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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寺院“茶筵”、“茶会”和“茶汤礼”

作者:周建刚

  中国茶文化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唐代的饮茶风气由南方传播到北方,禅宗僧人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赵州禅师著名的禅语“吃茶去”,更是为后代的禅僧和文人一再引用,形成了禅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茶禅一味”理论。在饮茶风气的普及过程中,唐宋禅门在日常生活中有“茶会”(或称“茶汤会”)、“茶筵”,并形成了一套以辨识上下等级秩序为宗旨的“茶汤礼”。简单而言,“茶筵”起于唐,重人际交往而形式松散;“茶会”盛于宋,重辨别礼仪而程序严谨。禅宗清规中所记载的“茶汤礼”多与“茶(汤)会”相关。从“茶筵”、“茶会”和“茶汤礼”的沿革演变,可以看出唐宋禅宗的世俗化转向程度。以下试就此略作分析。

  一、唐宋寺院的“茶筵”

  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人饮茶风气滥觞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于南方,唐代时才由南方而传播到北方,从而普及到全国。《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一文中说:“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按《宋高僧传·习禅篇》有“唐兖州东岳降魔藏师”,为禅宗北宗神秀之弟子,住泰山,年九十一而终,与《封氏闻见记》所说的“降魔师”当为同一人。不仅禅宗北宗僧人要以饮茶来破除坐禅过程中的昏沉,南宗僧人也要以饮茶来增进禅思,早期的禅宗语录《祖堂集》中记载了大量与茶有关的禅语,重要者有天皇道悟、云岩昙晟、洞山良价、雪峰义存等人。南宗禅北传建立临济宗之后,饮茶的风气也随之盛行于北方。《新唐书·藩镇传》记载,晚唐时的藩镇军阀刘仁恭为了从茶贸易中获利,曾禁止南方茶进入幽州地区。这说明当时北方的饮茶风气已不亚于南方。

  唐宋时期寺院盛行饮茶,这一方面与当时制茶、饮茶技术的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饮茶为中心的“茶会”为僧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际场合。随着饮茶风气的普及,唐代文人常举行“茶宴”,以茶代酒,以追求一种高雅清谈的趣味。这种风尚进入寺院以后,遂演变为“茶筵”。寺院茶筵是以茶为主,在饮茶的同时还以相应的食品款待宾主。如《碧岩录》记载:“投子一日为赵州置茶筵相待,自过蒸饼与赵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过胡饼与赵州,州礼行者三拜。”宋代契嵩明教《镡津文集》卷10有《退金山茶筵》一文,其中说“适早监寺至辱贱命,就所栖以预精馔”,也说明茶筵和世俗的酒筵一样,是有食品预备的。茶筵不仅在寺院举行,成员也不限于僧人,有时世俗的佛教信徒也举办茶筵,以招待僧人并联络感情,如《玄沙师备禅师广录》卷2载:“一日,王太尉差人送书请师与招庆茶筵。师向送状人语:传语太尉云,便是吃茶了也。太尉却差人传语:谢大师到来。”《联灯会要》卷26也有南唐李后主为法眼禅师开设茶筵的记载。“茶筵”这种形式载明清时期还有流传,如明末天界觉浪禅师的《语录》中就专门有《茶筵法语》一卷。

  唐宋时期寺院茶筵的功能主要以联系僧俗内外的感情为主,有时也以之为参掸说法的场合。《景德传灯录》卷24载:“(清凉文益)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初开堂,日中坐茶筵未起,四众先围绕法座。……少顷升座。”《列祖提纲录》卷27云:“雪窦显禅师到秀州,百万道者备茶筵,请升座。”这都是以茶筵为说法的场合。明清时期的禅师语录中往往有《茶筵法语}、《茶筵垂代》、《茶话》等一类体裁的禅语,说明以茶筵为说法场合的风气在当时还有流传。

  二、宋代寺院的“荼(汤)会”

  唐宋寺院茶筵是从世俗文人“茶宴”转化而来,在功能上主要强调沟通情感,有时亦在“茶筵”场合参禅说法,参加者不限于寺院僧侣,亦有世俗的王公贵族和普通信众,在形式上对礼节不予过多地强调。但在宋代以后的各种《清规》中,记载着一种“茶汤会”,这种“茶汤会”的参加者限于寺院僧侣,功能则在于“辨上下之等威”,通过一套繁琐的礼节来确定僧人在寺院生活中的尊卑位次,强化僧人的自我身份认同。这与宋代以后禅宗的世俗化进程有密切的关系。

  禅宗的清规始于唐代怀海禅师的《百丈清规》,以规约的方式对禅宗“农禅并举”的生活予以种种细致的规定。《百丈清规》今已佚,现存最古老的清规是宋代宗颐编集的《禅苑清规》,此外尚有宋代惟勉编次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元代德辉编著德《敕修百丈清规》(以《百丈清规》的名义编行,实非《百丈清规》之旧)、元代弋咸编的《禅林备用清规》等。在这些“清规”中,对于宋代寺院的“茶汤礼”多有记载,其中以宋代的《禅苑清规》最为详细。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在宋代寺院中,“茶”和“汤”是有区别的。《禅苑清规》中说明,寺院在接待官员时,“礼须一茶一汤”。另外,寺院中的堂头和尚临时请僧人喝茶,“如点好茶即不点汤也。如坐久索汤,侍者更不烧香也。”如有新人寺或外来的僧人,款待的礼节为“只一次烧香,普同问讯,并合一茶一汤”。宋代寺院中的“汤”应为一种养生药汤,在宋代社会中广泛流行,与茶同为敬客之礼,有所谓“客来敬茶,送客点汤”的说法。寺院中的茶和汤虽有区别,但举行茶会或汤会的礼节却是大致相同的,在《禅苑清规》泛称为“赴茶汤”,茶会或汤会的榜文也统称为“茶汤榜”。

  宋代的寺院茶会有一整套程序,事先要张贴茶榜,然后定期击鼓召集僧众举行茶会,茶会举行时僧人按照职名的不同各有位次,饮茶时辅以茶药,按照礼仪规定进行。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充分体现了禅门清规以礼为尚的精神内涵。现按照其程序环节略为分析。

  宋代的寺院茶会首先要张贴茶榜。茶榜(或称“茶汤榜”、“茶状”)一般有固定格式,如《人众须知》中记录的“茶榜式”为:“堂头和尚今晨斋退,就云堂点茶一中,特为首座暨大众,聊旌(结制,解制,至节,献岁,或云陈贺名德人甲)之仪,仍请诸知事,同垂光伴。幸甚。今月日侍司某敬白。”这种茶榜类似程式化的公文,在当时的寺院中最为常见。但有些茶榜是由文人或文化程度较高的僧人所写,就会突破这种程式,体现出禅机和禅味,如宋代诗僧惠洪觉范在《石门文字禅》中所留下的几首茶榜,文词典雅,意境高远,已经由程式化的公文变身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同时寄寓了作者对于禅宗精神的深刻理解,不能不说是“茶榜”这一类体裁的登峰造极之作。

  寺院茶会举行时,要击鼓以召众,所击之鼓称为“茶鼓”,“茶鼓”的击法亦有详细规定。元代弋咸的《禅林备用清规》中有“警众法器”一类,其中指出“鼓之号令各有其所。升座小参,普说,法鼓;转藏有藏鼓;开浴有浴鼓;斋粥,斋鼓;茶汤,茶鼓;发更,更鼓。各令知时。”《禅苑清规》中则说,举行茶会时,“行者齐布茶讫,报覆住持人,然后打茶鼓。若茶未办而先打鼓,则众人久坐生恼。”除了“茶鼓”以外,茶会还要鸣钟击板,以体现庄严肃穆的气氛,“所谓钟鸣鼎食,三代礼乐,备于斯矣。”

  宋代寺院茶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对僧人在寺院生活中身份地位的确认,这主要体现在茶会的位次上。《禅苑清规》中“赴茶汤”一节说:“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闻鼓版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致仓惶错乱。”寺院茶会的位次是事先安排妥当的,所以临时只要“明记坐位照牌”。在宋代惟勉编次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卷首即载有各种茶会的位次图。从这些清规中可以看出。宋代的寺院茶会受世俗社会影响,极其重视身份等级。茶礼之所以受到特殊的重视(“自古茶礼最重,有谢茶不谢食之说”),就在于它是寺院生活秩序在“茶会”这一空间下的曲折再现。

  在宋代的寺院茶会中,还有“茶药”这一辅食。《禅苑清规》记载,寺院茶会中饮茶时,“右手请茶药擎之,候行遍相揖罢方吃。不得张口掷人,亦不得咬令作声。”“茶药”具体是何事物今天已不可查考,推测应为寺院自制的养生丸药之类。在茶会程序中,主持人烧香行礼之后,“转身叉手依位立,次请先吃茶,次问讯劝茶,次烧香再请,次药遍请吃药,次又请先吃茶,次又问讯劝茶,茶罢略近前问讯收盏橐,次问讯离位。”通过这一套繁琐的礼节,如此才算是完成了一次茶会的完整流程。

  三、“茶筵”和“茶会”的不同

  在唐宋的禅宗文献中,同时记载着“茶筵”和“茶会”这两种形式的活动,这两者是一是二,目前还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从现有的文献来分析,这两种活动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上都是不同的,而这一不同之处正体现了唐宋以来的佛教(特别是禅宗)急剧世俗化的动向和趋势。比较起来,唐代禅宗还具有山林佛教的特点,在“农禅并举”的日常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由放旷风气,受礼法的拘束程度不高。宋代禅宗已演化为都市佛教,僧徒多居于城市,在礼法上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在礼制上则处处模仿世俗的官府朝廷之礼。如果说唐代的禅僧是“老庄化”的佛教徒,那么宋代以下的禅僧已经完全是“儒土化”的佛教徒。宋代寺院茶会活动中“茶汤礼”的出现是这一变动趋势的鲜明反映。

  从既有的文献来看,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俗社会中就有“茶宴”这一类形式的活动。唐代时“茶宴”二字始见于文献,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有《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数蝉声片影斜。”佛教藏经中没有“茶宴”二字,但有关“茶筵”的记载则屡见不鲜,最为著名的当数《碧岩录》所记载的“赵州茶筵”,此外,五代时的闽国统治者王审知(即《玄沙师备禅师广录》中的“王太尉”)和南唐的李后主也都为当时著名的大禅师举办过“茶筵”。“茶筵”这一形式在明清禅宗中还广为流传,在禅师语录中有专门的“茶筵法语”。但在宋代以下的各种禅宗清规中,又记载着一种寺院内部的“茶会”活动,并有专门的“茶汤礼”规定。关于这种“茶会”的性质和内容,上文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分析佛教文献中有关“茶筵”和“茶会”记载,可以看到以下几点不同之处:一、从时间段上看,“茶筵”起源于唐五代的禅宗(最早的“茶筵”记载多与唐五代的著名禅师有关),“茶会”则应出现于宋代(“茶汤礼”主要见于宋以后编著的禅门清规);二、从形式上看,“茶筵”除饮茶之外还提供食品,“茶会”则以“茶药”作为辅食;三、从功能上看,“茶筵”用以联络宾主感情,参加者不限僧俗,礼法要求比较宽松;“茶会。则有较强的礼仪规定,借以强调和暗示寺院的生活秩序,参加者限于寺院僧人,如接待外客,则有另一套礼仪。

  四、宋代寺院“茶汤礼”所寄寓的礼法精神

  唐代禅宗有“茶筵”,当然也有另外的喝茶场合,如仰山禅师的偈颂云:“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两三碗,意在馒头边”,所描绘的显然就是农禅生活中劳动场合的喝茶场景,赵州禅师著名的“吃茶去”禅语所反映的也是寺院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景象。总的来说,就饮茶一事而言,唐代禅宗并未对此过多重视,而是视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务。但在宋代禅宗中,饮茶一事所寄寓的精神内涵与礼法要求与此前大不相同。宋代以下的禅宗文献中,所谓《清规》一类占了很大比重,而“茶汤礼”的规定在《清规》中则比比皆是。僧人自己认为:“吾家之有清规,犹儒家之有礼经。”儒家知识分子在参观了僧众的威仪后也赞叹:“三代礼乐,尽在于斯。”可见儒佛两家都认为清规可以上通儒家的礼乐文化。“清规”的整体精神内涵是如此,作为细节的“茶汤礼”当然也不例外。

  为了说明宋以后禅门清规“茶汤礼”中所寄寓的礼法精神,现以元代弋咸的《禅林备用清规》为例进行说明。弋咸在卷首的序言中首先提出:“礼于世为大经,而人情之节文也,沿革损益以趋时。故古今之人情,得纲常制度以拔道,古天地之大经在。且吾圣人以波罗提木叉为寿命,而百丈清规由是而出。”弋咸在这里以百丈清规比拟儒家的礼经,其态度至为明显。他接着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寺院“茶汤会”来说明禅宗清规“礼法精神”的运用,“壬辰夏,首座双泾。小座汤有位次高下之争,诸方往往废而不举。愚以西堂一出,首座再出,都寺三出,后堂四出,藏主、维那、知客、侍者,随职为位,请于云峰伯父力行焉,讫事无敢哗者。”通过弋咸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到了元代,寺院的“茶汤礼”已经不太讲究,特别是茶会中的位次不太明确,而弋咸则极力整顿而恢复之,依据僧人在寺院中的职位而设为位置,并通过这一方式重现了寺院的生活秩序。弋咸恢复礼制的苦心得到了儒家学者袁桷赞赏,认为“其勤苦之志,于是书足以见之”,同时慨叹儒家缺少弋咸这样的礼制专家,“余愍乎吾儒之教,论弊若是,使有若咸师一正之,斯得矣。序其书,所以识吾徒之未能也。”

  五、宋代寺院“茶汤礼”

  所反映的唐宋禅宗世俗化转型

  宋代寺院“茶会”和“茶汤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由唐代交际式的“茶筵”到宋代礼仪式的“茶会”,其中反映的是唐宋禅宗世俗化的深入程度。如果说,唐代禅宗的世俗化还停留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也就是由印度化的佛教转向中国化的佛教;那么,宋代的禅宗的世俗化已经深入到生活制度的层面,作为宗教性“神圣领域”的寺院空间处处充斥着世俗生活的影子。

  朱熹曾经评价禅宗的尊宿说:“僧家尊宿得道,便人深山中,草衣木食,养数十年,及其出来,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伟,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自动。”如果将朱熹的话看作是评价唐代禅宗,可说是十分恰当的。唐代禅宗多居于山林,以农禅生活为主,与这种农禅生活相适应的是,“它无视戒律,不循旧则;因为无求于人,就可以洒脱放旷,以致把平等、独立、自由、个性等只有自由人才能提出来的口号,当作了理想的人格。”唐代中后期的洪州禅诸大禅师对这种农禅生活的理想贯彻得尤为彻底。在《景德传灯录》中现存有百丈怀海《禅门规式》的概略,其中明确提到僧堂中的位次是依“夏次”(即出家年数)排列,在平时的劳动生活中则“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从这种早期的清规中可以看出,在唐代禅宗僧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贯彻着人格平等的精神,没有严格的上下尊卑之分判。因此有人称这种生活是中国式的乌托邦,不是桃花源,却胜似桃花源。

  禅宗发展到了宋代,其性格逐渐发生转变。正如杜继文所说,“两宋的社会条件,促使禅宗的地位、性格和作风发生了巨大变化。自五代十国开始,禅众由山林陋居,逐渐向城市、都邑、大中寺院分流,佛教社会主义的传统受到破坏,地主式庄园经济日渐成长。”与禅宗由山林佛教向都市佛教转变的过程相适应的是,制度化的清规开始日渐增多并受到重视。禅宗清规虽始于唐代,但大规模的编纂、修订多在宋、元两代。宋代理学的出现,在哲学本体论上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但在礼制的制订方面又反过来影响了禅门清规的修订。在现存的禅门清规中,大都将清规与儒家的“礼经”比拟,而儒门学士也对禅宗清规的“威仪整肃”大加赞赏。宋代禅宗清规以儒门之礼为仿效对象,是禅宗世俗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遗失了唐代山林禅宗的自由、自尊精神,僧人中的有识之士对此也有所察觉。清代僧人纪荫编纂的《宗统编年》中有一条记载,就反映了唐宋清规在精神内涵上的前后差异:“灵隐礼曰:臣僧之称,始于赞宁。《清规》一书,多受更窣。自后臣僧之称,遵行勿失。虽英迈俊杰如妙喜,亦无能挽回风气。……信乎唐宋一代人文,迥不相及。虽出世大士,亦不能不受域也。”

  从宋代寺院的“茶汤礼”来看,其世俗性特点是十分明显的。与唐代禅宗重视僧人的平等人格不同的是,“茶汤礼”重视的是寺院生活的等级秩序。在宋元清规所附的“茶汤会”位次图中,一般是以“圣僧”居中,四周依职事高低依次而坐。在唐代的寺院茶筵中,没有这样的布置安排。从精神内涵来看,宋代的寺院“茶汤礼”主要处理的是僧人人际关系中的上下尊卑之分,与儒家五经之一的《仪礼》中的“乡饮酒”一类礼制相通。此外,寺院“茶汤礼”也有当时世俗社会生活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世俗社会礼仪的翻版。台湾学者刘淑芬在《(禅苑清规)中所见的茶礼与汤礼》一文中指出,唐宋时期的寺院“茶汤礼”,部分系取材于当时的官方礼节,特别是从朝廷到地方州县衙门的官员“会食”制度。这一说法具体揭示了寺院“茶汤礼”的来源,对我们认识唐宋佛教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关系有极大的启示。

  (作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摘自:佛慈祖德茶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