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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佛教的对外交往活动(2)

作者:潘德荣,张晓林

  (四)港台弘法

  香港早在1500年前就已有佛教传人。大陆佛教大乘的各宗派,现在在香港几乎都有流传,诸如,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等,甚至密宗在香港也有流传。据不完全统计,至上世纪90年代,香港有正信佛教徒80多万,比丘约300余人,比丘尼约2000余人。寺院、精舍等约有500余间。

  香港最古老的佛教寺院有3个,分别是杯渡寺、灵渡寺和凌云寺。在永明法师所著《香港佛教与佛寺》一书中,“杯灵两渡”被视为香港佛教的发祥地,它们是香港现存最早的千年古刹,建寺历史可以溯至南北朝。相传晋宋年间,有奇僧曾驻锡香港屯门青山,该僧常乘大木杯渡水,世人遂称以杯渡禅师,杯渡寺即为纪念杯渡禅师而建。杯渡寺历史上曾经重建和扩建,今日称青山寺。相传灵渡寺为东晋隆安年间(397-402)僧人玄朗与杯渡共建。“灵渡寺”之“渡”即指杯渡禅师,而其“灵”字,则指“密乘灵验,普度众生”。灵渡寺历史上也几易其名,几经兴废,最后于1969年重建至今。凌云寺为明代遗庵,位于观音山。1917年,妙参法师重建凌云寺,同年凌云寺成立“女丛林”,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间女丛林。1919年,香港诸山长老集会凌云寺开坛传戒,香港佛教界的传戒法会由此展开。可见,凌云寺是香港佛教丛林和传戒的发祥地。

  茅蓬精舍是香港佛教早期的特点之一,其中大屿山茅蓬群,最具代表性。现在的许多禅寺,其前身都是茅蓬。例如现在有“香港第一禅林”之称的宝莲禅寺,其前身就是大屿山茅蓬群中的大茅蓬。

  近代以来,香港佛教除了继续建寺弘法外,其发展的一大特色是成立佛教团体、佛教文化教育机构和慈善团体。上世纪初香港即已有佛学会组织及慈善机构。上世纪20年代,太虚法师曾在香港组织讲经法会,其影响所及,推动了香港佛教的发展,素食、讲经、弘法之风一时盛行。至二战前,香港佛教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弘法、修持、文化、僧伽教育普遍展开。二战以后,佛教界人士自创小型寺院或精舍蔚然成风,成为香港佛教的另一大特色。

  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佛教团体,是成立于1946年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该会成立于二战后的特殊环境里,其成立目的和宗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即“肩负战后重建的时代使命,以团结香港佛教僧俗男女,上宏佛法,下济群生,而为己任。”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数十年来,始终贯彻其立会宗旨,并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作出新的贡献。该会现有个人会员万余,团体会员200多个。它还作为世界佛教僧伽会、世界佛教友谊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等国际性佛教团体的成员,积极参与国际性的佛教弘法活动和佛教文化活动。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会会长一直是觉光法师。香港佛教联合会数年来在觉光法师领导下,在弘扬佛法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觉光法师本人与上海佛教界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曾多次率团来上海弘法访问,支持和促进上海佛教的发展。

  事实上,香港佛教与上海佛教的关系颇有历史渊源。1987年10月,真禅法师在香港佛教访沪代表团欢迎会上的讲话中,简单回顾了近代以来香港佛教与上海佛教的关系,他说:“香港佛教与上海佛教,素来关系密切,因为我们都是信奉大乘佛教,而且又是‘教宏天台,行修禅净”。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天台宗的重镇。近代天台宗大德谛闲法师,是传持天台教观的第43世沙门。他于1886年在上海龙华寺接瑞融法师的法,然后在上海龙华寺、玉佛寺、留云寺等处宣讲天台经论,培养了一批教宏天台的僧才。1912年,谛闲法师去宁波住持观宗寺,创办观宗学舍,宏扬天台宗。1932年,法师将观宗法席托付宝静法师,命为住持。此次来沪访问的香港佛教代表团名誉团长、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即亲承宝静法师法嗣,为天台教观第46代宏法沙门。不论在法脉传承方面,在经论讲习方面,还是在修持方面,港沪两地佛教都是学修与共,亲密无间的。所以,真禅法师把这次重逢,称作“法侣相聚”。

  改革开放以来,真禅法师多次应邀赴港弘法访问,其中有几次他认为最重要,感受也最深。它们分别是1985年、1988年的弘法访问,以及1992年的两次弘法访问,还有1993年的弘法访问。在这些弘法访问中,真禅法师或参加盛大水陆法会、佛像开光典礼等重大佛事活动,或参访佛寺、精舍和佛教团体,拜会诸山长老、高僧大德,并与他们交流两地佛教活动的开展情况,交流佛教文化学术。真禅法师获益良多,感慨良多。香港佛教在觉光法师、永惺法师、黄允畋居士等领导下近年来所取得的飞跃发展,如蓬勃开展的佛教慈善福利事业、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佛教文化教育团体、众多的大型佛事和法务活动等,给他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1992年12月,真禅法师随上海佛教协会法务团赴港,应邀参加香港志莲净苑启建“重建道场祈求世界和平水陆法会”。此次香港弘法规模较大,法务团由65位大德法师组成。水陆法会连续进行了7昼夜,参与的信众万余人,目的是祈求世界和平、风调雨顺、香港繁荣,并希望化干戈为玉帛,变戾气为祥和。真禅法师与其余5位法师共同主持了法会的开幕仪式。

  1993年12月,香港大屿山宝莲寺启建“天坛大佛开光祈求世界和平”水陆法会,真禅法师和明畅法师率70多位高僧组成的中国佛教协会法务团应邀前往,帮助布置水陆法会坛场。水陆法会是佛教法事活动中最庄严的仪式之一,在我国已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法会的起源,可以溯至梁武帝。梁武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为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认为有必要慎终追远,故发起举办法会。《佛祖统纪》卷三十三载:梁武帝梦僧启示,后又得宝志禅师劝说,披阅大藏,创立仪文,于天监四年(505)就金山寺修建水陆法会。这次宝莲寺启建的大规模水陆法会,是配合天坛大佛进行的,希望借佛像开光之机,祈求世界和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化戾气为祥和,化干戈为玉帛。也为香港前途祈求安定繁荣,消灾灭祸。法会进行过程中,真禅法师参与主法,并应邀上堂为大众说法。他的上堂法语中心内容是劝大众于寻常日用中,吃饭穿衣时,去体验、参悟佛法。7昼夜法会庄严、隆重,如律如仪。香港四众弟子称赞有加,认为是香港佛教近年来最盛大的一次法会。真禅法师也认为,以最隆重的水陆法会配合天坛大佛的开光,其功德更大,力量更强,定能造福世界永久和平,造福国家繁荣昌盛,造福人民幸福快乐。

  法会结束后,举行了天坛大佛的开光典礼。天坛大佛是大屿山宝莲禅寺于1981年开工兴建的露天青铜巨型释迦牟尼佛像,奠立于大屿山木鱼峰上,俯瞰珠江南海流域,遥覃越秀北岸神州。开光仪式也是庄严而隆重,参加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名善信。主持仪式的除了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佛教高僧外,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韩国、美国等国家的佛教大德。可谓规模宏大。开光仪式之后,又进行了天坛开幕典礼和剪彩仪式,开幕典礼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香港总督及筹建委员会主席胡仙共同主持,并致词。赵朴初会长在致词中把天坛大佛的建造视为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其理由有三:发心伟大,即为了香港的安定繁荣,为了国泰民安,为了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世界和平。艺术伟大,即大佛相好庄严,其艺术成就可与云岗、龙门造像比美;技术伟大,即造像工程技术的某些环节,在世界铸造史上前所未见,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青铜坐像。周南社长的致词称佛教是内地与香港人民相互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他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97香港回归后,也将在香港得到实施。他还称赞天坛大佛的建成,是内地与香港两地亲密合作的结品,是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象征,堪称功德无量。

  台湾佛教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各具特色,即甲午战争以前的传教阶段,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佛教仰仗日本军政威势进入阶段,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台湾佛教的发展与繁荣阶段。

  据现代学者推测,台湾佛教是随移民传人的。我国自三国时代以来,隋炀帝、唐昭宗、北宋末、南宋孝宗等朝,都曾向台湾、金门派兵或因战乱移民,佛教信仰或许即随移民传人台湾。但没有文献支持这个推测。大概能够确定的是,台湾最早的佛寺,大约兴建于明末郑成功时代。其时郑成功经营台湾,有大批汉人移民至台湾,佛教也随之传人。移民在台湾建寺立庙,崇奉礼拜,遂使佛教在台湾逐渐得以流传。郑成功之子郑经,笃信佛教,曾于台湾建弥陀寺,延请僧侣住持。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福建、广东等地的僧侣到台湾者渐多,较具规模的佛教寺院也渐次兴起,台湾佛教发展逐渐展开。台湾现存许多佛教寺院,即建于这一时期。清乾隆末年,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的大陆在家佛教斋教,亦称白衣佛教,也传人台湾,且势力日大。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佛教秉承日本政府施行台湾佛教日本化的计划,日本佛教临济宗、曹洞宗、天台宗、净土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均盛行于台湾,欲迫使台湾佛教逐渐与日本佛教同化。在这种背景下,原来从大陆传人台湾的正统佛教,渐呈衰象。1945年,日本战败五条件投降,台湾佛教寺院渐由台湾僧侣自己管理,一些僧侣组织了台湾佛教会,推举本圆法师为第一届理事长。1949年,大批大陆僧侣涌人台湾,使台湾佛教发生巨大变化。表现在组织机构上,将台湾佛教会纳入“中国佛教会”之下,作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受“中国佛教会”督导。此一组织机构方面的变化,带来了台湾佛教诸多方面的开展,诸如佛教文化慈善事业、佛教僧伽教育及社会教育事业、佛教之布教、寺院之兴建,以及与国际佛教界之联系等方面。一批大陆高僧,也相继赴台湾建立佛学院,培养僧才,传播大陆正统佛教,如慈航大师、印顺大师等。至上世纪90年代,台湾佛教各项事业的发展,成绩斐然,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佛教文化的发展。据统计,截至1988年,台湾登记发行的各类佛教杂志近百余种。数十年来,台湾佛教经籍的翻印、佛学著作的译介、出版等方面,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例如,具有代表性的有早期《日本大藏经》的影印,以及张曼涛主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其中张曼涛主编的丛刊,共有10辑100册,收录了自1911年至1978年60余年间823位作者的佛学论文1776篇,主题涉及中国佛教各宗、印度佛教、佛教史,及佛教哲学、佛教研究方法、佛教典籍目录、佛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佛教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等众多方面。该书汇集了近代以来佛教学者在佛学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内容蔚为壮观,其编辑出版堪称中国佛教史上之一大事业。另外,佛光山出版的《佛光大辞典》,佛光版的《大藏经》,以及佛光山编纂推出的《人间佛教》大型丛书《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系列,也颇具代表性。台湾目前200余处各类佛教道场,其中160处是1945年以后新建或扩建的,于此足见数十年来台湾佛教之欣欣向荣的局面。光复以后的台湾佛教,也非常重视僧伽教育,提高僧伽的文化素质,其途径主要是通过著名的佛教寺院兴办各类佛学院。据不完全统计,仅1945年后成立的佛学院校,就不下40余所。总结起来,台湾佛教近几十年来有长足发展,呈现一派兴旺气象。

  1993年11月,真禅法师得遂夙愿,赴台弘法访问。同行者还有时任上海玉佛寺监院的觉醒法师。初次赴台,是应台湾高雄光德寺住持净心长老的邀请,参加光德寺举行的传戒大法会,为新戒比丘讲戒。在台期间,真禅法师还充分利用时间,参访了40余所寺院、精舍和佛教团体,在参访中,多次应邀开示佛法和进行佛学演讲。还会见了许多佛门旧友,也结交了一批新知,并向他们介绍了大陆的佛教现状和上海佛教的情况。

  光德寺位于台湾高雄县阿莲乡,由地方人士建于1927年,现为台湾著名佛教寺院之一。时任住持净心大师为该寺第三代住持。1993年11月6日上午,光德寺按照佛制组织参加传戒大法会的僧众去高雄市区进行托钵行化,真禅法师应邀随喜参加。托钵行化原为印度佛教的一种行仪,即僧人为资养色身而乞食于人。托钵行化也接受布施,是佛教募集善资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一种方式。关于托钵行化的意义,佛经有许多说法,《法集经》卷一指出了三种意义:不贪珍味,美恶均等;为破我慢,于富贵贫贱等家皆无拣择;慈悲平等,大作利益。翌日,真禅法师应邀在光德寺举行的传戒法会上为新戒比丘讲戒,同时答疑。

  佛法的全部内容可以概括为戒、定、慧三学。戒即戒律,定即禅定,慧即智慧。三者中,戒为基础,戒为菩提本。真禅法师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因为持戒能生起一切善法,能积累无量功德,所以是趋向无上菩提的根本”。佛弟子修习三学,以戒为基础,可以由戒得定,由定生慧,最后证得无上菩提。一切诸佛菩萨,都是循此修道而成正觉。中国佛教诸宗中,虽有专门弘扬戒律的律宗,但其他宗派,在其专弘之法外,无不同时弘扬戒律,无不重视戒律,也是因为戒律是一切佛学之根本。

  二、文化交流使者

  如上所述,玉佛寺的对外交往活动,以弘扬佛法为主要内容,但每次的海外弘法,玉佛寺还承担着其他同样重要的使命,即在弘扬佛法的同时,也担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不仅如此,在玉佛寺的对外交往活动中,有些对外交流活动的主要内容即是文化交流,换言之,玉佛寺的对外交往活动,还肩负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使命。其中突出的是玉佛寺两代住持与印度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玉佛寺梵乐团的东南亚巡演。

  (一)天竺纪行——真禅法师印度之行

  中印两国佛教关系源远流长,世所共知。中印文化交流,实质上就是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印两国高僧大德的西行东来,译经弘法,求法取经,为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以及中国佛教的流传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即是从印度僧人来华译经开始的。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于汉明帝永平年间(64)来华,用白马驮佛像和《四十二章经》至洛阳,建白马寺,住寺译出《四十二章经》。中国始有佛像、佛经、佛寺、佛教。之后,有汉桓帝时('47-167)的竺佛朔,带梵本佛经来洛阳译出。同时还有竺大力来华和康孟祥共同译出《修行本起经》。三国两晋时期,来华译经的天竺僧人日多。其中对后世影响大者有后秦弘始三年(401)来长安译经弘法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生于西域的印度籍僧人,对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中印人民的友谊有巨大贡献。南北朝时,来华的印度僧人更多。其中有南印度禅师菩提达摩,于5世纪末来华,在嵩山少林寺弘传禅学,后经递传形成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6世纪初,北印度僧人菩提流支游洛阳,洛阳梵僧数百人,奉他为译经首席,近30年讲经不辍。隋唐时代,佛教虽已渐中国化,印度来华译经的僧人仍络绎不绝。如南印度僧人普提流志来华,译经甚多。中印度僧人善无畏来华,译出不少密教经典。宋代来华译经传法的印度僧人仍不绝于缕,如北印度僧人法护、中印度沙门曼殊室利等。在中国北方的辽、金时期,也有印度僧人来华译经游化。此外,公元前1世纪即已有印度僧人于中国新疆地区(古称西域)弘法,而10世纪,也有印度僧人在中国西藏地区译经弘法,对藏地佛教的复兴贡献不小。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来自天竺的梵僧,在中国译经弘法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和西域的文化,促进了中印文化以及汉地和西域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佛教传人中国后,中国僧人开始前往印度求法。第一个去印度巡礼佛迹,求取经律,并获得巨大成绩的是东晋法显。法显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13年后回国,译出佛经五部四十九卷。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代有其人。其中为中国人家喻户晓者如唐代高僧玄奘。近代以来,中印两国佛教界的交往仍绵延不断,但形式略有变化,由原先以取经求法为主,变为以朝礼佛迹,参学弘法为主。如佛教居士谭云山,于1935年赴印度,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后又创建世界佛学院,成立中华佛学研究所等,弘扬中国佛教文化。又如抗战时期,高僧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印度等。

  真禅法师认为,在佛教史上,中印两国高僧大德东来西行,历尽艰难险阻,为佛教放了大光明,也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永远值得歌颂,他说:“我们中国佛教徒,永远不会忘记印度佛教与我国佛教的渊源关系”。真禅法师铭记这种关系的方式,就是延续中印两国佛教交流的传统,并发扬光大,为推进世界文明,增益人类和平幸福,不懈努力。

  1984年11月16日至12月7日,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邀请,真禅法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4人,赴印度进行友好访问。这次出访,是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文化交流计划的一部分。根据这个计划,中国佛教协会本应于1983年派团访问印度,但因其时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繁忙,无暇组团出访,经中国文化部与印度政府协商,改为1984年双方各组一个4人佛教代表团进行互访。这次派团访印,是中印佛教界联系和交往中断了20年后的第一次重要的出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佛教界对印度佛教界的情况了解甚少,故这次出访意义重大,其目的:一是了解印度佛教界的现状,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二是就两国佛教界如何开展今后的交往听取印度佛教界的意见,为逐步恢复和发展两国佛教界之间的交往创造条件。

  真禅法师回国以后,把他印度之行参礼佛迹的经过和由此激起的感情,详细记录在《天竺纪行》一文中。

  1984年11月18日凌晨,代表团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在机场受到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代表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官员的热情欢迎。19日,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秘书纳札拉特先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友好交谈中,他发表了他对中印两国佛教文化交流史的看法,他的看法代表了印度人民对中印佛教文化乃至两国一般文化关系的了解。他说:“印中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中以中国的玄奘和印度的菩提达摩为最有影响的人物”。为了让印中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两位伟大人物,为了扩大印中友好的影响,他建议两国合作拍摄两部电影,分别是《玄奘》和《达摩》,并在播映时用印中两国文字的字幕,以便两国人民都能看得懂。纳札拉特先生的这一建议不知后来是否得以实现,但他的这个建议本身,表明他对印中佛教文化关系的重视。他还提出为了继承和发扬玄奘和达摩对印中佛教文化和印中友好关系的贡献,应该组织佛教学者研究玄奘和达摩的思想。真禅法师也表达了对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良好祝愿。

  真禅法师在介绍色彩斑斓的印度文明时,写道:“佛教,无论在中国、印度或其他国家,其影响都已超出了纯宗教的范围。佛教的思想理论和艺术作品等汇成的文化宝藏,是全人类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1984年11月22日,代表团飞抵瓦纳拉斯,参观鹿野苑。鹿野苑是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说法之地,故佛门也称之为佛陀初转法轮的道场。佛陀成道后之所以要来这里初转法轮,还有一段因缘。据说佛陀当年,其家族及舅氏阿若懦陈如等五人曾陪同苦修。佛陀苦行6年无果,放弃苦行,接受了牧女的乳糜,5人认为佛陀已改变初衷,便离开他,来到鹿野苑。后采佛陀在菩提树下得道,证得无上正等正觉,首先想到化度这5人。于是不远千里赶到鹿野苑来为他们说法。佛陀虽初成正觉,但已“威仪寂静,神光晃耀,毫含玉彩,身真金色”。5人见到佛陀,即行弟子礼,出家为僧。佛陀在菩提树下所悟之道,主要是四谛、十二因缘等。真禅法师认为,佛陀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所说之法,一定也是侧重于这些方面,故鹿野苑的佛法,始终以小乘佛法为正宗。中国高僧法显于5世纪初曾参访过这里,7世纪玄奘法师也到过这里。真禅法师到访时,正值印度气候最佳的“旱季”。鹿野苑内四季常青的菩提树,枝叶繁茂,空气清凉宜人。真禅法师漫步其中,追寻古德足迹,聆听佛陀开示的法音,流连忘返。

  拘尸那是释迦牟尼涅槃之地,现在叫做孤西纳戈尔。它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据佛经载,佛陀成道后第45年,来到这里,在两棵娑罗树间的绳床上,枕着右手,侧身而卧,于半夜涅槃。公元5世纪初法显来此时,已是人烟稀少。公元7世纪玄奘来此时,更是荒无人烟。现在这里的涅槃堂、涅槃塔等,都是现代的仿古建筑。佛陀涅槃在其间的那两棵被称作“双林”的娑罗树,也已不是原来的娑罗树,尽管如此,真禅法师漫步其下,仍仿佛置身在佛陀的身边,深受鼓舞,发下宏愿:“我将永远遵循佛陀遗教,发菩提心,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自觉地以实现人间佛教为己任,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而献出自己的一切”。拘尸那涅槃堂附近,现在有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的法师修建的各具特色的寺庙,真禅法师认为,这生动地反映了佛教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法师住持的双林寺,藏有谭云山居士的墨宝。中华寺里,住持着台湾去的比丘尼。甚至藏传佛教,也在附近有一个小道场,住持着两位喇嘛。

  位于巴特那市的菩提伽耶,是世所闻名的佛陀得道成佛的圣地。菩提伽耶大塔、塔前的菩提树、菩提树下的金刚宝座,虽也不是当年的遗迹,但对于来到这里的虔诚的佛教徒来说,就仿佛亲临当年的胜境。真禅法师见到金刚宝座时,就体验了这种虔诚的心境:“我们见到这金刚座时,仍仿佛看到佛陀在此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以那种如不证到无上大觉,宁此身粉碎,终不起座的坚毅精神,证得了十二因缘和四谛,终于成为佛陀的情景。”菩提伽耶也是中国佛教的圣地:除了法显和玄奘外,唐代频有中国僧人前去求法、参佛,树碑立塔。菩提伽耶甚至记录了中印佛教交往与中印文化、技术交流的关系:中国的制糖术;最初就来自菩提伽耶的大菩提寺。

  真禅法师一行也去了印度比哈尔邦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与中国佛教的关系源远流长。虽然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但在1000多年前,规模宏大的那烂陀培养了玄奘,培养了义净,培养了中国佛教史上众多高僧大德如玄照、慧轮、智弘、无行、道希、道生、道琳、大乘灯。那烂陀不仅是印度佛教的大学,也是中国佛教的大学。那烂陀也曾为中国西藏输送过寂护和莲花生师徒,所以,那烂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那烂陀本来就是古代印度佛教的一所大学,一所重要的教学和研究中心。有人甚至说那烂陀是佛教史上最早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说它是综合性大学,是因为古代在那烂陀寺求学的僧徒数千,如果算上外客道俗及正邪,则有万人。那烂陀寺僧舍的规模及藏书规模,都表明它具有综合大学的特点。此外,说它是综合性大学,更是因为它的开放性丝毫不逊于现代的综合性大学。从它开设的科目看,除了佛教哲学外,也有印度古代各种学术,具体说就是,“并学大乘,兼十八部,爱至俗典、《吠陀》等书,因明、声明、医方、术数,亦俱研习”。从它的学术活动看,在那烂陀寺,常有大乘学者和小乘学者之间、佛教学者和外道之间的辩论大会。所以,真禅法师说,“其学风可以说是‘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式的”。

  (二)真禅法师泰国之行

  中国和泰国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作为连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重要纽带,几乎和两国之间的交往史一样久远。据史籍载,历史上两国政府之间的礼使往还,多半与佛教有关。例如,1500年前,古代泰国的盘盘国、楞伽修国的国王们写给中国皇帝的信札,几乎都是佛教的内容。公元5世纪间,盘盘国遣使来我国馈赠通好,其国王多次遣使送来画塔图、舍利、菩提树叶、沉檀香等佛教法物。中国东晋高僧法显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参学取经,曾途经现在泰国的南部地方。中国唐代的著名法师义净,在他的有关著述,如《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了当时许多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取道泰国,其中一些是中国佛教史上舍身求法的著名人物。如唐代高僧(禅僧)义朗,曾“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高僧(禅僧)义辉甚至在取法途中,病逝于郎迦戍。高僧(禅僧)道琳也在前往印度求法过程中,经行这条路线,停留于古泰国。中国唐代高僧大乘灯禅师,幼随父母泛舶往杜和罗钵底(也称堕和罗)国方始出家。以上郎迦戍(也称狼牙修)国和杜和罗钵底国,均为泰国古王国,当时这些古王国佛教弘盛。可见古代泰国即和中国佛教交往关系相当密切。

  中泰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中国南粤禅僧续行法师的泰国弘法。续行法师于19世纪中叶泛海到达泰国,初在曼谷华人聚居的永福寺宣讲大乘禅法,华人皈依者甚众。法师看到当时曼谷没有像样的华僧修行道场,遂发宏愿募化修建一座正式的华僧佛寺。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对大师礼敬有加,得知法师的这一宏愿,御赐曼谷一块土地作为建寺用地,并委派朝廷官员帮助建寺。华人信众也踊跃捐助善款。1871年,历时8年,具有中国大乘佛教建筑风格的寺庙建成,定名为龙莲寺。龙莲寺建成后,续行法师出任第一任住持。此后,华僧以龙莲寺为依托组成华僧教团,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佛教宗派——“华僧宗”或“华宗”。由于续行法师的大力弘扬,中国大乘佛教在泰国的影响日大,华憍信仰者日多。1902年,泰国政府颁布《僧伽管理法》,特设“华僧尊长”,续行法师被敕封为泰国第一代华僧尊长。华宗的出现,表明中国大乘佛教成为泰国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以来,中泰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继续发展,其形式也多种多样。一方面是中国佛教徒在泰国为泰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作贡献。如泰国第六代华宗尊长普净长老,于1927年26岁时南游泰国,依华僧隆源法师剃度出家,在泰国弘法60年,建寺10余所,造像百万尊,于南传佛教国家中,建立北传木乘佛教的法脉。普净长老还主持编纂《汉梵英泰佛学辞典》,并以中、英、泰三国文字大量刊印佛教经论;生前多次往返于中泰两国之间,参学弘化,为中泰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荣获泰皇的多次加封晋爵。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佛教徒游学泰国。如近代名僧曼殊大师,早年游学泰国,学习梵文。月霞法师早年也曾游学泰国,考察佛教。1935年12月,当时的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上海市佛学会、上海市佛教会及菩提学会等,曾组织一个暹罗留学团,赴泰国学习暹罗比丘律仪生活,修学巴利语佛典。此外,中泰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还有其他各种形式。

  建国以后,中泰两国关系曾经有过一段曲折。1975年中泰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佛教界的关系也恢复正常,交往日益频繁。仅1980年至1993年10多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来自泰国的官方或民间佛教代表团访华,这些代表团或为参访中国佛教的名山大刹,或为赠送佛像、舍利塔等佛教圣物,或为参加迎奉佛像、为佛像开光的法事活动,足迹遍及中国佛教各主要道场,扩大和加深了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两国佛教界的了解和友谊,增进了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其中1993年泰国僧王率代表团应我国政府邀请访华并参加佛教法事活动,更是标志中泰佛教关系发展的新阶段。泰国僧王这次访华,受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就在泰国佛教界相继访华的同时”中国佛教界也不断派团访问泰国,巡礼和参访泰国佛教。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佛教界和上海玉佛寺也法缘殊胜,泰国僧俗各界人士只要来上海访问,通常都要来玉佛寺参观、礼佛,其中不乏泰国皇室成员以及政府和军方的高层人士。但是,泰国佛教界和上海玉佛寺的实质性交往,还是真禅法师的几次访泰。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真禅法师曾3次访问泰国,前两次是出国访问途中在泰国曼谷的短暂停留。一次是1981年去印度新德里参加第二届亚洲宗教徒和平会议的途中,另一次是1984年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印途中。两次在曼谷停留期间,真禅法师都抽空参访了泰国的一些佛教寺院。

  真禅法师第三次访问泰国,是1994年应泰国内政部长的邀请,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身份,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前往泰国,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最大的佛教节日——“月圆日”的庆典活动。

  “月圆日”亦称“世界佛陀日”;“吠舍怯节”、“卫塞节”。因时间相当于公历5月间的月圆日,故名。这是南传佛教把释迦牟尼的诞生、成道和涅槃合在一起纪念的节日。1994年,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于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第三次大会,会议决定将卫塞节(即月圆日节)这一天定为“世界佛陀日”,以此一节日显示佛陀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智慧光辉照耀全球;并借以发扬佛陀慈悲平等之教义,倡导世界和平。÷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一些南传佛教国家都以此日为传统的国家节日,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届时,人们都前往佛寺,礼敬三宝;,并持戒听法;政府亦禁止杀生、卖酒,有些国家还释放在狱囚犯;佛寺僧人则日夜说法,并念诵《守护经》以消灾祈福。泰国奉佛教为国教,“月圆日”为国家节日,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月圆日”活动,举国上下一致欢庆。内政部号召所有娱乐性行业,在节日期间休业,让人们到佛寺去礼佛。同时还邀请一些佛教国家的代表前往参加他们在曼谷举行的“月圆日”庆典活动。

  虽然此行只有短短3天,但真禅法师的法事活动却安排得很满,除了在“月圆日”庆典会上代表中国佛教协会致词外,还参访了一些佛教寺院,参加寺院举行的供僧、斋僧活动,拜见了泰国佛教僧侣的最高领袖泰国僧皇和泰国佛教华宗的大尊长:在与华宗大尊长仁得大师的晤谈中,真禅法师向他介绍了中国内地佛教的正常、健康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的蓬勃兴起。

  (三)天竺·心之旅——觉醒法师印度佛教圣迹参访

  2007年1月间,应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邀请,觉醒法师率“天竺·心之旅——上海佛教界赴印度圣迹参访团”再度赴印度参访,历时8天。此次参访,时间虽不长,但规模和参访人员的社会覆盖面却远胜于1984年那次。参访团120余人,成员由上海各界人士组成,除上海佛教界人土外,还有上海居士界、高校学术界,以及上海市政府宗教局有关人士。行前在玉佛寺举行了隆重启程出发仪式。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曹斌、时任印度驻华大使、印度驻沪总领事等出席为参访团送行,并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曹斌副主任鼓励参访团珍惜机会,团结一心,圆满完成参访任务。印度大使致辞盛赞玉佛寺和印度政界及宗教界人士结成的良好关系,充分肯定上海佛教界“心之旅”活动对于进一步加深印中传统友谊的积极意义,希望印中佛教界密切合作,不断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与合作,把印中友谊推向全新的阶段。仪式在玉佛寺梵乐团的精彩祝福节目中达到高潮,最后在法师们的洒净祝福中圆满结束。

  印度之行,遍及数邦。参访团足迹遍及红堡、贾玛清真寺、古德高塔、圣雄甘地墓、恒河、;鹿野苑、菩提迦耶、那烂陀、王舍城等著名胜迹。其中既有历史胜迹和印度教圣地,也有令佛教徒梦魂萦绕的佛教著名圣地。;名为“圣迹”参访,实则除此之外还有法事活动和友好交往活动。此次参访,无论从人数、参访团员所属社会阶层、参访时间和地点以及参访内容来看,在上海近代以来佛教对外交往史上、在中印文化交往史和佛教交往史上,都堪称空前盛举。

  2007年1月5日参访团分三批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6日清晨,全体团员参访了展现印度蒙兀尔帝国历史荣耀的红堡、静穆的圣雄甘地墓、贾玛清真寺和古德高塔等历史名胜。团员们在这些地方漫步,体味着印度文化的灿烂深邃和辽远。当日中午,觉醒法师赴印度外交部拜会印度外交部副部长苏里宁先生。苏里宁先生与玉佛寺颇有渊源。在他出任印度驻华大使期间,曾多次访问上海玉佛寺。此次印度之行,仰赖他的多方努力。觉醒法师专程拜会,感谢他多年来对中印友好所作的贡献及对玉佛寺的关心。在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招待宴会上,觉醒法师致辞对主人的盛情邀请和款待表示衷心感谢,并表达了与印度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致力于中印两国人民友好交流不断深入发展的良好愿望。他说:“回眸历史,中印两国的情感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之间虽然有着地理上的阻隔,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往却从未间断。佛教博大精深的教义体系,越过雪山,穿过戈壁,沿着辉煌的丝绸之路,叩开了中华民族的门扉,伊存口授、白马驮经、罗什传译、法显西行,天竺文化与中华文明交涉融合;玄奘三藏历尽艰险,筚路蓝缕,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大唐西域记》,在中印文明融合交会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历史上中印两国的文化交往从未间断,而当代,这种交往更加频繁。就上海玉佛寺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真禅法师和觉醒法师主持下,或者亲赴印度参访,或者接待印度客人,其中包括印度国大党总书记、总理及夫人、总统、外长等尊贵的客人,以及无数的民间人士。觉醒法师说:“通过交往,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口大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亚洲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彼此的理解和尊重得以日渐深入”。最后,觉醒法师带着真诚与感情表达了此行的希望和祝愿,希望与印度人民共沐佛光,共享心灵和谐的美好,祝愿中印友好世代相传,中印文化交流事业源远流长,日益发展。

  2007年1月7日,参访团乘飞机前往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圣城瓦拉纳斯。瓦拉纳斯之神圣,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印度教徒一生中至少要去那里朝拜一次,如能在那里“归天”,则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朝拜庙宇、观赏日出、洗圣水浴、恒河升天是瓦拉纳斯居民的四大乐趣。在瓦拉纳斯,参访团于日出前登船渡过恒河,在恒河对岸的沙滩上举行庄严的采集恒河圣水、圣沙的仪式。恒河是印度第一大河,印度人也称之为“圣河”、“母亲河”。恒河和恒河的沙因佛经在中国的广为传诵而为人所熟知,说佛的慈悲如恒河沙数,说布施的功德如恒河沙数,说遮蔽本性的尘惑也如恒河沙数。如今,恒河就在身边,她的柔软的沙床敞开接纳着来自远方的故人。阳光初照,在觉醒法师的主持下,祭诵仪式开始,团员们静穆地盘坐在沙滩上,心绪随着冉冉升起的太阳,随着法师们唱诵的声音传向远方。采好的沙水由专门定做的玻璃瓶装好,随团辗转;,最后带回国内,对团员们来说弥足珍贵。

  离开恒河,团员们前往鹿野苑。鹿野苑是当年佛祖第一次转法轮的地方,是古印度佛教四大圣地之一,现仅存遗址。据佛教《六度集经》等记载,这里过去曾是原始森林,有两群野鹿在此生活。国王经常来此猎鹿,残害生灵。菩萨鹿王于心不忍,乃向国王建议:如要食鹿,每天奉上一鹿,不要再涂炭群鹿。一天,轮到一只怀孕的母鹿进献国王,鹿王怜其两条生命,于是自荐而去。此事感动国王,从此不再猎鹿,并将此地辟为鹿苑。由于历史的原因,昔日恢宏大气的鹿野苑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唯一醒目的是昙麦克塔。据传,昙麦克塔为阿育王时代所建,4世纪左右笈多王朝时,又加以增修,系圆筒形二层建筑物。据《大唐西域记》卷七载,塔为弥勒佛受记之处。相传弥勒又名慈氏,为婆罗门子。他礼敬三宝,广度众生,在龙华园中的龙华树下得道成佛。弥勒转世之时,正是释迦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之际,后人故在此建塔,纪念该佛。塔总高44米,圆形,用砖砌成,基础是石料。下层直径28.4米,高13米,八面皆雕刻了各种精致花纹和人物、鸟兽等图像。塔身有许多佛龛,现已没有佛像。据说原来供的都是金佛像,后被人掠走。在1026年波罗王朝时,摩晒波罗王还在此题了铭文。该塔现已严重毁坏。参访团全体团员围着高塔绕行三圈之后,在塔旁的草坪上举行了“祈愿中印友好,上海佛教界鹿野苑感恩颂经法会”,在虔敬的诵经声中感受佛陀当时教化众生的慈悲用心,感恩佛祖为人间送来让人受用无尽的法宝。并祈愿中印两国世代友好,世界永享太平。鹿野苑虽已残败,但昙麦克塔和那些土黄色的基石群仍然可以使人联想到当年佛祖初转法轮时的兴盛。团员们漫步在基石群,或结跏跌坐于其上,合影留念,追思先圣。

  当日傍晚,参访团抵达菩提伽耶。菩提伽耶是佛陀成道处。当年,佛陀在菩提树下立誓“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菩提伽耶位于尼连河畔的比哈尔邦伽耶城,历来是佛教徒景仰和向往的圣地,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在此顶礼朝拜。

  佛陀当年在其下证道的菩提树,已是第四代。据说,阿育王即位时,最初崇信外道,曾下令砍伐菩提树,但枝干虽被砍掉,不久又有新芽繁茂,阿育王知道后乃悔悟,令人修筑石栏围绕,石栏有10余公尺高,至今尚存三面。2或4世纪,在阿育王所建寺塔处,锡兰王改建为大菩提寺。寺内有塔形建筑,高约52公尺,底层为边长各15公尺的四方形台基。塔身从底部开始逐渐向上收缩,顶部为圆锥状,上立一铜制螺旋圆顶。中土宋代皇帝曾修建此塔,并立碑为记。1870年代末,缅甸佛教徒孔林汉等发心整修,菩提伽耶得以重见天日,还从斯里兰卡移植新的菩提树。塔外墙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佛像,一楼大殿内有一座镀金的佛陀“降魔正觉”像,还有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红砂岩厚石板雕刻的金刚宝座,塔左小圣殿前保存了一座圆形的石座,上面雕刻了一对佛足印。

  在佛陀当年证道的菩提树下静坐,是佛教徒梦寐以求的愿望。据说,菩提树下一年四季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打坐修行,与佛陀印心。参访团到达大菩提寺后,也径往菩提树下集中,静心盘坐,禅定15分钟,体悟佛陀当年在此禅修悟道的感觉。禅修后,团员们沿着寺塔绕行,并进入寺内参拜佛陀“降魔正觉”像。团员们和前来参拜的人们一样,在庄严的佛身塑像前,不禁伏下身体,向他顶礼致敬,感恩他为天下众生所留下的宝贵遗产。

  2007年1月9日,参访团前往印度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此行目的地是王舍城。已有2500年历史的巴特那城位于比哈尔邦东部恒河南岸,在漫长的岁月中,它多次遭到破坏和修复,名称也不断变化,前后多达20多个。在佛陀时代·,巴特那是个小王国,方圆25公里多。公元前3世纪,它是阿育王的首府。4世纪起,处于笈多王朝的统治之下。法显于5世纪,玄奘于7世纪,都曾到过这里。8世纪后,它被并人孟加拉国版图。1541年,舍尔沙统治时,巴特那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巴特那也是一个重要的宗教圣地。巴特那的巴特恩女神庙是印度教51个拜力派圣地之一。在巴特那的许多庙宇中,以大巴特恩女神庙和小巴特恩女神庙最为重要。据说“巴特那”一名就是源自这个女神的名字。据古文献《往世书》记载:湿婆之妻萨蒂的身体分为51个部分,每个部分所落到之处就是一个圣地。她的衣服(巴特)落到巴特那,故名“巴特恩”,后变为“巴特那”。萨蒂的衣服落到巴特那的两个地方,即古尔贾尔巴格和其东边不远处的地方。这两处分别建起了庙宇,一座叫“巴特尔女神庙”,又叫“巴特恩女神庙”,由于其规模较大,印度人习惯上称之为“大巴特恩女神庙”,另一座较小,叫“小巴特恩女神庙”。

  巴特那有数处佛教遗迹,那烂陀、灵鹫山和竹林精舍,都是佛教徒心向往之的圣地。那烂陀因当年曾有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学院那烂陀大学而闻名于世。那烂陀意为“荷花”,象征美、善、智慧和文化,是古印度历史上最大的佛教寺院。相传在佛祖和耆那教创始人大雄时代·(公元前6-前5世纪),那烂陀已是一座十分繁华的城市。释迦牟尼曾游历此地并说法。那烂陀一度发展成为佛教学院,拥有大小10余座佛寺,1万多名僧人、学者和1500多名教师。那烂陀当年曾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朝鲜、蒙古和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和学者。那烂陀和中国佛教法缘深厚,6世纪,中国唐代高僧玄奘在那烂陀佛教寺院学习5年,然后留在寺中授课,为全寺僧众宣讲《摄大乘论》和《唯识决择论》等经典,因才华出众而受到极高礼遇。《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那烂陀寺“庭序别开,中分八院,宝台星列,琼楼岳峙,观竦烟中,殿飞霞上,生风云于户牖,交日月于轩檐……羯尼花树,晖焕其间,森竦其中,印度伽蓝数乃千万,壮丽崇高,此为其极”。其后唐代高僧义净也来此进修10年。10至11世纪,是那烂陀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鼎盛时期,香火盛极一时。

  如今那烂陀仅剩遗迹,满目皆是土红色的残垣断壁,尽管如此,人们仍能从遗迹的规模和残塔巨大石柱上雕刻的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佛像,遥想它当年的繁盛。团员们徜徉于残破的土塔和砖墙间,感叹岁月无情,世事沧桑。微风中的菩提树叶的婆娑声,向团员们诉说着那烂陀昔日的辉煌。    ,

  那烂陀是印度国内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园内一草一木的种植,包括种植地点,均需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参访团在那烂陀时,适逢印度文物考古局官员到此视察工作,那烂陀大学属其管辖范围。他经实地勘察之后,同意参访团种植一棵菩提树于特定的位置。觉醒法师亲手把一棵象征中印友好的菩提树苗种植于临时挖好的坑里,然后培土、浇水,团员们也争先恐后浇水,拍照留念,希望这棵象征中印人民友好,象征中印文化交流;,象征中印佛教共同发展的菩提树能够茁壮成长,永远扎根于那烂陀滋润的土壤。

  参访团告别那烂陀,于午后前往附近的灵鹫山。灵鹫山也是印度古代佛教圣地。据佛经载,此地为佛陀生前说法和结集佛藏之地。全山拔地而起,层峦叠嶂,正峰峰顶有一岩石矗立,形如鹫鸟之头。故名灵鹫山。释迦牟尼曾在此地驻留12年。中国晋僧法显和唐僧玄奘都曾来过此地。山顶建有寺院,频毗婆罗王时曾修有一条直达山顶的石阶。传说外道提婆达多曾从山顶抛石谋害佛陀,结果将佛足打伤。;现此处仍有一座古平台遗址,为释迦佛讲经处。山中有很多石窟,为僧人的修行住所。灵鹫山与中国汉地的佛教和文化也有关系,此关系甚至反映于民间传说。据中国民间传说,杭州的飞来峰即由灵鹫山而来,并与灵鹫山结为姊妹峰。民间传说虽未必真实,但它道出了中印文化源远流长的交往史实,不失为一段文化交流的佳话。

  在辽阔而平坦的恒河平原上,灵鹫山的状貌确可谓嶙峋险峻。由山底通到说法台的路,虽然宽阔明亮,但陡峭依然,急赶可能也得近20分钟才能到达。说法台其实是很简陋的一个平台,有一堵围绕山顶的围墙,另加一个砖坯的供奉台。团员们到此之后,兴奋异常,放眼饱览山下的大好风光,又依次排队拈香供奉,并抓紧时间拍照留念。说法台周围的奇石上,到处可见游人留下的记号,或垒几块石子,或画几笔岩画,或留几句留言……

  下了灵鹫山,参访团来到竹林精舍。竹林精舍也是古印度著名的佛教寺院。汉语音译“迦兰陀竹园”。据《大唐西域记》载,有一大长者迦兰陀,时称豪贵,以大竹园布诸外道。见到释迦牟尼佛后,深起信心,乃将外道逐出,在竹园中建立精舍,请佛居住。精舍在王舍城北门一里余,石头砌成,门向东开。佛陀在世时,经常在此居住,讲说了数部佛经,开化导凡拯俗。寂灭后,弟子在此塑造了与佛真身一样大小的佛像。精舍东面有佛舍利塔。佛涅槃后,未生怨王分得舍利,持归后式尊崇建,而修供养。阿育王时,为舍利起塔,供养于内。附近还有迦兰陀池塘。

  进得精舍,迎面而见的就是几丛硕大的竹林。林竹的样子,与我们在江南常见的丛竹相似,竹干纤细而秀长,竹节宽且不规范,有很强的生命力。精舍内的竹林,分散在不同的地点,但每一处的竹林都相当茂盛,竹丛的范围也很大,由此可见此处历史的悠久。

  再往前进,就到了迦兰陀池塘。这是一个下沉式水池,呈四方形,四角各有一个小亭子。水质并不很清澈,也不见池底。表面看似与一般池水并无不同,但其隐含的历史可能几天几夜也难以述说。团员们在它边向池内小鱼等生物喂食,攀摘池边菩提树上的树叶,绕着池边行走,抓拍最佳角度的影像,捕捉佛陀当年说法之余徜徉竹林中的感觉。

  12日,是此次“天竺·心之旅”参访活动最后一天。中午,觉醒法师在下榻的酒店的会议厅举行答谢宴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杨林海在宴会上发言,阐述了此次参访印度的意义,认为在中印两个世界大国间进行文化交流,对促进两国间睦邻友好的关系都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参访团在“中印友好关系年”(2006)年末组团,在“中印旅游友好年”(2007)年初成行,对中印友好关系的促进具有深远的意义。印度著名学者S.K.Soniaiya先生也动情地回忆起了他与中国及与上海玉佛禅寺交往的经历,认为加强印中两国的交往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他也对今后加强双方之间的交往合作提出了希望。在招待宴会上,宾主之间还相互致赠了礼品。

  (四)”玉佛·吉祥颂”——梵乐团东南亚巡演

  在玉佛寺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最具特色的是玉佛寺梵乐团的东南亚巡演。

  2007年11月18至28日,应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丛山西禅寺、马来西亚吉隆坡东林小筑、宏慈佛教会等国外佛教组织的邀请,上海玉佛禅寺在方丈觉醒法师带领下,组织了115人的大型佛教梵乐巡演团,赴上述三国进行亲善义演。

  此次梵乐团出国巡演,是我国佛教界以一个寺院之力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得到了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及上海市佛教协会和区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巡演团出国12天,往返3个国家,共演出7场,前来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超过13000人次。各邀请方对此次演出均极为重视,在事前细致规划、精心安排整个代表团的演出与出行日程,使得整个出访过程显得紧凑而高效。演出受到邀请方的热情的、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国的演出现场,都有当地国家或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及我国驻当地国的大使、参赞等官员到场助兴,当地佛教界的高僧大德也聚集一堂,共同观赏。当地的媒体对演出均有大幅专门报道。新加坡和印尼两地还在不同语言的媒体上进行连续的追踪报道,演出在当地佛教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促进了中国佛教与当地佛教界的交流。

  此次巡演是上海玉佛禅寺探索都市佛教文化弘扬方式以及都市佛教对外文化交流方式的全新尝试。玉佛寺第一次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梵乐团队出国巡演,寺院全体僧职人员经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锻炼并提高了寺院管理层的组织管理与应对协调能力。全寺僧职员工在方丈觉醒法师带领下,经过近1年时间的积极准备,为演出成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演出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经过精心挑选,有古筝“佛曲礼赞”、舞蹈“绿度母”、传统梵呗“七宝如来”、佛教手语歌曲“憨山大师醒世歌”、独唱“楞严一笑”、情景剧“禅茶一味”、烛光供佛“吉祥喜璇——普贤菩萨十大愿”,以及“中国汉地佛教服饰展示”等12个表演项目。演出中,往往节目在台上一亮相,立即获得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出效果超过原来的预期。在出国演出过程中,全体团员齐心协力,全力以赴为演出服务。有的团员还克服异国他乡水土不服带来的病痛,不顾个人困难。团员们相互帮助,共同解决遇到的问题,体现了一个团结的集体形象。

  此次出国巡演,充分展示了上海玉佛禅寺在佛教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领略并汲取了当地佛教文化的成功经验,拓展了与国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内容与渠道,对促进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对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

  巡演团首站马来西亚吉隆坡,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巡演活动赞助团体和个人以及吉隆坡当地高僧大德和护法居士等各方人士的热烈欢迎。马来西亚当地报纸《南洋商报》报道了巡演团即将在吉隆坡作亲善义演的消息。

  按照计划,马来西亚演出两场,分别于2007年11月19日和20日晚在吉隆坡宏慈佛教会办公场地民政大厦四楼的宏愿大礼堂进行。宏慈佛教会是此次巡演活动的邀请方之一。宏愿大礼堂是一个为内部观摩而设计的演出场地,能够容纳约3000名观众,巡演团的工作人员对音响、灯光和舞台进行了重新安排,便获得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演出场地。

  首场演出于19日晚上19:30分准时开始,邀请方代表黄逢保居士、邀请方之一吉隆坡东林小筑的住持常恩法师、当代南传佛教首座沙拉南卡拉长老、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代表常亮法师、觉醒法师和马来西亚国内事务部副部长拿督陈财和分别上台致辞。觉醒法师的致辞简单回顾了中马两国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简单介绍了玉佛寺梵乐团成立的宗旨、节目组合及近年来弘法演出的情况,最后表达了对本次来马来西亚进行交流的预期,即向马来西亚同道学习取经,以提高梵乐团通过音声艺术形式弘扬佛法的能力。

  演出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整个演出节目对当地观众来说,有如突然见到新奇的东西;令人耳目一新。梵乐团的阵容和演出节目的内容和阵势,也具有某种震撼效果。观众们在新鲜;震撼的感觉中除了获得心灵的安抚外,也体会到来自中国大陆佛教的精神面貌,从中了解到大陆佛教的现状。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吉祥喜旋》,台上演员唱着“春有百花秋有月”,台下观众和着节拍鼓掌,台上台下,乐声掌声,欢乐互动,演出在高潮中结束。第二天的第二场演出,演员们克服了拘谨和陌生感,演出更加自然顺畅,效果也更佳。

  在马来西亚巡演期间,巡演团在当地组织的安排下参访了马来西亚的一些文化圣地,如双子大厦、首:都佛教大厦雪隆分会、大马首都吉隆坡的分身——太子城、黑风洞、金龙山万佛寺、云顶等。

  马来西亚第一站演出任务圆满完成,在当地反响很大,效果也很好,有些观众看过演出后还追着要与演出的法师们沟通交流,甚至获得不少当地的追星迷,有人甚至在演出后追到后台,追到玉佛寺网站上,希望能继续观赏法师们的表演。2007年11月20日,巡演团举行答谢宴会,会上为了满足马来西亚观众的愿望,法师演员们和居士还即兴进行了手语表演,一些到场的嘉宾也积极参与。现场一片友谊欢乐祥和的气氛。

  梵乐团巡演第二站是新加坡。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李木源先生是此次活动的发起者。李林长曾于访问上海玉佛寺时观看过玉佛寺梵乐团的表演,印象深刻,希望新加坡的居士也能一睹中国寺院梵乐团表演的风采,共沾法益,由是生出邀请梵乐团到新加坡演出的念头。后来经他的倡议和积极推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丛山西禅寺和马来西亚的几家佛教团体也积极响应,最终促成了此次活动。

  新加坡方面对巡演非常重视,整个过程从广告策划、出票程序到演出现场的安排,基本参照接待外国正规演出团体的正式程序进行。而且,新加坡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梵乐团抵达的当晚,佛教居士林举办招待宴会,新加坡中区市市长再努丁先生以及新加坡国内几大主要宗教的领袖人物都到场欢迎。招待宴会上新加坡艺人还表演了带有新加坡特色的当地舞蹈。新加坡演出共三场,每场演出都有政府官员和宗教界领袖人物前来观看,其中包括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先生、新加坡中区市长再努丁先生、如切区国会议员曾士生先生、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光明山普觉寺方丈广声大和尚、回教传道会主席阿布巴嘎先生、印度教基金会顾问纳丹先生、道教总会副主席林锡辉先生、毗卢寺住持慧雄法师、新加坡佛总秘书长广品法师、普济寺住持法达法师等。此外,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张小康女士、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文化参赞朱琦博士,也观看了演出。

  演出安排在新加坡维多利亚大剧院。这里是狮城当地有名的演出场地,经常举行各种国际性艺术表演。维多利亚大剧院建于1862年,其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它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命名。大剧院外侧有一座建于1887年的莱佛士石像。史丹福莱佛士是英国殖民地拓荒者,于1819年踏上新加坡这块土地,当时他就深信这个坐落在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之间的岛屿,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他的塑像现在也成为人们观瞻的一个著名景点。离它不远,就是代表新加坡标志的鱼尾狮,每天有大量的游人来到此地游览,拍照留念。

  新加坡的巡演过程从人关起就颇费周折,但由于团员们的努力和新加坡有关方面的支持配合,使得新加坡巡演在演出条件方面是此次三国巡演中准备得最充分的。布景、灯光、音响等,都营造出无限庄严和美好出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梵乐团演员们的表演更加投入,效果也更佳,场场博得观众钦佩的掌声。    ;

  新加坡媒体对巡演团的到来及演出,给予了持续关注。2007年11月23日,《新加坡晚报》以“上海玉佛寺梵音团为居士林筹募福利基金”为题,报道了巡演团将于当日晚间在维多利亚剧院首演的消息。报道称:“上海玉佛寺为中国闻名古寺,成立于1999年的玉佛寺梵乐团是中国国内唯一,也是规模最大的佛教僧团梵音歌舞团。这是新加坡首次邀得梵乐演出。”新加坡《联合早报》于次日即2007年11月24日,以“梵乐颂祥”为题评述了23日的首场演出,称“悠扬的歌声、曼妙的舞姿、动人心弦的乐器演奏,以及别开生面的僧侣服饰展。百多名来自上海玉佛寺梵乐团,通过多元艺术形式呈献一场梵音缭绕、肃穆庄严的高水平演出,展现佛乐的精华。”该报道对梵乐团的汉地佛教服饰展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刊载一帧附有说明的大幅照片,突出晚会上佛教服饰展的场面,并转述觉醒法师关于为什么要进行佛教服饰展答记者的问:“一般公众对出家人的服饰感到好奇,不明白为什么分不同颜色,什么时候穿袈裟等。因此,服饰展特地展示了汉地的佛教服饰,介绍僧侣在平时生活、参学、劳动、练武及宗教活动等的不同服饰·。”最后,报道简单介绍了玉佛寺梵乐团成立的宗旨是“传承及发扬佛教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音声佛事的弘法作用,培养和提高佛教四众弟子的信仰素质和艺术素养。”11月24日,新加坡英文报纸TheStraitsTimes,以一个在当代中国媒体和大众语言中颇为流行的词“佛教与时俱进”(Buddhismmoves with the times)为题,报道了巡演团在新加坡演出的消息。在报道页面的中间,它用醒目的黑体字转述了觉醒法师的一句话:“我们的表演以轻松娱乐的方式,让人们对佛教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印度尼西亚巡演是最后一站也是最紧张的一站,和马来西亚一样,需要重新搭建演出台。演出场地安排在印尼雅加达大丛山西禅寺。禅寺是一座七层楼的建筑,团员们来到寺院,首先排队到三楼礼佛,接受当地护法居士的欢迎。大丛山西禅寺的建筑风格和此次巡演团参访过的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的驻地雪隆分会、东林小筑、新加坡的佛教居士林等处的建筑风格,属于同一类型,即单幢独立的建筑,一幢大楼就把传统中国丛林佛寺的全部功能都囊括进去了。从外观看,没有中国传统佛寺特有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以及东西厢房的结构。体现在佛寺建筑上的佛教文化的地域差别,给团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印尼当地佛教居士护持佛法的热情和对佛法回向、加持的愿望,也给巡演团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演出场地实际是整个大楼的第一和第二两层,空间相当大,据说能够容纳2000名观众,据媒体报道,实际上印尼的首场演出,到场大约2500名嘉宾。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聚集了当地各个行业的人士、政府各级部门的官员,足见组织者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力。印尼宗教部佛教司司长布迪·斯迪亚宛先生、中国驻印尼大使兰宅俊先生等也来到现场观看。

  印尼是华人在人口中占比例很大的国家,来看演出的观众绝大多数是华人。女士们穿着中国旗袍,个个显得高雅、端庄、仪态万方。旗袍在中国现在已经很难在正规场合见到,但在这个热带的异国他乡似乎成了女士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种景象,令来自旗袍原产国的团员们,着实吃惊了一回。

  观众多是第四、第五代甚至更后的华人后代,他们的汉语似乎不如马来西亚华人的汉语流利,但他们对来自佛教第二故乡的梵乐似乎有一种先天的、内在的亲切感,演出节目一亮相,立即获得台下长时间的掌声。整个演出过程,可以说是音乐艺术与掌声交汇的海洋。演出在此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当地媒体用整版篇幅来记述演出的成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一大盛事。2007年11月26日,《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以“愿梵音推进印中和谐富强”为题,报道了巡演团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大丛山西禅寺的演出,称之为“万众瞩目’’的精彩演出。报道引述印尼工委执行主席俞雨龄的话称:“梵乐是佛教丛林的梵音,通过歌吹颂佛德,能使我们世间所有黑暗得以见到光明,烦恼证悟菩提,灾障得到平安,及一切生活如意自在……当今科学进步的世纪及网络资讯发达,未必能使人类达到内心的平衡和进步。希望通过由上海玉佛禅寺梵乐团的呈现梵音,能使大家得到心灵上的平和及净化”。报道还引述俞雨龄对佛教音乐将给印中两国带来福祉的前景表示祝愿,他说:“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佛教的音乐能带给社会国家和谐,繁荣进步。通过两国文化交流,两国迈向和谐富强。”报道也引述觉醒法师的希望:“希望通过这次演出,实现光大佛陀遗教,化导诸善信徒,展示中国内地佛教界风采的宗旨,与友好国家共同促进佛教文化艺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报道还引述印尼宗教部佛教司司长布迪·史蒂阿宛的良好祝愿:“这是个罕见的梵乐演出,为印尼佛教界带来了清新之感。愿通过演出进一步推动两国的文化交流:。”《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还在报纸上,以整整两版的篇幅,登载了记录演出过程不同片断及演出盛况的照片。《印尼西星洲日报》借用俞雨龄的话,刊载了题为“梵音平衡与净化人心——印中佛教文化交流”的报道并附照片。报道也引述俞雨龄、觉醒法师及布迪·斯蒂亚宛的祝愿之词,愿佛乐使社会安宁平和,愿梵音净化人心,促进社会道德,愿梵乐能使内心贫穷的人得到支柱与清凉,愿佛教艺术产生的功德回向给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印尼西星洲日报》还简单描述了演出的特色,称:“此次亲善义演的特色,是它全由和尚及尼姑演出。该义演没有诵经,只表演出家人日常生活的种种动作。演出者用古今综合乐器进行表演,让大家重新忆起中国数千年已被遗忘的文化艺术。”“另外,音乐的乐谱取自唐代,观众能够从音乐中寻找到平和及宁静。佛家子弟秉持戒律、清静无为的生活规律,在演出中更是一月了然。”

  印尼的演出任务完成后,当地组织方安排巡演团前往中爪哇三宝垄和日惹市参观著名的世界佛教遗迹婆罗浮屠和Kompleks.Canki.Plaosan。而在此之前,大丛山西禅寺方丈慧雄法师也在演出间隙亲自带巡演团参观了雅加达的市容、独立纪念塔等景点。

  三国巡演活动内容丰富,有中国佛教艺术家和三国艺术家的艺术交流,有中国佛教界和三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有团员们和三国民间的友好交流,也有团员们对三国灿烂文明遗迹和文化成就的参观寻访。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句古诗是古人表达求友的佳句,可以用来总结玉佛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今天这个时代,玉佛寺海外求友,是为国家求睦邻,为民族求友邦,为佛法求同道,为经济腾飞求良性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