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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海而来的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作者:海慧

  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6)是南朝梁寸来我国的印度禅师。按中国史料记载,达摩是南印度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亦说他是波斯国人。达摩小时候就被父亲安排出家,跟随般若多罗禅师学习。达摩聪慧心广,什么书一到了他的手里,看一遍就能掌握,还能悟解。他追求大乘佛学的冥心虚寂的高深学问,通晓禅定数息的实践,颇得佛教的真髓,与佛大先禅师并称为门下二甘露门。他的师父告诉他在东方有中国,那里佛教非常流行,又见到周围的僧人都纷纷前往东土弘法,达摩立志要将印度大乘佛教送到中国。梁普通八年(他跟着经商的船舶,坐船先来到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广州,在海边的华林寺里休息之后,接着又到了羊城第一寺制止寺,即现在广州的光孝寺居住。达摩在制止寺里受到地方官广州刺史萧昂的礼拜,奉为贵客。萧昂见到达摩气宇轩昂,淡定自如,知道这是一位不凡的人物,于是上表奏禀梁武帝,说在广州有一名才学修行都很高的僧人。梁武帝是佛教界里的大护法,中国佛教的阿育王,他看了奏章以后,派遣使臣到广州迎请达摩大师,普通八年十月达摩在朝廷使者的陪伴下来到金陵,即今南京。梁武帝在宫中接见了达摩。梁武帝认为自己对佛教做了很多贡献,自负地问他:“朕继位以来,一直在营造佛寺,支持译写经书,帮助度人出家无数,我有什么功德?”达摩回答:“并没有功德。”梁武帝很惊奇,又问:“为什么说我没有功德?”达摩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只是人天小果,仍然属于有漏之因。因果如影随形,虽然有因果,但是却是表面的成就,从佛教来看,仍然不是实有的,只是一些善事罢了。”梁武帝不悦,耐着性子又问:“那你说我怎样做才有真功德呢?”达摩告诉梁武帝:“凡是有变化的有为之事,都是要变化的。只有没有变化的无为之事,才是最高的实有。像清净、睿智、圆妙这些境界,终究体现的本性空寂,它们没有变化,是最高的境界,这样的功德,不是靠做善事得到的,而是在心上用功才会有的。这难道不是大功德吗?”梁武帝又问:“圣谛第一义是什么?”达摩说:“廓然无圣。”廓然,指大悟之境地,到了大悟境界就没有凡圣的区别了,既不舍凡,亦不求圣,就是体现了廓然无圣的道理。梁武帝和达摩二人语言不相投,心思不契合,达摩离开王宫悄悄回到长江北岸的浦口定山寺面壁修行。不久达摩离开定山寺,到了河南登封少林寺,在少室山后山洞里面壁九年,最后创立了中国佛教的禅宗。达摩传法《楞伽经》,主张般若空性,故所建立的禅宗也被称为“南天竺一乘宗”。达摩晚年传说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一共活了150岁。弟子有慧可、慧育等人,身后留下的著作有《二入四行论》等书。后人赞叹:“属有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印度在中国的西边,中国人一直把印度视为西天佛国或西土,中国则是东土。禅宗自认其宗源流是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灵山说法,迦叶尊者因掂花微笑而会得佛祖心意,故禅宗在印度传法28代,达摩是西上第二十八祖和东土初祖。达摩是南印度人,这是印度洋边上的国家,与海洋文化有重要的联系。南印度也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发源地之一,般若空性的学问就出于这一地区。达摩在中国所传的《楞伽经》,据说此经的出产地就在与南印度隔海相望的斯里兰卡楞伽山。史载达摩“泛海达于南海”而来到中国广州,广州是中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梁代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已经非常发达,许多来华的商人和僧侣都是取道广州而到国外,达摩乘船渡海前来中国,又在中国创立禅宗,这就表明了禅宗自创生之日起就与海洋文化有重要的联系,换言之南海是禅宗文化建立的重要因素,不可或缺。

  摘自:《南海佛教》2016年夏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