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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佛教的慈善事业及其运作模式(1)

作者:潘德荣,张晓林主编

  古今中外,各国的历朝历代,都有穷人富人。导致人们贫困有多种因素:有人们自身的因素,如疾病等具体因素;有社会的因素,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衡、车祸、战争等因素,其中一般主要是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造成的。如自古以来人们之间、国家之间都处于竞争的状态之中,而现代工商业社会则属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竞争格外的激烈,争市场,争资源。竞争的结果,就必然导致贫富的分化。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讲资源财富的均衡问题。实现财富、资源的均衡是古今中外,各国历朝历代都始终面对的问题。在佛教看来,争的根源来自于人内心的贪欲。老子主张不争。佛教不但主张不争而且还主张大舍(布施),舍弃自己的所有,甚至连自己的身心性命都可以舍掉,只要他人能脱离痛苦,得到安乐。佛教就是从自我心灵的净化着手,净化自己的贪念;给予他人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这样,如果人人都能为需要者分担一点,或许财富、资源的均衡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导致人们贫困和痛苦的原因,除了人自身的因素、社会因素之外,还有自然灾害等外在的因素,当这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灾难中的人们最急需得到有关部门和热心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帮助。

  现代慈善事业的本质就是慈善部门通过自身的慈善行为,唤起众人的慈爱之心,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奉献一点爱心,给予他人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帮助他们减轻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同时,也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慈善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他人能摆脱精神和物质上的痛苦,得到安乐。佛教向来以“慈悲为怀”,慈善自然是佛教的分内之事。

  一,佛教的慈善理念

  慈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有的一个概念,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在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指长辈对晚辈的爱,引申为怜爱的意思,这种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慈的解释是:“慈,爱也”;“上爱下曰慈”。“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说文解字》解释道:“善,吉也”。后来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如《管子·心术下》中所说:“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如戈兵”,即是此意。“慈善”二字合用,则是“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如《北史·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也说:“王曰,慈善,行善也。”其直接释义大约是“以慈行善”。在这里,韩非子已经将慈和善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了,即以无条件的慈爱之心来做善事,这就是慈善概念最初的内涵。在这个含义当中已强调了慈善的无条件性和无目的性,是从利他为出发点的,只要有利他人,都是慈善。

  佛教慈善的内涵,和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慈善内涵有相通的地方,但佛教慈善的内涵更加丰富一些。慈善的根本目的是让困苦者离苦得乐。从离苦得乐的程度上来划分,佛教的慈善可分为一般意义和根本意义上的慈善。佛教的慈善理念主要体现在佛教的慈悲布施思想中,无论是根本意义上的慈善和一般意义上的慈善,都离不开“慈悲布施”的深刻内涵。下面从这个角度,逐一说明两种意义上的慈善。

  (一)根本意义上的慈善

  什么是根本意义上的慈善?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佛教产生的源头上说起。一切学问的产生,都是来自人们对自身及宇宙的种种疑问。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佛教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解答。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即各种形式的生命,在没有觉悟证得菩提之前,都在六道

  的生死苦海中不停地轮回流转中。。菩提”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觉悟、智慧,

  用以指人豁然开悟,顿悟佛教真理,达到解脱的境界。“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的思想是佛教、佛法、佛学的基础。佛教的大小乘思想都是为了解脱轮回这一目的而服务的。

  如何才能解脱轮回,不再经受各种痛苦和烦恼?释迦牟尼经过十余年的参访、身心修证,最后证得了解脱生死轮回的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悟众生同一体性,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只有觉悟,证得菩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各种烦恼和痛苦。释迦牟尼觉悟后,慈悲为怀,将他证悟菩提、了脱生死的方法广布于众,希望他人也能沿着他所觉悟的方法证悟菩提,了脱生死,回到自己生命的实相。佛教的实相,指的就是那个真实的不生不灭的本体。佛教认为这生命个体是真空的,人与物、身与心都是以真空为体的。佛教认为,这个真空是个非常特别的东西:真空,空而不空,真空产生万物,万物自始至终又都在自性真空中,万物有生灭变化的现象,但是产生万物的真空白始至终却是不生不灭的。

  如何使生命个体获得觉悟?佛教认为,要靠修行的方法。佛教的修行方法,无论是小乘的戒、定、慧之学,还是大乘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学,都是以获得觉悟的智慧为中心,都主张以智慧来觉悟菩提,即以智慧来认知宇宙人生的实相。悟是认知实相的具体认知方式。智慧的认知方式与我们一般所讲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认识方式是不同的。这一点佛教唯识学分析得最清楚。唯识学认为,识与智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我们一般所讲的感性认识(指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识)和理性认识(指第六意识)都属于识的范围,都是真空这个体所起的识的作用。识的作用主要是起分别,如分别好恶美丑、大小多少、对错是非等。

  依据佛教哲学的观点,这种识的认识方式是认识不到生命实相的。佛教认为,生命实相是用智慧来认知的,而智慧也是真空这个体所起的作用,是真空本来就具有的一种自我认知的能力,这种自我认知的智慧要通过修行来引发。佛教大小乘修行的实质就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或方法,来净化、转化心理行为,止恶行善,行善而不著善,这样以善的心念、善的行为来引发觉悟的智慧(善能生意)。佛教修行的实质就是转识成智。识与智都是真空所起的两种不同的作用,无论是识用还是智用其体始终是真空的,所以转识成智的实质是转其用不转其体,体自始至终都是真空的。禅宗一直重视对这个体(真空)的直接体认。简单来讲,禅宗认为觉悟的智慧就在心行处,即在起心动念处寻找。认为在起心动念的一念之间,如果能一念无念,了知心念本空,彻见空性就是顿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什么要为善?佛教认为只有善的心念、善的行为才能引发认知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

  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更加倡导,觉悟之后还要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愿力来普度众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佛果境地。佛教要典《大智度论》认为:“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在它看来,只有达到佛的境界才能做到大慈大悲,才能拔除一切众生所受的种种痛苦和烦恼,了脱生老病死,让一切众生得到真正的快乐。所谓“佛”就是指那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觉者、智者。

  佛教根本意义上的慈善主要是指通过佛法的布施,开启众生的智慧,以智慧觉悟生命的实相,证得菩提,使自己的身心都归到生命的本位中,离苦得乐。这里所指的乐是指涅槃之乐。“涅槃”,梵语的音译,又音译为“泥曰”、“泥洹”,意译为“寂灭”、“圆寂”,其基本含义是指没有烦恼、痛苦及其产生原因的境界。涅槃之乐,即离开苦乐相对的乐,是觉悟菩提之后才能感受到的一种境界。“佛法”在佛教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法”是佛教的三宝之一,并且位居三宝的中心。其他“佛”、“僧”两宝分别是佛法的觉悟者、实践传承者。佛教认为,只有佛法才能让众生开悟,只有开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众生的各种烦恼和痛苦。这是佛教文化的特质所在,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

  (二)一般意义上的慈善

  目前社会学界对慈善的定义是指公众以捐赠款物、志愿服务等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自愿行为。通过某种途径自愿地向社会及受益人提供无偿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的行为是慈善的核心所在。这些援助包括资金、劳务和实物等方面。慈善事业就是发扬人道精神,调节、补救、福利人群与社会。

  这种慈善属于佛教一般意义上的慈善。佛教一般意义的慈善主要是指佛教布施中的财布施。佛教的财布施就是通过财、物(甚至包括自己的头目脑髓,身心性命在内)的给予,帮助社会上那些孤、老、病、残等需要帮助的弱者群体,此外还包括对其他众生给予帮助,以减轻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佛教认为众生平等,众生同一体性。

  关于佛教一般意义上的慈善,玉佛寺前任方丈真祥法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有过非常精辟的总结和阐述,详见本章第三节“当代玉佛寺的慈善事业”部分,在此就不多分析了。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外,佛教还讲求根本意义上的慈善。有关两种意义上的慈善之间的关系,当代台湾星云法师做了非常清晰的分析。星云法师的分析见下c9

  慈善救济虽然能够拯救肉身生命,济人燃眉之急,但是无法熄灭贪嗔痴三毒;唯有佛法真理的弘传,才能进一步净化心灵,拯救法身慧命,使人断除烦恼,了生脱死,其影响及于生生世世,是以佛教教育才是最彻底的慈善救济。

  慈善工作虽然也能以物质救人于一时,但是物质的救济有利有弊,而又有限;法布施才是无限的,一句好话往往可以影响人的一生,使其终生受用。

  佛教讲布施,有财施与法施。佛教的文教事业属法施,慈善事业属财施。财施有限、有量、有穷、有尽,能救人一世贫穷,无法救其生生世世的愚痴。法施无限、无量、无穷、无尽,从弘法利生、文化、教育着手,开启世人智慧的源泉,净化其心灵,则生生世世受用无穷,是最为究竟的救济。

  慈善是佛教的一环,甚至可以说佛教本身就是慈善事业;但是慈善工作并非佛教的全部,因此当一个人的信仰渐次升级以后,必定要从做善事修福中,进一步研究教义以求慧解,否则一个没有佛法的人,将如同迷失在汪洋中的舟航,找不到停靠的港湾;而佛法的重要,则往往一句话就可以给人生起信心,找到方向,终生受用不尽。

  所谓的救济,应该是救急重于救贫,应该是救心重于救人。所以佛教应以弘扬佛法为本,以传教为重,因为慈善救济终非究竟,唯有宣扬教义、净化人心,才是宗教的主旨所在。

  佛教最大的功能,乃在于透过文化教育来传播佛法,净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甚至透过佛法义理来开启智慧,使人了解生命的真谛,从而解脱烦恼,获得心灵的升华,这才是佛教的本怀,也是佛教可贵之处。

  以上,星云法师对两种慈善的不同功效,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认为在功效上,根本意义的慈善远远优于一般意义上的慈善。根本意义上的慈善是最彻底的慈善救济,是最为究竟的救济,是佛教的本怀,也是佛教的可贵之处。

  根本意义上的慈善主要指佛教布施中的法布施,一般意义上的慈善主要指财布施。法布施、财布施都属于佛教布施中的外布施。佛教布施除外布施之外还有两种:一是无畏布施,若众生遇有种种灾难怖畏之事,能够安慰他们,给一切众生以平安、安全、无恐怖等精神上的支持和保障;二是内布施,即放下自己心中的贪欲。

  佛教的布施无论是内布施、外布施,还是无畏布施,都要以无缘慈、同体悲的慈悲心来行布施,即以没有任何条件的无私无我的慈爱之心,以自他同体、不二的悲悯之心,来行布施,拔除或减轻众生的痛苦,给予众生快乐。佛教认为,慈悲是佛道的根本,布施以慈悲大愿为根本,所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布施以无我利他为究竟,布施不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完全是从对方的意愿需要出发的无我利他的布施,这样反而更能自利,才能证悟菩提,成其大我,觉行圆满才能达到佛的境地。

  这种“不为我而成其我”的思想,老子也曾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这些思想根本上都体现着“凡圣一体”的深刻内涵。凡圣同体、自他不二,所以利他就是利已,成人才能成己。佛教认为,佛与圣人都是这个“体”的觉者和觉他者。

  法布施、财布施可以说就是佛教的“弘法”、“利生”两大事业的主要内容。这两大事业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佛教的慈善事业,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离苦得乐。可以说这两大事业都很重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实现两者的圆融才能更好地彰显佛陀的大悲大愿,才能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正所谓“悲智双运,福慧双修”,才能觉行圆满。这是佛教慈善事业的特色所在,也是中国佛教历来的传统。

  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都继承和发扬着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孝慈为怀的优良传统。而佛教的传人,更使传统文化的慈善理念发挥到极致。佛教宣扬的“慈悲利他”的人文精神顺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推动了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可谓历史悠久,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作用。

  “事业”一词,出自《易经·系辞》:“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即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举措都可称之为事业。古人在翻译佛经时,认为中印文“事业”一词的内涵有相似之处。所以他们在翻译印度经典时就借用了这一术语。这样佛教经典所说的“事业”与《易经·系辞》中所讲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佛教认为一切能够有益众生的事业,都是修行成佛之道,即善能引导人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大乘佛教中世间与出世间统一、圆融的思想。大乘佛教认为,成佛就是通过在世间作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事业中实现的。

  二、传统佛教的慈善事业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嬗变过程。佛教自传人中国以后,就与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不断地冲撞和融合,并逐渐成为中华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佛教积极发扬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历来重视社会慈善事业,致力于赈灾济困,兴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如修桥修路、植树造林等。在这些慈善活动中,参与慈善活动的主体先是由寺院的自发到朝廷(政府)的自觉,进而到民间的自愿。善款的来源包括豪绅个人解囊、社会捐助和朝廷(政府)的支持。这些足见传统佛教慈善事业在发展中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作用。

  (一)传统佛教慈善事业概述

  中国慈善事业,历史悠久,其中大多数都以佛教为主。在我国古代,佛教寺院由于其信仰、思想及组织制度上的优势,赢得官方与民众的信任,政府和民众让寺院来承办各项社会慈善事业的事例很多,这些都促进了传统佛教慈善事业的兴盛和发展。

  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人,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随之兴起。慈善文化开始与佛教的济贫思想逐渐结合起来。佛教寺院的出现,使中国有了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寺院和僧侣用来从事慈善事业的资源主要是社会的捐助和施舍。佛教慈善思想中有关行善的福德思想,即行善能得到好的果报,对人有很强的吸引力,从而吸收了社会上大量的资源,因此,汉代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开始兴起。此时的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行善等方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廷统治者更是陷入困境。在这种背景下,寻求精神寄托和灵魂安慰,成为人们的迫切需求。而佛教则以其独具的教义,迎合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理需要,于是得以广为流传,逐渐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此过程中,一些大德高僧们致力于慈善活动的开展,广施救济,扶危救困,修路修桥等,推动了古代社会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

  到了唐代,寺院都设立了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悲田坊等长期性的社会慈善公益机构。唐玄宗开元年间(734),朝廷将长安城中乞儿交由寺院悲田坊收养。这说明唐代寺院承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救济工作,而且无疑都是由寺院经济支持和承担的。

  关于宋代佛教慈善,台湾学者黄敏枝教授做过专门的研究,他在《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这本书中,把宋代的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主要分为五大类:一是桥梁的兴建与维修;二是水利事业的修建与维护;三是道路的修建与其他项目;四是救济事业——养老、济贫、赈济、慈幼、医疗等;五是慈善事业——漏泽园(公共坟场——引者注)、义冢、浴室。的确,宋代佛教僧侣参与慈善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水利、桥梁、道路、救济等。另外,僧侣还广泛参与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建造,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桥梁、建筑专家,如释怀丙、喻浩等。在这些公益建筑中,尤其以僧侣参与桥梁建筑维修最为突出。时至今日,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仍能发现我国南方许多地方的古老桥梁,仍常以某位神僧为保护神,著名的如“泗洲大圣”(僧伽大师)信仰等。元代的佛教慈善主要是出现了一些医疗救助机构。

  明清以来,慈善事业的兴办常常掌握在宗族、善堂、会馆、行会、商会手中。民国时期的商会成员大都通过当地的佛教会、居士林,捐款赈济。当时商会一般并不亲自举办慈善活动,他们主要通过佛教团体来举办慈善活动,如各地的赈灾、孤儿院、放生法会等多是通过佛教组织或寺院来进行的。

  虽然佛教慈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但他们却都有一些共同的方面:除了救济范围的地域性强和救助规模仍然不大之外,还有就是很多慈善活动的开展和慈善机构的设置仍然是以“养”为主,即“重养轻教”。但这些佛教慈善活动的实施给穷困的人民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帮助和感情慰藉,有利于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也在封建社会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慈善也是封建王朝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衍变

  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是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状况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一系列的战争和苦难席卷而来。为奋起图强,社会兴起西学之风,近代社会开始走向转型。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影响,中国传统佛教慈善事业也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是传统佛教慈善与近代社会转型。

  传统佛教慈善事业由于官府的大力提倡和民间积极参与的原因,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是中国慈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但进入近代社会,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传统文化分崩离析,慈善事业也随之发生变故。各省曾经遍设的善堂、善会等传统慈善机构,大都因社会环境的剧变而走向困顿以至形同虚设,所谓:“各行省善堂有名无实者甚多,即名实相副,其功德所被亦殊不广耳。”传统慈善机构走向衰落,社会影响也随之消退。

  传统佛教慈善在经历了充分的发展之后,面对近代社会环境,不得不面临改革的需要。传统的以寺院为中心的慈善活动已经不能适应近代社会背景,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佛教所创办的慈善福利机构,就拿上海来说,有数十处类似机构,从中受益的贫病者和难民、灾民,数以千万计。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来华人士陆续展开规模较大的慈善活动,他们不断与中国地方官绅商讨合作事宜。澳门、香港及广东沿海许多地方遭受特大暴风袭击,来华各地西方商人、官员、教会人士纷纷劝捐、募捐、捐输,为中国的义赈模式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宣传了西方宗教的慈善理念和方法,推动了传统佛教慈善事业向近代社会慈善模式转型。

  随着西学报刊的传播,西方基督教慈善思想传人中国,中国先进的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学到他们的慈善与社会福利思想,使得传统慈善理念遭到极大的冲击。在包括西方教会慈善事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佛教慈善事业不得不面临从传统向近代转型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兴起与发展的问题。因而,清末民初成为中国佛教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时期。加之近代社会政治变革、自然灾害、人口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慈善机构勃然兴盛,于是便促成了中国佛教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嬗变。

  其次,是近代慈善事业及其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佛教除了继承和发扬原有的“五戒”、“十善”等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陀精神外,还特别强调“人间佛教”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等重要的佛教思想,在这些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支配下,近代佛教界举办了一系列的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如兴办孤儿院、慈幼院、佛教医院、难民收容所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救济团体等。广大佛教信徒都以“众善奉行”作为自己信仰佛教的根本。

  晚清时代,各地僧俗目睹西方在华兴办的社会事业对于传教的功效,不能不急起直追,从而在传统内容之外又发展了若干新形式、新办法。有建立的各种慈善机构与组织,有佛教界举办的赈灾活动,还有慈善与弘法结合等形式。

  具体而言,如清海法师于1914年初在常州清凉寺倡办的黄卍字慈善会,举办种种慈善事业,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1917年底,熊希龄居士开始筹建主要为安排灾区孤儿重新生活的香山慈幼院。该院不同于传统的育婴堂、孤儿院,而是融家庭、学校、社会为一体的实验学园。同年,冯宜人居士也在京津组织了妇女制衣会,缝制棉衣赈济灾民。1918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创立了佛教孤儿院。这些慈善团体与机构的建立,既使慈善活动越出了单靠寺院赈济的范围而走向社会,能有组织地、经常性地举行;也使急需救济者可以登门求助,受惠的人有余力时还可以回报,加强了佛教与社会的联系及举办大规模慈善活动的能力。

  另外,佛教界举办的赈灾活动更是规模空前。如1917年京津地区大水灾,翌年又大旱。1919年湖南灾情严重,熊希龄居士赴京请愿,被梁启超等推为赈灾总办,无奈此乃空衔,熊氏靠呼吁募捐,组织以工代赈,尤其靠他与佛教界的联系,获得社会普遍称誉。同时,上海狄葆贤、王一亭,江苏高鹤年、江味农等居士也自发组织了佛教慈悲义赈会,主持者均为虔诚的佛教徒,杜绝了历来官办救济,款、粮往往被吞没、挪用等弊病。

  近代佛教之所以能够兴办众多慈善事业,在社会上产生较好影响,是与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纱业公会会长闻兰亭、无锡丝商周舜卿、纺织大王穆藕初、烟草大王简玉阶和简照南、面粉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味精大王吴蕴初、橡胶大王吴南浦、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此外还有像近代著名佛教居士王一亭、聂云台都做过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当时许多著名的资本家都是佛教的支持者。这些中国民族资本家之所以肯向佛教团体捐款,除了受到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回向功德等宗教教义感召外,也与僧侣独身,佛教团体非一家一姓之私产有关。由于有体制上的保障,将钱交给佛教团体办慈善事业才比较“放心”。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战祸惨烈,绵延不绝。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由于长年战乱,遍布各地的散兵游勇转为土匪,四处烧杀抢掠。因为资金被军阀挪作战争之用,维修水利与防洪抗灾的民生事务荒芜,加之天灾,社会一片混乱。此种情况下,佛教界纷纷组织救灾团体,筹款捐物,实行慈善救护。

  1919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水灾。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民达到3000万。吴璧华居士发起组织了佛教赈灾会,劝募到巨额资金,亲赴灾区放赈,又在各灾区设立收容所,安置灾民。各地的寺院、佛教团体均有类似的举措,并在赈灾中涌现出一批办理慈善救济事业妥善而闻名的居土。1929年的水灾中,刚刚成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就积极筹赈,对灾民施医、施药、施粥、施衣。1931年江淮大水造成运河决堤,苏北数十县一片汪洋,接着又是大旱,这时高鹤年居士在上海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的简氏兄弟、王一亭等居士支持下,挺身而出,担起赈灾重任。

  除了救急救难之外,平时各佛教团体都设有慈善部或利生部,专门办理慈善公益,许多寺院还办起了近代化的慈善事业。1922年,印光法师等在南京创办了佛教慈幼院,在法云寺设立慈悲医室,备有中、西医药,专为贫苦病人免费诊治。1924年,圆瑛法师、转道法师等重兴泉州开元寺,在该寺附设慈儿院、养老院、放生会等。约同时,隆德法师在高邮承天寺创办接婴堂,在当地广施药、茶、衣、粮等,并大力资助上海慈善机构与中国红十字会。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了上海佛教慈幼院。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佛教徒在“爱国爱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等佛教伦理思想的指导下,组织了僧侣救护队,救护前线伤病员和难民;成立了佛教掩埋队,掩埋为国牺牲的战土。一些爱国高僧,冒着生命危险到南洋诸国,劝募经费,支援抗日战争。某些佛教慈善团体所办的难民收容所,收容了大批灾民和难民,除供给膳宿、治疗疾病外,还对他们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教育,使得一部分灾民和难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

  三,当代都市佛教的慈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佛教从其组织建设与教义整合方面均呈现全新的面貌,佛教界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并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号召,以大乘菩萨行来弘法利生,更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方式来回报社会,服务人群。所以,从建国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慈善公益事业就一直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建国初期,由于历史原因,佛教慈善事业受到一些冲击和影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当代都市佛教的出现,寺院经济得以发展,使得佛教慈善事业能够在当今社会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全国各地寺院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了。全国各大寺院担当了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重任。

  (一)人间佛教慈善事业的构成

  首先,是改革开放与佛教慈善事业的复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开始复兴并卓有成效。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全国佛教界发扬“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优良传统,响应党和政府关于加强发展慈善事业的号召,将慈善事业作为佛教与社会沟通的最直接、最可接受的桥梁与方式,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到今天为止,蔚成规模。纵观近30年中国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佛教协会就参与了许多公益活动: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为大兴安岭林区遭受特大火灾的人民捐助;向修复长城、抢救大熊猫等公益性事业资助;向云南省临沧、耿马遭受地震的上座部佛教界捐助。尽管这一时期佛教协会参与的这些活动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小,可是它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是佛教参与慈善活动的重要时期。1991年华东发生大水灾,中国佛教协会呼吁佛教徒捐款捐物,募集救灾款人民币500万元。而后又多次参与国内大型救灾活动。如1996年捐助200万元支援遭受洪灾的华中地区,1998捐款4000万元支援长江等水域遭受洪灾的群众等。随着佛教公益事业的展开,一些地方开始成立了专门的慈善功德会与几家佛教公益组织。其中有1992年3月妙湛法师成立的“福建省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1994年底成立的“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惟贤法师也于1993年初期成立“重庆佛教希望工程委员会”,专门资助失学儿童,后发展为“重庆佛教协会慈善功德会”;1995年9月,净慧、常辉法师创立“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成立的3家佛教公益组织,并延续至今。应该说,此时的佛教公益活动已进入初创期,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

  进入21世纪,“人间佛教”思想在当代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思想。2002年9月下旬,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长一诚法师在《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号召佛教界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将教育培养人才、勤修三学、奉献造福于社会作为实践“人间佛教”理念的重要内容,在新修改的佛协章程中明确地将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写入总则。

  2003年9月,《中国佛教协会五十年》报告中提出,中国佛教协会在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高举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光辉旗帜,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倡导佛教慈善事业,这是在实践大乘菩萨道“慈悲济世”的根本精神。通过佛教慈善事业,继承和发扬贴近人生和关怀人生的人间佛法,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在现实社会中弘扬佛法,在现实社会中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法目标而进一步努力。这样,由近代以来太虚、印顺、赵朴初等人极力倡导服务社会服务人生的“人间佛教”思想,正式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的章程中,使之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奉献、造福社会的慈善事业也作为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也为更好地开展慈善事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佛教的发展,中国佛教参与公益活动的人数更多,规模亦更大。特别是2003年抗击非典时,全国各地佛教信徒共捐款500多万元;2004年12月,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引发了巨大海啸灾难,中国佛协立即组织捐款993万元,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转交受灾各国。这些事件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统计,截止2006年6月,在民政部门正式登记注册的各级佛教慈善团体有60多家,其中省级机构10余家,地市县级机构有40余家。各地佛教组织和团体,纷纷成立慈善团体、功德会。总的看,国内佛教慈善事业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从零散走向有序,从教界走向社会。

  其次,是佛教慈善的社会参与。

  从社会学角度讲,佛教的慈善是佛教参与社会的一种方式。佛教通过参与社会即服务了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佛教自身的价值,促进了佛教自身的发展。佛教慈善的社会参与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不仅是理论上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开展各种救济性的慈善活动就是重要的实际行动。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丛林里就建有悲田苑,悲田苑就是救济贫困。此外还修桥铺路、赈灾救苦。因此这是一千多年来佛教的优良传统,应该给以发扬。佛教徒视疾病治疗、灾害救济、贫困救助等为理所当然。不仅如此,佛教徒为展现佛陀教化世间的本怀,将慈善工作从济贫、扶贫发展到脱贫层次的具体实践。

  佛教慈善的社会参与是实践“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不断践行慈悲精神的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运作模式:包括接受捐赠、物资管理和实施救助三个主要环节,其他工作和环节都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三个主要环节的。凡遇重大灾害,佛教界就会发动全国佛教徒积极参与到社会救灾当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募捐活动,筹集资金,把善款送到真正需要关注和帮助的那些受灾人中。佛教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性公益事业,已经形成了其内在的本质性规律,而且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充分体现了慈善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佛教慈善事业本身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佛教慈善事业的社会参与,实质上是一种慈善服务功能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一种民营公益性事业,有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所谓“社会服务”,是指非官方机构向公众提供的非营利性质的公益服务,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称之为“慈善事业”。宗教的社会服务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宗教团体和信徒个人为穷人、孤老残幼和受灾人群等提供的传统服务与帮助。广义是指宗教团体和信徒个人为服务对象提供的旨在改变观念、提升素质、改善生活状况的服务与帮助。近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慈善事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其功能有所停滞。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事业作为宗教的一种社会服务的功能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以下几个统计数据,表明了佛教慈善事业社会参与、服务社会的情况:一是上海玉佛寺,从1984年至1995年,社会慈善公益事业方面累计捐款达700多万元。二是厦门南普院寺慈善事业基金会,从1994年到2004年,先后发放各类善款2700多万元。如果加上其他宗教活动场所、机构、个人所有能够统计和不能统计的捐款数,总量应该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由此可见,佛教慈善的社会参与对社会贡献重大,佛教慈善的社会参与程度已非昔日可比,佛教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佛教慈善的社会参与更加深入,日益成为慈善救灾及社会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05年,海峡两岸佛教界人士在北京灵光寺举行“海峡两岸百寺千僧、捐款千万救苦救难”消灾祈福万人大法会,短时间内迅速募集近千万元善款,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2008年,我国南方遭受严重冰冻雨雪灾害,宗教界再次积极行动,仅佛教和道教就向贵州灾区捐款370万元。汶川大地震期间,宗教界纷纷献出爱心,伸出援助之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5月底,全国宗教界共向四川灾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4亿多元,其中佛教界约2亿元。6月底,大陆佛教界捐款折合金额近4亿元人民币,展现了当代中国佛教的风貌,赢得了社会的美誉。

  在此过程中,许多法师和宗教界人士亲赴灾区,以无边的大爱为灾区人民提供物质和精神救助,在救灾、灾后重建等领域积极努力,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为抗灾救灾工作出了巨大贡献。

  佛教界积极投身于赈灾救难的慈善事业,是历史的优良传统。佛教界乃至于整个宗教界在参与社会公益性事业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宗教为慈善活动提供了深刻的信仰基础,慈善又使得宗教的社会关怀找到了实践的途径,从而体现其自身社会价值。佛教界有着优良的慈善传统,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与社会公信度。由于宗教组织举办慈善活动,基于一种内在的信仰,是一种非功利的活动,更容易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二)寺院发展与慈善事业

  佛教寺院既是僧人的修行之地,也是信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作为宗教场所,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国内的寺院,多数已成为旅游点。而政府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在客观上也带动了寺院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寺院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因此,在此基础上所践行的佛教慈善事业也随之得到更广阔的发展。

  首先,在佛教寺院及其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

  寺院是进行佛事活动和僧尼进行修行的场所,僧人们通过修持,净化自我,度生利世。传统寺院的主要功能是修持、弘法,是一个与世俗迥然不同的、比较清静的场所。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开始落实,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佛教团体也在不断努力,不少寺院都在积极开展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尤为迅速,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现代寺院和当代佛教慈善事业得以复兴和发展,寺院的香火越来越盛。以往少数香客涉足的寺院,已成了国内外人们旅游观光的地方。因此,现代寺院不仅仅是修持、弘法的场所,也是人们旅游观光的胜地,对服务社会、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寺院模式与佛教慈善模式的改革方面。

  寺院式的佛教发展模式是以发展寺院作为佛教传播的方法。这种形式已经在中国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并传播到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当寺院成为佛教的发展模式,出家人忙于建设寺院、管理寺院、以寺院为家业,这种模式形成于过去的历史阶段,也非常适应过去时代的实际情况,所以佛教得以蓬勃发展。寺院的数量和规模甚至被视为佛教兴衰的标志。    .

  改革开放后,佛教面临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形势,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寺院发展面临改革。汉传佛教寺院改革和新的探索势在必行。传统的佛制戒律与丛林清规是寺院的基本准则,也是寺院得以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现代理念包括现代化管理理念随之影响寺院,寺院式的发展模式作为传统化的模式开始发生变革。

  纵观中国当代佛教所从事的慈善事业,其慈善主体已不再以寺院为中心了。佛教开展慈善活动已经通过各种公益性组织来进行,传统的以寺院为中心的慈善模式发生了改变。当今社会佛教慈善事业已经演化为佛教界、政府、社会大众共同参与的一项公益性事业。佛教慈善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

  当代佛教所开展的慈善公益事业,内容可谓是丰富多彩。张士江神父在《中国当代佛教的公益事业》一文中,从内容上对中国当代佛教所开展的公益事业进行了分类,有扶危济困型、捐资助学型、医疗救助型、护生环保型和文化事业型五种类型。形式可谓是多种多样。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慈善活动,都体现了佛教慈善对社会的无限关怀。当代社会,慈善活动的开展模式多样化,不单单只是捐款救助而已,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的是佛教济世、利世精神。

  具体而言,扶危救困方面,如苏州寒山寺开办的“慈善超市”就是一个典型。社会上孤老残幼等困难人群,凭借慈善超市发放的“申领卷”,每月可以免费到超市领取60元的所需物品。捐资助学方面,如河北佛教慈善功德会创办的“弘德家园”,目前已经创建三个家园,收养孤儿近200余人,其生活费、学费、医药费等由家园负责。医疗救助型方面,如组织流动医疗队伍,到乡下开展义诊活动,其中广东省佛教协会在原来开展寺庙慈善医疗机构的基础上,走出寺庙,在中山市开办了国内首家全免费的佛教慈善中医诊所,诊所占地100e多平方米,为社会中的特困人员、低保家庭以及无力自养、因病致贫的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该诊所于2007年8月开业。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积极开展“艾滋病关怀行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佛教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社会性公益事业,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在护生环保方面,佛教慈善对于维护生态、保护环境大有裨益。植树造林这种公益活动,象征着佛教传统“护生”观念的一种现代转型。在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佛教慈善与文化传播及教育事业相结合,很有特色。

  可见,与传统社会的慈善事业相比,当代社会已经探索出很多适宜的方法,慈善模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代佛教的慈善活动已经通过多种形式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佛教慈善事业在扶老、助残、救孤、助学、助医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向支持文化艺术、环境保护和消除社会公害等领域延伸,一些捐赠项目和重大活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都市中的佛教是践行“人间佛教”思想、担当弘法利生事业的重镇。都市中的寺院有良好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利用好自己的优势,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中,更好地服务社会,是当今都市佛教的主要职责。在当代,台湾和香港佛教界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尤其是台湾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功德会,规模宏大,成效卓著。由于国内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佛教慈善事业还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与港台佛教界尚有不小的距离。但可喜的是,国内很多都市中的寺院都在积极努力地致力于这项事业,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社会担当。

  (三)当代玉佛寺的慈善事业

  上海玉佛寺自建寺以来,历代方丈都注重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积极地以各种慈善方式服务社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玉佛寺积极响应中国佛教协会号召,广作慈善公益事业。不仅如此,在近20多年来的实践与探索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玉佛寺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慈善理念和慈善运作模式。

  1.慈善理论的总结与发展

  玉佛寺在践行佛法中,一向注重学术研究,其中注重对佛教慈善理念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初,玉佛寺的第六任方丈震华法师(1908-1947)就曾对中国佛教史上的慈善事业做过研究。为了让后人在拓展慈善方式时能有个参考,他在《僧伽护国史》这本书中,对中国佛教史上出现过的慈善组织、慈善方式及其影响,都做过简短的整理和归纳。根据他的归纳,中国佛教史上曾有的慈善组织和慈善方式有养赈会、养济会医院、旅社、义务学校、卫生会、路政会、义井、导河、造桥、路灯、义渡、凉亭、茶俺、收埋遗骸、放生等16项之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玉佛寺前任方丈真禅法师,对佛教的慈善理念又进行了非常精辟的阐述和总结。他认为,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它为人们指示了解脱生死的涅槃大道,而且还教导人们要以出世精神作人世事业,广作福利,以嘉惠群生。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中国佛教徒实践佛陀遗教,倡导“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形成中国佛教济贫救苦、广作饶益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今天,发扬佛教这一优良传统,对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对解决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这一时代课题有着重要意义。真禅法师对于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归纳为如下方面。

  第一,慈善事业是佛陀的教导,体现着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慈悲精神。

  在佛教教义中,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佛教利乐有情的根本精神的重要体现。佛教以慈悲为本,《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即是说,众生需要快乐和幸福,要设法给予他;见人受苦,内心油然生起同情,及时给予慰藉和救助。慈悲在修持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心上用功,去贪、嗔、痴,培养慈悲心怀;一是在事用上着力,修大乘菩萨行。

  佛陀教导,学佛的人,首先要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是一切修行的基本思想动因。诵经、礼佛、供养、禅定等,一定要与菩提心相应,方能证道。菩提心包括慈悲、智慧和方便三义,其中最根本、最切要的,还是慈悲。可以说,离开慈悲心就没有清净梵行,就没有菩萨,没有诸佛,也就没有佛法。不过佛教所称的慈悲不是小慈小悲,而是大慈大悲,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慈悲心是佛性的体现,为一切众生所共有,只是众生为无明所蔽,妄执“我”、“法”为有,进而生发分别、执着,才使此心隐而难现。只要破除一切虚妄分别,不为狭隘的自我情见所障蔽,就能净化它、扩充它,使本有的慈悯之心显现为大慈大悲。《法华经》云:“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众生,悉是吾子。”只有认识到“我”、“法”俱空,打破“自”、“他”、“物”、“我”的界限和分别,才能推己及人,对他人的甘苦感同身受,进而以他人之苦为己苦,以他人之乐为己乐。以慈悯一切众生的襟怀尽力济度群生。

  慈悲心在行为实践中的体现即大乘菩萨行,亦即报恩度苦。佛陀有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里所说的“四恩”就有“国土恩”和“众生恩”。“三途苦”,泛指世间一切苦难。人生活在互相联系的群体社会中,衣食住行,资生用具,无一不是由广大人群相互提供的。而一般来说,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财富在满足自身需要以外,还大有余裕。所以人应感念众生的恩泽,知恩报恩。

  作为佛教徒则应遵循佛陀的遗教,广行“四摄”、“六度”,即通过世间、出世间的一切善行,利益众生,使之得到安乐和幸福,减轻肉体或精神上的忧苦。其中“布施”一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布施包括法施、财施和无畏施,法施即对众生随机说法,使之在苦闷烦恼中得一剂清凉,消解精神上的痛苦;财施,就是以自己的净财分布于他人,特别是社会上生活无保障的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解决其生活困难;无畏施,即救度众生,为其祛除种种忧愁、怖畏,通体放下,获得轻安与法乐。资生福利事业,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条件,济贫扶弱,使人们获得现实利益,是修持布施法门的重要内容,也是报恩度苦精神的具体表现。

  布施是利乐众生的善举,又是求得个人解脱的重要途径。布施是将属于自己的钱财等五条件地施予他人,这就要求布施者去除对“物”、对“我”的执着,克服自度悭贪之心。布施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虽施而不作“施”想。即能“舍”。据净影《维摩经义记》,“舍”有七义:(一)心性平等;(二)于众生合离一切怨亲等碍;(三)舍一切贪嗔等过;(四)见众生得解脱,不复忧念;(五)证空平等,离相名合;(六)自告己乐,施予他人,说之为告;(七)利益人生,无所希望,名之为舍。这七点主要意思是说,虽行布施,而内心平等忘怀,不存名闻利养和望报之心。

  笃行布施法门,广作资生福利事业,久之,即能培养、扩展“慈悲喜舍”之心,即能“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即能形成无欲无求、无滞无碍的宏大气象。正因为这一事业是自、他兼利的胜举,故《法华经》云:“资生业等,皆顺正法。”资生事业是成佛的资粮。

  第二,慈善事业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

  广作资生福利事业,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的形成是与佛教的社会化相联系的。

  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佛教逐渐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特别到了禅宗六祖慧能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和后来怀海提出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后,更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利乐有情,庄严刹土”的思想,使大乘佛教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

  早在唐代,佛寺为救济贫病,已设悲田院、养病房、施药房等带慈善性质的设施。悲田,取以悲悯之心救助贫困,则能得无量福田之意(受救助之贫穷孤苦亦称悲田)。据《唐书·武宗纪》载,唐开元年间(713—741)设悲田养病院,收容还俗而贫苦残疾、无所依靠之人,同时亦收容一般贫困之人。

  自此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行医施药、赈灾救难、救死扶伤等社会福利事业者,代不乏人。降及近世,慈善家、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社会活动家多出佛门。

  如近代中国著名的熊希龄居士退出政坛后,专心致力于香山慈幼院的建设,20余年惨淡经营,使一大批无依无靠的儿童成长为社会上的有用之材,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1933年创建的上海佛教慈幼院也收养了社会上大批孤儿,施以教育,使这些不幸的孩子感受到了佛教的慈悲和社会的温暖。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大批难民衣食无着,无家可归。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组织的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曾先后设立50多个收容所,共收容、安置难民50多万人次。同年,上海佛教徒创建佛教医院,免费治疗贫病者。一年之中施诊给药的病人即达八千余人。1939年成立的上海佛教同仁会,董事长为著名慈善家释范成法师。范成法师终年为救济难民事业奔走,年逾花甲,犹三更即起,到各处放粥点施粥济众,被尊为活菩萨。在敌伪统治时期,有一段时间,全市都买不到食米,范成法师深为数万难民的生活而焦急,后凭其在社会上的声望,购得廉价食米,使大量难民免于饿腹之虞。

  此外,全国各地佛教徒以各种形式兴办的慈善救济事业还有很多。所有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我国佛教利济众生的优良传统,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许和颂扬,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增强了佛教对群众,特别是对劳苦大众的感召力。熊希龄、赵朴初、释范成等近代史上著名的慈善家、社会福利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家,为后世佛门弟子从事慈善福利事业树立了榜样。

  第三,慈善事业是人间佛教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从佛教自身看,以人间为依止、慈济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是佛弟子毕生修持的行愿。这就要求佛教徒在弘扬正法、觉悟众生的同时,适应时代,沟通社会,广作饶益,利乐众生。而兴办、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是实践佛教利他济世宗旨的主要内容。就其社会意义来讲,佛教徒开渠凿井、植树造林、修路架桥、飞栈开山等改造自然、庄严国土的善举,是佛教徒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建设人间净土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而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

  这些义举有巨大的辐射力,对推动整个社会关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和慈悲心,对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对创造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气,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佛法的根本在于净化自心,完成人格,利益大众。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个人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所以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以上,真禅法师主要从佛教教义、佛教传统、人间佛教三个方面,对佛教的慈善理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深化了人们对佛教慈善深刻内涵的理解,为日后玉佛寺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深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进入21世纪以来,玉佛寺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在“文化建寺”方针的指引下,继承传统,积极创新,在慈善理论的研究方面也有新的突破。首先,是已基本形成了“文化与慈善”的互动理论,即“以文化弘扬慈善,以慈善彰显文化”,亦即以文化的形式来弘扬佛教的慈善,以佛教的慈善来彰显“觉悟群生,奉献社会”的佛教文化内涵。玉佛寺想借文化的形式,以文化艺术较为强大的感染力、渗透力,来扩大对佛教慈善的宣传和影响,主要目的就是想唤起社会上更多人的爱心,来扶危济困,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共同努力。其次,是重视“觉群”慈善品牌的树立及慈善的文化内涵的弘扬。玉佛寺将用于各项慈善事业的专项基金,诸如“真禅法师残疾儿童基金”、“真禅慈善基金”、“真禅专项帮困基金”、“觉群慈善基金”等,都用“觉群”慈善基金加以整合。还有玉佛寺的慈善组织功德会也以“觉群”来命名,即觉群慈爱功德会。玉佛寺这样做表现出重视慈善品牌的建设,希望以品牌化的慈善运作,扩大“觉群”慈善理念的宣传和弘扬。玉佛寺“觉群”这一文化品牌的慈善内涵是“觉悟群生,奉献社会”的慈善理念。“觉群”这一慈善品牌的完整含义是,不仅自己要觉悟,要为社会奉献爱心,还要让社会上更多的人都来觉悟,为社会共同奉献爱心,从而引导整个社会实现和谐发展。

  玉佛寺以这样的理论为指导所从事的各种慈善活动,既做了慈善又传播了文化。这为探索如何实现根本意义上的慈善与一般意义上的慈善的完美结合,作了非常可贵的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