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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佛教的文教活动与弘法模式(4)

作者:潘德荣,张晓林主编

  四,弘法理念与文化传播模式

  面对都市佛教的当代转型,玉佛寺与时俱进,始终坚持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确立了以“文化”与“教育”立寺兴寺的基本理念,积极灵活地运用各种现代传播技术与现代弘法手段,并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佛教文化品牌。近年来,在觉醒法师的领导下,玉佛寺围绕“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发展战略,确立了“以佛法觉悟群生,以教育培养人才,以学修提高素质,以服务树立形象,以文化提升品位,以慈善回报社会”的寺院理念,使得玉佛寺在探寻都市佛教弘法模式上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现代之路。

  (一)高扬人间佛教的弘法理念

  所谓“人间佛教”,简单地说就是让佛教走向人间,并在人间社会建立佛教的理想。事实上,佛教人间化的趋向早在释迦牟尼时代就已存在,佛陀宣教的本怀就是积极关注现实众生的疾苦,所以在他证道后没有追求自己的安逸,而是走上面向众生的弘法之路。积极关注现实众生的疾苦是大乘菩萨道的精髓和核心要义。佛教之法脉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不舍众生的现实主义品格。就中国佛教的盛衰历史来看,明清佛教之所以走向衰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将佛教赶人山林之中,限制佛教徒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而将佛教推向脱离众生的封闭之路,成为单纯的超度荐亡的“死教”。晚清民国以来,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要振兴佛教,就必须倡导积极人世的“经世佛教”,使佛教扎根于信众的现实生活之中,使封闭化佛教转向社会现实生活。及至太虚法师,他极力推行佛教的“三大改革”,力倡“人生佛教”,就是希望将佛教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其后,印顺法师、赵朴初会长继承和发展太虚“人生佛教”的思想,明确提出了“人间佛教”理念,为佛教的现代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召开的佛协理事会上,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将实践人间佛教,积极关注现实社会,规定为中国内地佛教发展的方向和肩负的时代使命,为中国佛协和各地佛教组织、团体、场所明确了今后的基本任务和工作重点,为正确处理弘法、修行和利益社会人群的关系,以及加强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等等,都指明了方向。毫无疑问,“人间佛教”的伟大思想在当代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界的主导思想。2002年9月下旬,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长一诚法师在《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号召佛;教界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将教育培养人才、勤修三学、奉献造福于社会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内容,在新修改的佛协章程中明确地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写入总则。

  玉佛寺地处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地段,是上海佛教寺院的一个重镇。改革开放以来,在真禅和觉醒两位法师的主持下,玉佛寺可谓百废俱兴,各项弘法利生事业蒸蒸日上。作为一个典型的都市佛教寺院,玉佛寺不仅在上海的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还是上海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如何直面现代都市的特点,发扬人间佛教的现实主义品格,积极关注现代都市信众的信仰要求,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是玉佛寺实现都市佛教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为此,玉佛寺进行了一系列弘法理念的革新和弘法模式的现代调适,在坚持人间佛教的方向指导下,努力适应现代都市弘法的需要。

  事实上,玉佛寺的前任方丈真禅法师就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弘扬,他在“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的文章中,专门回忆了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成立三十周年上的那次讲话。真禅法师回忆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理事,在讨论这个报告时,一致热烈拥护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提倡人间佛教思想的这一号召,表示回到各地后坚决予以贯彻和执行。我们上海佛教协会,多年来一直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上海佛教徒,在人间佛教思想的引导下,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今后我们仍要继续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动员广大佛教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而贡献自己的一切。”

  人间佛教的要义,首先就是要以人为本。只有关怀人,关注现实人生的疾苦,才能将佛教融人社会人心之中,才能真正实现人间佛教的精神。赵朴初会长曾明确指出: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是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不过,现代佛教的人间化走向的时代内容是不同的,不同寺院采取的具体形式也是不同的。因此,走人间佛教的道路的方式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不能仅仅敞开寺门就行了,关键是敞开寺门以后具体怎么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思想文化上出现了复杂的多元化的冲击和交织,而且社会结构上也实现了从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变迁。就上海而言,它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沿阵地,它汇集了几乎所有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和冲突。在经济上,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聚集了工商界的精英,有着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上,上海汇集了各种思潮,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在社会组织上,现代佛教寺院必须置身于现代民主法制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的框架之中,必须遵循这个系统的规定。凡此种种,使得像玉佛寺这样的现代都市佛教在探寻其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实践人间佛教的时候,必须把握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必须深入理清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既要遵循佛教自身发展的逻辑,又要融人现代社会文明之中;既要积极弘扬佛教优秀文化,又要了解当代都市众生的现实需求与精神疾苦,从而走出一条真正契理契机的当代都市佛教的特色之路。在展现佛教弘化的社会向度下,面对现代社会的知识集聚与工商化处境,上海玉佛寺明确提出都市寺院必须将其佛教弘化与知识文化结合起来,必须将其寺院经济与社会慈善事业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佛教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必须使佛教弘化与广大信教群众的关系更为紧密。在此意义上,基于现代弘法意识而关注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的互动关系,也构成了玉佛寺佛教弘化的一个现代性话题。

  当然,佛教的人间化绝不意味着要放弃佛教的精神传统与超越性特质,而要坚持传统与革新的并重。玉佛寺的都市佛教的人间化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在此实践探索中,玉佛寺在锐意革新的同时,始终坚持佛教的超越性品格与宗教性特征。关于这一点,太虚法师的一些弘法理念与实践尝试对玉佛寺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太虚法师在确立人生佛教的弘法模式上,是通过与不同弘法取向的横向比较而作出的抉择性评判。太虚认为:锡兰(今斯里兰卡)等东南亚的佛教,虽主张切近人生之律行,但对人世资生物用以及社会治理、救济诸方面,却缺乏主动的介入态度;西藏密宗虽对资生济众较富积极精神,却未脱习修天界而迷信多神的阶段,与近代文明思潮多有相违之处;日本真宗佛教作为末法时期“人生佛教”的创导者,却唯赖弥陀净土而安心立命,缺乏融摄性与普适性。而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号召的中国禅宗,虽有心性论的理论优势,却侧重唯心,而拙于利物治生。通过弘化取向的比较,太虚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生佛教”需有三大要素构成,即教育、经济与政治。在太虚看来,经济以资人群的生存,政治以保人群的安善,教育以求人群的进化。自主的经济增长、普遍的政治参与与教育的相对普及,恰恰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三个重要领域。因此,太虚对其“人生佛教”的理论构想,实际上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在当下的都市佛教人间化与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太虚的关于“人生佛教”三大要素的理论,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探寻现代都市佛教的弘化模式就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大领域来进行,积极关注现实众生的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为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而作出自身的贡献。

  当今,作为身处现代都市中的佛教寺院,其发展道路必然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扎根于现实社会人心,以佛法的智慧和各种济世利生事业来回报于社会人群。不过,都市佛教的人间化与其宗教的超越性之间的紧张也必须加以关注。都市佛教身处闹市之中,有着广泛的信众基础,有着较好的物质条件,这些都为人间佛教的实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都市佛教身处复杂的都市之中,因而也面临着人间佛教实践的新内容和新挑战。比如:如何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应文化素质较高的信教群体;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的寺院经济;如何在民主法制的背景下层开多样的弘法利生活动;如何在思潮迭起、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坚持佛教的独特性;如何在走向现实人间的同时,保持佛教的超越性与批判性精神等,这些都为现代都市佛教的人间化道路与现代化转型提出了一系列的时代难题。

  为了与时俱进地弘扬人间佛教精神,契理契机地在都市中进行弘法,玉佛寺在人间佛教理念的指引下,针对现代大都市的特点,在具体弘法方面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注现实生活中众生的疾苦,发挥佛教的积极文化功能。都市佛教要弘扬人间佛教精神,首先就要了解都市生活的特征以及都市人群的现实精神疾苦,从而使都市寺院成为紧张、忙碌的都市生活中的一处清净花园与心灵花园。其次,都市佛教在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的都市中弘法,它面对的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信众,因此,一定要抛弃巫术迷信,抛弃只重“死”与“鬼”的弘法模式。不仅如此,都市佛教还要在一切社会关切的问题上表达自己的见解、智慧与策略,如“生态问题”、“贫困问题”、“社会和谐问题”等,都市佛教应该倡导珍爱生命、保护环境,并用佛教的智慧来洞察生命的底蕴,从而倡导信众积极向上,既关注现实人生,也奋发进取,以完善人格进而成佛。

  第二,针对城市生活的特征,因势利导地提倡生活禅。所谓生活禅,也就是提倡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修行,将佛教的精神贯穿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生活禅继承的是大乘佛教的“不断烦恼而证涅槃”、“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的大乘“人世”精神。因为,在都市生活中,人们都有自己繁忙的工作,很难腾出大段时间来专门修行;只能一方面勤于职业,一方面实践佛法。正如大乘佛法所说:只要依法行、住、坐、卧皆是道,因此都市生活的家庭、工厂、公司、机关……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好的道场,工作、学习、交际,都是修行的法门。

  第三,重视社会慈善事业。都市佛教身处闹市,与众生相依相靠,理所当然地应关注众生的疾苦,负担起适当的社会责任。对于都市佛教而言,一定要组织和引导信众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事实上,玉佛寺在慈善事业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今后玉佛寺仍会从人世重于出世做起,把佛教的慧命,从寄托在寺院上转移到事业上,在慈善、医疗、环保等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保持都市佛教的超越性。强调佛教的人间化走向,重视现实人生的关注,不是要使佛教本身彻底世俗化和人间化,而是要坚持佛教的自身理想和超越性品格。可以说,佛教在当代之所以能发挥其一定的功能,根本就在于佛教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和理想,都市佛教就是靠其超越性理论与理想,才对现代人生具有引导和警醒作用。今后,都市佛教一定要在弘法实践中高度重视佛教精神超越性与佛教人间化走向之间的关系,使得人间佛教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二)重“文化”、兴“教育”的兴寺理念

  作为现代都市佛教寺院,玉佛寺高度重视佛教的文化内涵,明确提出“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建寺理念,将“文化建寺”提升到寺院自身建设与弘化策略的战略高度来实施。这里所谓的“文化”,包括佛教内外两个层面的文化,既指佛教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包括科学文化知识。佛教自身的文化内涵意在从文化交流和文化诠释的角度来理解佛教、弘扬佛教,把佛教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而注重佛教外的科学文化知识,旨在提高僧众的文化素养,从而为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传播佛教文化奠定基础。可以说,玉佛寺之所以要突出“文化”在都市寺院中的关键地位,这既有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共同历史背景考虑,也是人间佛教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玉佛寺针对都市信仰群体的文化素养特点而作出的现实抉择。

  首先,高度重视佛教的“文化”内涵,是基于佛教兴衰历史背景以及佛教弘化背景的考虑。明清之际,中国佛教之所以走向衰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僧人们不重视佛教知识文化的学习所致。由于不重视知识文化和佛教义理的修习,佛教逐渐民间化,并在粗俗的荐亡法事和盲修盲证中失去了佛教应有的理性光芒。正因如此,佛教往往被一般的群众误解为迷信和愚昧活动。在近代的中国佛教振兴运动中,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佛教的理论建设和文化修养。从杨仁山、欧阳竟无、到太虚、赵朴初……他们无不是饱学之士,无不重视佛教的理论建设与文化建设。太虚的三大革命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革命就是“教理革命”,即主张用理性化的、知识化的佛教系统知识来对治佛教的迷信化和鬼神化倾向。赵朴初先生还专门就佛教与文化的关系进行过深入阐明,他在“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中明确表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并对中国哲学、文学、建筑、艺术、天文、音乐、医药等文化形态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强调指出,应该重视佛教的文化内涵,吸取传统佛教文化中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民族文化。事实上,赵朴初先生关于佛教文化的论述,旨在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同时他的论述也可作为一种方法,用于佛教在现阶段的弘化事业。当前,强调佛教的文化内涵,可以消除人们对佛教是迷信的种种误解,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佛教、同情佛教,从而更好地弘扬佛教的优秀精神传统。同时,提倡文化在佛教寺院中的地位,也可以使僧众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将佛教寺院建设成为真正的具有品位的文化场所,从而提升佛教自己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的佛教寺院确实是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寺院除了宗教信仰生活之外,还是绘画、雕塑、书法乃至诗歌的修习场所。寺院实际上是重要的文化教育场所。

  其次,高度重视“文化建寺”在都市寺院中的重要作用,是基于佛教弘化的“现代性”背景的考虑。所谓佛教的“现代性”在文化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佛教思想、理论与现代性的知识思想之间的对话。简单地说,由于现代性的思想转化,现代人相对传统已经具有崭新的世界观、理性思维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新的认识,因此,佛教在现代的传播必须考虑到适合现代人的理解方式。佛教在现代化的弘化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各种文化理论思潮的冲击,相互之间的对话在所难免,因此,只有强调文化在佛教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才能使得对话有开展的基础。具体而言,佛教在文化思潮层面需要展开的对话,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对传统佛教义理的现代化诠释,此过程也涉及儒佛之辩的现代展开;二、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潮的回应,如在价值观、科学观、自由观、民主观、国家观、教育观等等方面;三、回应现代人的当下问题与困苦,如生态问题、精神虚无问题、世界和平问题、环境问题、发展问题等等。由于佛教的现代性对话是在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展开的,因此,要求对话者具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理论素养,在此意义上,无论怎样强调“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都没有过分之嫌。

  实践证明,佛教要想在现代社会和现代理性文化背景下层开自身的发展,就必须立足于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文化而不仅仅是信仰的层面,才能真正使得佛教被更多的现代人所理解和接受。同时,僧人们也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各种文化素养,使得佛教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得到齐头并进的发展,才能真正担当起现代弘法的重任。

  其三,玉佛寺之所以将“文化建寺”作为立寺之本,作为寺院发展的战略方针,这也是基于对上海的整体文化背景的充分认识。众所周知,上海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重镇。在上海的知识青年中,汇集了中国的知识文化精英人才,他们知识背景丰富、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并且多才多艺。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佛教要进行现代弘化和传播,就必须立足于“文化建寺”,立足于高品位的佛教文化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知识信众走进佛教的精神殿堂。此外,佛教艺术本身有着丰富的表现能力和像教功能,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或者使用佛教特有的表现手法,可以形象地来表现佛教的思想文化,也有助于佛教的现代传播,同时也有利于现代文化艺术从佛教中吸取有益的成分。

  为了进一步推动上海佛教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拓宽上海文化艺术事业的领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作贡献,基于玉佛寺业已开展的各项佛教文化教育事业,经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同意,还成立了“上海玉佛寺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该基金隶属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专门用于玉佛寺的各项佛教文化艺术事业,为共同推动上海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服务。有了各种形式的支持,相信玉佛寺将积极努力,进一步加大面向广大信教群众的弘法力度,加大面向社会弘扬佛教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力度,服务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佛教文化也应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创新,与时俱进,自觉跟上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伐,使宝贵的传统文化发扬和光大。我们知道,丰富的图书设备是寺院进行文化教育与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早年玉佛寺就设置过弘一图书馆,后因故关闭。真禅法师生前有意恢复,但未能如愿。为此,觉醒方丈不忘师父的遗愿,多方筹措资金,寻觅馆址,购置图书资料,终于使图书馆得以建成。如今,玉佛寺图书馆不仅成为寺僧们日常学习的好处所,还对社会公众进行开放,并与上海图书馆合作成为上海图书馆的分馆,发挥着传播佛教文化知识的功能。此外,除了注重文字载体的佛教文化传播外,玉佛寺还非常重视实体文化载体的建设与教化。佛教文物是佛教文化的有形载体,是形象化、具体化的佛教文化,它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具有强烈的形象与直观效果,具有一般佛教文化形式所难以替代的作用。觉醒方丈深知这点,他对佛教文物非常重视,多方收集,并在玉佛寺成立了佛教文物陈列室、真禅法师纪念堂、弘一纪念堂并塑弘一大师石像等。毫无疑问,这些佛教文物和佛教文化设施,必将充分发挥像教的作用,成为佛教文化教育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形式。

  (三)文化传播与弘法手段的现代化

  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爆炸时代,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每天都有许多新知识面世。在这样背景下的教育系统中,人无论是作为教育者——传者,还是被教育者——受者,都得面对如何以最优的方式解决丰富的教学内容,以及如何吸收、传授和接受的问题。可以说,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以往所没有的巨大影响。文化生产方式的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文化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一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深受群众欢迎的、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经过现代技术的改造获得了新的生命,而另一些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将主要依靠国家保护以维持人类文化资源的生态平衡。在现代社会里,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经济的实现,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手段才能实现。

  面对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播特点,佛教文化传播要想取得一席之地,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充分利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并将现代传播手段与创新形式的内容相结合,从而使佛教文化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在现代社会中发扬光大。在现代社会中,佛教只有现代化,才能化现代。佛教要走现代人间化道路,实现大乘菩萨道普度众生的愿望,就应当团结一切有识之士,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采用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结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紧围绕人们的生活模式展开宣传。要想让佛教文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接受,就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同时,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佛法广为流布乃至深入人心,成为现代人类的共识。要想在世界文化和世界宗教的现代传播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更要充分地利用网络、音像等现代传媒手段。在具体的操作中,要摆脱狭隘的教条主义,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采取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提高竞争能力。为了实现佛教的现代化转型,使佛教的智慧深入人们的生活,就必须为大众提供更为广泛的、具有佛教文化内涵的产品。此外,就宏观格局而言,我们还要立足全球,建立宏观战略发展计划,积极推进各国、各地区的佛教交流,加强与其他宗教,特别是与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建立高层的宗教对话。在涉及人类安全与发展的各个层面,立足佛教缘起、共生的观点,积极展开研究,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为了更好地进行都市佛教的人间化实践,传播与弘扬佛教优秀文化精神,玉佛寺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建立健全寺院的硬件设施,推广自动化办公系统和网络系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经济实力的增强,玉佛寺在硬件设施上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到目前为止,寺院的所有办公场所都配备了电话、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并连上了局域网和互联网,从而真正实现了办公自动化。由于电脑的普及与办公自动化的实施,玉佛寺的各项工作迅速提高了效率。今天,在古老而庄严的玉佛寺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完美结合。不少参观者来到玉佛寺,都称赞玉佛寺的古典与现代之美。此外,玉佛寺积极引进网络建设的专门人才,推动佛教网站建设。如今,玉佛寺的佛教网站已经开辟了丰富的栏目,广大信众和佛教文化爱好者只要在互联网上轻轻点击一下进入玉佛寺的网站,就能找到需要的内容。网络的运用,不仅使得佛教的传播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也使得佛教的传播更加便捷、更加自由。同时,对于寺院来说,更有利于与广大信众之间的互动联系。正如倡导发展玉佛寺网站建设的觉醒法师所说:从前讲经只在一个房间里讲,就算房间很大,能坐几千人,也仅止于此。现代科技传播迅速、快捷,如果能在互联网上弘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传到全世界。这么好的工具,影响面这么大,佛教要排斥它;还是接受它,利用它?觉醒法师还多次在玉佛寺的工作会议上指示:“今后,网络弘法、电视弘法是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学习先进科技,先去掌握。现代出家人,是不能够对现代知识一无所知的”。觉醒法师的这些话,确实道出了注重现代弘法手段与传播手段的重要性。从前佛教信徒多是老年人、没有文化知识,以女性居多。现代的佛教徒,从学生到专家学者及科研人员、商人、企业家都有,他们的知识面广而丰富,经常来和出家人讨论问题,如果出家人没有丰富的学识,一问三不知,是难以普度众生的。

  事实上,传播手段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佛教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科技与文化历来紧密相连,如影随形。可以说,谁占有先进科学技术,谁就占领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因此,佛教要发展,就要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文化生产经营和传播模式,不断丰富文化的生产方式与表现形式,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提高文化的生产传播效率。今后,玉佛寺还要大力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面广的佛教文化传播体系,努力用先进技术传播佛教文化。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运用和管理,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源泉,使中华文化的影响通过网络得以广泛延伸。

  其二,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弘法活动,并与媒体进行互动。现代都市佛教的现代化在传播策略上必须充分考虑灵活化、多元化,从而积极主动地走进信众的精神生活。在多元文化竞争激烈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传统山林佛教坐等的传播方式已经显得过时。思想观念僵化、内容虚化、表现形式居高临下,传播手段粗暴单一等,都将严重阻碍佛教的现代传播与发展。面对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文化消费趋势,玉佛寺放弃都市大寺院的架子,积极主动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弘法活动。除了传统的法师讲经之外,玉佛寺还针对广大居士信众的实际需要,灵活安排形式多样的弘法活动,并定期邀请各界人士围绕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运用佛教的智慧进行解读和帮助。为此,玉佛寺先后组织、开设了“青年居士班”、“梵乐班”、“星期天佛学讲座”以及“觉群佛学沙龙”等多种弘法形式。

  “青年居士班”创办于2000年9月,招生对象为对佛教有好感的青年,年龄在18至40周岁之间,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根据居士们掌握佛学知识的程度,分为基础班和提高班。基础班学制一年,设有佛教礼仪、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佛典选读、八宗概要等课程。提高班则在基础班的基础上,对佛教各宗派进行更系统的学习,学制两年。目前已有三届基础班学员共计百余人结业。居土班的成功开办,使得佛教教育真正走向社会、走向信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弘法模式。

  “梵乐班”是以佛教艺术形式进行音声说教,给人以生动形象的教育。为弘扬佛法,进一步发掘佛教优秀的文化遗产,玉佛寺于2000年开办了梵乐班,招收对梵乐感兴趣的法师和居士参加。根据学员的不同兴趣,分为器乐班、声乐班和舞蹈班,聘请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进行专业辅导,为玉佛寺创办的梵乐团培养了不少专业水准较高的人才。

  “星期天佛学讲座”主要考虑到都市生活的节奏紧张,一般信众平时工作非常繁忙,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腾出时间到寺院来进行修学。针对都市生活的作息时间,玉佛寺特意在星期天的时间里约请国内外高僧大德、高等院校与研究所的佛学研究老师到玉佛寺里来为广大信众讲经说法、解答信众的疑问,并用佛学的智慧指导信众在学习、生活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现在,玉佛寺星期天佛学讲座已经连续开办了好几年,每次讲座都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信众前来听讲,真可谓闹市听梵音,其乐融融。

  “觉群佛学沙龙”是由居士自主发起,由法师参与交流的一种比较随意、轻松的弘法模式。一般来说,“觉群佛学沙龙”都会围绕某一个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话题,约请不同职业背景的人们一起探讨,并结合佛学的智慧为大家开启一个佛教看问题的方法和视野。这样的沙龙事实上就是佛学关注现实社会生活、诊疗现代都市人心理、精神困苦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看到,每次沙龙都会让参与者的头脑产生火花、心灵得到碰撞、智慧得到开启,使他们准备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人生。此外,为了更加灵活地开展活动,玉佛寺还和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合作,主办大型的慈善义演活动——“觉群慈善之光晚会”。还有,通过玉佛寺梵乐团的法师们的形象表演,将佛教的思想和道理融人歌曲、戏剧、小品之中,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之中接受佛教教育、了解佛教的博大智慧。这些策略形式,都是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而进行的创新。文化创新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文化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化,倾听群众呼声,反映人民愿望,在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造,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要善于运用现代技巧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文化的表现力,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催生新的佛教文化业态,实现佛教文化品种、样式、载体、风格的极大丰富。玉佛寺认识到,大众文化强大的、快捷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正是在广大消费者感到热闹、好看、刺激、过瘾的文化享受过程中实现的。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而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功能却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文明的重载。都市佛教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大众文化鲜活的土壤之中,汲取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营养,才能成为文化融合、文明传承的重要力量。

  其三,在传播内容上注意深度研究与普及可读的结合。为了配合不同形式的传统手段,玉佛寺非常重视与之相应的佛教文化内容的不同特点,使得玉佛寺的佛教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层次性,适合不同人群的需要。首先,为了深入研究和整理佛教的教义理论,以及对佛教艰深的义理进行现代诠释,玉佛寺会定期召开由国内著名佛学专家参加的学术研讨会,探讨某一专门精深的问题,并以书籍的形式出版。目前,玉佛寺每年都要出版一期佛教学术专集——《觉群佛学年刊》。像这样的连续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年刊,在国内佛教寺院中还是首家,大有开风气之先的气势。其次,为了更加普及佛教知识,让广大群众和具有一般知识水平的读者都能吸取到佛教的智慧光芒,玉佛寺专门组织出版了“觉群小丛书”系列读本。这些小丛书开本不大,内容深入浅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此外,玉佛寺的双月刊《觉群》,在栏目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不同读者层次的需求,其中像“觉群论坛”、“众生眼目”、“觉苑心莲”等都深受教内外读者的一致好评。现在,为了满足英语读者的需要,《觉群》期刊还专门设立了“觉群英文苑”,以增加与英语世界读者的联系。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创新是文化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不竭动力,佛教文化也不例外。没有创新的文化是凝固的文化、僵死的文化。不创新,文化难以延续传承,更难以繁荣发展。中国佛教文化之所以绵延几千年而不衰,就是自身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有一种求变图强的精神。现在,世界文化格局风云变幻,各种文化潮流相互激荡,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创新的社会意义日益凸显出来。中国佛教文化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才能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要对中国佛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冷静的审视和深入的反思,清醒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差距和不足,按照面向现实众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进一步利用各种现代传播手段。与时俱进,焕发创造激情,增强创新能力,始终保持佛教文化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事实上,上海的佛教界在其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有开风气之先的传统。就近代上海而言,不仅是中国佛教弘扬与传播的中心,同时也是最早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至40年代,上海就有近20家电台播讲过佛经与佛学,其中,佛音电台和华光电台全日播音不停。上海这些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的活动,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普及了佛教知识,标志着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今,国外的宗教传播活动已经充分利用了各种传播手段,包括电台、电视台、音像、光碟等,相比之下我们的佛教传播手段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也是当代中国佛教发展中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

  (四)高度重视都市佛教文化的“品牌”建设

  弘扬佛教文化是玉佛寺的优良传统,在玉佛禅寺1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高度重视弘扬佛教文化之风代代相传,历久不衰。进入新世纪以来,结合新时期都市寺院的特点,玉佛禅寺提出了“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寺庙发展方针,把文化看成是寺庙品位的象征,把教育当作寺庙发展的主要支撑。为此,玉佛寺专门成立了觉群佛教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隶属弘法部,开展以文化为平台的各种弘法与研究活动。其范围涉及文化出版、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知识普及,以及策划各种弘法大型活动等诸多方面。经过七年时间的精心打造,玉佛禅寺开始形成了音声佛事与佛法讲演紧密结合、僧伽教育与居士培训互为补充、通俗讲座和专门研究齐头并进的良性发展的文化态势。目前,玉佛寺在寺院文化建设中,已经开发出了以“觉群”为文化品牌的佛教文化、弘法事业的系列产品。“觉群”文化品牌,取其“觉悟群生,奉献社会”的含义,目前已在教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中,《觉群》杂志、弘一图书馆、梵乐团、觉群编译馆、觉群学院、星期佛学讲座、觉群沙龙等文化教育形式,内容.涉及通俗弘法、梵乐艺术、学术研讨、知识培训、名著翻译、出版发行等不同领域,在教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一系列的玉佛寺佛教文化传播与弘法活动中,“觉群”这个名字逐渐响亮起来,并出现在玉佛寺的教育、出版、研究以及各类活动的冠名之中,可以说“觉群”这个名称已经成为玉佛寺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商标。

  以下列出玉佛寺以“觉群”品牌为核心的佛教文化系列产品名录:

  书刊类:《觉群》杂志、《觉群佛学》、《觉群丛书》、《觉群译丛》、《觉群博士文库》。

  研究机构类:觉群编译馆、弘一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复旦·觉群人文精神研究中心、觉群慈善书店。

  教育类:星期佛学讲座、觉群文化周、觉群学院(包括法师外语班、宗教文化大专班、僧伽进修班、居士进修班及梵乐班)。

  艺术类:觉群佛教书画院、玉佛寺梵乐团。

  文化基金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

  到目前为止,以“觉群”命名的文化宣传产品“觉群文化周”已成功举办过七届,每届文化周活动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并有国内外佛学专家共襄盛事。另外,觉群文化周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其中,2000年至今,玉佛禅寺紧扣时代脉搏,在觉群文化周期间先后成功举办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佛教与当代社会”、“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佛教与现代化”、“佛教与生态文明”等主题的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大德共襄盛会,探讨佛教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战略。

  《觉群》杂志创刊于2000年6月,是由太虚法师于1946年在玉佛寺创办的《觉群周报》演变而来。《觉群》杂志是玉佛寺弘法文化事业的基础项目。这个以玉佛寺为主办单位的富有特色的佛教期刊,始终以“高扬人间佛教旗帜,展现佛教人文精神,探索佛教时代内涵,解决现实人生问题”为立刊宗旨。设有“访谈”、“觉群论坛”、“特稿”三个固定栏目。“觉苑心莲”、“众生眼目”、“影尘回廊”、“百喻新篇”、“长青藤”五个基本栏目。以及“开卷有益”、“专稿”等机动栏目。《觉群》期刊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经成为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佛教期刊,其中的不少栏目深受广大教内外朋友的喜爱。从2007年开始,《觉群》期刊为了满足海外读者的需要还特意设置了“觉群英文苑”,以满足英语读者的需要,增进与英语世界的联系与交流。

  以“觉群”命名的《觉群丛书》计划出版100本,目前已经成功出版了8辑,近50册。这些从书主要约请国内外著名的佛学专家,就某一佛教思想和观点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说和现代诠释。该丛书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不少读本在市场已经脱销,有的还不断再版。值得一提的是,玉佛寺方丈觉醒法师不仅为该丛书撰写总序,还亲自执笔撰写了其中的两本——《佛教礼仪观》与《佛教净土观》。

  以“觉群”命名的“觉群编译馆”,目前已经翻译出版了多辑国外的佛教名著。其中既有佛教名家的传统经典之作,也有当下佛教的热点问题。《觉群佛学译丛》的编辑出版,为我国学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国际佛学研究与交流之窗。目前,《觉群佛学译丛》正在约请国内外的翻译专家,计划更多地将日语以及英语世界的佛学名著翻译成中文·。同时,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也打算将中国的一些佛学名著翻译成外语,向海外推荐,以实现佛教研究的国际交流。

  以“觉群”命名的“觉群佛学”(原名《觉群·佛学论文集》)目前已经成功出版了8辑。这些论文汇集了国内外很多著名佛学研究专家的学术论文,对丰富我国的佛学研究,深化佛教研究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像这样连续性地以一家寺庙为发起单位召开学术会议,出版佛学论文集,在国内还是首创与领先的。

  此外,以“觉群”命名的各个研究机构,如“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复旦·觉群人文精神研究中心”等,也都分别进行了多种合作研究,成果丰富。可以预计,随着玉佛寺弘法事业的不断发展,随着“文化建寺”理念的不断深人贯彻,“觉群”这个文化品牌将会更多地出现在玉佛寺的各种佛教文化产品之中。

  随着“觉群”不断出现在玉佛寺的各类弘法活动与各类文化传播事业之中,不少人都在对“觉群”二字进行各种各样的阐释。那么“觉群”这个名字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它体现了玉佛寺怎样的佛教传播理念呢?它是因何而来的呢?这得要说说玉佛寺的历史,说说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因缘了。事实上,“觉群”二字来源于太虚大师当年在玉佛寺所办的《觉群周报》,所谓“觉群”意指“弘扬佛法,觉悟群生”的意思。由此可见,“觉群”实际上继承了太虚大师的重视佛教文化教育、重视佛教文化传播的人间佛教理念。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他出生在浙江桐乡,由于地理关系,加上其出家之后的活动,往来于沪浙一带,与上海也与玉佛寺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后(1946),太虚大师由重庆来上海,并在其弟子——时任玉佛寺监院的福善法师的帮助下,在玉佛寺创办了《觉群周报》,太虚亲任社长,福善任编辑部主任。太虚大师成立觉群社的本意,旨在发扬人间佛教之精神,用佛教文化传播以及佛教“议政而不干政”的策略来启示世人,教化众生。《觉群周报》自1946年7月起,至1947年12月停刊,共出版57期。其中辟有“一周人世”、“一周佛教”等栏目,专门谈论国内外政治新闻与国内外佛教动态。为了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发扬佛教文化教育的重要功能,玉佛寺于2000年6月正式创办《觉群》佛教杂志。由此可见,“觉群”二字实由太虚的《觉群周报》而来,目的在于继承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精神和弘法利生的悲愿,用文字来弘化佛法,接引众生。如今,在上海玉佛寺内,“觉群”不仅是其所办杂志名,同时也成为玉佛寺佛教文化系列产品和佛教文化艺术活动的品牌。如,“觉群文化周”、《觉群》双月刊、《觉群小丛书》、《觉群译丛》、《觉群佛学》、《觉群博士文库》等。此外,还有一些传播机构、合作研究机构也以“觉群”命名,如“觉群佛教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觉群学院”、“觉群艺术基金”、“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复旦·觉群人文精神研究中心”等。

  当前,在“觉群”佛教文化品牌效应的带动下,玉佛寺还将其文化兴寺理念运用到寺院建设、慈善活动与弘法活动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如今“觉群”这一佛教文化品牌,已经在玉佛寺生根发芽,使得玉佛寺的建设呈现出“文化型”都市佛教的特征,并逐渐在教内外产生较大的影响。太虚大师当年办刊的精神,如今继续绽放着璀璨的光芒!

  摘自:《人间佛教的都市发展模式_以上海玉佛寺为例》潘德荣,张晓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