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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并行,禅茶双修———论茶礼在佛教中的意义

作者:关剑平

  以饮茶为载体而展开的礼仪性活动,也就是茶礼不是佛教所特有的茶文化现象,也不是佛教最早把饮茶礼仪化,但是佛教茶礼却给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本文旨在追溯茶礼起源的基础上,探讨佛教茶礼的发展特征,对于当代佛教茶礼的建设方向提出建议。

  一、茶礼的起源

  茶礼起源于世俗社会的社交活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广泛分布在圣俗两界。

  世俗社会在社交生活中首先将饮茶礼仪化,最广为人知的礼仪性利用方式就是以茶待客。陆纳用茶招待造访的谢安;新安王刘子鸾、豫章王刘子尚与昙济道人;元义与前来归降的西丰侯萧正德;风流领袖王蒙对于同僚的土大夫们;《桐君录》中的交广人等都有过褒贬不一的茶礼应酬。

  同时,宗教性的茶礼也开始出现。晋代王浮的《神异记》中记载了仙人丹丘子希望用山中的大茶,与制造、烹点技术高超的虞洪交换茶,之后虞洪如约以茶祭享。山这是与道教相关联的献茶。在今浙江嵊州,陈务妻习惯于在每日饮茶之前先以茶祭古冢中的亡灵。在南朝齐太庙的四时祭里,茶是昭皇后的祭品之一。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下的宗教性献茶。

  甚至在国家、全社会层面上,传统宗教意识支配下的祭祀活动也开始吸收茶叶乃至茶礼。《南齐书》卷三《武帝纪》:“祭敬之典,本在因心,东邻杀牛,不如西家褕祭。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祭祖祀鬼、供奉神佛的文化功能与饮茶习俗的形成与普及同步发展。带宗教色彩的献茶之所以出现得如此快与传统宗教祭祀的观念密切相关。

  唐代初年有关宗庙祭祀的争议,太子宾客崔沔有“人所饮食,必先荐献”的总结,进而援引晋中郎卢谌分析祭祀的特征:“近古之知礼者,着家祭礼,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旧文。”即在距晋不远的古代,谙熟礼仪制度之家都使用日常饮食充当祭品。另外,齐武帝在解释他选定祭品的原则时也说是“生平所嗜”。

  正因为中国人将死者的世界视为现实世界的翻版,认为活着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死后也同样需要。最一般的需要当然是不可一日或缺的饮食。于是为了表达孝子贤孙之情,还尽量使用高级、时兴的食品。茶作为新兴的时髦饮料,很自然地被用做祭品,因此在饮茶习俗成立之初就被赋予了宗教色彩。就像谚语所说的“上供神知,人有一吃”。祭品是参加祭祀的人们在之后的祭筵中的饮食。因此,祭品的选择更多地反映了祭祀者或被祭祀者的好恶,世俗饮食的性质同时存在。

  齐武帝希望仅仅使用节俭的茶等为祭品的做法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所谓“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从历史上看,他的愿望可以说是实现了,从后世儒家所主导的祭祀对于茶礼的应用状况上看,其频率远远超过酒礼的使用。

  二、佛教茶礼的性质

  尽管如此,说起茶礼大家首先联想起来的还是佛教茶礼。在日本,茶礼一般是指佛教、尤其是禅宗以茶为载体的礼仪仪式,间或指早期的饮茶。因此茶礼的研究也主要在佛教茶的研究中进行。古田绍钦在《人宋僧与茶》中指出:

  唐代是中国禅宗最兴盛的时代,另外,饮茶习俗也很盛行。除了时代的联系以外,饮茶习俗没有停留在单纯的解渴和强调药效上,在禅宗寺院开始作为茶礼而饮茶,给饮茶增加了精神的含义。这可以说是唐代文化的产物,其中还引发了饮茶器具的茶碗的制造技术的革新,生产出大量的名碗。山

  今枝爱贞在《茶礼与清规》中,从中国和日本的规定僧侣生活规范的清规人手,结合现代日本寺院的茶礼,考察了茶礼的具体举行方法。

  事实上,通过分析《敕修百丈清规》可以看出,禅宗仪规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普遍采用茶礼。充分程式化是作为仪规的茶礼的先决条件之一,高度的礼仪化提升了茶礼的规格,使得茶礼得到更加广泛的重视,日常化的频繁应用促使专业人员的产生,寺院制度从根本上保障着茶礼的顺利进行。佛教茶礼是吸收、改造世俗茶礼的结果,包括了茶与汤两个项目,反过来茶礼又作为佛教参与社会活动的机缘而被使用,成为普世的手段。

  佛教茶礼的起点应该在两晋南北朝,当时,僧侣热衷于模仿文人风流,参与饮茶的切实记录不一而足,已经超过道教,反映了就宗教而言佛教徒的茶给人以比较强烈的印象,更具特色。社会各阶层、各文化集团都饮茶,茶的烹点方法都一样,能够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不是茶自身,而是茶的文化特征,具体地说就是茶的礼仪规范。日常饮食也是僧侣修行的组成部分,一旦他们接受饮茶,就自然而然地将佛教理念和仪式规范糅合进文人茶中,形成佛教色彩浓厚的茶礼。昙济道人向新安王刘子鸾、豫章王刘子尚献茶是举行佛教茶礼的一个实例,只是受资料条件限制,无法考察当时究竟将世俗茶礼改造到什么程度。

  就像福岛俊翁先生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的法要仪礼应接管待里,一定有奠茶、上茶、点茶、吃茶、会茶、讲茶的记载。”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寺院活动都要使用茶礼。如果世俗社会“无酒不成宴”的话,那么佛教寺院就是“无茶不成礼”。

  茶礼作为清规的一部分而被记载。“‘清规’是禅宗特有的内部规范,即是禅院(或丛林、禅寺)的组织规程及内部日常生活的管理规则。这些规范是广义的戒律,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佛门规制。”由此看开,在禅宗寺院,茶礼不仅因高度的使用频率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其性质是寺院仪轨,就是说具备规范僧侣生活的作用,这才是茶礼在寺院被高度重视的宗教性原因。

  正是宗教的高度仪礼要求促使包括茶礼在内的佛教仪轨高度发达,甚至让以礼仪文化著称的儒家也自叹不如:“尝闻河南夫子因游僧舍,值其食时,顾而叹曰:  ‘三代礼乐,尽在是矣。”,只是这个礼仪之花,在中国没能永久昌盛,现在盛开在日本。

  三、现代佛教茶礼建设的意义

  古代中国的佛教茶礼具有禅宗清规的意义与作用,在佛教的宗教生活中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茶礼在佛教中的消失与佛教戒律的衰微至少从现象上看是一致的。现代佛教界已经出现大力弘扬清规戒律的呼声。智海在《<百丈清规)初探》中说:

  禅宗对于传统戒律的行事规范是非常重视的,戒与律是禅宗实践的基本保证。百丈怀海禅师清规的制定使禅宗走向独立,并为禅宗花开五叶的绵延不绝奠定了基础。同时,清规的丛林礼仪为禅宗教团的确立给予了充分保证。可以说,清规是禅宗千载传播的制度建设。百丈的清规,本着与戒律不一不异的指导思想,出发点实际是结合中国的本土实情,要为禅门的修学实践制定一套相应的保障制度。作为禅门之中的特殊规范,清规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代替戒律,在一般禅林中清规与戒律并举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清规的实质是发扬戒律的精神i旨,与戒律的整体精神是相吻合的。清规以随方毗尼的视角,在若千行为规范上对戒律进行了适当的补充变动。其中,作为普请制度是佛教律仪中国化的显著标识,清规作为禅门的行为规范不仅没有扬弃戒律,相反,在许多具体的规定中,无不以戒律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时至今日,不仅佛教的戒律日趋衰微,就连禅门清规的许多内容也已逐渐被人淡忘,本文讨论清规的目的不仅在于辨析它与戒律的异同,更重要的是提倡强化戒律意识,突出清规在一定时域中的实用性和对戒律的回应这一事实。我们期待着中国禅宗对戒律与清规的大力弘扬。

  智海法师在指出戒律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指出了现代佛教界在戒律方面的严重问题。如何重建现代佛教清规戒律,或许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身在茶都的光泉法师把着眼点放在了佛教茶文化建设上,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佛教茶文化的复兴再建禅宗清规。“心术并行,禅茶双修。”茶礼是否能够成为重建传统戒律的行事规范的突破口?这是留给佛教茶礼的课题。谁是这个课题的承担者?是佛教僧侣还是茶艺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程颢曾说:

  学禅者常谓天下之忙者,无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虽日营利,然犹有休息之时。至忙者无如禅客。何以言之?禅者之行往坐卧,无不在道。存无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就是说僧侣日常的举手投足无不是修行。日本僧人道元在1223年来中国留学,根据他的留学体验撰写了《典座教训》、《赴粥饭法》等关于饮食的修行心得。宗颐在成书于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一1100)的《禅院清规》卷六中还有“谢茶不谢食”的认识,反映了茶礼在全体饮食修行中的重要意义。由此建设起来的佛教茶文化不仅可作用于佛教界自身,还可以通过普世的渠道,反馈、回报社会,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摘自:《茶禅东传宁波缘_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宁波七塔禅寺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