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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佛教的对外交往活动(1)

作者:潘德荣,张晓林

  由于历史原因,上海自民国起,就成为中国佛教的重镇。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佛教延续了这一发展趋势。而玉佛寺作为上海佛教的重要道场,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其两代住持真禅法师和觉醒法师的努力下,在对外交往中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玉佛寺在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在开展对外交往方面,成绩斐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玉佛寺就接待了当时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七国僧侣代表团的来访。这七国分别是印度、锡兰、尼泊尔、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60年代,周恩来总理也曾陪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来玉佛寺举行超度其亡夫的佛事活动。但遗憾的是,“十年动乱”,佛教事业也同当时的其他事业一样未能幸免,佛教协会停止活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玉佛寺正常的国际交往活动也随之被迫中断。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乘此东风,1979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恢复活动。1982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此文件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宗教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在宗教界的国际交往方面,文件指出:“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宗教界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发展,对于扩大我国的政治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文件也特别强调,在对外交往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交往,又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

  为了在新时期更加有效地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有关精神,应对即将到来的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对外联系的发展局面,玉佛寺建立了政治学习制度,旨在提高僧众爱国爱教的觉悟,并借此提高外事接待人员的政策水平。此外,玉佛寺还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外事领导班子,加强了外事接待工作的管理。真禅法师在1992年总结玉佛寺改革开放以来外事工作的成就时,说到:“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十年来玉佛寺在接待工作方面没有发生任何重大问题。”

  1983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居士,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号召全国佛教徒“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所谓“提倡一种思想”,指“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三个传统”分别指“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交流”。关于“国际交流”,赵朴初会长说:“在历史上,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高僧大德,曾梯山航海,往来于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友谊的种子,交流中外文化。我国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大师们的西行和东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赵朴初会长还根据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做了具体规划。他说,对于台湾、港澳和国外华人佛教界,“我们愿意同台湾佛教界同胞加强联系,增进了解。要继续加强同港澳同胞和海外憍胞佛教界的联系和往来,共同促进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对于国外佛教界,我们要“积极进行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往来。继续扩大同日本佛教界各宗派朋友的交往与合作,不断促进中日友好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加强同其他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佛教界的往来,促进相互间的友谊。对于一切尊重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佛教组织和国际宗教和平组织,我们要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恢复和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合作关系”。赵朴初会长的讲话,为玉佛寺随后的国际交往活动,指引了具体方向。

  由于有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的正确指导,由于有玉佛寺僧众对政策精神的深刻理解,由于有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的倡议,所有这些,使玉佛寺的国际友好往来活动,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真禅法师后来回顾这一时期玉佛寺的对外交流活动时,多次说到党的宗教政策和赵朴初会长的倡议对玉佛寺外事活动的重要影响。在前述纪念十九号文件研讨会上,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2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即十九号文件)以后,上海玉佛寺的国际友好往来活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不仅接待外宾的数量众多,而且还应邀赴各国弘扬佛法,传播友谊的种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十九号文件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在1993年为《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撰写的纪念文章“上海佛教四十年”中,真禅法师把全国佛教徒、上海佛教徒(当然也包括玉佛寺佛教徒)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说,“自从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以来,尤其是1983年以来,全国佛教徒根据赵朴初会长关于‘提倡人间佛教,发扬三个传统’的报告精神,作了巨大的努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比以前更大的成就。这应该归功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光辉照耀。上海佛教界四十年来,特别是1979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恢复活动以来,成绩也很显著”。真禅法师列举了七个方面的成绩,其中第六个就是“促进国际友好交流”方面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仅自1979年至1993年的14年间,上海市佛教界接待的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及海外憍胞近400万人次,其中玉佛寺占90%以上。在这些来访者中,有国家元首及夫人和政府首脑等,如美国总统夫人、法国前总理、澳大利亚总督、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秘书长、泰国王储、巴西总统夫人、玻利维亚议会议长、印度总理夫人、西哈努克亲王、阿根廷副总统夫人、西班牙参议院议长、委内瑞拉众议院议长、密克罗尼西亚总统、波兰参议院议长、意大利总理及夫人、印度国大党前总书记等。

  除了接待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憍胞,向他们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中国佛教健康发展的实例外,玉佛寺两代住持还频频出访,参加重要国际宗教会议,弘法海外。自1978年至1995年,真禅法师先后访问过日本、印度、美国、泰国、新加坡、加拿大、韩国、法国、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挪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和港台地区。其间出席了1981年11月7日至11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二次亚洲宗教和平会议”和1986年6月15日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三次“亚洲宗教和平会议”。而自1995年觉醒法师继任玉佛寺方丈以来,先后应邀访问过新加坡、韩国、日本、美国、斯里兰卡、泰国、欧洲六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印度、马来西亚,以及港台地区。其间出席了在尼泊尔蓝毗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佛教大会”。真禅法师把主动出访看做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佛教界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中的一项新突破,认为此举影响深远。而觉醒法师则把发扬佛教对外交往的传统,看做是佛教存在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佛教教义所大力倡导的基本精神。

  在这些出访活动中,真禅法师和觉醒法师在阐扬佛法之余,广交法友,普结善缘,增进与世界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交流,增进世界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了解,加强中外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和团结,进而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此外,每到一国一地,每有机会,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向关注中国宗教现状的国际友人,海外憍胞现身说法地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实事求是地介绍国内的宗教状况,耐心细致地为那些存有疑惑的人释疑解惑;不遗余力地向关注中国国情的国际友人和海外憍胞介绍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的大好局面。总之,玉佛寺两代住持在30年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不仅广为弘扬佛法,充任弘法使者,而且也肩负和完成了文化交流使者、和平友好使者、改革开放国策的宣传者、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海峡两岸沟通使者等使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都市中的佛教对外交往活动的时代特征。

  一、弘法使者

  弘扬佛法,是佛教国际交往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佛教弘法方式和手段等都有其时代特点或局限,多表现为向外求法,如玄奘的西行求法;虽也有弘法海外,例如唐代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但多半也属个人行为。玉佛寺作为现代都市中的佛教,其海外弘法,在范围、规模等方面,都超越了传统。

  (一)万里香花结法缘——美国弘法

  改革开放以来,玉佛寺首次组织大型法务团海外弘法,是1984年的美国弘法。

  中外佛教交流史显示,我国和亚洲许多国家的交往,历史悠久,高僧大德,往来频繁,弘化求法,传布着佛教文化,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大宗教。但古代高僧大德的弘法行踪,仅限于东方各国,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有人向欧美各国传布佛教。

  美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世界几大宗教如犹太教,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在美国拥有众多信众;即使一些国家和民族的传统宗教如印度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甚至新兴宗教如摩门教等,在美国也都可以见到。但是,长期以来,其他宗教在美国都有一定发展,相比之下,唯独佛教因倡导乏人,流传不广。上世纪60年代以前,纽约仅有日本净土宗的佛教学会活动,接待日本憍民,定期举行一些日语佛学讲座。当时没有一座中国佛教寺院,也没有中国佛教僧人弘扬指导,因此,当时几乎没有中国佛教的流传。上世纪20年代末,中国高僧太虚大师,一度到美国弘传佛教,并倡议发起组织世界佛学苑,欲使寰宇有情,同沾法益。

  1962年,美籍华人应金玉堂居士发菩提心,继承先贤遗愿,首先在纽约发起成立了美东佛教总会(原名美东佛教研究总会)。由于她的努力弘扬,中国佛教在美国已播散道种,发荣滋长。到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佛教徒在美国创办的佛教团体和建立的佛教寺院,已有四、五十处。其中比较著名的佛教团体,除了美东佛教总会外,尚有美国佛教会、中华佛教会、中美佛教总会和佛教青年会等。著名的佛教寺院,有大乘寺、万佛城如来寺、西来寺、庄严寺、报恩寺、光明寺、大觉寺、法王寺、东禅寺、妙觉寺等梵刹。这些佛教团体和寺院,经常举办佛学讲座,聘请一些德学并茂的法师、居士和佛学专家,讲演佛法。与此同时,不仅有大批的华憍和美籍华人学佛,而且已经开始有一部分西人皈依佛教。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与应金玉堂居士所创办的美东佛教总会有关系。这些佛教团体和寺院,都是在美东佛教总会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

  应金玉堂居士祖籍浙江,上世纪50年代举家由台湾迁居美国纽约。她初到纽约,找不到一个可供修行的场所。其时纽约各种宗教都很发达,唯独没有中国佛教的寺院,只有一家日本净土真宗的佛教学会,专供日本憍民进行佛教活动。纽约日憍不过三、五千人,已然有佛教学会,而纽约的华憍,至少七、八万人,却无一所佛堂。这件事触动了她,遂发愿要建立一个佛教团体,以供华人礼佛参禅之用。1962年5月,因缘成熟,由应金玉堂居士发起并筹资的“美东佛教研究总会”经过曲折紧张的准备,在纽约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这是纽约第一个向政府注册的中国佛教组织。1971年,应金玉堂居士筹资在纽约南开罗兴建大乘寺,作为美东佛教研究总会的修行道场。美东佛教总会和大乘寺,是美国弘扬中国佛教的基本场所。自成立以来,经常举办佛学讲座,按期礼请知名法师、居士或佛学专家,前往讲演佛学,传播佛学知识。每逢佛诞节日,举办各种法会,以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美东佛教总会致力于把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和弘扬于海外,并取得了辉煌成绩。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东佛教总会的弘法利生活动,与中国内地的佛教组织和名山大川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经常组织代表团、观光团进行互访,在法务活动方面互相支援,在寺庙建设方面互相借鉴,例如大乘寺新建的玉佛宝塔,就是受上海玉佛寺玉佛宝像和上海龙华寺宝塔的启发而建。1980年4月,应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邀请,应金玉堂夫妇率领的美东佛教总会中国名山朝圣团来华朝圣,历时一个多月,行迹遍及五省12个城市,参观了37座寺庙,朝拜了四大名山。在上海期间,朝圣团还参观了玉佛寺、龙华寺等寺庙,真禅法师代表上海佛教协会热情款待。朝圣团回国后,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应金玉堂居士向媒体报告了朝拜观感,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以亲身经历现身说法,介绍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实际中贯彻落实的情况,以及各地寺庙开放和僧尼生活的情况。1985年6月,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邀请,美东佛教总会再次组朝圣团回国朝圣,参拜了北京、山西、上海等地的佛教圣地。在北京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中南海接见了全团人员。在上海期间,真禅法师和明畅法师代表上海佛教协会盛情迎接,真禅法师还在玉佛寺宴请全体人员,之后与明畅法师一道陪同应金玉堂居士赴常州天宁寺建水陆道场。

  在1980年回国朝圣时,应金玉堂居士在上海玉佛寺和龙华寺分别看到玉佛宝像和龙华宝塔,遂生法愿,要在纽约大乘寺内建造一座玉佛宝塔。经过两年的准备,1982年玉佛宝塔破土动工,1984年,耗资近40万美元的玉佛宝塔竣工。这是美国第一座中国式的佛塔。为了给佛像开光和庆祝佛塔的建成,应金玉堂夫妇特邀真禅法师和龙华寺的明畅法师以及普陀山的妙善法师赴美参加玉佛宝塔的落成典礼并主持开光典礼。

  三位中国法师即将赴美参加佛事活动的消息一经传开,即在美国华人聚居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激起巨大反响。在他们抵美之前,美国华文报纸纷纷以主要版面进行宣传报道。例如,1984年7月23日的《每周华憍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中国女排和体操队到达洛杉矶参加奥运会和中国三位方丈将于8月22日抵美弘法的消息。7月30日是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开幕的日期,《中国时报》发行彩色版,上半版是里根总统为奥运会剪彩的报道,下半版全是中国法师即将赴美弘法的消息。美国舆论界认为,这是35年来中国内地第一次派出高僧到美国弘扬佛法,参加宗教活动。及至3位法师抵达美国,200人的队伍到机场欢迎,这在美国实属罕见。第二天,各大华文报纸都以醒目标题报道中国三位高僧抵美的消息,如“三中国高僧昨飞抵纽约,主持大乘寺玉佛塔开光”,“高僧慈航普度到纽约,主持七层宝塔开光礼”等。真禅法师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作为他赴美弘法的开场白。他把佛教界的对外交往,与佛教慈悲救世的宗旨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佛教以慈悲救世为宗旨。我们认为,凡是为人类谋求幸福,为世界谋求和平的事业,都是符合我们佛教慈悲救世的宗旨的。我们佛教徒都应当为了这些神圣事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你们为了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也是伟大的,我们也为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他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祝愿中美两国佛教界为实现佛教慈悲救世的宗旨,共同前进。

  1984年9月1日,大乘寺举行了玉佛宝塔落成和佛像开光典礼。典礼仪式在下午二时举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梁于藩大使夫妇,驻纽约副总领事纪立德前往观礼并表贺意。所以,当地新闻界说,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一起躬逢盛会。仪式由应行久先生主持,美国南开罗市市长和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先后致词祝贺。真禅法师讲了开示。他首先向发心建造玉佛宝塔的应金玉堂居士表示祝贺。然后引经据典开示道:“经云:若有清信男女,于佛灭后,起塔供养,即使所造塔小,其所得功德,比之布施供养阿罗汉、辟之佛等,功德超过百千亿万倍,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百千万生,常生天上,受诸妙乐,直至成佛。”他还引用《法华经》偈子:若人散乱心,人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他说:不但发心造佛塔者,其功德不可思议,凡有见此宝塔,旋绕礼佛、香花供养,其功德不可思议。最后,真禅法师祝愿:起塔供养,礼拜旋绕,凡有见闻,得无量福,直至成佛,永不退转!广渡众生,满菩提愿!情与无情,同圆种智!

  真禅法师的开示,反响热烈,开示过程不断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2000听众为真禅法师从容大方的态度和风采所折服。当真禅法师开示完毕时,台下掌声仍然不绝,真禅法师不得不多次站立起来向大众表示感谢。仪式一结束,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美国佛教联合会会长浩霖法师跷起大拇指对真禅法师说:“您真不愧是泱泱大国的高僧代表,为我们中国佛教赢得了光荣,为我们中国僧人争了光彩”。浩霖法师还说:“在美国,佛教方面有两千人的集会是从来没有的,和尚在这样大的集会上能这样讲话是美国自有佛教以来的第一次。”世界佛教中心负责人敏智长老也对真禅法师说:“想不到你有福有慧,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你替我们出家人放了大光明!”真禅法师的开示和2000信徒给他的掌声成了这次开光典礼的高潮。

  在美期间除参加典礼、主持开光仪式外,真禅法师一行还应邀访问了美国30个佛教寺院,2个佛教团体,同美国佛教界人士进行了30余次座谈,开示6次,举行记者招待会1次,行程所至达8州10城市,受到美籍华人佛教界的热情接待。

  1987年,明阳法师率“中国广济寺、龙华寺僧伽赴美法务团”应美西万佛城邀请赴美举行水陆法会,真禅法师作为随团顾问再次赴美弘法利生。事后真禅法师赋诗抒情,写道:“便驭飞鸾两翼轻,重洋彼岸听吹笙。人天和乐迎嘉会,龙象跻锵集圣城。二六时中宣佛号,三千界内祝和平。奘公西历真东渡,勉继芳踪事此行。”真禅法师自认承继玄奘、鉴真事业,所谓“勉继芳踪事此行”,以诗明志,不仅是他美国弘法行迹的真实写照,而且是玉佛寺两代住持多年海外弘法行迹的真实写照。

  (二)欧洲七国弘法

  在玉佛寺的海外弘法中,真禅法师的欧洲七国弘法访问值得大书一笔。

  1994年8月,真禅法师率上海玉佛寺赴欧弘法团应法国佛教联合会会长、静心禅寺主持明礼法师和李桂荣居士的邀请,前往法国弘法访问。弘法团一行4人,真禅法师的身份是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玉佛禅寺住持、上海静安寺住持、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住持、赴欧弘法团团长。除真禅法师外,还有随行顾问上海市宗教事务局何全刚先生,以及弘法团秘书玉佛寺监院觉醒法师、维那慧芝法师。此行同时也应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法师、居士之邀,在访法期间,辗转欧洲各国进行弘法参访活动,这些国家是: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卢森堡等。这次欧洲7国弘法访问,所到国家之多,历时之长,影响之大,为玉佛寺海外弘法以来所未有。

  弘法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在真禅法师一行启程之前,法国佛教联合会和法国的其他一些憍界团体以及个人,就通过欧洲影响较大的中文报纸《欧洲时报》,用大幅版面发布了消息,表达了他们的期待和重视。1994年8月1日,弘法团一行到达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受到法国佛教联合会会长、巴黎华憍各地同乡会的会长、代表及许多信徒的热烈欢迎。第二天,真禅法师一行首先去明礼法师住持的巴黎静心禅寺礼佛。然后,参观了法国名胜圣米榭山。真禅法师对圣米榭山修道院哥特式教堂尖顶的大天使塑像印象深刻,在记录欧洲七国弘法的《欧洲七国弘法记》中,真禅法师作了详细描述。当晚,法国欧华文化交流协会设素斋宴请了弘法团。该会会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并介绍了欧华文化交流协会在中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所起的桥梁作用。真禅法师即席发言,首先充分肯定了该会为文化事业及欧中交流作出的努力与贡献。接着,像往常一样,真禅法师不失时机地向来宾和记者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大好形势,介绍上海浦东开发的美好前景,介绍国内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及人民群众信仰佛教的情况。席间,何全刚局长也介绍了上海佛教发展欣欣向荣的概况。

  1994年8月3日下午,真禅法师一行应邀前往静心禅寺开示佛理,真禅法师作了《佛法与人生》的演讲。他说:佛法与人生的关系,内容很丰富,可以从多方面去理解。要而言之,佛法主要就是解决人生问题,但人生问题除了生死大事之外,还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真禅法师着重讲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佛法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义,联系到人生,这是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国家,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其次,佛法提出“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的教义,联系到人生,就是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再次,佛法有“农禅并重”的教义,联系到人生,这是要以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人间乐土;第四,佛法提出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教义,联系到人生,就是要发扬大乘佛教慈悲众生的精神;最后,佛法提出“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的教义,联系到人生,就是要广作资生福利事业。真禅法师的开示将深奥的佛法通俗易懂地与人的日常人生密切联系,受到大众的欢迎。不仅如此,真禅法师还善巧地解说佛法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他说:各地名山大川留下的佛教遗迹,点缀着祖国的美好山河,今天这些遗迹都成为旅游胜地,供人观赏、游览,这也是佛法有益于人生的事。这既是善巧地解说佛法与人生密不可分的道理,同时又是善巧地激发海外炎黄子孙心向祖国的感情。当晚,法国上海联谊会宴请了弘法团一行。

  法国上海联谊会与真禅法师和玉佛寺关系密切。1990年4月,该会曾邀请真禅法师和觉醒法师赴法弘法参访,主持该会新设佛堂的观音玉佛的开光典礼。这是玉佛寺首次赴法弘法。1990年,巴黎尚无中国寺庙,法国上海联谊会设观音玉佛佛堂,意义不同一般,时任联谊会会长的汪漱芬女士高兴地说,今后大家有地方拜佛了。首次法国弘法期间,真禅法师还拜访了当时中国驻法国大使周觉,并向他介绍了国内佛教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情况。巴黎弘法结束后,真禅法师和觉醒法师还应挪威弟子之邀,赴挪威作了短暂的弘法参访。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真禅法师一行前往瑞士、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弘法内容包括去佛教寺庙礼佛,应邀开示佛法,向憍胞宣传我国宗教自由政策,介绍国内宗教尤其是佛教的现状,以及介绍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广泛结交朋友。弘法之余,观光游览了各国的风景名胜以及基督教文化胜迹。

  相对而言,上述各国中,德国佛教的发展可以算得上是颇具规模。近代以来,德国即已有佛教的流传。但德国佛教发展的方式却有自己的特点,即佛教的寺庙建的不多,以研究和传播佛教为主的佛教中心、佛教团体以及佛教刊物却不少,研究佛教的人也很多。这也许跟德意志民族喜好思辨的传统有关,或者说与他们对事物倾向于采取认知的态度有关。1903年,莱比锡有了第一个佛教传教协会,是卡尔·塞登斯塔克发起成立的,它以出版为基地,传扬佛教。曾先后发行《佛教徒》杂志和副刊《佛教世界》,以及《佛教了望》杂志。作为一个佛教传教团体,协会的宗旨较宽泛,即提倡素食,保护动物,推动和平运动。虽说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对于促进佛教在德国的流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达摩波罗创立的摩诃菩提会在德国成立了分会,也出版了刊物,叫《大菩提论说》。但战争开始后,德国的佛教活动几乎全部趋于停止。战后,又恢复活动,先后建立了几个佛教中心,其中主要的有:保罗·达尔克于1924年在柏林建立的“佛教徒之家”,它是德国第一个习禅和实践佛教生活方式的中心。卡尔·塞登斯塔克和乔克·格林于1945年创建的《德国佛教社》,它是一个供佛教信徒修行的地方,1935年更名为“老佛教徒(上座部)社团”,总部设在巴伐利亚。以上两个佛教团体都研究过佛教教义中的“无我说”,格林甚至从西方哲学和宗教的灵魂观出发,解释佛陀讲“无我”的真义,认为佛陀本人从未否认过永恒灵魂,所谓“无我”,不过是说“我”存在于理性所能了知的范围之外。二战后,德国又出现许多佛教团体。1952年,这些团体谋求统一,几经分合,几易其名,最后还是统一为德国佛教联合会。此外,在德国一些地方如慕尼黑、波恩、汉堡等,藏传佛教也有影响。德国的佛教和亚洲南传佛教盛行的国家有关系,一些德国佛教的传播者曾一度赴缅甸和斯里兰卡求法,上世纪50年代,德国还出现了东南亚国家的佛教复兴运动。虽然佛教在德国流传了百余年,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大。

  在德国期间,真禅法师一行还去杜尔赛夫的善和寺礼佛,并应邀为大众开示佛理。在《佛法与做人》的开示中,真禅法师说:佛法教人做人,就是教人做一个“自利利他”的人,这和世间常说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一个意思。真禅法师讲了这条道德准则的依据,即人是社会的人,因此,人应当服务于社会大众,这是他获得社会大众帮扶的道义前提。但社会上一些人却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做人原则,真禅法师对之进行了批评。在《佛法与哲学》的开示中,真禅法师提出佛法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法为中国传统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即佛法传人中国以来,提出许多新的哲学概念,诸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世界”、“体相用”、“色心”、“能所”等。这些概念深深影响和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真禅法师具体列举了自隋唐以来中国佛教各宗所提出的独特的概念理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中国佛教禅宗,它提出的“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的理论,特别是其“顿悟”说和“心性生万物”说,对宋明理学影响巨大,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和王阳明“心外无物”的说教,都是上述禅宗理论的脱胎翻版。真禅法师最后总结说,中国佛教不仅影响和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而且对中国传统新儒学曾经起了催生的作用。真禅法师的开示被许多听众视为福报。

  佛教在荷兰社会上的流传不是很广,但荷兰汉学界的佛教研究在欧洲却是首屈一指。荷兰莱顿大学是欧洲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社会风情的学府。著名汉学家、莱顿汉学院的院长许理和教授,是欧洲汉学界著名的佛教研究专家,汉语佛教学术界也很熟悉他,他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堪称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真禅法师一行结束了德国的弘法以后,即赴荷兰弘法参访。

  真禅法师荷兰之行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与莱顿大学汉学院佛学研究的教授们进行座谈。座谈是应许理和教授之邀。座谈中许理和教授介绍了莱顿汉学院的情况,并且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了赞赏。真禅法师向莱顿的专家们介绍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特别介绍了佛教方面的情况。真禅法师在介绍到上海佛学院的教育情况时,还邀请许理和教授在方便时到上海佛学院为学僧们授课,许理和教授欣然允诺。双方在佛学方面谈得非常投机。在交谈中,莱顿汉学院的托尼·塞奇教授对中国佛教赞赏备至。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在中国,中国保存了那么多的佛教典籍,要研究佛教,不懂得汉文,不掌握汉文佛教资料,只能是一个门外汉”。托尼·塞奇教授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的话可视为经验之谈。与莱顿教授们的交流使真禅法师了解到荷兰也有人专门研究中国汉地的佛教,这令他格外高兴。

  五国访问相继结束后,真禅法师一行又回到法国。其间还抽空去欧洲最小的国家卢森堡大公国进行了短期参访。在法国最后的日子里,真禅法师仍不辞辛劳地四处弘法。1994年8月19日,应明礼法师之邀,真禅法师一行去明礼法师在法国东部诺曼底的一座寺庙进行弘法访问,在那里,他们讨论了明礼法师在法国举行一次祈祷世界和平吉祥水陆空大法会的设想。8月20日,真禅法师应邀为法国广肇同乡会佛院供奉的普贤菩萨金身像举行开光仪式,并应邀向广大信徒讲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的开示。当日下午,真禅法师又应邀参加了法国潮州会馆佛堂的宗教仪式,并再次向居士们作了《学佛与做人》的开示。8月21日,真禅法师又往静心禅寺主持了报恩孝亲盂兰盆积福超度大法会。真禅法师、觉醒法师、维那慧芝法师等三位法师还唱了华严字母,令许多居士耳目一新。最后,真禅法师又为广大信众开示了《佛法与人生》。

  真禅法师欧洲弘法期间,媒体给予了密切关注,《欧洲时报》、《星岛日报》在真禅法师一行启程前就刊登宣传广告,及至到了法国之后,进行追踪报道。尤其是《星岛日报》几乎追踪报道了真禅法师在欧洲每次的重大法事活动,向大众介绍真禅法师的佛缘、道行、佛学造诣,以及弘法团所到之处各界对其弘法活动的反应。

  欧洲七国的弘法之行,更增加了真禅法师的弘法使命感,他说:“我在访欧回来后,经常这样想,作为一个现代化中国的佛教徒,确实应该为世界佛教的弘传多作贡献。”“总之,这次西欧七国弘法访问,感受颇多,收获甚丰。既弘扬了佛法,也增加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加强了我为佛法而献身的责任感。因此,在我有生之年,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发扬佛教的国际交流优良传统,为进一步促进与扩大中外佛教文化交流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三)新加坡弘法

  据说,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自长安去印度求法,回程从北印度洋航海东归,曾在新加坡小岛漂流十余日。但如果当时有中国高僧在新加坡停留过,那么,应该会留下一些佛教的影响。事实上,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未闻再有中国僧人在新加坡弘法。

  学者普遍认为,近代以来,佛教才逐渐由中国传人新加坡,但传人方式很偶然,是通商过程中,中新两国民间往来将佛教信仰带人新加坡,且当时的佛教信仰仅限于新加坡华人范围,与民间信仰相混,很不纯正。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在新加坡有史可据的弘传,始于中国近代名僧圆瑛大师、太虚大师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僧人在新加坡的讲经弘法。

  圆瑛大师曾先后五次赴新加坡弘法。1924年赴新加坡和槟城讲经,闻法者甚众。1926年,二度赴新加坡弘法,为福建泉州开元寺所办之开元慈儿院筹募基金。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他三度赴新加坡弘法,筹募经费。1938年,四度赴新加坡,在光明山启建水陆大法会,超度国内死难军民。1946年,最后一次赴新加坡弘法。圆瑛大师数次赴新加坡弘法,对新加坡佛教的流传和发展影响很大。

  太虚大师也曾先后三次赴新加坡讲经弘法。1926年,他第一次赴新加坡,受邀在新加坡福州会馆作《祝南洋佛教之联合》的开示。同年9月5日,受新加坡中国商会邀请为新加坡各界作《略谈世人对于佛法之误解》的开示。9月10日起,在新落成的维多利亚纪念堂,连讲三日《觉世救人之佛法》,听者云集。此次弘法,使新加坡很多人对佛教产生信仰之心。他还指导一些信众,组织了中华佛教会。1928年8月,太虚赴欧洲各国弘法,道经新加坡,在中华佛教会说法,影响颇大。这是第二次新加坡弘法。第三次新加坡弘法是1940年3月,其时他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到亚洲各佛教国家访问,到访新加坡。这次他分别于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中正中学、维多利亚纪念堂、静芳女学等开示四次,讲了《在家学佛次第》、《菩萨行与新生活运动》、《八正道与改善人群生活》、《佛教与中国女学》等。太虚大师三次赴新加坡弘法讲经,为新加坡播下了新佛教运动的种子,对新加坡佛教的发展,贡献巨大。

  此外,还有转道、瑞等、转解、慈航等中国僧人,往返于新加坡,或创建寺庙、居士林,或赴新加坡寺庙任教、讲经说法,或出任新加坡寺庙住持,或筹办、组织佛教善事,或创办佛教刊物、出版佛学书籍,或兴办佛教图书馆、佛学研究机构等,在新加坡弘扬佛法,不遗余力。

  前贤大德新加坡的弘法大业,至上个世纪末仍在延续。1995年,上海玉佛寺真禅法师率领上海佛教法务团应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邀请,赴新加坡进行了弘法访问。此次弘法活动,因缘殊胜。1994年,新加坡居士林就函请中国佛教协会派团至新加坡协助启建水陆法会,并参加居士林的三庆大典,即居士林成立60周年纪念庆典、居士林新建的活动中心大厦落成揭幕典礼,以及佛像开光。中国佛教协会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上海,并决定由上海玉佛寺组团前往。接到任务后,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组成了一个大型法务团。法务团由60人组成,以玉佛寺的法师为主,吸收了上海龙华寺、静安寺的部分法师,另有少量居士。

  真禅法师曾多次赴新加坡进行弘法访问,对新加坡历史和现状以及佛教的发展状况有较多了解,对新加坡经济的发达、城市建设的美丽、整洁,尤其对新加坡人民的文明礼貌,印象颇深。所以,此次率法务团再赴“礼仪之邦”新加坡弘法,令他感到十分快慰。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是此次法务活动围绕的中心,因为三庆大典及水陆大法会均属居士林的法事活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是新加坡重要的居土道场,于1934年由转道、瑞等等僧人和居土主持创建,其前身为新加坡佛经流通处。据其“建林碑记”所述,居土林创立主旨为“供社家奉佛,二众集会念经,为学佛之林薮”。其林务活动涉及弘法、修持、慈善救济、教育文化、流通佛经等佛事及佛教文化活动的各方面。其中,弘法和修持,是其林务活动的主要内容。在这方面,居士林常敦请海内外高僧大德阐说佛法妙义,使闻者生法喜、沾法益;特别提倡净土法门,旨在藉念佛之功力,收束身心妄念谬行,使人转邪归正,反迷为觉。其慈善救助活动,在上世纪40年代新加坡论陷时期,本着佛陀慈悲济世的大愿,在赈济难民方面做了大量善事。文化教育及流通佛经等活动,对于新加坡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对于推动佛教在新加坡的普及和深入,贡献良多。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界以及玉佛寺关系十分密切,情谊源远流长。上世纪90年代真禅法师每年都要去新加坡弘法数次,有时觉醒法师也应邀一起前去弘法讲经。每次去新加坡,几乎都要去佛教居士林拜访老朋友,每次都受到他们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居士林也常常应邀组团或派员来上海访问,每次也都要来玉佛寺参访礼佛。两家在弘法利生的事业中,一直相互支援和促进。因此,值居上林举行成立60周年诸庆典之际,真禅法师欣然率团前往。

  1994年5月13日上午,庆典活动由诸佛菩萨圣像开光始,真禅法师主持了开光仪式,其开光法语和开光偈表达了佛陀降生娑婆世界,度脱群生,护世和平的大事因缘。开光仪式结束后,真禅法师同前来观礼的国内外高僧大德、社会名人及各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代表一起,参加了由新加坡总统为居士林新建的活动中心大厦落成典礼的揭幕仪式。最后在庆祝居士林成立60周年纪念大典上,真禅法师即兴致词,其词赞誉了新加坡居士林成立60年来在历任林长的共同努力下,为新加坡佛教的弘化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并祝愿居土林在今后的弘法利生事业中,继续为新加坡佛教的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1994年5月14日,居士林为期7天的水陆和平吉祥大法会随着卫塞节的庆典活动拉开序幕。新加坡居士林司理李木源居士献词中介绍了佛教水陆法会在佛教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它的功德,以及新加坡居土林敦请上海玉佛寺启建这次法会的目的。水陆法会是一切佛事中最为大型的佛事活动,也是诵经拜忏等佛事功德中,慈意最为磅礴、仪意最为周密、仪规最为隆重的佛事活动,而它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在水陆法会中,人们既可以报恩亲、度先亡、解冤业、度群众,同时也可以植福德、消灾难、增福寿、得智慧。此次居士林启建水陆法会,旨在仰仗三宝的力量,共同祈求世界和平、国运昌盛、风调雨顺、人民安宁,一并愿诸先灵,承此功德,同生净土,早登莲邦。这次法会规模盛大,报名参加的人数多达10万,在新加坡佛教史上空前未有。水陆法会由上海玉佛寺真禅法师为首的50多位法师启建。法会期间,真禅法师应广大信众的请求,每天下午上堂说法,为大众开智慧,净烦恼。7天法会,真禅法师上堂说法7次。5月14日,适逢母亲节,真禅法师又应邀随机说法,于14、15日下午升坐开讲《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5月16日,真禅法师应请为新加坡在家信徒授三皈五戒,许多信众争相皈依法师门下。法会期间,真禅法师还参访了一些佛寺名刹,拜会了一些新老佛友,畅谈两国佛教的发展情况,交流弘法活动的经验,“可谓其乐融融”。

  新加坡的弘法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意义之深,为中新两国佛教交往史上所罕见。真禅法师后来说,这次弘法活动,加深了两国佛教徒之间的深厚情谊,在中新两国佛教交流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真禅法师在新加坡期间,新加坡新闻界几次对他进行采访,并通过电台、电视台和报刊进行报道,几大报纸的头版均刊登了王鼎昌总统和真禅法师合影的巨幅照片,并对真禅法师的弘法利生活动和对中新佛教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予以高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