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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佛教的佛学理论探索

作者:潘德荣,张晓林主编

  佛在世时,佛教修行以佛为师;佛陀之后,遵嘱以戒为师。以戒为师,即是对佛法的继承、弘扬佛法的精神,此其一。其二,末法时代,世风日下,可皈依者三余其二。僧众的素质因历史原因差异较大,唯一可依者以法为主。因此,对佛法(理论)的研究探讨成为寺院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对此,上海玉佛寺将佛教的理论探索及运用作为其文化弘扬的内容之一,不仅探索其理论,同时也关注佛教理论的经世运用。

  对都市佛教来说,自觉的理论探索既是其建设的精神前提,也是其顺利开展的必要保障。秉承这一宗旨,玉佛寺自觉开展都市佛教的理论研究与探索,以期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与时偕行,积极在精神上先行融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为建设和谐的国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玉佛寺佛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即举办学术会议、编著出版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翻译海外佛学研究成果。举办学术会议,聚集国内外一流学者和专家就有关佛学的相关中心议题展开讨论、交流,丰富、深化佛学的研究;通过觉群佛学博士文库的编著出版,将国内一批优秀的关于佛学研究的博土论文和学术成果集中加以介绍和展现,为佛学的研究提供更为充盈的资料准备;集中翻译海外佛学研究的专著,一方面为中国国内佛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另一方面也为中外学者在佛学研究上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在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外佛学研究先进成果基础上,2006年创刊的《觉群佛学》学术年刊,每年一期公开出版发行,集中展示了玉佛寺不断提高的学术品位。2006年8月,玉佛禅寺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创办“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重点围绕“都市佛教”主题,加大对传统佛教教义的现代化诠释力度,深挖佛教教义中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精华。佛学理论多方面探索的展开对佛学研究的深入有着重要的促动作用,对于玉佛寺“文化建寺,教育兴寺”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也具有重大意义。

  一、续佛慧命,以法为师

  玉佛寺作为都市佛教的一个显例,与社会联系紧密,对问题的关注自觉立足佛法(佛教理论)。玉佛寺自觉认识到,没有基础理论的准备,问题的探讨不是流于盲目,就是失之肤浅。出于这样考虑,玉佛寺为了更好地将都市佛教的理论贯彻在自身寺院的发展中,基于佛教基本理念,吸收当代文化知识,积极开展人间佛教发展的多种理论探索。编辑出版了《觉群》、《觉群佛学》、《觉群丛书》、《觉群佛学译丛》等书刊,推出了觉群佛学博士文库、海外佛学成果译著,等等。展现出玉佛寺续佛慧命、以法为师的旨趣与追求。

  (一)觉群佛学博士文库

  佛教理论以戒、定、慧三学为核心,以教、理、行、证为修学次第。从根本上说,义理与实修是无法分离的,这也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则归属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学问、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历史上的义解僧们通常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撰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分不开。然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强调修者的体认,注意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徒的信仰感情,为佛教走人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明清以来,随着提倡“易行道”和“不立文字”的禅、净二宗的盛行,中国佛教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佛门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逐渐式微。

  近代以来,佛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备受关注的学问,世间学者开始注意对佛教思想的学术研究,并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佛学与世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梳理和讨论佛教的历史传承与思想意蕴,更凸显了佛教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

  佛教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的历史延续和彼此的因果关联,从而更清楚地认识佛法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这对于人们的修习信行都是大有助益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以佛教为研究方向的博士,他们为我国佛教学术事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于一位研究者来说,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大多正是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时期,而作为此一黄金时期学术思想结品的博土论文,经常都有一些颇为耀眼的思想火花和值得关注的创新之处。因此,佛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出版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本着“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发展战略,玉佛寺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当代著名佛学学者和专家的博士论文,并形成了一个文库系列。文库的出版不仅是玉佛寺在推动中国佛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且为中国佛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现自身学术成果的平台,这必将有利于当代中国青年佛学研究者的成长。当然,文库在选择博士论文上也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组织编著和出版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多涉及当前中国佛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这也可以体现玉佛寺作为组织单位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水准和远见卓识。这些前沿性问题由专著的形式出版与发行,必将对中国佛学研究的深入、佛学影响力的发挥和扩大起到积极的作用。

  人选觉群博士文库的各项著作分别为:《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天台“性恶”思想研究》、《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和《现代新儒家与佛教》。纵观博士文库的内容,对特定宗派的研究著作有:《天台“性恶”思想研究》、《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对特定时代佛教思想研究的著作有:《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另外,立足当代的研究背景对佛学研究的专著是{现代新儒家与佛学》;以中国佛教史作为背景考察心性问题的专著是《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性”,即人性、佛性方面的研究,《天台“性恶”思想研究》也有涉及。而从时代来看,除了《现代新儒家与佛教》这本专著以外,其余专著多是对古代佛教思想的研究,并期望通过对古代佛教思想的梳理和探讨来丰富和启发现代佛学的研究。

  1.宗派研究

  专注于宗派研究的著作有两部,即《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和《天台“性恶”思想研究》。前部著作以三论宗为对象展开,后部著作则是以天台的“性恶”思想为切人点展开。前者体现的是宏观的理论把握,后者则注重微观内容的深入透视。

  从总体内容上来看,《天台“性恶”思想研究》是第一次对天台宗的“性恶”思想作系统而全面的教义学上的分析,其总体架构是以“性恶”的“体用”为经,以“性恶”的含义、佛理依据、思想渊源、思想发展以及它的佛教意义为纬,对“性恶”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并揭示了它在天台宗佛学乃至整个中国佛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本书采用了系统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也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较为注重理论建设的一个宗派。其中,“性恶”思想是天台宗创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天台宗在理论上的一个特色。天台宗“性恶”思想也像中国佛教的其他思想一样,具有“体”和“用”两个方面。“体”即本体,这是哲学层面的;“用”即度化,这是宗教层面的。学界以前对“性恶”思想从“体”的角度已作过许多探索,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阐明“性恶”是“当体全是”的“性具”圆融本体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结论,从而给予了“性恶”思想一个宽容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佛理依据。本书在前人对“性恶”思想所作的“体”的研究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从“用”的角度对“性恶”思想展开探索。不过,本书并不是仅仅只谈“性恶”之“用”,而是将“性恶”之“体”和“用”结合起来谈。

  作为对天台宗“性恶”思想的详尽的系统的研究,本书梳理出了天台宗“性恶”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

  第一,阐述了“性恶”的基本义和引申义并确定了“性恶”的义域。在这个义域中,作者尤其强调了天台宗的创宗旗号“烦恼即菩提”和天台宗“妄心观”的“性恶”含义,既揭示了“烦恼即菩提”与“妄心观”之间的相关性,也显明了众所周知的以“妄心观”为核心的天台宗修行实践的理论基础其实就是“性恶”思想。

  第二,阐述了“性恶”思想的三大佛理依据,即“三谛圆融”、“性具”和“法性即无明”。在天台宗思想发展史上,“性恶”思想是在“三谛圆融”、“性具”和“法性即无明”这三个命题上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关于“性恶”之“体”的思想。

  第三,阐述了“性恶”思想的三大渊源,即《法华经》中的“观世音救度众生”思想,《维摩诘经》中的“如来种”思想和意思的“性具染净”思想。在这三者中,智顗当初提出“性恶”思想,所受到的直接影响乃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救度众生”思想和《维摩诘经》中的“如来种”思想,因为智颢是在直接理解这两个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性恶”论的。至于意思的“性具染净”思想对智颢“性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还是间接的,不是十分重要。

  第四,阐述了“性恶”思想的发展历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智顗将“性恶”思想由经验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二是智顗的法裔(如湛然、知礼等)对“性恶”思想的新诠释或新拓展。从这一部分里,我们可以看到“性恶”思想在天台宗思想发展长河中的流动。

  第五,本书还以整个佛教发展史为背景对天台宗“性恶”思想作出了中肯的评价,阐述了“性恶”思想在佛教思想史的特色和地位,以及它对于天台宗本身,对于中国佛教,对于众生,尤其是末法时代的众生,修行实践的重要意义,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演培法师所说的那句重要但初看颇令人费解的名言:“天台思想其实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这句名言只有从“性恶”思想人手才能迎刃而解。

  对于研究方法,作者有着高度自觉。这体现在该书自觉采取经典至上与契理契机相结合的方法。佛学经典文本对于佛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出于这样的考虑,作为一项以天台宗为对象的佛学研究,本书自然要对天台宗的经典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使得对天台宗经典文本进行精致的分析解读成了它的一大特色。

  《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以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吉藏的著述为中心,对三论宗佛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三论宗的缘起性空、二谛、中道、二智、佛性等思想的形成与主要内容,以及三论宗的语言观等,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并从总体上对三论宗佛学思想的内在联系和逻辑结构作出了说明。

  形成于隋代的三论宗,由于传世时间很短,唐以后很少为佛教界所关注,至近代“佛学复兴运动”,始逐渐为教内外的学者所注意。但时至今日,三论宗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均无三论宗的位置。三论宗的创始人嘉祥吉藏(549-623)作为中国佛学史上著述最为宏富的大师之一,显然不及僧肇、道生、智顗、窥基、法藏等人受学界的青睐。因此深入研究三论宗佛学思想,仍然是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百年来,经汤用彤、印顺、侯外庐、周叔迦、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郭朋、刘锋、廖明活、杨惠南等几代学者的努力,三论宗佛学的研究从文史考证到义理剖析,均取得了诸多进展。就三论宗佛学思想的研究而言,侯、周、方、唐四位先生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开创了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的局面,其中侯氏侧重于社会历史层面的透视,周氏侧重于佛学思想本身的梳理,唐氏侧重于思想史的评价,方氏则从世界哲学的宽阔视野下,阐发三论宗佛学思想的现代意义。而廖作为新一代学者,与侯、周、方、唐相比,可以说是三论宗的专家,更侧重于佛学思想的细密分析,将三论宗佛学思想的研究推向纵深。

  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仍然缺乏对三论宗佛学思想的总体把握,特别是未能揭示出三论宗佛学思想中各概念、命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具体的领域如修行论、解脱论、心性论等方面尚需进一步开拓。本书的作者力图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吉藏的著述为中心,对三论宗佛学思想作一总体把握,力争全面论述三论宗佛学思想的各方面内容。而有关三论宗佛学思想在中国佛学史上的地位,诸如三论宗与天台宗、禅宗之关系等,本书也做了详细的探讨。具体到各个章节,其也有自身的内容和特点。可以说,这是一部对三论宗的思想阐述得较为系统、全面的著作,在整个三论宗思想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佛教思想的断代研究

  研究佛教思想断代的著作主要有《晚明佛教思想研究》和《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后者之所以是对断代佛教思想研究的著作,是因为它所涉及的儒士特指宋代儒士。这两部著作,从宏观上来看,前者是侧重在明代思想的研究背景下进行佛教思想研究的著作,更加注重佛教思想和晚明时期的禅宗、心性之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影响。后者则是立足宋代的时代和理论背景,试图以“宋代儒土”这一群体作为基础,来考察这一特定群体的佛教观,展现出儒佛在宋代所表现出来的交融、对抗等复杂关系。从宏观上来看,该著作列举了宋代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儒士进行个案研究,对于不同人物的佛教观逐一进行探讨,这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对于个案研究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清晰晓畅地展现宋代儒土的佛教观。

  晚明时期,国运的多难与社会的转型不能不影响到晚明思潮的变迁与转向。就晚明佛教丛林所处的时代环境而言,确为佛教传统所称的末法时代。遭逢末世时代的末法佛教又将何去何从?这一现实难题摆在力图改革丛林、振兴佛教的有志有为之士面前。

  从历史上看,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取向和道路选择。正是在其多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国佛教充分体现出了佛法义理的圆融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佛教圆融思想乃是中国化佛教或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内容及其具体表现。由于佛教中国化呈现出多元并进的历史进程,晚明佛教也并非单一而呆滞的形态,而是呈现出多元分化和多头并进的丰富外观,如禅净合流、禅教互通、显密并用、性相融会、佛儒对话、佛道沟通等。另一方面,晚明佛教对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普遍影响,亦表明中国佛教在现实层面上向民间生活渗透的世俗化倾向。此一历史实存情形,较为充分地表明了晚明中国佛教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思想取向,而这一思想的最初源头即来自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圆融思想。

  晚明佛教承续中国化佛教本身所固有的圆融思想,特别是继承唐代圭峰宗密的“禅教一致”论,以及五代永明延寿禅师“禅净合流”论等堪称范式的佛教圆融思想。就其思想向度来说,佛教圆融大致上可归结为内在与外在两种类型。就佛教圆融的内在向度而言,其表现为佛教内部诸宗派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交互关系,如上述“禅教一致”论、“禅净合流”论等;而佛教圆融的外在向度则指与其他思想意识形态类型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与儒家思想形态、道教思想形态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交互关系。佛教圆融思想在历史上具有动态的表现形式,这一动态形式使中国佛教具有及时调整自身的功能,从而能够体现出上述既内在亦外在的思想圆融性。晚明佛教的主导思想同样表现为明显的圆融特征,如丛林内部表现出的禅教归净、禅律一体、显密并用、性相会通的思想立场,都莫不是当时佛教圆融思想的具体表现;与此同时,晚明佛教在与当时作为社会主导思潮的阳明心学及其流变的思想对话与学术交往中,则表现出佛教圆融中多元分化的纷杂特征。

  晚明社会转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思潮转向与观念变迁,反映到佛教丛林中,则更使佛教思想的圆融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并从中展现出当时佛教界对其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作出的种种思想回应。就此而言,佛教圆融思想乃是晚明佛教基于现实主义取向的主导观念,并且表现出多元化、多头并进的纷杂性。那么晚明佛教圆融这一现实主义思想取向与晚明社会思潮变迁之间有何关联?佛教圆融对所谓晚明佛教的复兴思潮这一时代现象的出现又具有何种作用?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将充分表明对晚明佛教思想圆融性的深入把握及离不开整个晚明社会存在的现实背景,同时亦离不开晚明思潮变迁对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面对中印两大佛教传统的深厚资源,晚明佛教还面临着如何结合丛林现实与佛教传统的现实课题。这一现实课题具体表现在晚明佛教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关注佛教正法传统及其弘化问题,从而表现出一种回归佛教传统的历史主义倾向。对于这一思想倾向,《晚明佛教思想研究》一书称之为“佛教还源”与现实主义的“佛教圆融”两大思想基调,构成一种相资为用的互补关联。现实性的佛教圆融中有着历史性的佛教还源,而于回归佛教传统的历史还源中又体现出圆融性的方法立场。晚明佛教的复兴思想正是在佛教圆融与佛教还源双重主题下演绎出来的变奏曲。而晚明佛教思想中多元分化、多头并进的纷杂性,则基于现实圆融与历史还源的方法取向,最终落归于改革丛林的现实理念,从而使晚明佛教一时间呈现出独特的复兴景象。

  《晚明佛教思想研究》从佛教思想传统演进中的世俗化角度切人研究晚明佛教复兴思潮。著者认为,晚明佛教的思想观念尽管是当时社会思潮变迁和风气变异在佛教丛林中的反映与体现,但其中有着源出于佛教思想本身的独特理解与回应。基于佛教立场而对晚明社会转型、思潮变迁、风气变异所作出的各种回应,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于佛教世俗化问题的取向和态度,在现实层面上,则具体构成为晚明佛教的经世思想。

  基于上述考虑,全书基本思路倾向于佛教思想观念的阐释与梳理,从宗教社会学所理解的宗教世俗化问题的理论构设出发,对晚明时期佛教思想观念的呈现形态或表达方式进行共时性阐释,同时兼顾明末佛教的历时性演进,结合所处社会时代环境的思潮变迁,以晚明佛教思想的现实圆融与历时还源为两大基本主题,全面诠释晚明佛教世俗化及其改革丛林、复兴佛教的思想观念演历过程。在具体内容结构上,则较为系统地探讨晚明佛教的禅学中兴现象、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及其普世取向、佛教戒律复兴及其伦理诠释、晚明居士佛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社会效应、晚明佛学与明代儒学的相互交涉及其对佛教经世这一思潮转向的影响、晚明佛学与阳明心学及其流变之间的思想异同辨析、晚明佛教与道教及天主教之关涉等。最后,从对晚明佛教思想脉络的具体疏理、辨析中,阐释晚明佛教复兴思潮的困境所在。

  从佛教的发展和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看,佛教自传人中国起,就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进程。自两汉之际至南北朝,影响佛教较多的是道家、道教、中国传统宗教及玄学。隋唐之后,佛教的中国化更多地表现为儒学化。这种儒学化主要体现为佛性的心性化和人性化。其中以慧能南宗的提倡“心即佛”及两宋佛教的伦理化为最突出。

  两宋佛教的伦理化,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内部,二是儒家对佛教的改造。由于自李唐之后中国佛教逐渐走上了把做人与成佛、出世与人世统一起来的道路,佛教界的思想重心已逐渐转向现实的人生与现实的社会,这就使得注重现实人际关系的伦理化成为当时佛教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宋代儒学的复兴,儒学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出于“护教”的本能,儒士们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用儒家的伦理哲学去诠释、解读乃至“改造”佛教的思想。里外呼应、双重夹击,宋代佛教之生存、发展,除了伦理化已别无选择。

  《儒士视域中的佛教》一书深入剖析了赵宋一代儒士是如何站在儒家立场上,以儒学为坐标,对佛教进行解读、误读乃至“改造”的。同时还进一步从学理层面探讨了这种“误读”的原因等,对于推进宋代儒教、儒学乃至儒佛关系研究都很有意义。

  该书所研究对象为“宋代儒士佛教观”。所谓“佛教观”,就是对佛教常识的认知、佛教教义的理解和佛教功用的评价。书中选择了两宋时期的欧阳修、王安石、李觏、张载、程颢、程颐、胡宏、张栈、张九成、陆九渊、陈亮、叶适、朱熹,这13位儒家学者,对他们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方面的文献进行搜集、分辨、整理、研读,从而使他们对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的内容能够全面而系统地层示在读者面前,并对每位儒家学者之佛教观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宋代儒士佛教观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索,认为宋代儒士佛教观具有“儒学本位”、“实用性”、“隔膜性”、“否定性”、“多样性”五大特征。宋代儒土所展开的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其基调是批判的、否定的,其目标是儒学的复兴,所以,宋代儒士佛教观的展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新儒学的建构过程。宋代儒土所展开的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佛教的不足,解释了佛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佛教界检讨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评估佛教教理系统的长短优劣,进而为修正佛教发展中的错误,健康地发展佛教,以及理顺佛教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宋代儒士佛教观的研究,不仅让我们触摸到了两宋主流儒家学者在处理儒学与佛学关系上的真实心态,也让我们了知此“真实心态”形成的复杂因缘。

  这部著作的开创性工作,就是将宋代主要儒家学者关于佛教认知、理解和评价方面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开掘、梳耙和整理,使这些文献资料完整地呈现出来。特殊文献资料的开掘和整理已是重大学术贡献,而在占有的文献资料上找出有意义的学术问题,使文献资料充分显示出“学术功能”,即通过对此文献资料的解读、研判而转出重大学术课题,则是需要阅读者独具慧眼的。作者将这类文献归类为“儒士佛教观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当然也是开创性工作。而在具体展开“儒士佛教观”的讨论中,作者的所有基本主张、主要观点,全部根据第一手文献研究,而对学术界某些观点的完善或改正,也都以第一手文献资料为根据。

  3.心性论研究

  如前所述,心性论研究是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性和人性的密切联系和复杂关系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其他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著者对于佛性和人之心性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其研究只是作为自身主体研究的副产品出现,不是系统的论述。而在《中国佛教心性论研究》中,作者立足于充足的文献和史料的考证,以及对于佛教史的把握,对佛教心性论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该著作不仅立足佛教心性论的自身考察,还研究了佛教心性论对其他学派,如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于此思想所产生的互动。玉佛寺挑选了这样的著作进行编著出版,也体现了该寺对于学术问题思考的深入和“文化建寺”战略的持续贯彻。

  从整个中国哲学史来看,“心性论”无疑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中国古代儒、道、佛三家都有丰富的心性思想,而又以佛教心性思想最先成熟,儒家、道教正是在佛教心性论的影响之下,完善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然而,近年来的儒学研究无论在传统心性思想的整理方面,还是在创造性转化方面,都走在了佛教研究的前面。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此部论著则可以算作这一方面的积极尝试。本书的特点来自多个方面:

  首先,本书著者站在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佛教心性思想。对于中国佛教心性论的研究最早来源于对印度佛教如来藏思想的考察。对此,欧美以及日本学者率先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些学者将其研究中心放在“如来藏系经典”上,对中国佛教在此基础上的新进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作者以为,对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分析评估实际上便牵扯到如何看待佛教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以及如何界定中国僧俗对世界佛学的贡献等重大问题。尽管本书并非针对中国近代以来对于如来藏思想的批判及现代日本“批判佛教”本身,但是本书著者对此问题也有相当敏锐的回应。书中有些结论应该有助于廓清对于如来藏及本觉思想的指责。

  第二,本书的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对于佛教心性思想的整体把握上。本书的研究,是在中国佛性思想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试图拓展佛教心性论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以修行解脱为特质和终极价值的佛教心性论与作为“哲学本体论”的佛教心性论之间,寻找其共通性与理论连接点。

  第三,本书通过对隋唐佛教四个理论色彩特别鲜明的四大宗派心性思想的分析,概括出了佛教心性思想的基本问题与理论体系的框架。著者认为,隋唐佛教心性论的理论体系由“心体与理体”、“生佛与佛性”、“唯心与唯识”、“心性与解脱”四个环节构成。以“范式”的方法对中国佛教诸宗派的心性论体系进行研究,可谓作者的新创,应该给予关注。

  最后,此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注重文本分析,注意将宏观把握建立在确切的资料与较为细致的文本分析之上。这样的方法,不但保证了宏观研究的结论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而且在某些微观领域也得出了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新观点。

  4.现代佛学研究

  上述著作主要是从古代佛学的研究出发,以期借鉴古代的佛学思想来丰富、发展和思考现代佛学的问题。但是最终目的都是回归现代佛学研究。玉佛寺在注重选编出版古代佛学思想研究著作的同时,也不忘记选择优秀的现代佛学研究著作,《现代新儒家与佛学》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前面已经分析过,佛性和心性的研究是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现代新儒家立足儒家理论,特别是立足儒家心性论的研究,倡导现时代的儒家价值,并企图引起人们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纠正人们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错误观点。从这一点出发,现代新儒家确实和佛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考察十分有意义。

  《现代新儒家与佛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是:在现代新儒学思潮中,佛学在儒学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代新儒家如何吸取了佛教哲学的营养;佛学对现代新儒家建立哲学体系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影响、起着怎样的作用;这种影响就理论思维的角度说,其主要特点和意义何在,等等。

  佛学影响现代新儒家的特点,概括性的来说,第一代新儒家是由佛人儒、以佛构儒;第二代新儒家是以儒为本、摄佛人儒。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当代,儒、佛关系的发展趋势呈现为逐渐松弛、分离的倾向。在今后的学术发展中,儒学和佛学还将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术流派长期存在,同时,又融合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儒学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最重要的大本大源,直到今天还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人类思想文化的重要成果,目前依然有着广泛的信众。可能不会有儒学的再次复兴,也无需等待儒、佛的再次结缘。不过,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它们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而在未来世界多元文化的建构中,儒、佛二学仍是我们思想文化的宝贵遗产,并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显示其新时代的价值。这是《现代新儒家与佛学》给我们展现的学术视野,也是该书带来的进一步的学术思索。

  (二)觉群佛学译丛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从东汉传人中国以来,历经朝代的更替,诸多的高僧将原为梵文或者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的运用,最终使得佛法深人人心,广大信众都能沐浴在佛法之下。此功德之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终有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也遍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在这些国土上也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经历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的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这也是和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教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到了近代,因为科技发展的刺激,佛法潮流也不断扩张。自19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的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日本到南亚诸国,从德国、法国到英国,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国,自C.R.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到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经趋向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难逢的时机。

  因此之故,曾有台湾蓝吉富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100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开拓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惜其著作多属近代,并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的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借此因缘,玉佛寺故有觉群编译馆的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其翻译的原则在于借古人译梵为汉的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对在家出家者,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但是一样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如果仅仅是依从文字来解其意义,那么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恰恰是违背了佛法的宗旨。但是这是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何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侣虽为出家之人,但是却不能遗世而独立,实赖将自我的生命契人世界而存在。玉佛寺想借此翻译的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的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的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并且将此与国内的其他的新的研究成果结合,促进佛教的进一步充实与广大。从这一角度来看,玉佛寺的这项翻译工作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也隐含了社会责任的担当,体现了人间佛教的旨归。

  《觉群佛学译丛》聘请了季羡林先生为名誉主编,由玉佛寺的住持觉醒法师担当主编。从着手开始进行这一工作至今,已经相继出版了六本译著,分别为《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隋唐佛教文化》、《修剪菩提树》、《般若思想史》、《中国佛教的复兴》。从译著的作者上看,一方面,书的原作者都是在海外的佛教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专家,他们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另一方面,书的原作者全部活跃在近现代,他们著述的出版时间也离我们很近,作者涉及英、法、美、日等各国,而且内容也涵盖广泛,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这些译著给国内佛学的研究带来的巨大价值。因为这些著作的内容都是海外最新、最具权威的研究成果,所以,能很好地反映海外佛教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西方佛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帮助我们通过借鉴海外佛教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佛教研究。这不仅促进了中国佛教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在中国佛教研究和世界佛教研究的互动过程中,为世界佛教研究的深入作出贡献。    ‘

  这批翻译的著作从内容上看体现时代性,具有前瞻性,从作者上看具有权威性。玉佛寺这次主持编译的这套著作,为国外较为前沿的学术观点向国内的引进与介绍提供了一个平台,这同样是玉佛寺坚持“文化建寺,教育兴寺”战略的结果,对于玉佛寺今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中国佛学研究的深入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玉佛寺对于佛学的学术研究的推进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这次编译和出版的著作就其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如下一些专题内容。特定时代佛学研究的著作有:《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隋唐佛教文化》两部著作;从不同的地域来划分,其研究的内容分属不同地域的佛学研究著作有:《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两部著作;跳出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专注于特定佛学思想的著作是:《般若思想史》。当然,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具有内容上的绝对独立性,著作与著作之间必然有共同关心的内容和佛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的交叉,他们的交叉一方面体现着佛学研究的核心热点问题的凸显,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不同的著作中,立足不同的立论角度和理论背景展现出共同问题下的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例如,《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中当然会涉及隋唐佛教文化,因为历史上隋朝从开始到灭亡,其时间跨度为581年至618年,唐朝则是618年至907年,基本就是5世纪到10世纪的这个时间段。因为历史时期的交叉,他们研究的内容上必然会有交叉的部分。相对地,对于隋唐佛教文化的关注,当然要涉及寺院经济这个重要的因素,寺院经济影响着当时的统治者对寺院的态度以及政策的变化,对于这一部分的研究当属隋唐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隋唐佛教文化》是对佛教文化的宏观把握和梳理,但另一部著作则是以寺院经济作为切人点来对特定时期内的佛教思想进行研究的。而般若思想作为佛教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思想研究中也必然或多或少地涉及,这同样呈现出内容上的交叉和互动。而不同地域内的佛教思想的研究,比如《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也为不同地域佛教思想异同方面的比较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料。

  1.特定时代的佛学思想研究

  如前所述,这一专题内容主要包括的著作有《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和《隋唐佛教文化》。前部著作是以寺院经济作为一个主要讨论的议题,以特定时代作为背景来加以探讨。后部著作则是以隋唐作为考察的背景来对当时的佛教文化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他们因为在时代上有大部分的重复之处,所以在内容上有相互补充的地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两部著作是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的著作者分别著述出版的,但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却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有如此默契之处。其具体内容和整体框架的不同,展现出同一问题下的不同视角和不同观点,值得我们特别地思考和借鉴。

  《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的著作。

  从整体内容来看,本书从材料出发,分别从直接的一手材料和间接的二手资料两个方面着手,并将其结合起来对讨论的问题的背景进行了详细的铺设和说明。接着是本书的重点部分,即“财富的积累”。既然是讨论中国的寺院经济,所以财富的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从不同的方面,深入地讨论了中国寺院经济的财富积累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向人们展现了中国5至10世纪寺院经济的面貌。佛教讲求财富的积累并不是为了自身物质的享受,而是为了更好地将积累起来的财富布施到人间,并且努力行善,弘扬佛法,所以布施的流通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财富积累的寄托,也是财富积累的出发点。该书第四章就探讨了这一问题。谢和耐教授并没有在第四章之后就打住,而是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探讨了这一现象所形成的历史基础,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在“史中思”的学术品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在思考中所具备的历史背景,将两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严密的治学方法。可以看出,这本著作前后贯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问题的探讨和展现也是逻辑而全面的。

  这部著作的意义既在于其资料的选择(大都是未曾刊布的第一手资料),又在于其研究的方法和方向。其基本内容很丰富,由谢和耐阅读写本时积累的有关经济事件的资料组成,但也有正史以及作者很熟悉的佛教文献。他研究过的全部原始资料都是经济性的和具体的,并且与处于历史中的一种集合心理学现象联系起来了(该论著的新奇特征和价值正在于此)。谢和耐于其导言中指出:“我希望研究的,正是经济与法律事项、社会结构、习惯做法和行为之间,有时是很密切的关系和联系的。”它主要是一部经济学家的著作,而不是宗教史学家的论述。对于宗教、经济和社会现象之间相互影响的这种分析,是在并不先人为主地坚持某一个领域高于其他领域的情况下完成的,从而揭示一套复杂活动的全部真相。这种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其内容系根据一种长远的历史观点来处理的。“印度遗产”被作了详细描述,他对从这种模式继承而来的戒律和制度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也作了同样处理。他提出了佛教运动的衰落问题,其最早的迹象从8世纪起已经出现了。谢和耐教授从两方面探求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佛教本身的内部矛盾和最有利于佛教发展的背景中,寻找一种世人可以称之为商业思想的心理状态(追求利润趋向于变成其目的本身),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中形成的;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关系向一种社会分裂方向发展的伴发性变化中寻找。为了适应时代的趋势,佛教也放弃了与旧关系体系的残余作斗争。从而放弃了它那保障社会凝聚力的特色。从其普遍性中获得力量的佛教,在此则失去了其灵魂并仅以蜕变的形式维持下来了。

  在中国,按照近代学术规范研究佛教传播与中国化的历史,虽然意义重大,却时日短浅,进展有限。日本在此领域颇下苦功,名家辈出,积累甚厚,形成有特色的研究风格。了解其前沿成果,借鉴其研究方法,是促使中国佛教史研究长足进步的捷径。

  砺波护先生的《隋唐佛教文化》涉及的都是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变化,一个是佛教史基本文献的考订,属于研究中国乃至东亚佛教史必须了解的基础性课题。在具体研究上,砺波护先生特别注重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于细微处发覆幽玄,百年悬疑,豁然冰释。就问题的提出和证伪论析来看,基本属于东方的实证方法,未作哲理的玄谈。以文献考证为基础,用历史的方法阐释佛教问题,是日本佛教研究的主流,砺波护先生颇能反映日本的研究风格。而这种研究路数同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容易被中国学术界借鉴吸收。

  目前中国的佛教研究,对于基本文献的考订和历史背景关注甚少,更多注意宏观的变化和一些佛理的阐释;对于禅、净等中国化了的部分关注较多,对于早期佛教的义理和佛教文献的研究不足。概言之,基础性研究尚待加强。砺波护先生这类实证性研究,可补我们研究的薄弱之处,同时也可作为实证的范例。

  该书首先考察佛教在东亚世界的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同中国已有的儒家伦理道德和道教势力的冲突斗争,通过对此过程的研究,可以深刻地了解佛教是如何在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社会扎下根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研究。文化传播有很多类型,形成多种形态,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或者并存,是研究文明史的重要方面。随着交通和信息传播的密切,不同文化交流的频度和广度都是古代所不能比拟的,但是,文化的冲突、借鉴、吸收、融合,仍是今天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表象的描述和比较是容易的,然而,通过表面的事件洞察背后的文化碰撞,就需要对不同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有深刻的历史眼光。

  2.地域性佛教研究

  这一专题的研究性译著有两部:《中国佛教的复兴》和《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虽然两部著作所研究的地域截然不同。但是,一方面,这种不同可以使得我们更好地将中国佛教和印度、锡兰佛教的研究状况和内容加以比较;另一方面,在这种不同中,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对于佛教终极问题的讨论和关注,是不同地域下的佛教研究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这种义理上的中心教义和核心问题的关注一以贯之,从未间断。这又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中国佛教的复兴》一书,将复兴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来考察。该书主要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发展过程的考察。通过考察作者认为,中国的佛教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正在不断地走向复兴,而从内在规律性来看,中国佛教的复兴也是势所必然。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集中探讨了复兴的含义,为全书的亮点所在,对于复兴含义的考察和回归,使得该书更加充分和具有说服力。其主体内容分为十二章:第一章对复兴的开端做了介绍和说明;第二章则对争取全国领导权的斗争的历史进行了阐述,这争权的斗争为佛教的复兴提供了政治的支持;第三章以太虚为例,从太虚一生的具体活动中,体现佛教复兴的情况;第四章介绍居士佛教运动,对居士组织的活动、佛教的正信会,以及日益重要的居士作用做了阐发;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九章,对建筑、出版、教育、僧侣的社会活动、对外交往等多个方面依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全面地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佛教从开始复兴到走向复兴的高潮,以及高潮之后的发展过程;在第十章中,作者对宗教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并在第十一章中进一步对基督教的成见与佛教的现状做了阐发并探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书的最后一章对“复兴”的含义做了规范和阐释,前后呼应,将复兴的含义与之前进行的多方面的对中国佛教的考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增强了自身理论的说服力,体现了严谨的研究态度。

  《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一书是以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的演变为脉络,对印度和锡兰的佛教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梳理和考察以及研究。一方面这为当前中国学者研究印度和锡兰佛教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自身佛教研究和海外其他国家佛教研究和发展的比较充实了资料基础。从该书的具体内容上看,它试图按照历史的线索对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发展进行简略地叙述。在全面总结并概括所赖以立足的基础性的研究之上,试图填补英国佛教研究方面因过分热衷巴利文材料,而在其他小乘和大乘佛教派别研究上的空缺。

  作者通过对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的考察,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相:这些佛教信徒像他们的师父一样,也都热衷于解脱;他们的哲学其实是缺乏系统性和成熟性的。这一事实,历史地反映在中观派的学说当中,从而批驳了那种企图盲目地将一切古代思想现代化的学术研究的路径。作者通过对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的研究,揭示了在佛教当中,人所寻求的本来就是宗教解脱而非哲学的颖悟,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并且主张这样的解释说明才代表了真正的佛教观点。该书认为,这一佛教派别整体地向古代佛教中引进了理性主义的观点、引进了康德、叔本华、冯·哈特、罗素、柏格森的及诸如此类的无灵魂的心理学等。这些哲学家们向我们担保,佛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尽管历史朴素地显示出:这样的观念其实是很缓慢地形成并最终在唯识派当中定形下来的。后者所攻击的是更加正统的派别的实在论态度。这些人同样又向我们担保:空间也是佛教观中的一种理想结构——其实在中世纪的印度和锡兰,还看不出这样的思想。而这种观念显然是同经典及经典为基础的其他佛教文本冲突的。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本书的特点:作者的思想立场与方法论,作者的学术成就。著者在对东方宗教的研究上是有点“无神论”色彩的,一切经典上的传奇都要接受他的经验常识以及普通理性的检验。一般说来,他不承认任何超越的事物,对于神通的一类的东西,他投之以睥睨的目光。

  其次,从该书看,著者在佛教研究上所重视的是经典传统与先前的印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一系列的重大学术讨论上,他注意了佛陀与他之前的社会宗教思想的联系、佛教思想的深化与部派分裂、大乘与小乘的联系与差别、龙树的中观哲学与商羯罗哲学的关系。探究其学术路子,知道他主要从南传佛教人手,凭借的是巴利文经典。虽然就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的书对于印度和锡兰佛教哲学在很多方面的研究算不上深入,但是,书中有的章节直到今天依然不失其学术价值。例如其对南传十四种心的转述就是如此。

  3.特定佛学思想研究——《般若思想史》

  “般若”一直是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范畴,对于这个概念和范畴的使用,无论是在佛教的经典中,还是在佛学的研究著作中都时有出现,但是对于这个名词做集中的考察,甚至上升到思想史的高度,对于这一概念和范畴的演化发展的过程,以及这一概念在整个佛教思想史上的不同佛教思想家那里所经历的变化发展的历程做系统性的考察却是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本书自身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玉佛寺选择它进行翻译和出版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山口益先生在开始进行撰写的时候,本只是想从原典学的角度对龙树以后的印度佛教圣典进行研究。但在从原典学的角度对印度佛教圣典进行多方探索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触摸到其中流传着的思想史的体系,这本书就是对这一思想体系探索成果的展现。《般若思想史》这本书的基本主线在于用般若思想的发展来贯穿整个佛教史,而在其中还有一条隐含着的主线,即“利他”思想的发展。在著者看来,从最初龙树思想中不甚明显,到净土思想、如来藏思想才一步步地深化。

  而译者在山口先生众多著作中之所以首先择取《般若思想史》介绍给中文读者,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般若思想史》的部头虽然不大,但它却是山口先生在深入研究原典文献的基础上旨在揭示印度中观和唯识两派思想之内涵的总结性著作;二是山口先生将此著冠以《般若思想史》的名称,其用意极深,即这是一种从学术的角度试图通过“般若”理念打破中观、唯识及如来藏思想间壁垒的极其有意义的尝试;三是山口先生在《般若思想史》中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就如来藏思想的产生背景做了深入的探讨,并从《究竟一乘宝性论》中挖掘出“缘起即是如来藏”的核心思想,换言之,在他看来,《究竟一乘宝性论》中提及的“如来藏”一词指的就是“缘起”,这对于解决近20多年来国际上围绕“如来藏思想”所发生的种种争端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菩萨心与菩萨行

  都市佛教之所以与原始佛教和乡村佛教不同在于:一方面,它身处都市,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在弘法利生的基础上,将自身的觉悟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因为它发展在都市,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更加密切,因而能够适时地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经济上的支持,保证寺院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而这样的研究和探讨在玉佛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得以贯彻和进行,其最为突出的形式是学术会议的举办。

  从佛学研究自身来考察,学术会议为其不断深人提供了平台。一方面,就佛学研究者自身而言,他们对于自己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将自身的问题自觉地与当代社会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并立足自身的研究,同其他佛学研究者,就自身所研究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意见上的交流;另一方面,跳出佛学研究者自身,佛学研究还依赖其他学科的学者、专家为其发展提供丰富的可供借鉴的内容和资料。基于以上考虑,玉佛寺长年坚持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会议,并且将会议上学者和专家们所做的发言和提交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文献的形式展现其学术讨论的成果,以此作为媒介扩大了佛学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显示出玉佛寺对于学术会议意义的清楚认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玉佛寺对于佛学研究的重视。

  从佛学研究的理论探索和都市佛教的密切联系来看,作为玉佛寺都市佛教的自身建设和社会问题的持续关注的重要结合形式,学术会议的连续性举办,为佛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每次会议上,与会的众多学者和专家就一个中心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的会议不但使得与会者的学术观点获得了一个交流的机会,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还能大大促进佛学研究的进程。玉佛寺开展学术会议并通过会议带动和深入都市佛教和现实问题的良性互动,无论是对于寺院本身还是对于中国佛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几年来,玉佛寺举办的学术会议,不但内容丰富,主题鲜明,而且成果显著。就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来看多关注现实,与当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无论是佛教文化的讨论,还是佛教与社会关系的梳理,或者是环保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关注,都能鲜明地体现这一点。这更加具体地表现了玉佛寺都市佛教文化型发展的特质。

  总结最近几年玉佛寺所举办的学术会议的内容,大体都围绕佛学和当今时代、社会发展之间的议题,其具体的内容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专题:

  (一)佛法如何契理契机,适应社会

  以菩萨心看社会,也就是佛法如何契理契机、与时偕行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寻求佛法与当代社会契合点的问题。以佛教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探讨的中心议题的有三次会议:“佛学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和“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这三次会议都集中讨论佛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会议作为玉佛寺发展“文化建寺”和“教育兴寺”的战略的起点而举办的,集中探讨佛学和当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后面两次会议则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具体的切人点来对佛学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及互动进行深入的讨论。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然而,这种适应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探讨,这种探讨所折射出来的可能性,以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可操作性,是第二次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而当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之后,玉佛寺就适时地举办了“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与会的专家学者集中讨论的是佛学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可供借鉴的资源,佛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自身如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及佛学与和谐社会相互交融的可能性问题。

  1.“佛学与当代社会”研讨会

  “佛学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是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和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一次由中印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举办地点在玉佛寺。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佛教发源地印度和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20余名研究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本次会议上,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玉佛寺提出“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对玉佛寺今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深远的价值。具体来说,在这样战略的确定背后,是玉佛寺充分尊重文化,尊重教育的理念,以佛家文化作为基点,在文化的基础上建寺并进一步将文化的提升融人到寺院的发展过程中去。而文化建寺的基础则是教育建寺,一个寺院如果只有文化建寺的理念和口号,没有切实的教育活动,就失去了这些理念和口号的依托。教育是寺院发展的根基所在,寺院的基础人员是僧侣,他们接受教育并对佛教文化有初步了解,甚至深入研究,是文化建寺的基础,为“文化建寺”这一战略的实现提供了人力支持。从此可以看出,“教育兴寺”之于玉佛寺是一种基础性、奠基性的理念,这一理念的实现和发展,将会更好促进“文化建寺”战略的实现。对僧侣进行教育,必将使得僧侣的个人素养有所提高,而僧侣个人素养的提高则是“文化建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文化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文化建寺”之于“教育兴寺”更多地是一种终极的目标,这种将寺院的建设和文化的弘扬结合起来,并将文化的弘扬作为建寺的战略贯彻始终,使得寺院的建设具备文化的基础,在文化建设上增强寺院自身的内在深度,在中国的寺院中还是少见的。这也是玉佛寺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发展战略,这表明玉佛寺不但确立了自己发展的基本路径,而且在发展的战略中体现了寺院自身的特色,在中国寺院的建设中走在了前列。

  除此之外,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中印学者还就“人世原则指导下的佛法精神与上海城市精神”、“都市佛教的现代意义”、“佛教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中国佛学与现代性的对话”、“当代中国佛教俗世化原因探析”等相关问题各抒己见,并且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见解。会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对玉佛寺的发展及中国佛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研讨会”于2000年9月18日至20日在上海玉佛寺举行。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宗旨是:深刻领会江泽民关于宗教问题“三句话”的指示精神,总结多年来佛教界在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方面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推动佛教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更好地高举爱国爱教旗帜,继续自觉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为社会的稳定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努力。

  玉佛禅寺住持觉醒法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代表市佛协和玉佛禅寺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法师、居士及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推动全国和上海地区的佛教在跨世纪的发展中,开拓进取,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途径、新方法,促使佛教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7篇。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中绝大部分论文探讨了佛教如何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许多论文都以本地区佛教界人士近年来在“相适应”方面所作的种种实践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论证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相适应”提供了一些新途径和方法。

  有些论文认为,当前佛教界必须从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挥佛教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大力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和弘扬佛教文化等来进一步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有一些论文认为,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佛教界仍然必须继续努力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关于宗教问题“三句话”的精神,引导信教群众遵守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所有宗教活动和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坚决做到: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坚定不移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使佛教在新的世纪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3.“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

  “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于2006年9月28日在玉佛寺举行。本次研讨会是为了积极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号召,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重要论述,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通知》精神,以实际行动开展“知荣辱,讲文明,树正信,促和谐”,不断挖掘佛教伦理思想中有利于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的积极内涵,希望通过对佛教伦理中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内容的挖掘,结合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为当代佛教如何服务社会提供理论上的探索和指导。

  这次研讨会是玉佛寺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进行的一次探讨性的会议。在玉佛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紧跟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将寺院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人间佛教的特点,也贯彻了“都市佛教”的理念。佛教一直都是和人间紧密相连的,它不是高居在极乐世界的空想,它是从人间来的,以人间作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此意义上,玉佛寺召开的这次会议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玉佛寺的发展一直和政府的支持分不开,这次会议的召开,也体现了玉佛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之于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心的确立是玉佛寺之于社会发展的一种贡献,也是一种动力支持。作为玉佛寺,它并不是将自己设立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佛教寺院,而是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让自己融人社会,体现出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

  在这次研讨会中,众多的学者、专家就“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的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觉醒法师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弘扬佛教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报告,指出:“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弘扬‘知荣明耻,共建和谐’的时代精神指引下,佛教界应以弘扬积极向上的佛教文化为契人点,大力宣扬明缘起、去我执、讲诚信、兴慈悲、行报恩、促和平、知荣耻、倡和谐的佛教理念,为弘扬时代精神、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服务。”

  有学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需要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的支撑。佛教具有丰富的伦理资源。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如何?如何挖掘和运用佛教伦理中的积极内涵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这是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而佛教伦理如何推动和谐社会发展有三个向度:一是推动人与自我的和谐;二是推动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学者认为佛教伦理思想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贴近生活,已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少年来,它以弃恶扬善为中心内容,在促进与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方面,起到了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佛教伦理思想,是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催化剂。还有学者将佛教中的荣辱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提出的荣辱观相结合来分析,指出由玉佛寺举办的“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是一项积极而有重大意义的活动。

  (二)走向现代都市的佛法

  佛教本是让人从世间解脱。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太虚提出“人间佛教”,佛教人间化之后,“人间佛教”备受关注,由此而引出的“都市佛教”和。佛教现代化”的问题也被研究者多加重视和研究。而玉佛寺作为一个“都市佛教”的显例,其自身的发展也体现了“都市佛教”的生命力,并且我们还看到,佛教的现代化在玉佛寺的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基于如上的考虑,玉佛寺还举办了众多的学术会议来探讨“佛教现代化”和“都市佛教”、“人间佛教”的问题。最为集中的两次会议分别是:“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和“佛教与现代化”研讨会。

  1.“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

  玉佛寺于2002年11月19日至20日举行了“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法师、居士运用社会学、宗教学、文献学的方法,对都市佛寺与人间佛教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

  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觉醒法师在致词中指出:“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是佛教发展过程中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一个事关都市寺院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课题,理应为佛教界及关心佛教命运的各界人士所关注。在当前形势下,都市寺院如何发掘自己的现代价值,如何对玄奥艰深的佛教教理作出符合现代思维、现代语言习惯、对解决当代社会问题切实有效的新的诠释,如何解决与现代主流思想意识之间的对话、适应,如何实现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社会与时代赋予都市寺院及整个佛教界义不容辞的任务。作为经济条件比较稳定、社会需求层次复杂、信徒文化素养相对较高的都市寺院,在践行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应该积极扬长避短,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弘法利生事业中去。继续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注重僧团素质的提升,以高尚的道德和人品示范社会,大力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的优良传统,积极发挥佛教化世导俗的社会功能,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对外交往”的优良传统,促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有学者说:人间佛教是佛教固有、本有的属性,只是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强调了,它才成为问题。人间佛教是佛教固有的功能,只是为纠正佛教中那种对死后、对度亡的关怀,太虚大师才提出了人间佛教的理念。佛教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佛教寺院就是要弘扬这种人文精神,觉悟人生,奉献人生,高扬人文精神。从地理位置上虽然可以把寺院分成都市寺院、乡村寺院,功能有所不同,但任务是一样的,追求的都是解脱,其性质、功能是相同的。对于都市寺院的佛教徒而言,既要身居闹市,心在山林;又要身在佛门,不舍众生。

  该学者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首先,人间佛教、都市佛教,是史已有之的内容,因此,仅流于表象的理论固然有意义,却是远远不够的。应当结合都市佛教、上海佛教的特点,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其次,在日本、韩国佛教史上,都市佛教作为山林佛教、传统佛教的对立面而受到过批评。所以如何保持佛教的山林气,如何避免只有人间,没有佛教的情形,是提倡都市佛教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其三,都市化、全球化乃大势所趋。在发达国家,都市化过程早已实现,因此,在提倡都市佛教的同时,要具有前瞻性,要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努力。

  会上有学者非常详细地考证,山林佛教和都市佛教几乎同步产生。有学者指出,佛教的立教之本,是建立在修行证果的根本上’,同时又要面对大众,向所有的人群传播。如何使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互补,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还有学者分析了如何从操作层面来推展都市佛教,并提出了在网络时代,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佛教在投入社会的同时,如何保持立教之本?如何避免在跃向万丈红尘中边缘化?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觉醒法师对大家围绕“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这一话题发表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对都市寺院在践行人间佛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潜在优势所作的精辟独到的论述,以及为都市寺院今后的价值取向及努力方向所提供的大量有益的意见和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人间佛教是一个历古弥新的话题,是佛教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也是两千五百年佛教史始终努力的方向。都市寺院作为佛教寺院中的一份子,在充分发挥其明显的独特优势的同时,如何继续深挖潜在能力,克服先天的缺陷,扬长避缺,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长足发展,是都市寺院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在贯彻人间佛教精神的过程中必须实践的内容,应该为所有的都市寺院所共同关注和探讨。希望所有教界同仁及教外学者都能积极地参与到这一话题中来,从而为佛教的发展振兴而共同努力。觉醒法师深情地希望能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建立教界和学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在“都市寺院与人间佛教”的主题上共同努力,深人探讨,共谋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兴盛。他表示:作为都市寺院中的一员,玉佛寺将会以人间佛教的精神为指针,精进行持,不懈进取,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希望大家对玉佛寺的发展继续给予一如既往的关心和爱护。

  这次研讨会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课题。

  第一,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都市佛教相对于地域概念上的山林佛教、乡村佛教而言,其兴起乃出必然,其地位也必将越来越重要。认为都市佛教具有地域性、时代性、社会性三大特征,都市佛教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文化相比,它在创造性转换中体现着理性化、知识化、人文化的特点。也有学者认为,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都是佛教传统中的一个部分,两者之间有着共性的地方,二者都服务于世间的有情众生,都以出离生死、证悟菩提为目的。所不同的是,纯粹的山林佛教多有小乘的特色,而都市佛教更易于发挥大乘佛教的更高境界,由于它与更广大的都市人群发生联系,更容易实行其慈航普度、普被群生的高迈理想与目标。对此,觉醒法师认为:与山林寺院相比,传统积累、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信徒素质构成了都市寺院独特的弘法优势。但是这种优势也不是永恒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都市寺院也会不断迎来来自于社会发展、信徒需求、僧团自身素质等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挑战。面对挑战,都市寺院只有高举人间佛教的理论大旗,发扬“立足世间修菩萨行,奉献社会成菩提果”的大乘佛教精神,努力践行“人间佛教”。

  第二,都市佛教与佛教都市化。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佛教的都市化发展,应当意味着当代中国佛教的一个新走向。两千年以来,佛教已经中国化、乡土化,今日还需补上一个都市化的问题,并对佛教发展的都市化要求、传统佛教的边缘性、政治性、都市化的社会性等问题作了讨论,对上海佛教近代以来所呈现的都市化发展倾向做了概括。对这一课题,与会代表给予了正反两方面的回应,体现了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第三,佛教的现代化与化现代的佛教。有学者提出,佛教现代化,就消极的方面讲,是指传统佛教面临现代社会有某些不适症,必须适应时代社会而调整,故需“现代化”;就积极的方面讲,佛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现代化”以“化”度那个“现代”的众生,其目的乃在“化现代”。佛教现代化的原则乃是“契理契机”,也可以说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在本次研讨会上,对“人间佛教”这一概念的关注已开始由理论层面深入到实践层面。人间佛教的理论经过太虚、印顺、赵朴初等几代先贤的讨论和完善,已为广大佛教徒所熟知,但是对于“如何实践”的问题,能够道其详者则为数不多。这次研讨会,不少学者开始把着眼点放在了这一方面。有论文根据自己的调查,通过对大都市的佛教信仰结构、活动特点的概括分析,提出在社会城市化发展中佛教信仰的“三本三要”问题,认为在都市佛教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固守的三个根本是:作为信仰之本的终极关怀,修行之本的人格高尚,化俗之本的辅助弱势,必须处理好当前部分信徒及其活动中所存在的媚俗与庸俗化、浮躁与贵族化、势利与冷漠化三个明显的重要问题。

  本次研讨会还将都市佛教的相关问题置于历史性、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有学者从“全球化”的时代氛围中分析了中国佛教的未来走向;揭示了“全球化”对中国佛教带来的挑战;强调了普世宗教、信仰需求的满足对佛教界的考验;提出了中国佛教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具有“全球”意识以及快速的回应能力。有学者认为,都市化、全球化乃大势所趋,在发达国家都市化过程早巳实现。因此,在提倡都市佛教的同时,要具有前瞻性,要向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努力。

  本次研讨会也涉及出世与人世的关系问题。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树立出世品格是人间佛教的根本指归,而积极人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他们大多强调了出世与人世的统一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有学者提出佛教的要义是利生济世,济世一是直接参与,一是间接参与,佛教出家众要与社会保持适度的张力。有学者认为,当前佛教界在宣扬“人间佛教”的过程中,对应当保持佛教信仰的神圣性强调得不够;指出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持佛教的宗教性、神圣性、纯洁性品格,就会严重地影响到佛教的形象。

  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都市寺院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作了具体而富有意义的探讨,为包括玉佛寺在内的所有都市寺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佛教与现代化”研讨会

  为贯彻觉醒法师提出的“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寺院发展理念,多方位发掘和展示佛教文化中的丰富内涵和艺术形式,上海市玉佛禅寺于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举办了“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六十周年”研讨会。

  研讨会重点研讨太虚法师在中国佛教现代化过程中的贡献。与会代表分别就太虚大师人间佛教思想的现代意义、太虚大师佛教改革的成败得失、佛教现代教育的成果与困境、现代寺院管理剖析、佛教组织制度利弊、佛教现代化的反思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大会的开幕式上,觉醒法师向大会作了题为“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因缘”的演讲。他介绍了太虚大师和玉佛寺之间的历史因缘,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脉络做了简要的梳理。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代佛学界泰斗,其出生就在浙江的桐乡,由于地理关系,加上其出家之后的活动,往来于沪浙一带,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玉佛寺也结下了很深的因缘,这里有他常来驻锡的留影,寺内曾有许多与他相关的人物、事件,甚至玉佛寺也成了他最后的圆寂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太虚大师与玉佛寺有很深的渊源。觉醒法师还对几个重要人物作了具体介绍,以展现太虚大师与玉佛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特别强调了太虚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对玉佛寺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借玉佛寺的影响对整个中国佛学研究和佛教寺院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学者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及其意义作了集中介绍和评述,认为太虚人生佛教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转型和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对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的思想进行了概括,总结出三点:第一,出于对中国现代佛教的整体性设想,主张佛教应重视人生,以改善人生为基础,并在教理、组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革新方案;第二,重视佛教中与社会道德密切结合的五戒、十善等规范和思想,并且适应时代作了新的解释,倡导佛教徒努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热爱祖国和人民,多为社会民众奉献;第三,主张建设新型僧团,兴办佛教学校,创办佛教学术刊物;最后指出,“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对促进中国近现代化佛教的转型,对发展佛教文教事业,培养创新人才,建立新型教团,吸收现代人文乃至科学思想诠释和弘传佛法,创办社会福利事业,开展国内外佛教学术交流,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是教内外学者应当进一步研究和总结的”。

  有学者认为,近代社会,风起云涌,中西文化交融激荡,庙产兴学风波不止,佛教如同一叶漂浮于大海中的小舟,险象环生,波谲云诡。护教安僧成为佛门头等大事。其间云起龙骧,出现了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一批佛门志士。他们因应时代,锐意改革,以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的情怀为中国佛教的振兴带来一线曙光。在这一场挽救民族危亡、护国爱教的运动中,太虚大师以其特有的行事风范,诠释了处于这种动荡时节、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佛门领袖于困境之中重整僧团、再树法幢的决心。其佛教建设思想已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影响着华人世界佛教的走向与形态,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建设的创业垂统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

  还有很多学者对“佛教与现代化”的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的论文对太虚大师的慈善思想进行了探讨,有的则从伦理学和伦理观的角度对太虚大师的言行进行探讨,有的论文则是将介绍和研究太虚大师的言行和思想同“佛教与现代化”这一议题结合起来,不单是探讨研究了太虚大师自身,还思考了太虚大师的相关思想之于当前社会的积极意义和卓越价值。

  这次会议是玉佛寺贯彻“人间佛教”、“都市佛教”理念的一个重要表现,体现了玉佛寺一贯的将寺院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旨。这次会议对这一重大学术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不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觉群佛学——以佛法觉悟众生

  萃玉旨在修德,结缘大德乃为淬炼玉佛寺佛法修为,其最终则指向以佛法觉众生。“觉群佛学”正是玉佛寺以佛法成正德、以佛法觉众生之菩萨心之结品,也是玉佛寺在佛学理论探索方面的特色和标志。觉群和玉佛寺已经成为了紧密相连的整体,可以说,看到觉群就会自然想起玉佛寺。多年来,以“觉群”命名的一系列与学术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活动,在玉佛寺的精心策划下开展。其中,《觉群》是玉佛寺出版的一套面向大众的弘法读物。而《觉群学术论文集》(以下简称《论文集》)的第一辑和第二辑,以及以“觉群佛学”为名的论文汇编书籍的出版,旨在反映我国当前佛学研究的水平,标志着玉佛寺在弘法事业上做出的一个新尝试。

  本着“文化建寺”和“都市佛教”的两大理念,玉佛寺在发展过程中层现出一方面注重佛学理论的建设,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特点。而《论文集》及《觉群佛学》的出版,则从不同侧面展现上述两方面的特点。

  《论文集》的第一辑中,一部分文章是对“禅宗”的研究。第一辑出版在2000年,对于禅宗研究文章的关注和汇编,体现了玉佛寺对于学术界理论热点的关注,以及对理论成果的重视。在关注当时的佛学研究热点——“禅宗”的同时,还有一些论文对一些经典佛经的介绍,如《续比丘尼传》、《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华严经》等。更为可贵的是,玉佛寺在这一部《论文集》中,将2000年中国内地的佛学论文做了一个详细的目录,这不但说明玉佛寺在理论积累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同时,也为佛学研究者查阅佛学论文提供了宝贵而方便的资料。从以上的工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玉佛寺在理论积累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

  在《论文集》第二辑中,玉佛寺的理论关注点是一以贯之的。主要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对于佛学经典的研究,另一块则是对于佛学理论之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启示的研究论文。对于经典的关注,是佛学研究的基石,佛学的理论来源就是佛学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所编写和积累起来的经典,对于它们的研究和深入阐发,是当代佛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此,玉佛寺有清醒而明确的认识。立足于这样的认识,玉佛寺对于学术界佛学经典研究方面的理论积累是一直不断的。但是,佛学自开创以来,就是要“普度众生“,佛学理论的自身构建,和佛学经典的深入研究不能离开现实,更不能脱离现实,学习佛学的经典不仅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论研究,更是要“弘扬佛法”,将佛学对于现实问题的启示和解决的可能性彰显出来。从这一角度来看,佛学经典的研究和相关理论的积累,不能也不应该脱离现实和社会实际。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都市佛教”成为人们在当前佛学研究中关切的重点,而众多的寺院也贯彻着“都市佛教”的理念,而玉佛寺可以说是“都市佛教”中典型和明显的例证。根据以上出版的《论文集》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玉佛寺在理论积累方面,确实是具有“都市佛教”的特点的,它一方面注重经典研究方面的理论积累,将寺院建设的理论基础不断夯实,另一方面,又勇敢而积极地担当历史和现实赋予佛教寺院的使命,将佛学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切联系起来。这也再一次体现了玉佛寺在理论积累方面的特点。

  2007年出版的《觉群佛学》,是玉佛寺在《论文集》出版的基础上,在理论积累方面所做的进一步努力。纵观其中论文的内容,与《论文集》的理论关注点相同,佛学经典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切成为其中的主导。这充分体现了玉佛寺作为“都市佛教”将佛学理论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切联系起来的特点。

  从上面的具体内容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首先,就玉佛寺编著相关论文集的内容来看,其始终关切的有两大部分,即佛学经典的研究和佛学理论之于现实问题的启发和解决的探讨。从时间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最近的2007年,虽然文章的具体内容在不断改变和更新,但是,其理论关注点则是长期以来一直不变的。其次,这两个部分内容的始终关注,其背后体现的是玉佛寺自身的建寺理念的贯彻,即“教育兴寺,文化建寺”。也同时体现着玉佛寺对自身“都市佛教”的定位的自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玉佛寺一直不断地提出新的措施贯彻自身发展的理念,而其理念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之中。这些具体理念的提出和贯彻,是在“都市佛教”的整体关照下层开的,体现着玉佛寺作为“都市佛教”的特点。这一方面体现着玉佛寺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在另一方面体现着玉佛寺对于自身定位以及“都市佛教”这一理念的更高自觉。再次,就上述理念和定位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佛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不断积累,已经成为玉佛寺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身需要。基于这样的需要,玉佛寺对于佛学经典的关注从未间断。这体现着玉佛寺“教育兴寺”和“文化建寺”的理念。但是,如果仅仅为理论而理论,而不向现实回归,那么理论探索的意义就会大大降低。本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对“都市佛教”定位的自觉,玉佛寺在理论探索和积累方面,将现实问题的关注纳入进来,如对于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伦理、现代教育、环境问题等的讨论和承担。这就丰富了玉佛寺理论积累的内容,也同时体现了玉佛寺作为“都市佛教”所展现的对于现实关切的心胸和关怀。最后,从上面的论文内容中,不难发现,玉佛寺以论文的汇编为契机,广交了学术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这种人脉,并不仅仅是为了玉佛寺自身的发展,而是对整个佛学研究的积极推进。具体来说,玉佛寺通过汇编论文集,将不同的学者关注的不同问题纳入到“都市佛教”和“文化建寺”的大课题下,使佛学经典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为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和意见,以促进佛学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与不同领域的学者结缘,也是“都市佛教”理念的一种展现。通过与其他学者交流佛学问题,玉佛寺在理论积累方面站在了更高和更广的位置上,不仅仅是局限在自身的寺院中,也不仅仅是局限在佛学经典的理论积累中,而是立足佛学理论将眼光放在整个社会、整个中国学术界。另外,在与不同学者交流的过程中,玉佛寺自身的注重佛学经典研究和关注现实的理念也得以传播和实践。这种“文化建寺”和“都市佛教”的联系,是玉佛寺所具有的寺院发展特色,这一特色在《论文集》和《觉群佛学》的出版过程中,得以体现,得以流布,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了玉佛寺自身的发展,也促进了整个佛学理论的发展。

  上海玉佛寺作为都市佛教理论的倡导者、身体力行者、努力实践者的寺院之一,其自身的发展理念在整个佛教理论及寺院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环节。而僧众在这样理念的影响下,也将自身置于探求佛教理论和服务现实社会的实践之中,使得玉佛寺都市佛教的文化基础越来越坚实,人才队伍越来越宏大,都市佛教的特点越来越鲜明。因此,玉佛寺佛学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既塑造着都市佛教的独特形态,也呈现为都市佛教的鲜明特征。

  摘自:《人间佛教的都市发展模式_以上海玉佛寺为例》潘德荣,张晓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