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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仕:佛家因果印证

作者:盛仰红

  吴承仕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章太炎曾将他的几个主要弟子,学太平天国戏谑为“五王”,其中“北王”即封与吴承仕。

  吴承仕早就接触佛经了。早年他秉承章学,研究王学。王学就是明朝王阳明学说。他在章太炎启发诱导之下,曾撰写《王学杂论》,分析研究了先秦诸子迄至宋明诸儒的哲学思想发展及相互矛盾处,用与佛学思想和西方实证哲学思想相比较的方法,阐述王阳明理学源渊和特征。

  虽然吴承仕并未对佛学作专门研究,但还是注意佛经的功能,并以为佛经和中国文学开拓有很大的因缘。1926年,吴承仕出任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着意改革,于原先死气沉沉的国学系贯注以新血液,将它的“谈古不谈今”,“抱残守缺”改换为“打破偶像崇拜的观念,平心静气地研究学问”。国学系还为学生常开设新课程,他本人后来也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南北朝史、佛教文学等课程。

  吴承仕是唯物论者,但对佛经相当有兴趣,也很熟悉。在他居住北京宣内油房胡同居住处,客厅就悬挂章太炎小篆条幅:“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瑜珈师地论不二;人间两足尊方生”。自己也书有小篆联:“松间明月长如此,世上浮名何足论。”

  他对佛经很熟悉,常就读经作考释、学习。1929年《)匕平晨报》连载的《检斋读书记》就记有有关笔记多篇,如《千尺浮屠》、《译华为梵》、《上头下头》、《观音菩萨》、《释迦毕罪经》、《大佛像》、《金刚次诂书后》、《目莲》、《弥勒》,等等。

  当时世俗社会对佛学有多种认识,而最为污脏的就是歪曲佛学、侮辱佛学,而又打着佛学的招牌迷惑民众。它之所以由来甚久,一是传统文化的走样,二是社会若干渣滓的随心修正,世人多不察,信以为实。吴承仕因有佛学造诣,得以拿笔做武器,加以鞭挞和揭示。1937年1月,他在《时代文化》写了一篇《做戏无法出个菩萨——宗教意识形态》,开始就揭露现实社会的吃人世界宣扬逆来J顷受,要穷苦人永久过着地狱生活,无法摆脱,“然而他们有他们的传统解释,叫做什么‘不是冤家不聚头’。有些地方的俗语是‘前世一结”,。还指出:这些千百万财产的军阀财阀之流,吃人枪毙人,却有自己的传统解释,简单点叫做“前世不修”;详细点叫做“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吴承仕解说,几千年来,人们不会拿现实答复现实、解决现实、改造现实,还认为现实背后,一定有一种伟大神秘的东西指挥、决定现实:天、神、命。而最高妙的,为我们深信不疑的:“就是所谓‘命,;自汉魏以后才输入的,就是佛家所谓‘因果’。”他还讲了梁武帝时《神灭论》倡导者范缜和贵族的故事说明:梁朝有一位文学家,说是:庭中有一树花,随风飘坠,飘到茵席上的,就比方是富贵人;飘到厕所里的,就比方是贫贱人。这是代表向来的命运论的。换成粗俗的具体的话,就是所谓“投胎投错了”。因为这种悲观的论调,人们总觉得不大满意。高明的释迦牟尼,就建立了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最高原则,即是前面所引的四句偈语。

  吴承仕所说的因果论,在他那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世界,确实是被极少数富贵人利用了,但也应该看到,尤其在今天社会,要正视今世,要忠厚老实,一辈子做好人。

  吴承仕还说:“佛家因果报应的原理,是所谓‘自作自受,;换言之,也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是说:有什么因,自然得什么果,并不须要管账算账的人。但是,这种妙义,是一般群众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城隍庙里,挂上大算盘,判官手中,拿着功过簿。”他说得真个很有意思。

  自作自受,恶有恶报。1935年,天津发生施剑翘报家仇刺杀孙传芳事,轰动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诸说不一。吴承仕就在自己主编的《盍旦》杂志发表评论《关于孙传芳和施剑翘》。他说像孙传芳那样在得意时,自豪为“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的军阀,下野后搞那套最时髦、最得意、最有效的“皈依三宝”压轴好戏,说是“放下”宰割老百姓的“屠刀”就“立地成佛”了。于是那些国务总理、大帅、督办们联合成“法兄”、“法弟”,一起向佛爷桌子磕头,摇身一变,变成什么大菩萨、大檀越、大居士、大名流、大慈善家。自以为不独是“改过自新”,并能够“成佛成祖”;哪知霹雳一声,道场即是地狱,不知孙传芳临死的时候,心中究竟作何感想哩。

  我佛慈悲,但决不会庇护孙传芳之类,他也有如鲁迅说的“强盗装正经”了。当时同在天津功德林,曾混过一任国务总理的军阀靳云鹏,目睹孙传芳呜呼,心惊肉跳。事后发表谈话:“国家民族,欲图兴盛,必先正人心。不但破坏天津道场,即全国道场亦将影响不安。此风不可长!”

  (盛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