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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与灵隐寺

作者:刘聪

  宋孝宗,名赵奋(1127—1194),是南宋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宋史》评价他:“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事实上,宋孝宗在位27年中,不仅内政外交建树颇多,而且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南宋京城临安的灵隐寺,是与宋孝宗交往较多的寺庙。

  一、宋孝宗的崇佛之举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帝王推崇佛教,不乏其人,但宋朝倡导道教的皇帝较多,北宋的真宗和徽宗,南宋的理宗是其中的代表。然而,宋孝宗则是两宋诸皇帝中较为崇佛者。

  (一)跪拜佛像

  乾道三年二月,宋孝宗驾幸上天竺院,礼敬观音菩萨,“问住山若讷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师曰:‘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上欣然致拜。”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皇权主张至高无上,而在印度佛教却强调僧人高于在世俗人,僧人不应向世俗的王者跪拜。佛教传人中国后,帝王是否跪拜佛像一直争议较大。据记载,北宋初年,赵匡胤称帝后初次去开封相国寺进香拜佛,问寺僧是否要跪拜佛像。寺僧赞宁马上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赵匡胤十分欣慰地接受了赞宁的说法。从此以后,皇帝不拜佛像,“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当宋孝宗问上天竺观音院的住持若呐是否要跪拜观音时,若呐虽然不似赞宁那样直接说皇帝不应跪拜,但还是回答得很巧妙:“不拜则各自称尊,拜则递相恭敬”。然而此次孝宗却不似太祖赵匡胤那样“微笑而颔之”,而是“欣然致拜”。宋孝宗的此举,不仅突破了太祖以来形成的皇帝不拜佛像的“定制”,是他崇佛的重要表现。

  (二)主持佛事

  概括而言,佛事是指发扬佛德,推广佛教教化之事。《维摩诘所说经》中释迦牟尼说:“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卧具而作佛事,有以饭食而作佛事,有以园林台观而作佛事……如是,阿难!诸佛威仪进止,诸所施为,无非佛事。”由此可见,佛事涵盖的范围极广,既包括经典念诵和各种仪规等佛教仪式,也包含为信徒、施主等修福、荐亡所做的各种法事。其中,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十分重视的祈雨仪式,也是佛事的重要内容。在印度佛教中,已有祈雨仪式。西晋竺法护曾译出了记载龙王事迹的《海龙王经》,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迦毕试国”条载:“王城西北二百余里至大雪山。山顶有池,请雨祈晴,随求果愿。”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需要,佛教传人中国以后,其中的祈雨仪式很快流行开来。东晋慧远尝诵《海龙王经》乞雨,感巨蛇之瑞,故尔后多用于请雨祈祷之时。后赵建武年中,石虎召请佛图澄祈雨,其日方圆数千里大雨,等等。

  宋孝宗在沿袭传统佛教祈雨方式的同时,又结合当时流行的观音信仰,祈雨于观音菩萨。隆兴元年七月,刚刚即位的宋孝宗作《御赞观世音菩萨》:“观音大士,以所谓普门示现神通力故,应迹于杭之天竺山,其来尚矣。朕每有祷祈,随念感应,曰雨曰畅不愆晷刻,是有助于冲人者也。因为作赞曰‘猗欤大土,本自圆通。示有言说,为世之宗。明照无二,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法华经·普门品》中详细介绍了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三相、十九说法,为其普门示现之用。隋唐以后,随着观音信仰在中国的流行,这一“普门示现”影响很大。宋孝宗认为观音萨神通自在,示现于杭州天柱山。于是他常常向观音菩萨祈求阴晴雨雪,每次都能“随念感应”,遂作《御赞观世音菩萨》。

  乾道三年二月,宋孝宗在上天竺院礼敬观音菩萨后,支持佛光明忏。“(孝宗)问岁旦修光明忏之意。师曰:‘佛为梵释四王说金光明三昧之道,嘱其护国护人,后世祖师立为忏仪,于岁旦奉行其法,为国祈福,此盛世之典也。’上悦,授右街僧录复赐钱。”在佛教经忏体系中,有一种由即天台智者大师依《金光明经》所修之忏悔法,后经宋遵式加以完备,常为国家修之的金光明忏或光明忏。宋孝宗在跪拜观音菩萨后,向若呐询问是否要举行光明忏,若呐告知以这一忏法为国祈福之意,孝宗遂赐钱以举行之。

  (三)注赞经典

  乾道元年,宋孝宗问灵山寺僧子琳:“朕欲读经,以何为要?”子琳回答:“《金刚》、《圆觉》,最为要道。”又问:“参禅如何?”回答:“禅须自悟。”再问:“何以为功”,回答:“澄寂身心久当自契。”虽然这段对话涉及了经教、禅定等多方面内容,但从其中的“《金刚》、《圆觉》,最为要道”,可以看到孝宗十分重视佛教经典。也许正是这次子琳推荐孝宗读《圆觉经》,数年后的淳熙十年,径山兴庆万寿禅寺落成,宋孝宗赐“御注《圆觉经》,并命陆游作《圆觉阁记》,文中有:“亲御训释,凡十二士之所问,调御之所说,佛陁波罗之所译,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言,皆冰释缕解于宸笔之下。”“十二士之所问”是指《圆觉经》中所记载的十二位菩萨向佛祖请问修行法门,佛为说大乘圆觉清净境界修行法;“调御之所说”是指佛陀为调御修行者的心性,使往涅槃正道,所说的种种方便调御之法;“佛陁波罗”即佛陀多罗,于唐高宗永徽六年于白马寺译《大方广圆觉修罗了义经》一卷;“宗密之所注”是指宗密所作《圆觉经疏》;“裴休之所言”是指裴休所写的“圆觉经序”。陆游认为,宋孝宗的御注《圆觉经》,冰释了以往人们对《圆觉经》的诸多疑问。当然陆游所言有恭维的成分,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宋孝宗对《圆觉经》的理解是较为深刻和全面的。

  宋孝宗除了注《圆觉经》之外,还撰写了《法华经赞》。淳熙七年三月,宋孝宗屡次召见净慈寺水庵一禅师、上竺寺若呐法师等人辩论经意,后撰写《法华经赞》:“妙法莲花七轴经,能令智慧了真明。斩钉截铁除疑惑,卸甲倒戈须志诚。圆觉声闻俱集会,国王帝子尽标名。为人不念如来句,死后将何破铁城。”由此可见宋孝宗对《法华》的溢美之词。

  (四)撰《三教论》

  在中国历史上,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儒释道三教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和谐地服务于中国传统社会:“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这句话出自于宋孝宗撰写的《三教论》。在这篇文章中,宋孝宗反驳了历史上儒家对佛道二教的批判。其一,反驳了韩愈《原道论》以来对儒学对佛教的批评。我们知道,自东汉佛教传人中国以来,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到隋唐时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国佛教八宗,由此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冲击。韩愈站在维护儒学地位的立场,撰写了《原道论》。该文在提出儒家道统说的同时,严厉批评了佛教,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之先河。随着宋以来理学的发展,《原道论》中对佛教批评的影响日益广泛。在推崇佛教的宋孝宗看来,不得不反驳《原道论》对佛教的批评。在宋孝宗看来佛教与儒学并非截然对立的,尤其是佛教中的“五戒”与儒学中“仁义礼智信”是想通的。佛教中的“不杀”,就是儒学中的“仁”;佛教中的“不淫”,就是儒学中的“礼”;佛教中的“不盗”,就是儒学中的“义”;佛教中的“不妄语”,就是儒学中的“信”;佛教中的“不饮酒”,就是儒学中的“智”。因此儒佛之间的差异,就是“世人强名之”。究其本质而言,二者是相通的。其二,反驳了扬雄以来儒学对道家的批评。东汉著名思想家扬雄曾评价道家之学:“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扬雄认为的道家“挝提仁义,绝灭礼学”在后世尤其是两宋时期影响较大,时人往往以此态度对待道家之学。对此,宋孝宗认为这是对道家之学的误解。他说:孔子的“节用而爱人”,与《老子》中的“俭”是一致的;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与《老子》中的“不敢为天下先”是一致的;孔子的“唯仁为大”,与《老子》中的“慈”是一致的。老子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在反驳了以上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错误理解基础上,宋孝宗提出了自己的三教观:“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儒释道三教都是治天下的工具,三者的差异在于所适用的范围不同,儒家用于治理社会,佛教用于治理人心,道家道教用以养生,三者不能偏废、否定任何一方。

  虽然宋孝宗在《三教论》批评了当时影响很大的韩愈的《原道论》,认为其错误理解了儒佛关系,但事实上,宋孝宗撰写《三教论》的本意并非将佛教置于儒学之上,而是对韩愈以来儒佛关系的所作的纠偏。韩愈撰写《原道论》是在佛教盛行,甚至有压倒取代儒学之势时所作,其言辞和观点难免有所偏颇。宋明理学兴起后,吸收了佛教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心性理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儒学重新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支柱。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依旧延续韩愈《原道论》的对佛教的激烈批评,无疑是不恰当的。因此宋孝宗适时撰写了《三教论》,提出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观,从而确立了后世儒释道三教的基本格局。

  二、宋孝宗与灵隐寺僧

  虽然灵隐寺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咸和三年西印度僧人慧理所见之寺,但历史上灵隐寺最为繁盛之时当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宋朝南渡后,随着政治中心和北方人口的南迁,杭州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杭州佛教在这一时期呈现空前繁荣。作为南宋都城临安的首刹,灵隐寺备受最高统治者重视。宋孝宗与当时的灵隐寺僧人交往十分密切。

  (一)懒庵道枢

  据《大明高僧传》记载,宋孝宗与灵隐寺僧道枢有交往。道枢,吴兴四安徐氏之子,曾参场慧禅师,得授心印。隆兴初。孝宗诏迁灵隐寺。随后,孝宗诏道枢人内殿,问禅道主要。道枢回答:“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应机处。本无知见起灭之分。圣凡迷悟之别。第护正念。则与道相应。亡情却物。则业不能系。尽去沉掉二病。自忘问答之意。矧今见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见也。”孝宗很满意他的回答。

  (二)瞎堂慧远

  慧远禅师是南宋临济宗的代表人物,与大慧宗杲一同出于圆悟克勤门下。慧远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年间,俗姓彭,四川眉山金流镇人。13岁时,从家乡药师院宗辩出家为僧,15岁受具足戒,后前往峨眉山灵岩寺随黄龙派第五代绍徽禅师学禅三年,有所得。南宋绍兴年间,圆悟克勤住持成都昭觉寺,慧远前往参学,因庞居士问马祖“不与万法为侣”因缘开悟。圆悟克勤圆寂后,时年32岁的慧远住持滁州龙蟠山寿圣禅院八年,其后陆续住持滁州开化禅院、婺州普济禅院、衢州定业禅院、报恩光孝禅院、潭州南台禅院等。南宋绍兴年间,大慧宗杲听闻慧远偈颂,惊骇道:“老师暮年有子如是耶?”从此二人书信来往,宗杲将圆悟所付法衣转赠慧远,并极口称赞慧远,从此慧远禅学造诣名满天下。

  宋孝宗乾道六年十月,时年67岁的慧远奉宋孝宗圣旨住持灵隐寺。七年正月,孝宗下旨召见慧远,至淳熙二年的五年间,宋孝宗先后九次召见慧远,成为南宋禅宗史上的佳话。《佛海瞎堂禅师广录》卷二详细记录了召见的经过。

  第一次,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孝宗下旨召见慧远,后改为二十三日人对选德殿。慧远首先向孝宗介绍了自己参禅的四十余年的参禅经历,并说太上皇帝驻跸维扬时,曾赐师傅圆悟克勤禅师之号,师兄宗杲亦曾蒙孝宗召见,故“一门师资,皆荷陛下圣恩”。其次,孝宗与慧远有十五番问答,涉及断灭生死、得悟之法与悟后境界、心佛关系、悟道机缘、圆悟克勤禅法要旨、得悟的标准等问题。慧远着重解答了圆悟克勤禅法要旨。最后,慧远祝愿孝宗“早复中原,以慰四海之望。”

  第二次是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孝宗驾临灵隐寺,慧远迎接。孝宗先在方丈室手捧太祖皇帝昔日赐予灵隐寺的京师能仁寺佛牙舍利,至额加敬。慧远介绍佛牙事迹。孝宗又至遇安堂一笑轩,读罢大慧宗杲自梅阳所寄“法衣书”,认二人评价了宗杲的禅境。再回方丈室,见几案上有:“三祖大师信心铭”、“铁舌庵传”、“前后登对录”等三篇文章,孝宗收入。又后至交芦室,孝宗见慧远画像,问曰:“此是画底,那个是真底?”慧远叉手躬身云:“春气和暖,恭惟圣躬万福。”孝宗于是为画像题赞:“好个脱洒老衲,写得十分相似。八住海内丛林,逢着唯论此事。海口辩涌洪涛,至了不说一字。慧远把断纲宗,负荷阔行大步。炉鞴快下钳锤,提持向上底路。”孝宗又观吴道子画“释迦出山相”,题赞:“大哉释迦文,福聚海无量。此地少朱砂,赤土以为上。我今稽首礼赞扬,留与人天作榜样。”又观“临济像”。最后孝宗至东廊法堂前观壁画和华严经变画。孝宗回宫。翌日有旨,赐绢帛等。

  第三次是乾道八年八月六日,孝宗宣慧远至皇宫观堂,二人斋罢至观堂东阁。孝宗曰:“前日睡梦中,忽闻钟声遂觉,未知梦与觉,是如何?”慧远以此为由,向孝宗讲解了《圆觉经》中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庞居士与马祖道一之间的“不与万法为侣”和“一口汲尽西江水”问答、儒士排佛、皇帝是否是佛法的受用者等问题。二人相谈至傍晚方止。

  第四次是乾道八年十月三十日,孝宗下旨赐慧远以“佛海禅师”,慧远上“谢表”。

  第五次是乾道九年四月二日,孝宗召慧远至内观堂斋。斋罢,孝宗要慧远与其一同“结夏”。“结夏”是指每年四月十六日开始,七月十五日结束的僧人夏季安居修行制度。慧远以《楞严》、《华严经》、《金光明经》、曹洞禅法、《法华经》等佛教经典和理论,向孝宗详细讲解了禅定的理论与实践。虽然慧远的讲解十分完备详细,但并未有文献记录慧远是否如约与孝宗“结夏安居”。

  第六次是淳熙元年四月初七日,孝宗召慧远至内观堂斋。斋罢赐茶,茶罢,慧远问孝宗最近读何佛经。孝宗曰:“读《法华经》,至第五卷。”慧远以此为由,向孝宗讲解了达摩渡江、慧可得法等禅宗公案。

  第七次是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孝宗召慧远,次日慧远入宫。正午斋罢,孝宗向慧远请教《圆觉经》,慧远向世宗讲解了《圆觉经》中的作、任、止、灭四种病相,以及对冶方法。接着,慧远向孝宗讲解了《华严经》、《楞严经》、天台止观、临济禅法等佛教经典和理论。

  第八次是淳熙二年四月八日,孝宗召慧远至内观堂,设御座于中正,诸山长老论禅宗中的“天上天下。唯吾独尊”、“达摩九年面壁作么生”等禅宗著名公案。

  第九次是淳熙二年闰九月初九日。慧远奉圣旨赴选德殿,孝宗单独召见,请慧远说禅。慧远引大慈禅师话语回答:“老僧不会禅,只是识病”。然后慧远列举了当时禅林的三种“禅病”:一是“己见不明,著在光影里”。慧远认为,这种禅病是错将外在的机锋、动作当做“究竟佛法”,这使得很多禅僧“打野呵,说野话,沦心性,讲禅道,抑扬古今,唤作佛法,以为法要,正是毁谤大乘,作地狱种”,严重地败坏了禅宗风气。二是“眼目不明,堕在空寂、解脱深坑里,机不离位”。慧远认为,这种禅病是将心思系在观想所得的“无言无说、无去无来”的知见或光影上,而没有见到本然的真如佛性。三是“病在玄妙,自作主宰,且不受人钳槌、训导”。慧远认为,这种禅病是将禅宗《语录》、《颂古》中记载的知见当做宝贝,而不能真正体悟禅的境界。慧远所说的三种“禅病”,正是禅宗发展至宋代日益暴露出的弊端。

  慧远与孝宗的九次问答,涉及禅悟之法、禅与经典的关系、禅宗在宋代的发展状况等问题,既体现了慧远禅法的要义,又是禅宗历史上少有的禅僧与皇帝交往的佳话。

  (三)拙庵德光

  拙庵德光是临济宗大慧宗果的嫡嗣。俗姓彭氏,临江(今江西省)新喻人。21岁时,闻人诵《金刚经》,悟得世间无常,犹如梦幻泡影,遂决意出家,投家乡光化禅院足庵禅师剃度为僧。后前往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参拜大慧宗杲禅师,得以印可嗣法。乾道三年以后,任鸿福寺、天宁寺等住持。淳熙三年,瞎堂慧远圆寂,宋孝宗诏德光出任灵隐寺住持。淳熙七年,前往住持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据《佛照禅师奏对录》记载,德光任灵隐寺住持时,先后三次与孝宗论禅法。

  第一次是淳熙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孝宗诏德光人皇宫便殿。德光首先向孝宗介绍了自己学佛参禅,以及拜如大慧宗杲门下经过。接着,世宗说虽然自己有益于祖师之道,但无奈终日“陷在泥坑里”,不得要领。于是德光告之以临济悟道经过:临济在黄檗问道,不得,遂前往大愚处;大愚说:黄檗恁么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犹觅过在。临济于是大悟。德光讲罢这一经过后,举自己曾作的偈颂:“黄檗山头遭痛棒,大愚肋下报冤雠。当机一喝惊天地,直得曹溪水逆流。”于是,世宗默契。临别之际,孝宗赐御制颂一首曰:“大暑流金石,寒风结冻云。梅花香度远,自有一枝春。”德光答颂一首。次日,二人继续讨论禅法。德光告诉孝宗:参禅不仅要自心领悟,更要遇到真人指点。于是德光告之以罗山问石霜、大慧见赵州等禅宗史上著名的师徒指点之例。十月初六日,孝宗又诏德光,问:“如来禅与祖师禅一般,何故分别?”德光为之解答。至初七日,德光方才回归灵隐。淳熙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世宗赐德光“佛照禅师”号,德光领众门迎勑黄归寺。

  第二次是淳熙五年十月初二日,孝宗诏德光至便殿。孝宗问德光《华严经·人法界品》之意,德光告之:华严法界,不出陛下一念。孝宗又问:“秀才家多不信佛法。”德光说:三教均是圣人设教。这就如孔子说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事实上,此次德光所说:“三教均是圣人设教”,对孝宗的影响最大。淳熙七年,孝宗作《三教论》,其中的“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文意不出“三教均是圣人设教”一语。

  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德光乞归老明州阿育王山广利禅寺之后,孝宗依旧数次召见德光,还曾致书德光:“禅师所陈菩萨十地,乃是修行渐次,从凡人圣,夫复何疑。方知脚踏实处,十二时中曾无间断,以至圆熟,杂染纯净俱成障碍,任作止灭脱此禅病。当如禅师之言,常挥剑刃,卓起脊梁,发心精进,犹恐退堕。每思到此,兢兢业业,未尝敢忽。今俗人乃有以禅为虚空,以语为戏论,其不知道也,如此事至大,岂在笔下可穷也,聊叙所得耳。”

  (四)密庵咸杰

  宋朝临济宗杨岐派分支虎丘派僧人。福建福清人,俗姓郑。自幼颖悟,出家为僧,遍参知识。后至衢州明果庵,参谒应庵昙华,得悟。先后住持乌巨庵、蒋山华藏寺、径山寺等。淳熙七年拙庵德光圆寂后,宋孝宗诏咸杰住持灵隐寺。在现存的《咸杰密庵禅师语录》、《天童咸杰禅师传》等文献中均找不到咸杰住持灵隐寺时与宋孝宗交往的直接证据,只是在《咸杰密庵禅师语录》所附的“密庵咸杰禅师塔铭”中有:“七年自径山迁灵隐,上亲洒宸翰,询以法要。又遣侍臣,以《圆觉经》中四病为问,师皆以实语对,恩遇甚宠。”事实上,此处提及的“上”即是宋孝宗。据刘长东考证,宋朝对与朝廷有重要关系的寺院,有敕差住持制度,灵隐寺就是适用这一制度的寺院。上文提及的隆兴初年任灵隐寺住持的懒庵道枢、乾道六年任灵隐寺住持瞎堂慧远、淳熙三年任灵隐寺住持的拙庵德光三人均是由宋孝宗任命。淳熙七年,德光圆寂后,宋孝宗接着诏咸杰住持灵隐寺。咸杰到任后,孝宗按照惯例“询以法要”,内容依旧是淳熙元年五月二十九日询问慧远的《圆觉经》中“四病”。虽然资料有限,我们无法得知咸杰回答的具体内容,但从“恩遇甚宠”看,孝宗还是比较满意。

  (五)净辉。明朝彭大翼《山堂肆考》中记载,宋孝宗驾临灵隐寺,有僧净辉者随侍。孝宗见飞来峰问净辉:“飞来如何不飞去?”净辉回答:“一动不如一静。”又见观音手持数珠,孝宗问:“何用?”净辉回答:“念观音菩萨。”孝宗又间:“自念则甚?”净辉回答:“求人。”孝宗听罢大喜。

  三、结  论

  通过梳理宋孝宗的崇佛之举,以及宋孝宗与灵隐寺僧的交往事件,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宋朝历史上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宋孝宗,不仅在位期间广泛参与佛教的各种活动,而且与当时以灵隐寺为代表的南宋都城临安的著名寺庙,交往十分密切。通过以上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下问题:

  第一,宋孝宗推崇佛教,与灵隐寺僧的密切交往有关。我们知道,宋孝宗是宋朝历史上与佛教关系密切的皇帝,他推崇佛教的举动涉及跪拜佛像、主持佛事、注赞经典、撰《三教论》等,其中尤其以跪拜佛像和撰《三教论》两件事意义重大。首先,孝宗跪拜佛像绝非偶然,他在与灵隐寺僧交往的过程中,多次表现出向佛的意志。前文提及,宋太祖赵匡胤时,确立了皇帝不跪拜佛教的“定制”,此后宋朝皇帝大多沿袭这一制度。然而,宋孝宗却打破了这一“定制”,于乾道三年于上天竺院跪拜观音菩萨。事实上,宋孝宗如此,绝非偶然。乾道九年四月二日,孝宗在与灵隐寺主持论禅时就提出一同“结夏安居”。宋淳熙三年十一月,孝宗与德光论禅时,孝宗自我评价:“朕此心与佛心通。”德光接着说:“直下更无第二人。闻陛下万机之暇,留心祖道,游泳《楞严》、《圆觉》,自古帝王未有如陛下笃信此道。”淳熙五年十月,孝宗与德光论禅时说:“朕得暇常于损斋静坐,但日用事繁,不能纯一。”当然,这些记录出自灵隐寺慧远、德光之口,有恭维孝宗之意,但其中也确定无疑表现出孝宗向佛之意,因此他跪拜观音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二,宋孝宗撰写《三教论》之前,在与德光论禅时,二人已经在儒佛关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淳熙五年十月初二日,孝宗与德光讨论佛法时间:“秀才家多不信佛法。”这实际上是说为何宋代以来儒家知识分子多以韩愈《道统论》为依据,反对佛教。而慧远告诉孝宗:三教均是圣人设教,这就如孔子说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这与后来孝宗的《三教论》之意是一致的。

  第二,宋孝宗与灵隐寺僧的交往,不仅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与政治良性互动的典范。上文提及的宋孝宗在位期间的灵隐寺住持道枢、慧远、德光、咸杰四人,均是孝宗亲自下诏决定。当然,这是由宋朝“敕差主持制度”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人任住持后不久,孝宗或诏人皇宫,或亲临灵隐寺,与之谈佛论禅。这些事实足以说明,灵隐寺与宋朝政治上的互动是十分和谐的。

  摘自:灵隐寺与南宋佛教第三届灵隐文化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