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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礼仪、工夫——“禅茶一味”的体、相、用

作者:吴美华

  作为一个茶人,看茶、泡茶、喝茶;作为一个佛弟子,礼佛、坐禅、悟道;茶,人在草木间;禅,人在静心思虑。茶人泡茶、喝茶时,则将万物的勃勃生机汇人自身,融生命与宇宙为一体;佛弟子时坐禅,体现生命之宁静与灵性,体证宇宙万有的法性,将人之自性与宇宙法性冥然合一。于是,古来大德亲证此一味,拈出“禅茶一味”,裨益后人。我们茶人、佛弟子继承古人的思想,反复体味,一些想法萦绕于喝茶、坐禅时,奉献出来,求教于前辈先贤。

  一、“工夫”——“禅茶一味”之“用”

  禅的本质在于专注、宁静、清明,这是禅宗、天台宗乃至各宗各派对“禅”的共同规定。但是,“禅”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和体验的,必须去肯定人生、把握人生、提升境界,所以“禅”首先是一种“工夫”,是一种修道的实践。在坐弹、敛心、专注中,那是一种“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大腿的局痛、身体上的疲乏,心灵上的昏沉、掉举……这种百年如一日的“下夫”必须克服这些身心上的痛苦,需要有种种方便来调节身心。如天台宗的“调五事”,(一)调节饮食,吃得过饱,容易昏沉,呼吸急促,身体沉重,坐念不安;食秽浊之物,则心识昏迷;(二)调节睡眠,睡眠如果不够,则心神虚恍;睡眠如果过多,则废修行,空丧功夫,沉没善根;(三)调节身体,使身体不宽不急;  (四)调节呼吸,要使呼吸绵绵而若存若亡,使之不涩不滑;(五)调心,使心灵远离昏沉、掉举等。所以,身心的调节需要有外缘的帮助。

  根据陆羽《茶经》的记载,中国人饮茶的历史上溯神农氏,初为药用饮品,周公时发现“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后汉仙人丹丘子种茶之后,发现茶亦有益于修道。陆羽(733—804)《茶经·六之欲》说:“荡昏寐,饮之以茶。”唐裴汶《茶述》云:“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本草纲目》云:“茶,治风热昏愦、多睡不醒。”“饮能令人不眠。”可见茶有精清、涤烦、冲和的功能。于是,中国的禅僧很早就用茶来调和身心。如《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在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修行,借由“茶苏”以防止睡眠,并且饮茶之后,颇有精神。南朝刘宋僧人法瑶遇沈台真,年纪垂老,常饮茶以延年益寿。茶有助禅之“用”,推动了僧人饮茶之风的兴盛。

  至唐代,禅宗的出现,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精神大大提升了“禅茶一味”的“用”。禅寺多建于名山,云雾笼罩,适合茶树生长;禅僧务农,种地栽茶,于是在劳作修道开创了种茶、采茶、制茶、饮茶等法。如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云:“开元中,泰山灵严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所以,禅亦有助茶之“用”,寺院和僧人推动了茶的种植和加工技术的发展,而且提高了饮茶的品位与方法。后世所传的各地名茶,皆来源于僧人的制作,如“蒙山茶”由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所培育,“径山茶”由杭州径山寺僧人法钦亲植茶树,“碧螺春”由僧人大方所制……于是,天下名山僧建多,自古名寺出名茶。

  因此,“禅茶一味”首先体现于禅的修道实践和茶的培育、制作、泡饮等“工夫”过程中,是一种历史具体的缘起体现,茶与禅彼此互助、互益,大大彰显了二者之“用”。在“禅茶一味”的“用”上,茶人重视茶的植制,提升茶器乃至茶室的空间美感,强调茶艺的触、色、香、味、韵等;禅人强调禅室空间的选择,选择山清水秀的禅居地等。所以,“禅茶一味”的“用”不仅是历史因缘,也在现实时空中体现出来。

  二、“境界”——“禅茶一味”之“体”

  “禅茶一味”的核心体现的是禅和茶在“境界”上的一致性,即茶道与禅道,体现为当下平常心的境界,其最后归宿为转染成净,转惑成悟。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茶与禅,都在心性上用功,其最后无非是本来清净心的体现。泡茶、喝茶,多数人讲究甘滑润津等舌喉之感,重视汤色、茶香,皆为分别心的境界中。但是,在泡茶、喝茶当下,当以“茶”为所缘境,观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体证当下的平常心,当下即是禅心,此当下为真正的“禅茶一味”。

  人在草木间,茶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本来应该远离执著。即此当下眼前的水、茶、茶器、人,原为六根、六尘和合,虚假非真实,无常变迁;即此当下,观察自心现量,却除对好茶、好水乃至好友的执著和陶醉,消除烦恼,远离颠倒梦想,此时茶道即是禅。所以,“茶艺”是以自我感觉为核心,不断增加分别心;而“茶道”则须显现清净心,远离敏感的感觉,才是禅悦法喜。

  因此,“平常心”是茶和禅的共同境界,即以“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为特征。在坐禅、泡茶、喝茶的当下,要“妄心不起”,就是要破除执著。“平常心”的觉悟并不是静寂不动的死人状态,心并非凝然不动,而是不造作、无是非。造作就是有所执著,如分辨茶、水的好坏就是“是非”,分别一起喝茶人的素质即是“凡圣心”,这样心灵便会被眼前的境界所限制,如对茶、水生起欢喜或厌恶的分别心,这样心便不自在。  “不取舍”便能保持心灵的自在无碍状态,不会执著眼前的“所缘境”,也不会舍弃它,随缘任运,这便是自在无碍的境界。

  所以,茶的真正精神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并非其高贵、豪华乃至稀有等感觉,平平常常,自自然然,毫无神秘之处。如禅僧打“禅七”时,亦在禅堂内喝茶,不去分别是什么茶,不去强调茶壶的精美、茶杯的精致,而在于口渴心躁时,静静地拿着茶杯,等候行茶者来到面前。一切都在无言中,行茶者丁字步站立,缓缓地倒茶,双方都专注于茶水的倾注与人杯。当茶汤滚过唇舌咽喉进入肺腑时,一股清流注入燥热的身心中,顿得清凉,顿解身心的疲倦,如一位勇士又回到战场了。当下的味道,该是“茶禅一味”了!

  三、礼仪——“禅茶一味”的“相”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于凡夫而言,凡“道”皆必须有“下手处”;其次,众生皆为自他依存,无论是茶或禅,皆不能离开“众”;所以,“禅茶一味”的“下手处”必须依“众”而显。“众”之显,则必须依“礼仪”为核心,故“礼仪”为“禅茶一味”的相,体现了“借水澄心,即茶演法”的表法意义。无形的“境界”无“礼仪”则不现,有相的“礼仪”无“境界”则不明,所以茶离不开茶艺,禅离不开禅仪。因此,唐宋以来“茶礼”是丛林的重要宗门规式。

  唐宋以来,社会形成了“客至则啜茶,客去则啜汤”的风俗,这种礼节普遍流行在朝廷、官府和民间各个阶层。在佛教寺院中,茶不仅是僧人修道的助资,亦是佛菩萨的供养品,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饮品。凡是宾客往来、信徒接待、上堂说法,茶皆是重要的表法。《禅苑清规》告诫僧人:“况是出家行脚,人众参禅,粥饭茶汤,晨参暮请,语言事业,动止威仪,应系众中规矩。”茶成为日常生活“粥饭茶汤”四大饮食之一,吃茶具有不同的表法意义和礼节。

  在寺院的日常生活中,禅寺规定每隔五日要参见住持,即每月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初一、十五为“朔望巡堂茶”,初五、初十、二十、二十五这四天上堂为“五参上堂茶”,就是在这些日子的早晨粥后或斋后,住持说法,然后告知大众“巡堂吃茶”。《人众须知》“朔望巡堂”记载:

  朔望上堂,就座云:下座巡堂吃茶。首座领众依图巡堂一匝,至元位立。住持入堂,烧香归位。知事作一班,面圣僧问讯。住持巡堂一匝,若暂到,先随众,后同侍者,在怅后立。知事巡将出堂,却随后出,侍者归堂。平常烧香、吃茶毕,收盏,鸣退堂钟三下。如不巡堂,即粥罢,就座吃茶。

  《敕修百丈清规》卷七“旦望巡堂茶”亦有记载巡堂茶的礼仪,通过“吃茶”住持和大众说法论道。其次,寺院在众僧开浴日点茶。《禅苑清规》卷四记载浴主在开浴日为僧人准备茶器,方便大众泡茶。可见,“吃茶”是禅僧修道生活中的重要礼仪。

  而且,古代寺院在结夏、解夏、冬至、新年的当年及后两天,都要举行隆重的茶会,所以《丛林校订清规总要》说:  “丛林冬夏两节为重,当留意捡举。”“结夏茶”是在四月十一日这一天开始,早粥后,大众先到法堂说法,巡寮,午斋后请大众吃茶。其后,住持请吃茶,以侍者、外来挂单的客僧为主客。十六日,知事请吃茶,十七日首座请吃茶。“解夏茶”是在七月十五安居日结束当天开始点茶,也是三天。“冬至茶”和“新年茶”就是在冬至和新年初一当天,方丈为答谢执事的辛苦,特别为执事举行茶会,请全寺僧人作陪。同时,寺院执事的请职、辞职,方丈亦请吃茶而举行茶会。可见,茶在寺院生活具有重要的表法意义,也是僧人之间往来、问道时扮演的一个重要环节。

  茶会具有一定的仪式和礼节,首先准备“茶膀”,即是特定格式的邀请函;其次,捧着这种榜文很郑重地去请主客;最后,再将这份榜文贴在僧堂的外面,以告知僧众。而且,榜文通常写在丝织品上,如《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称:“茶膀择人叙德,书于绢素,其礼至矣。”举行茶会时,要鸣“茶鼓”,通常挂于法堂的西北角,其敲鸣法为长击一通,煞声一下,行茶之终复击三下,由侍司主之。众僧闻鼓声则集众行礼。茶鼓通常挂于法堂之西北角。

  寺院经常在方丈室或僧堂举行茶会,必须设立职掌茶的寺职,如“茶头”、“四寮茶头”、“库司茶头”等。方丈寮中有“汤药侍者”,负责住持举办茶会;“茶头”是专门供应一般僧人茶水;“首座寮”、“维那寮”、“知客寮”、“侍者寮”等“四寮”以及库司都各有茶头。

  可见,丛林清规制度已经发展出一套特有的“茶礼”,随着寺院举办对外开放的茶会,这些茶礼也会影响民众生活的礼仪。

  摘自:《茶禅东传宁波缘_第五届世界禅茶交流大会文集》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宁波七塔禅寺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