣的时期,这就为宋孝宗与佛教较为密切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宋孝宗与佛教的关系中,他与灵隐寺的因缘是值得关注的。

  灵隐寺创建于东晋,但直到唐末,寺院的规模并不是很大。吴越建都杭州,武肃王钱缪命僧智觉延寿禅师重开灵隐,建僧房五百多间,此后忠懿王钱做又扩建一千三百余间,灵隐寺面貌一新,进入皇家寺院行列,在佛教界及世俗社会的地位也日渐突出。北宋建都汴梁,灵隐寺失去地处王都的优势,其地位日渐边缘。北宋初年,灵隐寺的地位也无多少好转。整个北宋一代,据《武林灵隐寺志》记载,仅有真宗和仁宗两位皇帝与灵隐寺有过关联。真宗景德四年(1107),杭州灵隐寺被赐额“灵隐山景德寺”,天禧五年(1021),又被赐额改为“景德灵隐寺”。赐以与皇帝年号相同的寺名,固然有着特殊意义,但当时全国赐额“景德寺”的寺院数以百计,因此这两次赐改寺名对灵隐寺并无多少实际意义。真正使灵隐寺重新进入皇家寺院行列的,应是仁宗时期皇家对灵隐寺的一系列眷顾举动。

  《武林灵隐寺志》载:“天圣三年,皇太后赐脂粉钱九干五十四贯;天圣八年,赐灵隐住持禅定大师延珊放免粮田一万三千亩;庆历七年,勅赐御制歌颂等件;皇佑元年,勅赐六祖师名讳玉宝牌一面,勅赐飞白御书‘佛’、‘圣’、‘帝’、‘来’四纸,勅赐‘清静’、‘佛法’绢书二轴,勅赐纸扇碑一座,勅赐回銮碑一轴,勅赐御绣《观音心经》二卷,勅赐飞白黄罗扇一柄;嘉佑三年,赐明教大师契嵩所著书入《藏》。”这一系列恩眷举动中,天圣三年皇太后赐脂粉钱和八年赐放免粮田(免税),是灵隐寺重新进入皇家寺院行列的标志性事件。这两件事情,据湖南省社科院陈靖华研究员的考证,实际上与当时朝廷赐田给灵隐寺之事相关,甚至可说就是一回事;事件的促成虽与当时灵隐寺住持延珊禅师的主动争取有关,但其主要因缘则在于宋仁宗的两位母亲——养母刘太后(章献太后)和生母李太后(章懿太后)。李太后是杭州人,仁宗直到刘太后去世之后才得知李太后为其生母,刘太后赐脂粉钱与灵隐寺买田,有安抚李太后及为日后仁宗得知身世真相时替刘氏家族预留后路的考虑。明道元年(1032),李太后(当时还只是顺容,去世当日才被刘太后晋封为宸妃)去世,第二年,刘太后也去世了,此后仁宗才得知自己生母是李氏。由于刘太后的预筹,仁宗对刘氏家族并未为难,对其封赐不减往昔;对生母李氏,仁宗尊之为章懿太后,与刘太后一同升拊太庙,并封李太后弟弟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宠赉甚渥。由此看来,天圣年之后庆历、皇佑、嘉佑年间仁宗对灵隐寺一系列的眷顾举动,都是因为其生母李氏为杭州人,仁宗爱屋及乌思念母亲而引发的结果。不过这一结果在北宋并未延续,仁宗以后皇家与灵隐寺的亲密关系也就此终止了。

  随着南宋建都杭州,这种状况开始发生改变,灵隐寺重归皇家功德寺院的行列,皇家对其的恩眷更超越了前代,灵隐寺可说进入了一个兴盛的时期。

  《武林灵隐寺志》载,绍兴五年高宗“勅改榜曰‘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并加注称“显亲,盖为吴太后设也”,但笔者在《大藏经》和其他文献中并未查到关于此事的任何记载;且查《宋史》后妃传,仅有一位姓吴的后妃(包括皇后和妃子),她就是宋高宗的皇后宪圣慈烈吴皇后,孝宗受高宗内禅即位后,称为“寿圣太上皇后”,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后,才改称寿圣齐明广慈备德皇太后。高宗不可能称自己妻子为太后,为其改榜灵隐寺为“崇恩显亲”更不可能,可见《武林灵隐寺志》所载此事并不可信。

  虽说高宗勅改灵隐寺名事不可信,但此事也可能是孝宗所为,因为吴后乃高宗之皇后,孝宗为高宗之嗣位人,于孝宗而言,吴后也就是太后了;且据《宋史》后妃传记载,吴太后对幼年的孝宗曾有一段掬育之恩,并于高宗在两位候选人中选择太子时为孝宗说了好话。“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宫,命张氏育之,后时为才人,亦请得育一子,于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议颇籍籍,张氏卒,并育于后,后视之无间。伯琮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这对孝宗能当上皇帝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此看来,宋孝宗为了报答吴太后的恩情将灵隐寺改为“灵隐山崇恩显亲禅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改之寺名也是恰如其分非常得体的。

  不过高宗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过灵隐寺的皇帝,只不过是以太上皇的身份前往的。《宋史》载:“乾道元年二月朔,帝诣德寿宫,恭请太上太后至延祥观烧香,太上与帝乘马,太后于后乘舆,次幸聚景园,次幸玉津园。自后,帝诣德寿宫,恭请太上太后至南内,或幸延祥观、灵隐寺、天竺寺。”同往灵隐寺的还有太后,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吴太后,宋孝宗应当陪同前往。这一次,灵隐寺同时迎来了前皇上与现皇上(从文献所载来看,无论是前皇上还是现皇上的光临,在灵隐寺的历史上都应是第一次,当然不包括吴越王),这于灵隐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

  除了上述的赐改灵隐寺名(可能有此事,但无法证实)和陪同太上皇、吴太后于即位初到过灵隐寺之事,《武林灵隐寺志》所载宋孝宗与灵隐寺的因缘还有不少:“宋孝宗皇帝,乾道三年二月,诏每岁佛诞日例赐帛五十疋。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车驾幸灵隐,明日赐僧慧远直指堂印。乾道九年,宣灵隐慧远奏对内殿称旨。淳熙四年八月,召灵隐德光入对内殿,赐诗二首。诗日:‘欲言心佛难分别,俱是精微无碍通。眺出干重缚不住,天涯海角任西东。’又诗云:‘大暑流金石,寒风结冻云。梅花香度远,自有一枝春。”’

  这里记录了孝宗与灵隐寺因缘的几件事情,即每岁赐帛灵隐寺五十疋、与慧远禅师的交往、召德光禅师入内并赐诗等事,以下分别对之进行考述。

  二

  乾道三年二月诏每岁佛诞日例赐帛五十疋,此事可能与灵隐寺无关,应是上天竺寺之事,且《武林灵隐寺志》将时间也记错了。

  据《释氏稽古略》载,乾道三年“宋春二月,帝幸上天竺,展敬观世音菩萨,问住持若讷曰:‘何故岁修金光明忏?’讷日:‘大梵尊天是娑婆世界主,释提桓因天帝中御三十三天以临下土,四镇天王共誓护法护民,故佛为诸天说金光明三昧,此帝王盛世之典也,朝家香火,故宜岁岁行之。’帝悦,擢讷右街僧录,赐钱二万,即开山石晋僧道翊故居,建十六观堂,勅翰林学士楼钥作记,按图亦建于禁中。次年四月八佛诞日,宣讷请五十僧入内观堂行护国金光明三昧,斋罢命讷说法,帝悦,进左街僧录,号‘慧光法师’,僧赐帛各一疋。自是岁岁如来诞日,例赐帛五十疋,付上天竺,遵修佛事”。此事发生在乾道四年四月八日佛诞日这天,当天孝宗让上天竺住持若讷带领五十名僧人人内做法事,事罢“僧赐帛各一疋,自是岁岁如来诞日,例赐帛五十疋,付上天竺,遵修佛事”,时间、地点、赐帛对象都明明白白,《大藏经》中仅见此处记载,查《四库全书》也只有一条记载,出处也正是《释氏稽古略》,可见此事确与灵隐寺无关。此外《佛祖历代通载》乾道戊子年(即乾道四年)也记载了此事,云:“诏上竺若讷讲师,于四月八日选五十僧人内观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但未提及赐帛之事。

  三

  孝宗与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禅师的交往论法,是灵隐寺历史上的重彩之笔。

  瞎堂慧远禅师(1103-1176)为南宋佛教禅宗临济宗的代表人物,他于乾道六年开始担任灵隐寺住持,“六年,遂开堂于灵隐”。自乾道六年开始,直至淳熙三年(1176)示寂为止,瞎堂慧远禅师一直住持灵隐寺,并两次受到宋孝宗赐号的恩遇。其一次是“乾道八年十月三十日,恭奉圣旨,景德灵隐禅寺住持传法佛海大师慧远特改赐‘佛海禅师’,迎引敕黄归寺,望阙谢恩云。”瞎堂慧远禅师被赐号后,即给孝宗上了一封谢表,云:

  特赐佛海禅师住持景德灵隐禅寺传法臣僧慧远,今月三十日,恭奉圣旨:“景德灵隐禅寺住持传法佛海大师慧远,宜特改赐佛海禅师。”(臣)僧慧远,己于当日领众迎接敕黄归寺,望阙谢恩只,受讫。右臣侧闻仁皇,道重怀琏,赐大觉之名;德寿恩高,佛果改贺悟之号;重荷圣听,进臣“佛海”之禅阶。泽降九天,幸逢千载。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窃以见闻不立,义虽绝于言诠;名理全彰,妙始符于体用。故亦有典而有则,安得不器而不名。道贵包容,材宜遴选。伏念臣幼披三衲,老乏寸长,为尧舜之啤民,继祖师之末裔。岂冀垂垂之皓首,得瞻穆穆之清光。动一笑于龙颜,实中兴于像教。滥权巨刹,己怀负乘之惭;载佩嘉名,宁免侥幸之诮。恩归莫大,得之若惊。顾臣庸愚,曷堪奖借。兹恭遇皇帝陛下,道超四大,德冠百王。以圣心而契合古佛心宗,以天眼而彻见正法眼藏。游戏三昧,应接万机,高拱金轮,万乘之尊。尚念灵山一言之付,故此砼伏于山林之士。亦蒙造化于乾坤之炉,敢不确守禅那精操戒行。山长水远,恭陈嵩岳之呼;地转天回,愿获中原之宝。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慧远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此次既云“改赐佛海禅师”,可见这是第二次赐号。那么第一次赐号为“佛海大师”是在何时呢?记录瞎堂慧远禅师生平较早和较详的周必大《灵隐佛海禅师远公塔铭》及《嘉泰普灯录·临安府灵隐佛海慧远禅师传》均对此语焉不详,《大明高僧传》对此则有所记载:“(乾道)八年秋八月七日,召远人东阁赐坐……帝悦,赐‘佛海大师’之号。”据此可知,第一次赐号是在第二次赐号之前的两个月。    。

  瞎堂慧远禅师住持灵隐寺期间,曾多次被孝宗召见和问法。现据《瞎堂慧远禅师广录》所记分述如下:

  第一次:

  乾道七年(1171)正月二十日,有旨令慧远翌日引见。又降旨:二十三日驾过德寿宫回,引见。是日入对选德殿,师奏云:“臣生于西蜀眉山,游方逾四十年。在山林间,但闻陛下即位以来,日应万机,道冠千古,外护佛法,契合龙天,是谓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圆悟佛果禅师克勤。”上问:“圆悟是谁?”奏云:“臣之师也。太上皇帝驻跸维扬时,赐以圆悟禅师之号。”上曰:“在维扬时,惜不及见。果老何如?”奏云:“宗杲与臣同出圆悟之门。”上问曰:“卿甚时来灵隐?”奏云:“去冬会庆节前一日入寺扫洒,今又蒙,陛下过听,使臣获睹清光,臣一门师资,皆荷陛下圣恩,岂胜荣遇!  臣谨以旧所作赞颂十篇上进。”进罢,上赐坐。……上曰:“卿如何?”师举起拳头云:“臣林野人,举止乖疏,不识礼度,乞陛下宽贷。”上曰:“不妨谈禅。”又问:“得道者谁?”奏云;“学道之人,随其器量浅深,入室处可验得底人,他亦自知时节。如曾开侍郎,亦近道。”上曰:“莫是当初议和不合者么?”奏云:“便是。”……(以上两处省略为慧远禅师与孝宗说禅问答,约900字,文繁不录)上曰:“更有何人?”奏云:“近世学佛者众,机缘亦广,恐劳圣听,不敢多奏。臣乞回寺,当与方来衲子传佛心宗,以报覆焘之恩。愿陛下早复中原,以慰四海之望。”上曰:“后来更要说话在。”奏云:“谨当退听。”谢恩下殿。

  这是孝宗第一次召见瞎堂慧远禅师,除了询问禅师籍贯师承,就是向禅师问法,其中还涉及到宋、金和战这样的国家大事,最后孝宗意犹未尽,约定以后还要与禅师商讨佛法禅机。

  第二次:

  乾道七年(1171)三月七日,有旨,八日午时候驾过德寿宫,回今灵隐、径山长老同入选德殿引见。师奏云:“臣正月三十日,业陛下宣对,获睹天颜。二月七日,蒙赐香茶。上荷圣恩,下情激切之至。”上赐坐,遂谢恩就座。上曰:“灵隐、径山皆大刹,每今臣僚择人住持。”师奏云:“荷陛下无忘灵山,付嘱不以形服见弃,林下之人何以仰报!”上曰:“去秋水潦,今岁何如?”师奏云:“腊雪应期,必有丰年之兆。”上曰:“朕极忧民间荒歉。”师奏云:“臣亦忧春间细民艰食。赖陛下圣德所感,今二麦将熟,米价稍平,中外得人,已行赈济,但得一饱,则农务有绪,皆陛下生成之赐。”上曰:“秋间更得一熟,民间稍苏。”师奏云:“陛下以百姓心而为心,圣虑既坚,必随心念。”上曰:“昔闻黄彦节举古颂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囚得受用,以虚心应物。”径山云:“虚明自照,不劳心力。”师奏云:“此乃三祖大师《信心铭》,正为有所证悟者说。”上曰:“如何?”师奏云:“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上喜甚。师奏云:“容臣录一本,并《铁舌庵录》、前后《奏对录》上进。”上曰:“甚好。”又问:“一口吸尽西江水,理会未得。”师奏云:“理会不得,无义路处直下便是。”上曰:“更数年须可晓。”师奏云:“但于一刹那间,以悟为则。”奏对既久,乃云:“(臣)恐劳圣听。”谢恩下殿信。

  上次正月召见慧远禅师,孝宗曾说还要与慧远禅师商讨佛法,此次宣见已是三月之初。因为先年水灾,此时正是青黄不接之际,故孝宗首先要问百姓度荒之事。慧远禅师对民间疾苦亦关心了解,故能应对称旨,并很自然地将孝宗关爱百姓之心与修养禅学联系起来,以致“上喜甚”,禅师乘势还向孝宗提出了记录召对讲法上进之事。此次禅师是与径山长老一同被召见,但记录中只录了径山长老一句话八个字。又慧远禅师说“正月三十日,业陛下宣对,获睹天颜”,而前次所记则是“正月二十日”,二者所记必有一错。

  第三次:

  乾道八年(1172)正月二十八日,车驾幸灵隐,至冷泉亭。师起居罢,侍臣传旨,长老归寺。上至三门,下马,师再起居。上曰:“行则个。”师侍行至藏殿前,师奏云:“修廊高峻,恐艰圣步。”上曰:“不妨。”遂行至僧堂前,入僧堂,师先至方丈焚香。上至方丈,师起居。上首看太祖皇帝所赐京师能仁寺佛牙舍利,上以手捧至额加敬,师以佛牙事迹进呈。至遇安堂一笑轩,读大慧宗果自梅阳所寄法衣书云:“超然居士是个中人,恐有未至处,当与商量。”上见此曰:“迟两年,惜不及识宗杲。”上问曰:“超然如何?”师奏云:“超然居士与圆悟先师及大慧,游从之久,令臣与他痛下毒手。”上笑。后至方丈前,见语录三策在几案上,并奏对状一纸。上曰:“此是什么?”师奏云:“向来乞进三祖大师《信心铭》及《铁舌庵传》与前、后《登对录》。”上有旨令收入。次至交芦室,见师画像,乃问曰:“此是谁?”师奏云:“此是僧徒画臣顶相求赞。”上曰:“此是画底,那个是真底?”师叉手躬身云:“春气和暖,恭惟圣躬万福。”上大笑。上观圆悟禅师像。师读所题赞:“好个脱洒老衲,写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内丛林,逢着唯论此事。海口辩涌洪涛,至了不说一字。慧远把断纲宗,负荷阔行大步。炉鞴快下钳锤,提持向上底路。”上曰:“此便是向时所说,光尧在维扬登对底?”师奏云:“便是。”上观释迦出山相,师奏云:“此是吴道子画。”师亦读所题赞:“大哉释迦文,福聚海无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以为上。我今稽首礼赞扬,留与人天作榜样。”上观临济像,曰:“此是临济。”师奏云:“临济禅师,乃曹州人,十纨绔子弟师也。”上周览山林,乃曰:“想雪下时可观。”师奏云:“更有上方尤好。”上回,师随至东廊法堂前,上观壁画。师奏云:“此乃历代高僧。”上曰:“如今有否?”师奏云:“西廊工已就。”上指华严变相,师随问奏答,语意相契。上遂回驾,师谢恩而归。翌日有旨,赐绢帛等。

  孝宗这次到灵隐,纯为观赏了解寺内人文风物,他看得十分认真,问得也很仔细,瞎堂慧远禅师则如数家珍,一一回答了孝宗的问题。看来对孝宗和禅师两人,这都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

  第四次:

  乾道八年(1172)八月六日,有旨宣灵隐长老。七日,同官员僧道守门入内,就观堂斋。斋罢,赴观堂前起居,上赐坐赐茶。谢恩次,续奉圣旨,独宣灵隐长老至观堂东阁。师随入,奏云:“臣等今日蒙陛下赐净供,三教毕集,此一段胜事世所希有,感荷圣恩。”上曰:“有一两件事欲问卿。”师奏曰:“臣愿闻圣训。”上曰:“前日睡梦中。忽闻钟声,遂觉。未知梦与觉是如何?”师奏云:“陛下问梦中底?觉来底?若问觉来底,而今正是寐语。若问梦中底,梦、觉无殊,教谁分别?梦即幻,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觉心不动。所以道:‘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以上省略处,为禅师与孝宗的谈禅问答,共1200字,文繁不录)上首肯久之,忽闻窗外报未牌。师奏云:“陛下日应万机,臣不敢久留,恐劳圣听。”谢恩下殿。

  灵隐长老即瞎堂慧远禅师。此次孝宗召见三教精英人物,儒、道人物不清楚有谁,佛教方面除了瞎堂慧远禅师外,据《释氏稽古略》“(乾道八年)秋八月七日,宣上竺、径山、灵隐,僧道三教集内观堂,斋既罢,宣远人东阁赐坐。帝曰:‘有一二事欲问卿。前日睡梦中,忽闻钟声遂觉,不知梦与觉是如何……”的记载,尚有上天竺、径山两寺的住持,可见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接见活动。活动后孝宗“独宣灵隐长老至观堂东阁”,与其论法之久,直至“忽闻窗外报未牌”,可见孝宗对瞎堂慧远禅师讲法的入迷。

  第五次:

  乾道九年(1173)四月二日,有旨。四月八日,宣入内观堂斋,斋罢,同众起居。上问曰:“相将结夏?”师奏云:“此乃丛林古规。西天于结夏日,铸蜡人藏土窟中,结夏九十日,戒行精洁则蜡人冰,不然则蜡人不全,故号为‘僧蜡’。”上曰:“观行如何?”天竺法师奏云:“今日有十六人入观堂,修三年净现。”……上掷下羽扇于榻前,默然正坐,时众皆惘然,相顾无语,师即起身近前奏云……上曰:“是。”众皆起,谢恩下殿。师再入奏云……(以上两处省略,为禅师与孝宗的谈禅问答,共1000字,文繁不录)上曰:“朕近日于四海不为多处,别得一转语云‘明镜绝纤尘’。”师奏云:“臣感蒙圣训。”谢恩下殿。

  此次参与论法的僧人有十六人之多,但除了天竺法师有过一次奏对,与孝宗往返讨论的基本上就只有瞎堂慧远禅师。论法中间孝宗曾“掷下羽扇于榻前,默然正坐,时众皆惘然,相顾无语”,此时瞎堂慧远禅师“即起身近前奏云”,终于说得孝宗点头称是,可见瞎堂慧远禅师禅学修养的深厚与禅机的犀利。

  第六次:

  淳熙元年(1174)四月初七日,有旨,宣禅师入内观堂斋,斋罢赐茶。茶罢,师奏云:“陛下看甚经?”上曰:“读《法华经》,至第五卷。”师奏云:“陛下前日看《法华经》,至《化城喻品》云‘诸天各各舍自己宫殿而求法,世尊默而许之’,陛下问诸讲人:‘未审世尊许他甚法?’时诸讲人竞引教相酬对。  臣僧当时若见陛下问说甚法,即奏云:‘即今说底法。’或云:‘甚人得闻?’即云:‘露柱证明。”’上笑曰:“梁武帝一生不?”云:“武帝苦行高寿。”上曰:“却是苦行,寿曾蹈著。”师奏:“至八十余。”师奏云:“如达摩大师,天鉴十四年至金陵,武帝召对,机不契,乃折芦暗渡,潜回江北。后至魏地少林,默坐九年,为菩提流支三藏打落板齿,后接得二祖惠可大师。然梁朝贤圣亦多,如志公、傅大士、云光、娄约法师等,显化灵异,不可胜纪。而娄约尝说偈悼傅大士云:‘我有两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公洒,并向秋风前。”’上曰:“机会也难得。”师即起身奏云:“向来奏对,有一次机缘,未得进旨。”上曰:“卿前日所奏事,人也见不到说不到。”师奏云:“臣浅识愚昧,昌渎圣聪,今有缮录上进。”上曰:“卿纂集得?”师奏云:“如陛下神机迅疾智鉴洞明,自古帝王未尝有如此得大机大用者。臣他日欲乞圣旨,镂板入藏,光大法门,作人天眼目,以为万世龟鉴。”上曰:“甚好。”师即谢恩下殿箱O

  此次召对,禅师与孝宗讨论对《法华经》的理解和君臣的机缘问题,并举达摩祖师与梁武帝之事为例,说明自己能与孝宗相契是多么幸运;又继上一次请求孝宗允许记录召对谈禅后,进一步请求将对话记录“镂板入藏,光大法门,作人天眼目,以为万世龟鉴”,这个请求得到了孝宗“甚好”的首肯。

  第七次:

  淳熙元年(1174)五月二十九日,得旨,召禅师。三十日入内,赐食罢,八棒鼓,正午,引见起居罢,赐坐。上曰:“因看《圆觉经》,文甚好。”师奏云:“佛意幽眇,深谈实相。唯二十五轮重迭难记。”上曰:“也是难记。”师奏云:“陛下应万机不必记。”……(以上省略处,为禅师与孝宗的谈禅问答,共1250字,文繁不录)上加叹久之,众皆相口,师乃奏云:“执热,恐劳圣听。”遂谢恩下殿。次日进经。

  此次禅师与孝宗讨论《圆觉经》(全名为《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小本、大本《华严经》,世尊七处九会说及“古来宗师,坐脱立亡,今世有否”等问题。文繁不具录。

  第八次:

  淳熙二年(1175)四月八日,得旨,召禅师入内现堂。上设御座于中正,宣同诸山引见,起居罢,赐坐……(省略处乃禅师与同时被引进的“诸山”论法,共约800字,文繁不录)师乃颂云:“庵内不知庵外事,铁额铜头不相似。定花板上打秋千,猛虎舌头书卍字。”师升座了,谢恩罢。乃奏云:“臣向来蒙陛下宣对,谨录上进。”上曰:“好好。”上才接得,便扬在地上,却再要。师奏云:“便是狮子翻身,也只救得一半。”上曰:“朕这里元字脚也无。”师奏云:“争奈掷地作金声。”径山长老在后,乃云:“已遍天下。”上大笑,师遂谢恩下殿。

  此次孝宗在内观堂召见瞎堂慧远禅师,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径山长老等,他们在孝宗面前开展了一场论法辩难,最后由瞎堂做了总结。当瞎堂将以往受召与孝宗对话的记录递上时,孝宗却故意将之扔落地上,这显然是模仿禅师们对机间难的行为,二人之间于是有了几句充满机趣的对话。由此亦可见孝宗对瞎堂的随意和亲切。

  第九次:

  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初九日,奉圣旨,宣禅师赴东华门。殿使引入,赐晚食选德殿。独宣见,起居罢,上赐坐。师谢恩,就座,上曰:“今日无事,宣卿来说禅。”师奏云:“说则不无,要且只是说底说不得处,陛下自看。”上曰:“作么生看?”师奏云:“昔有大慈禅师示众云:‘老僧不会禅,只是识病。…上曰:“禅有甚么病?”师奏云:“见不彻,透不过,动若有碍。”上曰:“有甚么碍?”师奏云:“没量大人,都被语脉里转却,便乃随语生解,病在命根不断,似信不信,似有似无。”上曰:“如何透得去?”师奏云:“古今宗师,下棒下喝,各有宗旨。病在见闻,病在语默,病在情识,病在义路,病在渗漏,病在知解,说得天花乱坠,无有是处。”上曰:“只为个休歇安乐处。”……(省略处乃禅师举自身学法经历及过往公案,为孝宗说禅,共2000多字,文繁不录)上曰:“不因卿说,安得知之?”师奏云:“禅者禅机,多明格外之机。兵者兵机,眼观东南,意在西北,如人着棋相似,谓之机行。祖师云:‘机轮转处,作者犹迷。千眼顿开,与君相见。’禅家流说禅,一挨一拶,一出一没,纵擒在我,杀活临时,有若孙武用兵。如珠走盘,如盘走珠,转辘辘,活泼泼,了无住著。是故《华严经》云:‘住著世间,成凡夫行。’《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维摩经》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又《楞伽》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是也。所以道善用佛眼莫窥,善窃鬼神莫知。是故拔楔抽钉,解粘去缚,降伏诸魔,制诸外道,龙天拥佑,神物护持,此皆般若力矣。臣衰晚之节,犬马之年七十有三。愿陛下于般若光中深有悟入,得大自在。臣作数日尽底,倾倒肺肝,一时布施。”乃奏云:“日晚,臣不敢久留。适来叨奉净供,谨谢。”上曰:“好好。”上曰:“朕看《传灯》,已看得三册了,有未尽善处当录去。”师奏

  云:“谨领圣训。”谢恩下殿。

  这是瞎堂慧远禅师最后一次与孝宗说法,是晚留宿宫中,“次日归寺”。仅仅四个月后,淳熙三年(1176)正月十五日,禅师就因“感微疾,安坐而化”了。

  瞎堂慧远禅师与孝宗之间,除了以上八次召对问法、一次陪同游赏灵隐寺人文风物之外,还有孝宗赐灵隐直指堂印也与禅师有关。《武林灵隐寺志》云:“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车驾幸灵隐,明日赐僧慧远直指堂印。”这次孝宗到灵隐寺已在上文记述,而“明日赐僧慧远直指堂印”则日期可能有误。《佛祖历代通载》:“乙未,淳熙,诏赐上竺白云堂印,灵隐直指堂印。”乙未乃淳熙二年,至于月份,则《释氏稽古略》有明确记载:“淳熙二年春三月,帝幸上竺,展敬观世音菩萨,建护国金光明道场,赐白云堂印一颗主管教门,灵隐直指堂印。”可见赐直指堂印是在淳熙二年(1175)三月,而不是《武林灵隐寺志》所说的乾道八年(1172)正月。直指堂,《西湖志纂》载:“吴越钱王命僧延寿重为开拓(灵隐寺),殿宇一新。建石幢二,正殿仍‘觉皇’之旧殿,后为干佛阁,最后为法堂,为方丈。宋景德四年,改景德灵隐禅寺。南宋高、孝屡幸,号称禅院为五山第二,改法堂为直指堂。”据此,直指堂就是灵隐寺的法堂,可能也是孝宗将法堂改为直指堂的,因此而有赐直指堂印之举。

  四

  淳熙三年(1176)正月十五日,瞎堂慧远禅师圆寂,当年“二月二十九日,诏台州报恩光孝寺德光继远席,住灵隐,冬十一月入对选德殿”。德光佛照禅师入住灵隐后,孝宗继续保持着对灵隐寺及其住持(德光佛照禅师)的关注和良好互动关系。

  德光佛照禅师俗姓彭,讳德光,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临济宗扬(杨)岐派六世大慧宗杲禅师的得意弟子。其法嗣遍布海内,甚至远播东瀛。他先后住持当时最重要的几所皇家寺院,如临安(今杭州)的灵隐寺与径山寺、宁波的阿育王寺等。因其德齿俱尊,望重禅林,每到一寺,禅修有德无不景从辐辏,谈禅论道,听其讲法,受其熏陶。这以佛照德光禅师为中心的禅聚,史称“佛照会”,成为禅林盛事,凡与其中者便是“佛照会中人”,几乎成为一种禅林中人的荣耀标志。

  孝宗与德光佛照禅师的几次召对谈法,《古尊宿语录》有详细记录。下面依据此书,对两人交往和讨论禅法的情况做些阐述。

  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初三日,孝宗皇帝在便殿召见德光佛照禅师。禅师首先对孝宗任其为灵隐住持并被召见表示感谢:“今春伏蒙圣旨,令洒扫灵隐。三月三十日,又准降香开堂,实增感激。令蒙召对,获睹清光,干载一遇。”孝宗询问禅师:“生何处?嗣法何人?”禅师介绍自己:“臣生长临江军,礼南山光化禅院长老普吉为师,荷陛下天地覆载之恩,行脚参五十余员善知识,末后于大慧禅师宗杲处打彻,遂法嗣之。”孝宗说:“朕惜不见大慧。”接着孝宗谈起天气:“且喜得晴。”师云:“郊祀在即,乃陛下圣德所感。”上曰:“朕此心与佛心通。”,由此两人开始谈论禅法和临济义玄祖师悟法因缘。从二人对答看,孝宗禅学修养比与瞎堂禅师问对时大有提高,如“师云:‘陛下日应万机,直须向一切处着眼看,是什么道理?’上曰:‘天下事来即应之。’师云:‘可谓明镜当台,物来斯照。’上日:‘步步踏着实地。”’禅师问:“且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陛下如何会?”孝宗答:“包含万象。”又问:“包含万象,底是什么?”孝宗答:“对面底是。”孝宗不仅回答了禅师之间,答语也有了一些禅趣。二人谈禅久之,上曰:“长老且归观堂。”禅师即下殿,到观堂休憩。观堂在宫中南内,是一处庭殿,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有考,此前孝宗多次在此与瞎堂禅师等人论禅。当晚,孝宗遣中使赐御制颂一首:“大暑流金石,寒风结冻云。梅花香度远,自有一枝春。”禅师答偈颂一首:“当阳一句子,平地步青云。踏翻关捩处,便是主家春。”

  第二天,初四日,德光佛照禅师复进《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一偈颂:“即心即佛无蹊径,非佛非心有变通。直下两头俱透脱,新罗不在海门东。”孝宗当即答颂一首:“欲言心佛难分别,俱是精微无碍通。跳出干重缚不住,天涯海角任西东。”禅师答偈颂:“一句截流心路绝,千差万别豁然通。等闲更进竿头步,莫问西来及与东。”《武林灵隐寺志》载此次召对及孝宗所赐二颂:“淳熙四年八月,召灵隐德光人对内殿,赐诗二首。诗曰:‘欲言心佛难分别,俱是精微无碍通。眺出干重缚不住,天涯海角任西东。’又诗云:‘大暑流金石,寒风结冻云。梅花香度远,自有一枝春。…但却将淳熙三年十一月发生之事错置到第二年/乙月。

  当天,孝宗仍与禅师召对谈禅。禅师说:“夜来今日,两蒙宣示御颂,神思粲发。夜来颂好,不如今日颂语句尤痛快。”孝宗说:“夜来得长老开发,乃有此颂。”禅师问孝宗昨日谈禅感觉如何,“上日:‘难得似长老直截。’师云:‘闻陛下于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处得个人头。但未曾遇人。’上曰:‘真个如此。’师云:‘如人学射,久久自然中的。所以五祖演禅师云:悟了须是遇人始得,若不遇人,十个有五双杜撰。’上曰:‘须要遇人?,师云:‘正是。…看来孝宗对禅师的说法非常满意,而禅师也不遑多让,自许之情溢于言表。这天二人往复谈论禅法,禅师说到自己学法悟道经历,“臣癸亥年有个发明了,却被禅道佛法碍,又做十五年工夫。后到育王,一见大慧便打彻”,又说“净饭王太子十九出家,三十成道,为人天师,其名曰佛,诸大菩萨,八部龙天,常转法轮,度一切众生”等等,内容非常丰富,二人谈得十分尽兴,最后孝宗说:“如长老者难得,真可为人师。”

  当夜,禅师仍宿于宫中,第二天未见有活动。

  初六日,复召对。孝宗问:“观堂中稳便么?”禅师答:“荷陛下圣眷,极稳便。”然后开始论禅。孝宗说:“前日长老云‘直至如今,更不疑处’,朕有一转语。”禅师问:“那里是不疑处?”孝宗说:“空手牵铁牛。”禅师问:“如何见得?”孝宗正准备回答,禅师说:“才人思惟,便成剩法。”孝宗问:“若问长老如何只对?”禅师说:“干闻不如一见。”孝宗很高兴,说:“朕且做工夫。”禅师赞许说:“陛下果位中承愿力来,示现帝王身,不被富贵声色笼罩,但念念扣己而参,蓦然一念相应,如桶底子脱相似,直至成佛,永无退转。”二人继续讨论。禅师举香严禅师参师悟禅之事,孝宗问自己能否彻悟,禅师说:“陛下须具透关眼始得。”孝宗说:“如长老直截者,难得想见,为衲子尤切。”禅师说:“臣不避诛,昨以直言。”孝宗说:“正要如此。”最后禅师说:“臣不敢久居观堂,乞归灵隐。”孝宗说:“更要与长老说话在。”禅师只得仍归观堂。“至初七日,中使传旨:‘且归灵隐,待赐禅号。’师遂归灵隐。

  此次孝宗召见德光禅师,从十一月初三日进宫,到初七日归灵隐,禅师共在宫中待了五天四晚,其间与孝宗论禅三次,孝宗并赐颂二首,此亦可谓禅林盛事,一时无两了。

  淳熙四年(1177)正月二十四日,孝宗“特赐‘佛照禅师’号,师领众门迎勅黄归寺。次至法堂,捧勅黄示众云:‘天书亲自日边来,一道神光遍九垓。为瑞为祥恩力大,直教枯木解花开。举起便知,不妨庆快。苟或未然,重宣一遍。”

  离上次召见过了将近两年,淳熙五年(1178)十月初二日,孝宗又在便殿召对佛照德光禅师。禅师首先提起两年前召对之事:“臣前冬奉清光,继蒙颁赐禅号,仰荷圣恩。”孝宗说:“朕近看《华严经》至‘善财入法界品’,思见善知识,如卿在前。”禅师说:“陛下今日召臣僧,陛下是主,臣僧是伴,主伴交参,机感相投,便是人华严法界。所以道: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此乃不出陛下一念。”孝宗说:“是。朕得暇常于损斋静坐,但日用事繁,不能纯一。”禅师说:“陛下但正心术,自然如明镜当台,物来斯照。”二人继续讨论禅法。最后,孝宗称赞禅师在灵隐“住持得甚好”,“上感圣恩,乃辞下殿”。

  淳熙七年(1180)四月二十九日,佛照德光禅师给孝宗写信,“乞归老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奉圣旨依准。明州即今宁波,广利禅寺地在今宁波鄞县,刘宋时建,梁武帝赐名“阿育王寺”。

  当年五月三十日,孝宗在便殿召见佛照德光禅师,这是禅师将归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前的一次进见,有辞行的意味。孝宗说:“禅师何遽思山林而去朕耶?”禅师说:“臣本是山林人,今复山林去,理当然也。既此心契合,虽千里对面,又安能逃于至化也。昔南泉和尚道:‘山僧自小牧得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放,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臣今虽归林下,实不出陛下所统。”孝宗说:“然,但不得时复论道。”禅师说:“道不可说时有,不说时无,且诸天天鼓常演苦空,弥陀国上水鸟树林皆悉念佛念法。傥正念现前,喧寂不间,则弹丝吹竹皆谭实相也。”二人继续讨论禅法。最后,孝宗说:“当如禅师之言。今辞朕去,后几时复来?”禅师说:“臣既归林下,不敢妄动。”孝宗说:“每遇朕生辰,可来一次。”禅师说:“谨领圣旨。”乃辞下殿。

  临别,孝宗写下几句感言赐予佛照德光禅师:“禅师所陈菩萨十地,乃是修行渐次。从凡人圣,夫复何疑!方知脚踏实处,十二时中曾无间断,以至圆熟。杂染纯净俱成障碍,任作止灭脱此禅病。当如禅师之言,常挥剑刃,卓起脊梁,发心精进,犹恐退堕。每思到此,兢兢业业,未尝敢忽。今俗人乃有以禅为虚空,以语为戏论,其不知道也。如此事至大,岂在笔下可穷也,聊叙所得耳。”表达了自己向禅师学禅的体会以及对禅师的感谢之意。

  从此以后,佛照德光禅师离开灵隐寺回到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但禅师在淳熙九年(1182)、绍熙元年(1190)和绍熙四年(1193)三次回到临安与孝宗(后两次孝宗已禅位于光宗成为太上皇)谈禅论法。这时禅师已非灵隐主人,但他既然曾是灵隐住持,三次召对也不能说与灵隐毫无关系。

  上文述及,孝宗对要回明州的佛照德光禅师说:“每遇朕生辰,可来一次。”禅师并未如约每年都来,直到将近四年后的淳熙九年十月,禅师才来践约。孝宗于自己生日之前的十月十一日,在便殿召见禅师,禅师道起居并进香毕,说:“臣恭别圣颜三载,荷陛下恩覆隆厚,臣与徒众日夕焚诵,仰报万一。”孝宗说:“闻安众行道不易……久思与禅师说话。”禅师说:“陛下圣明天纵,道德日新,大圆镜中,初无间隔。”孝宗说:“做工夫如何得彻?”禅师说:“做工夫是有心,打彻是无心。陛下但于日用应缘处常常提撕。”二人谈禅论法甚久,末后,孝宗说:“甚善。”禅师说:“臣不敢久坐。”谢恩下殿。

  绍熙元年(1190)二月,孝宗退位当了太上皇,被尊为“至尊寿皇圣帝”。十一月初八日,寿皇召佛照德光禅师进见。禅师说:“陛下释万机,燕御重华想,于此道日有新证。”寿皇说:“朕向来得禅师开发,日用便觉省力。”禅师说:“省力处得无限力,得力处省无限力。”寿皇说:“朕于一切事物亦不着。”禅师说:“陛下视天下如脱敝屣,以宝位授圣子,俾太祖丕祚中兴,的的相承,绵亿万载。若非得大自在受用三昧,焉能如是?”遂谈禅与公案久之,寿皇说:“此公案好,禅师曾颂否?”禅师说:“有颂:‘蓦口一桡全杀活,点头三下鼻辽天。至今千古风流在,谁道华亭覆却船。…寿皇说:“好颂。”禅师说:“不敢。”谢恩下殿。

  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寿皇于苑门宣引召对佛照德光禅师。“寿皇望见师日:‘远来不易。,禅师说:‘臣昨自庚子年蒙恩归老育王,今十四年矣,幸无旷败,借陛下荫覆。去年腊月十六日,蒙圣恩移住径山,臣两入奏告两宫辞免。…寿皇说:“此南内之意,朕亦要与禅师说话,遂教师速渡江相见。”谈禅数句,寿皇说:“莫也宽住几日。”禅师说:“臣已选二十五日入院。”二人又接着谈禅说公案,良久禅师谢恩下殿。

  三月初五日,寿皇写信给禅师:“朕每日止是块坐,别做得个什么?烦师写来。”禅师回信说:“恭承至尊垂问‘每日止是块坐,别做得个什么?’陛下但于块坐处提撕,看是什么,若别有即是剩法。所以南台和尚有颂云:‘南台静坐一炷香,终日凝然万虑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缘无事可思量。,此是古德脚踏实地处。陛下于此契证,非但块坐,向四威仪中总是现成受用安乐法也。谨奏。”

  四月初六日,寿皇又写信与禅师论问禅法:“朕近颇悟佛法,无多子,一言以蔽之‘但无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则有生灭”未知此说是否?”禅师回信说:“恭承圣谕‘近颇悟佛法,无多子”足见圣心昭彻。陛下所谓‘一言以蔽之但无妄念而已,若起妄念则有生灭’,诚如圣意。更能到妄忘起灭处,则乾坤独露应用纵横,方是受用三昧。谨奏。”

  佛照德光禅师与孝宗的谈禅论法,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内容之丰富,互动之亲切,亦可算灵隐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段佳话,也可说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话。南宋僧人道融对此曾有过一段评论:“孝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每宣诸山长老论道,唯佛照禅师最为知遇。淳熙初,住冷泉,宣人选德殿论宗门事,五宿禁闱,从古未有也。故佛照尝奏日:‘陛下前后宣诸山长老论道,如何?’孝宗曰:‘难得似长老直捷。’佛照又奏曰:‘臣生长山林,语言粗疏,伏乞陛下宽贷。’孝宗曰:‘不妨,这里与长老忘怀论道。,前后赐诸山偈语不为不多,赐佛照者最为尊敬。圣语曰:‘大暑流金石,寒风结冻云。梅华香度远,自有一枝春。’佛照尝和之。”是对佛照德光禅师与孝宗良好互动融洽关系的极好总结。

  摘自:灵隐寺与南宋佛教第三届灵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