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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著名诗论家叶燮与禅宗

作者:李云龙

  叶燮(1627-1703年,浙江嘉兴人)是清初著名诗论家,他于明崇祯元年(1627)农历九月二十九日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吴江市北厍镇叶家埭村。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赵宋时代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江、浙、沪一带,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从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举人、进士。叶绅在明成化年间(1475年左右)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亦均是进土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策划并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诗人。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辞职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共同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为叶氏家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誉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叶燮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具有深厚家学渊源的氛围中,为他日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名世倌,字星期,乃叶绍袁第六子。

  叶燮的五个兄长,四个姐姐,个个都富于文思才情,在贫淡的生活中,流连于诗词歌赋之中,表达了对于生活的热爱。特别是三姐叶小鸾,常常手把手地教他读诗,学古文,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即使在她去世的前几天,还在教叶燮读《楚辞》。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亲归隐后的最初几年达到了高潮,聪慧的叶燮,4岁时,由叶绍袁亲自教读《楚辞》,过目即能成诵,一时传为美谈。5岁时,与兄长们一起迁入叶家读书之所——“谢斋”攻读,由叶绍袁亲自指导。叶氏经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额对年幼的子女说——

  我家自都谏公以来,五世食禄,所贻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顾不敢忘。我虽贫,不为戚戚,固穷安命,可以自怡。汝辈若能兴起继志,吾愿毕矣!

  父亲的这些训诲,叶燮“谨泣而志”,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然而,不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个贫困的家庭,在兄姐们(二兄世偶、大姐纨纨、三姐小鸾)相继夭折后,慈母沈宜修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那时,叶燮才8岁,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丧母”,使年幼的他更多地体味到了尘世的悲欢离合。母亲去世后,叶燮跟随父亲读诗作文,家庭的变故,导致了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诗歌创作也突飞猛进。14岁时,他的三哥世俗又夭折,叶燮曾作《哭兄诗八首》。

  受父亲的影响,叶燮从小钻研佛学,尤其是《楞严经》。《楞伽经》,精通禅理”叶绍袁也经常把小叶带到寺院接受熏陶。10岁那年,叶燮随父到浙江径山寺拜访雪峤上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晚年游庐山时,在山寺里见到雪峤上人画像后题诗——

  从来散圣别禅宗,巨擘唯推此一公;我到庐山无别识,原来两世有家风、

  可见禅宗对叶燮影响之深,他16岁时,对禅宗的理解和阐释,甚至连许多道行高深的老禅师都驳不倒他了。

  南明弘光元年(1645)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间采选淑女,风波传到浙江,渐近嘉善,叶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紧急派人通知叶燮赶快到嘉善成婚,因叶绍袁时在杭州,叶燮由长兄世佺带领赶往嘉善,赶到后风波已经过去,没有举行婚礼。其时恰值嘉兴府考,他便在嘉兴应试。三月发榜,叶燮高中案首,其文章得到高度评价,学使李于坚评述——

  辞锋郁壮,妙辩纵横,至慧心灵悟,雷霆发声,万国春晓,岂小乘家可望-

  阁学钱塞庵亦击节称赞:“以《南华》之汪洋,阐《楞严》之了义。”

  1644年甲申之变,崇祯皇帝自缢于北京煤山,明朝灭亡,清军大举人关,铁骑所到之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企图以武力威胁汉人臣服:在“民计既屋”之际,有气节的文人学土,或树抗清义旗,或削发为僧走向空山荒刹。1645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叶燮早晨起来,与三个兄弟一起随父亲在家庵圆通庵与家人挥泪泣别,乘一叶扁舟,冒着瓢泼大雨,驶向茫茫分湖,开始了居无定所,漂泊天地的流亡生涯,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去,竟冉也没有归来,故乡,从此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秋风瑟瑟,芦叶飞花,凄凄秋雨裹挟着漫无方向的离人之途。舟行之处,饱受兵火扰攘的土地满目荒凉,到处是颓墙废垣,路上尽是扶老携幼逃难的人群。直到九月十二日,他们打听到杭州城外皋亭山华桐坞有个叫安庐的地方比较安全,叶燮立即动身前往,联系妥当之后,将父亲等人接到安庐,暂时歇脚,

  翌年(1646)农历四月,叶氏父子辗转进入太湖,先后在周边的寺庵中寄居避难,这使得叶燮有机会观摩佛事的礼仪,与僧人讨论佛学,既让他对佛理及佛事有直观的感性认识,也给他的流亡生活以精神调节和慰藉,暂时忘却流亡的痛苦,并给他的学术和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在太湖中相对平静的生活转瞬即逝,清兵疯狂搜捕、屠杀江南抗清义士,叶绍袁也赫然名列通缉“罪犯”之中,无奈之下,他们只得离开太湖,叶燮雇小舟陪同其父由水路前往浙江平湖冯家,即叶绍袁的外婆家。此时已是1647年夏天,叶燮在此陪伴年迈多病的父亲,直至其逝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他离开平湖,孤自一人来到太湖,隐居苏州城西南约十五里的横山,此山因四面皆横而得名,又叫踞湖山,方广四十余里,苏州城外的茶磨、吴山、宝华、紫石、民山都在此山范围之内,南临石湖,宋代诗人范成大即隐居于此;横山林木葱笼,地域广大,人迹罕至,是个理想的隐居之地,可以避开尘世的纷扰,古人在选择隐居场所时,往往存有忠孝两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坟前结庐而居,尽后辈一点孝道,存有复明之想的叶燮,也是这样考虑的。

  迁分湖之前,叶家的祖坟在吴县西山,迁分湖之后,叶家的祖坟迁往北厍大珠圩。虔威信佛的叶绍袁觉得风水不好,多方选择理想的墓穴:1641年,他进人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块地,买了下来,准备安葬先人的坟墓,其后他又多次到踞湖山,规划坟地,到1643年农历十二月,叶燮随父亲等人到百福字圩,将祖父、祖母安葬于此,并迁入其它先人的坟。在横山隐居,既可以为先人守墓尽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可谓一举三得,况且,当时叶燮的长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侄都在横山附近的邓尉、支硎等地避难、就医,也需要他的照料。叶燮在此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门游历坐馆之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博览古今典籍,参悟学理与佛理。

  叶燮的婚礼于流亡途中的1646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举行。在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为了照顾疾病缠身的父亲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叶燮便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垂泪泣别。在横山住下来后,叶燮把妻儿接到横山,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自食其力,在住所边上开垦出小块土地,种上稻米。蔬果,还植花种草调节贫困的生活。旧时文人谋生的方式以当私塾老师为主,称为坐馆,叶燮也是如此,他少负才名,在江浙一带有一定影响,请他前去坐馆的人家很多,他先后在苏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盐、石门等地当过多年的坐馆先生。

  在当坐馆先生那些年里,他在教学生读书之余,还有机会同当地一些少年文士交往,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清初文坛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员。他们以文章声气相应求,常以诗酒唱和,叶燮的雄辩阔论,精辟独到的见解,下笔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俨然有精神领袖的风采。而这种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康熙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的劳之辨(1639—1714年)晚年回忆当初与叶燮的交往时说:“予甫事操觚,追随于诸君末,大率少壮习气,未尽除去”。又说:“其议论兼读其古文辞,学海才澜,随手涌出,子信其必以文章名世”。叶燮坐馆寸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南来北往的匆匆奔波,开阔了思维的视野,文人交往时思想碰撞的火花,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

  而叶燮自己对这一时期的坐馆生涯却很不满意,因为这不是自己愿意选择的,而是为了生计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把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分别结集为《奔鲋集》和《炊饭集》,正是表达了这种思想。鲋是鲫鱼的古称,奔鲋即是为了觅食而奔波的鱼,炊饭的意思也差不多,意为无奈、艰苦却还要去做。因而,他晚年在编《己畦诗文集》时,将这两部书稿中的大部分作品删弃;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见于其他人回忆、追悼叶燮的诗文中,

  清朝初年,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抗清运动声势浩大的江南地区,清廷一方面残酷镇压抗清运动,包括进行文化控制,制造了“明史案”;一方面又使用怀柔政策,笼络江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大量录用他们。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复明已成为无法实现的梦幻,面临这样的现实,胸怀大志的叶燮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走科举出仕的道路,做一番大事业。

  早在少年时期,为了应试科举,叶燮就学习过应制的涛文写作,青年以后,社会时局的动荡,生活境遇的变化,使他在创作时喜欢六朝骈丽诗文,堆砌华丽词藻,也热衷于表达情感的长短句(即词)的写作。到了晚年,他却把此类作品统统删去,一首不留,科举应试,主要是写策论之类的文章,叶燮为了应考,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的同时,把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策论式的文章,一方面练习应试的技巧,一方面记录自己读书的所思所得,这些策论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后来均收入《己畦集》。这些策论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一方面又能直扦胸臆,争是非而不争工拙,议论风发,语言雄辨,构思新颖,立论大胆,层次清晰,步步深入,颇有气势,极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因袭前人。诸如《诸葛孑L明论》、《李泌论》等,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以实践来检验功过是非,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认为诸葛亮并非历来所论的“智”与“义”的化身,反倒是李泌才是当之无愧的“社稷之臣”,力排众议,不同凡响。经过精心的准备,叶燮在科举考试中一路顺风,康熙五年(1666)中举人,康熙九年(1670)取进士。

  进士归来,叶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着尚未被选派官职,他到安徽黄山等地游览,抒发豪兴。黄山的雄奇险绝,变化万端,气象阔大,令其感慨不已!他在此住了十多天,反反复复地体味揣摸黄山的精神和韵味,但没有写一首涛、即使后来到了古稀之年,追忆这段壮游之旅,仍然为黄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怀,觉得难以提笔作诗。

  康熙十四年(1675),49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千点实事的愿望,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到任之初,全县满目疮夷,百废待兴,民怨沸腾,充塞于道,他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前任孙蕙在任时,射阳湖发生了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盗,孙氏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的捏造,将射阳湖无辜渔民46人诬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冤枉,叶氏经过周密调查,查清了事实真相,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了名誉。当时连年水患,官吏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康熙十五年(1676),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像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并亲自参加修堤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也得罪了那些豪门富户。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以前,宝应地丁岁人万余两,驿站额支1万余两,到叶燮时,地丁岁人仅1700余两,且须按月提解,无可挪移,驿站额支减为400余两,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犹嫌不足,而“三藩”军兴以来,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均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拔补,也多是一纸空文,叶氏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拔补,也是大打折扣。在财政空虚,家无余资的情况下,叶氏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实际上,叶燮并非没有财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据此以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是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其清正廉洁、光明磊落的人品,深为当地百姓所钦佩!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暇,将对黑暗腐败的官场的不满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御马来》描述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一诗,记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帑金”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恸哭!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描写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而豪门富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灾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衙前钟》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民间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老百姓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他的这些诗篇在县内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他们为知县的人格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氏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并维持到人生的垂暮之年,这些人中,有康熙六年(1667)进士、后升至翰林院侍读的乔莱,康熙四十二年(1703)宝应状元王式丹等人,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多次到横山探望他,留下不少诗作。乔莱于康熙二十年(1681)归隐后,在故居筑乐志堂,还请64岁的叶燮作《乐志堂记》。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

  尽管叶燮在宝应廉洁自守,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的爱戴,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豪门富户和腐败官吏。如前任知县、后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与叶燮同榜中进士、后升至户部尚书的西李振裕,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氏那里得到好处,对他也多有指责,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还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至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叶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回不去了,那么,能去的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宝应时,两袖清风,穷得连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县内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他置备行装,买船送他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使他非常感动,挥笔写下了《赠行碑》一诗。多年后,他重回宝应,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感慨!落职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是无法在官场立足的,遂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叶舒崇的信中说:

  “既已在吐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又说

  “瓢笠之念已居六七”。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他就带上简陋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游。一方面是为了消遣胸中的郁闷,领略山川风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活的贫困,可以通过知交的朋友,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增加生活历练,丰富人生体悟。

  他先来到泰山,登临绝顶,然后西至嵩山和华山,南游闽粤,历雁荡山、罗浮山直到南海之滨,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祖国的壮丽河山,既给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视野开阔,心胸拓展,跳出一己之荣辱得矢的小圈子,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热爱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诗文创作题材。这段时期,是其诗歌创作的多产期,除了和友朋之间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甘苦的纪实之作。这些诗作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游历中,他还有机会接触各地文学界的一些名流。象写《桃花扇》的孔尚任(1648-1718年,山东曲阜人),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1642-1711年,江苏丹徒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清词三大家”之一的朱彝尊(16291709年,浙江嘉兴人,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纂修《明史》),梁佩兰(16291705年,号二楞居士,广东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及清初诗坛领袖王上祯(16341711年,山东省桓台县人,顺治十四年进士,后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声)等人。朋友间的讨论切磋,批评辨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觉得有必要矫正其流弊,初步触动了他创作《原诗》的想法。

  作为清初诗坛盟主的王土祯,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诗文铬铸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尔孤立,不随时势为转移,然后可语斯言之立”。叶燮在《将远游奉别诸同人》一诗的序中也写道——

  余生平好名山胜水如同饥渴,岱宗嵩少,匡庐黄山,曾陟焉而得其胜,独以未登太华、峨眉为憾。今年已七十,倘复迁延不往,其不为终生疚乎?决于今春奋然出门,以毕此愿……余此行原决不望生还……倘获长逝于削成万仞雪岭天半、丹崖翠壁、古刹名蓝之间,便当埋此,题一碣曰:‘有吴横山人叶子之墓’,斯愿长毕矣。

  76岁那年,叶燮还为没有到过近在百里的绍兴五泄而遗憾,决计前往,游玩后回来不久,就在横山病逝。

  他在游学过程中,对当时诗坛盛行的刻板摹拟和复古之风十分不满,为了宣扬自己的诗歌风格,回到横山后,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论,指导创作。在教学中,叶燮以杜甫、韩愈和苏轼三家的涛作为教材,认为这三家都体现了创新和求变,是影响后代诗风的代表人物。三家中,叶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怀其身世遭际和史诗般的纪实风格,更重要的是杜诗中的创新,认为杜诗包源流,综正变,前人诗歌的优秀品质,“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为前人之诗也”。他以杜甫为楷模,学习大师们创作的“自命处”,根据具体事实,自抒胸臆,因情而文。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颇自负,常对弟子们说——

  我诗于酬答往还或小小赋物,了无异人。若登临凭吊,包纳古今,遭谗遇变,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与众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虽前贤在侧,未敢多让,

  当时从叶燮学诗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潜、薛雪等,后来都成为一代名士,尤以沈德潜成就与影响最大。

  沈德潜(16731769年),江苏苏州人,少有才学,大器晚成,67岁才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得到乾隆皇帝赏识,乾隆十六年(1751),加礼部尚书衔。沈77岁辞官归里后,居木渎山塘街著书立说,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乾隆皇帝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乾隆亲书“诗坛耆硕”大匾。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终年97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人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极一时之荣。沈德潜著作等身,其诗学著作《说诗啐语》,大多引叶燮的观点,即使不曾明言是叶氏的言论,亦多暗袭叶氏的说教。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所以,《说诗啐语》不成系统,但其地位使其影响比叶氏更大,叶氏的诗论思想亦赖以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沈德潜后被尊为“乾嘉诗坛托塔天35”,连叶燮的对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叹:“横山门下,尚有诗人”。

  薛雪(1681-1770年,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早年游于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刻苦钻研中医,技艺日精,其为人豪迈而复淡泊,年90卒。他是治湿热病的高手,所著《湿热条辨》乃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甚大。又尝选辑《内经》原文,于73岁时撰成《医经原旨》六卷。另有《膏丸档子》、《伤科方》、《薛一瓢疟论》等,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有《一瓢诗话》等作品传世,论诗继承叶燮的主张。

  叶燮晚年定居横山,世称“横山先生”,撰有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诗文集《已畦集》和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

  《原诗》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内篇为诗歌原理,上卷论诗的发展,下卷论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关于诗的发展,叶燮主张文学的进化;关于诗的创作,提出能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继承南宋吕本中(1084-1145年,安徽寿县人)的“活法论”,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关于诗的批评,他重质轻文,强调“诗之才调,诗之胸怀、诗之见解”,其诗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及辩证法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延展方面颇多可取见解,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

  信仰佛教是叶燮家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氏之父叶绍袁著有《楞严经注》和《金刚经注》,明亡后又剃度为僧;《分湖志·人物》中描述其母沈宜修“竺乾梵典,尤极探研”。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叶燮自幼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成年后,叶燮与僧侣道士交往甚密,切磋议论,深受影响。

  与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年,湖南衡阳人)坚持批判佛,老不同,叶燮是个三教合一论者,他认为不仅佛家“不特无害于儒家之体,且无害于儒家之用矣”,即使常“援释氏果报之说”的道家,也不例外。叶氏精于佛理,有时在生活失意的情况下,他甚至曾萌发出家为僧之念,其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也因此和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佛教的根本思想,一是出世,一是人世。“出世”谓佛菩萨的世界,“人世”谓世俗众生的世界;前者是小乘佛教,后者是大乘佛教。在叶燮看来,两派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所以有“世出世法,本无二法”之谓。人生选择虽有人世和出世的不同,但其中的生命本质是相通的。由此推延开来,诗文之道也有其永恒的真理。他把诗歌分为两大类,即“世谛之诗”和“出世谛之诗”。“谛”是佛教名词,谓真实无谬的道理。“世谛”又称俗谛,即世俗间所公认的真理。叶燮认为“世谛之诗不可有俗气、书生气”,而“出世谛之诗不可有禅和山人气”,并指出所谓“畅达胸臆”是其共同的关键,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诗为心声”。

  叶燮的佛学修养使他在综论诗文时会不自觉地援引三藏经义加以论述。比如他在解释传统“诗言志”命题中“志”的内涵时,就顺手拈出了佛经中的“种子”之说:“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佛教以“种子”比喻万法能生之本源,他则以“种子”来说明情志之感发万端。他特别注重“志”的刚健盛大的品质,故又强调:人的心志虽分高卑、大小和远近的不同,但如果有了“才,胆。识、力”四种内在素质,一样可以在触物感兴之际写出垂范千古的伟大作品。

  叶燮强调涛中的“不可言之理”,这和禅宗所谓“真如佛性”的不可言说、不可言传的思想是一致的。审美活动和参禅悟道是一种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两者在心理活动的某些现象上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某些作品,情理渗透得非常自然,常在一实一虚、一言一默、可喻不可喻之间。叶燮提出诗歌以“境”为至也,确立了以“境”为中心的诗歌审美形态,并以“境”所具有的审美属性,进一步阐述“境”之所以为上的妙处,在于“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在于“可言不可言之间”,引人于“可解不可解”之会,手法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造成“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的效果。叶氏对“境”本质特征的论述,是受禅宗思想直接影响的结果,是禅宗所谓“不立文字”的不尽意思想的完美表达。叶燮不是用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去建树意境说,而主要用禅宗否定知解、否定语言的非理性思想去说明意境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明确用禅宗的思想来说诗,认为坚持禅宗“不作知解宗法”的思想,真正彻底的贯彻言不尽意,“不立文字”的宗旨,才可使诗歌形象超越一般言尽意明的境地。

  叶燮深受因果循环论的影响,在讨论文学之变时,每每以“屈伸循环”、“忧乐循环”、“妙悟循环”、“循序往复”这样的词汇来说明历代诗文绵延不绝的发展历史。他断言诗之渊流、本末、正变,兴衰互为循环,且宋代以后诗只是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但他并没有佛学的悲观意识,而是对于文学的未来充满了乐观和希望,其文学史观也并非“从终点又走到起点”的简单循环,而是呈曲线状态、逐步向前、间有反复的一种文学发展观,这与文学史的实际是相一致的?

  叶燮的诗学思想在受到禅宗影响的基础之上又独有创见,这使他成为佛教滋养中国文人和文学创作的又一个典型。

  摘自:《空林佛教》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