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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夏刊汉文版大藏经”

作者:不详

  有关西夏时期以及夏灭人元以后用西夏文字雕印的佛教大藏经,中外学者已经多有论述,如罗振玉、王国维、聂斯克和石滨纯太郎、王静如、常盘大定、罗福苌、小川贯弌、西田龙雄、野村博(松泽博)、史金波等。然而,关于西夏时期的汉文刻本佛教大藏经,限于资料,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西夏在有国的190年当中,佛教随其国力的强盛而发展,又随它的衰落而变化。从它的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佛教在西夏各个阶层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西夏的统治者还特别重视佛教经典的翻译和整理。先是向中原宋朝赎请大藏,继而自己组织力量,翻译和雕印佛经。有着这种社会历史背景的西夏,拥有自己刊雕的汉文大藏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在历史上与中原宋王朝比邻的辽、金都分别有自己的《契丹藏》和《金藏》。那么照此推论,与辽金有相似环境背景的西夏,拥有自己的汉文《西夏藏》,也在情理之中。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确实的证据。

  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史金波先生著《西夏佛教史略》。在这本书中史金波先生引用李慧月施入经证明,西夏时期在贺兰山佛祖院雕刻并印刷了全部汉文佛教大藏经。史先生“把它称之为贺兰山佛祖院的《西夏藏》”。这个观点,被认为是研究西夏历史和西夏佛教史的重要发现,具有较大影响。

  近年,笔者在调查和研究佛教大藏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史先生的上述结论有误。在此,谨依据收集到的资料,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向史先生及专家学者求教。

  一

  史先生的观点,主要阐述在以下几篇论著中。

  1982年《文物》第4期发表了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撰的文章《西安市文物管理处藏西夏文物》,史金波先生是执笔者之一。文章介绍了几件据认为属于西夏时期的文物,其中一件是汉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从论文所附书影看,该经卷尾有戳印的莲花牌记(史文称押捺题款),牌记四周双边,分四行刻有西夏文题记。史先生翻译并录文如下:(录文一)

  番国贺兰山佛祖院摄禅园和尚李慧月/平尚重照禅师之弟子为报福恩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又抄写/金银字中华严一部金觉莲华般若菩萨戒/经契行信论等/。

  史先生根据这枚牌记认为:“所印华严经未写以何种文字刻成,但此押捺题款印在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后,故此经可视为李慧月发愿所印,并知此次所印华严经应为汉文本。”以下进一步论述到:“目前传世的西夏文刻经较多,而西夏王朝雕版刻印的汉文佛经为世人所知者极少。就是这页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若无此西夏文题款为依据,也很有可能忽略它的时代和地区特点,把它断为中原王朝刻印的。因为此页佛经汉字书法秀美、刻工娴熟、印制精细,足与当时宋朝刻印汉文佛经相媲美。通过这一纸佛经,我们对西夏镌刻、印行汉文佛经有了比较具体形象的了解,这正是以前文献资料所缺乏的。”作者肯定这是西夏时期刊印的佛经。

  1987年史金波先生在当年的《考古与文物》第4期上发表论文《略论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文章重在阐述有关文物的学术价值,列举了许多实物,没有更多的介绍和说明。作者说到,在“西夏文物中,也发现了不少使用汉文的实例”,比如“西安发现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摩尼罗宜经》也系汉文刻印”。这里第一次提到《佛说摩尼罗亶经》。作者认为这两件都是属于西夏时期刻印的汉文佛经。论文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已见上文,而《佛说摩尼罗直经》则语焉未详。

  1988年3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史金波等先生编辑的《西夏文物》,这是一部图录性质的专著,其中第369和370两图正是《佛说摩尼罗宜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前者收藏于陕西省图书馆,后者收藏于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它们有着完全相同的牌记。从图版中可以看出,《佛说摩尼罗宣经》卷尾除李慧月西夏文施经牌记外,还有两方戳记,因图版模糊,文字难辨。

  1988年8月,史著《西夏佛教史略》出版。该书第四章《西夏佛教》专门讨论了西夏时期的汉文佛教大藏经问题。在这里,史先生对上述两条材料做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史先生引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九的牌记(录文一)说:…番国’之‘番’字,即西夏党项族人自称,音‘弭’。可知此押捺题记为西夏时期。”又说:“而此押捺题记正是印在汉文《华严经》之末,可以推想李慧月所印佛经,当是汉文佛经。押捺题记中所记印制十二部大藏经也应指汉文佛经而言。”此下,史先生又根据陕西省图书馆藏汉文《佛说摩尼罗直经》和日本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汉文《高僧传》卷五的资料,说明李慧月施印的佛经中,既包括密教部经典《佛说摩尼罗宣经》,又包括史传部经典《高僧传》,说明他确如题款所记的施印了完整的汉文大藏。于是推论:“西夏时期在贺兰山佛祖院曾雕刊了全部汉文大藏经板,并至少印刷过十二部汉文大藏经。贺兰山佛祖院是西夏的一座重要寺庙,那里可能是印造佛经的一个重要场所。”它的意义在于“又给我国汉文大藏经增加了一个新的版本”。

  以上是史先生的论证依据和过程。

  综合起来说,如果按照史先生的逻辑推论,李慧月在施经牌记中自称为“番国”和尚,他就是西夏时期的僧人。又因为他是贺兰山佛祖院的僧人,他施印的汉文《华严经》卷尾有题记“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一句,就说明他施印了全部汉文大藏经,而这些经都是在贺兰山佛祖院雕刻的。

  这个推论产生了两个错误:

  第一,李慧月自称番国人,不等于就是西夏时期人。比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尾有刻经发愿题记:“今释迦已灭,付法传而至于今时,佛法住盛弱者,以此经是。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蕃国旧印板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中刻毕,净纸上得以印施。”

  这篇发愿文中的“蕃”,同“番”,亦音“弭”,都是西夏党项族人的自称,是西夏人陈慧高对故国的称呼。文中提到的“丁未年”为蒙古定宗贵由二年,即1247年。此时,已经是西夏灭亡(1227)后的20年了。很显然,陈慧高使用“蕃”这个词,只能表明他原有的国属,而不表明他还生活在西夏时期。

  同样道理,李慧月使用这样的称谓,只表明他的族属是西夏党项族人,却不能说明他还生活在西夏时期。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的生活时代之前,不能排除李慧月西夏遗民的身份。而我们下面将要引证的材料恰恰说明,李慧月是西夏遗民。

  第二,李慧月施印了佛经,不等于他所隶寺雕刻了佛经。这需要从两个方面讨论。

  其一,李慧月的确发愿施印了佛经,但不能因此说这些经就是在他的隶寺(贺兰山佛祖院)中雕印的。题记中说他“印制十二部大藏经契及五十四部《华严》”等,并没有说是他本人或者是在他的隶寺中雕刊了这些佛经。因为不能排除另一个可能,即这些佛经是从佛祖院以外请施来的。

  其二,僧人有隶寺制度,称隶籍,他在哪个寺院出家,他的隶籍就在哪个寺院,即便以后出外云游,不管住在哪个寺院,只要他不更改隶籍,就依然是原属寺院的僧人。

  比如,上海图书馆藏上元元年十月十日左春坊楷书刘玄徽写《妙法莲华经》卷一题记:“……初校慈门寺僧怀素,再校禅林寺僧道员,三校西明寺僧怀昶……”,怀素等僧人校对《法华经》,法名之上冠有隶寺,却不能因此就说这部经是他们在各自寺院中分别校对的。

  又如,《碛砂藏》投十《众事分阿毗昙论》卷十二题记后有一长串僧人题名:“……陕西巩昌路广严禅寺讲经沙门义琚校证……”等等。这部经的对经、提调、点对、校证等僧人共有十余位,义琚是其中之一,不能因此就说这部经是在义据隶寺中校证的。同样也不能说是在其他僧人隶寺中校证。这部经的实际校勘和开雕地点,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

  同理,李慧月自称是“番国贺兰山佛祖院子尚重照禅师弟子”,只表明了他的名籍应该在贺兰山佛祖院,不说明他施经时依然还在原隶寺,更不能说明这些佛经就是在贺兰山佛祖院雕版刊刻的。不能排除这些经来自于西夏以外地区的可能。

  二

  上述史先生的论证,由于缺乏详尽的资料,判断时出现错误在所难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可以确证李慧月身世的资料。

  1931年在陕西省西安市附近的开元寺和卧龙寺内发现了碛砂藏,1935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学会将之影印出版。影印本中保留了许多原本的题记,其中“发一”《人楞伽经》卷第一尾有汉文题记:(录文二)

  印经沙门光明禅师,俗姓李氏,陇西人也。自七岁遭掳/,九岁出家,申礼/荷兰山藏明禅师为师/,诣福州路为官,将梯己叽资/起大悲愿,印十二藏经,表药师十二大愿,剃度十六员僧,拟/弥陀十六现门。所集/功德,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顶诵随喜者,具获/无上果/。庚寅至元二十七年正月日,印经沙门光明禅师题/。提调嗣祖沙门妙敬/,讲经论沙门祖常/,检经监寺云悟/,同检经沙门正佑/。

  今天,当我们把这条资料与前述史先生翻译录文的材料比较后发现,这条材料虽然没有提到李慧月的名字,只用了“光明禅师”的法号,但依然可以确定两者为同一人。这是一条很说明问题的材料。

  1943年,日本学者小川贯弍发表了论文《光明禅师施人经典)扉画——元白云宗版大藏经一考察》。他发现在山西省祟善寺《普宁藏》中的《舍利佛阿毗昙论》卷十二,有一枚朱印:“李口口/光明禅师”(“口口”两字是西夏文,下同),另外还有戳记:“十方普救禅寺长住/住持嗣祖沙门福真记”。小川贯弌敏锐地意识到上述《碛砂藏》的题记与这枚朱印的关系,利用它对这位光明禅师的身世及其与《普宁藏》的关系做了考证,当然,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位光明禅师的法名叫李慧月。

  1961年神田喜一郎在《美术史》第40册发表文章《元至元二十八年绀纸金银泥书华严经》,对原守屋孝藏氏搜集品中四件罕见的元代泥金写本从艺术史的角度作了研究。这篇论文于1984年编人《神田喜一郎全集》第3册,书中附有书影和录文。这四件佛经恰巧都是李慧月发愿施舍,其中三件卷尾有李慧月施经题记:(录文三)

  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光明禅师惠月,陇西人/也,九岁落发披缁,一踞荷兰山寺,瞻礼道明大禅伯/为出世之师,旦夕咨参,得发挥之印。先游塞北,后历/江南。福建路曾秉于僧权,嘉兴府亦预为录首。忖念/缁衣之滥汰,惟思/佛法之难逢,舍梯己财,铺陈惠施,印造十二之大藏/,剃度二八之僧伦,散五十三部华严,舍一百八条/法服,书金银字八十一卷,《圆觉》、《起信》相随。写《法华/经》二十八篇,《梵网》、《金刚》各部。集兹胜善,普结良缘/,皇恩佛恩而愿报无穷,祖意教义而发明正性。师长/父母,同乘般若之慈舟,法界众生,共泛/毗庐之性海/。至元二十八年岁次辛卯四月八日,光明禅师惠月谨题。

  这几件资料在1964年由京都国立博物馆编人《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以后,又有资料刊用过这几件图版。

  1998年春,笔者在日本京都访学期间,在京都国立博物馆有幸见到了这几件同属于光明禅师李慧月发愿施舍的泥金写经,这条资料可以看作是李慧月的自述。它不但明确了李慧月即光明禅师,更详细地记录了李慧月的身世。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还发现了三种大藏零本,特点亦同于小川所见崇善寺普宁藏《舍利佛阿毗昙论》,有“李口口/光明禅师”朱印和普救寺沙门福真墨印戳记。另外,卷尾还有竖长形印记,内有汉文三行,形制又与史金波先生等编《西夏文物》第369号《佛说摩尼罗直经》相似。录文如下:(录文四)

  河西李立义光明禅师惠月,舍体己/财,印造十二大藏经,散施诸方,普/愿见闻,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者也。

  由此,可以肯定,李慧月是西夏遗民,他生活的时代,主要在元代初年。以下我们综合有关材料,将李慧月的生平简单叙述如下:

  李慧月祖籍陇西,俗姓李氏,名立义,法名慧(惠)月,法号光明禅师。他幼年时期的西夏已经摇摇欲坠,战争连年,民不聊生。西夏灭亡前的1223年、1225年中兴府大旱,粮食无收,“饥民相食”。1227年在蒙古大军围攻中兴府时,6月间又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当蒙古军队攻人城后,中兴府内军民大部分惨遭杀害,城市遭到毁灭性破坏。所以李慧月自述“七岁遭掳”,当有所指。西夏国亡,蒙古统治者为防止西夏故地人民造反,又采取了大规模迁移居民的做法。仅仅九岁的李立义,也许就在这个时期到贺兰山佛祖院出家,拜道明禅师(或平尚重照禅师?)为“出世之师”。剃度后,取法名“慧月”。在道明禅师门下,李慧月“旦夕咨参”,得先师“发挥之印”。之后,开始了学方云游。“先游塞北,后历江南”,在福建和嘉兴府任过低级僧职。元代前期,佛道净讼,在忽必烈支持下,佛教逐渐占上风。此后,僧人戒律松弛,“饮酒茹荤,蓄养妻妾,与俗无异。”李慧月见到僧纪混乱,发誓舍财度僧、施经。至元二十七年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乃自任印经沙门,印施了十二部大藏经等佛教经典。至元二十八年,李慧月自称“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大概这位古稀老人,在亡国之后的几十年中,飘流云游,客寓长安南城外的终南山麓万寿禅寺,又担任了住持。或许,这里也就是李慧月的归宿。

  三

  李慧月的后半生与印施佛经结下因缘。笔者将搜集到的李慧月所施经及有关研究资料举例于下,并考证其版本。

  (1)《大方光佛华严经》卷九

  现收藏于陕西省西安市文物管理处。参见1982年《文物》第4期、1987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史著《西夏佛教史略》。图版见1982年《文物》第4期及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图370。

  本件未见千字文编号,卷尾有李慧月西夏文施经戳印牌记,见录文一。该经字体略显瘦长而清秀,刀法娴熟,与《普宁藏》或《碛砂藏》颇相类似。由于已知信息甚少,故难判断究属单刻经亦或大藏本,刊刻地点亦待考。

  (2)《佛说摩尼罗亶经》

  现收藏于陕西省图书馆。参见1987年《考古与文物》第4期、史著《西夏佛教史略》。图版见史金波等编《西夏文物》图369。

  关于本经的状况,《西夏文物》使我们了解到更多信息。首先,该经尾题下有千字文编号“羔九”,尾题与千字文之间有戳记“李口口/光明禅师”。紧接尾题后是音义三行半,音义后是李慧月西夏文施经戳印牌记(见录文一)。另外,在音义与戳印牌记之间,还有两方戳记,大小略异,均小于上述西夏文戳记。因图版模糊,仅较大一枚可隐约辨识,其文字似同于录文四。

  判断本经的版本,因为缺乏明确的资料,比如刻工姓名等,就必须充分利用上述图版透露的信息。从雕板字体和风格看,在宋元各种大藏经中间,只有《碛砂藏》和《普宁藏》与本件相似,其余各种大藏经,字体与之都有较大差距。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大体范围。

  国家图书馆收藏有碛砂版《佛说摩尼罗宜经》(千字文编号“羔九”),将它与史文所指《佛说摩尼罗宜经》比较一下,可以看出两本字体和风格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说明史文所指《佛说摩尼罗宜经》不是《碛砂藏》。

  史文所指《佛说摩尼罗宜经》卷尾有千字文编号“羔九”,尾题后又有三行半音义,这个特征说明本经位于该册卷尾。这种排列顺序与《普宁藏》完全吻合,而与《思溪藏》、《碛砂藏》排列在卷中的特征不同。可以确定,这是一册《普宁藏》。

  (3)《舍利弗阿毗昙论》卷十二

  原藏于我国山西崇善寺,1941年发现。研究文章及图版见小川贯弍《光明禅师施人经典扉绘》,载《龙谷史坛》第三十号。

  本经有千字文编号“邙十二”。卷端有扉画,1纸2半叶。画中一位闻法僧的旁边刊有“总统永福大师”字样。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个特征,与下述(4)、(5)、(6)、(8)四件相同。

  小川贯弍认为这是《普宁藏》,这位“总统永福大师”,就是宣授江南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杨琏真加。另外,在《普宁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人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和《佛本行集经》中,也保留了杨琏真加施经发愿的文字。

  (4)《一切经音义》,存卷十五一十八,二十

  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参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

  本经卷第十七千字文编号为“陛三”。与前揭小川贯弌举证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卷十二相同,本卷同样有题刻“总统永福大师”人物的扉画,并有朱色戳记“李口口/光明禅师”,及“十方普救禅寺长住/住持嗣祖沙门福真记”墨记,该戮记长6.2厘米,宽1.5厘米。

  本馆原著录为“元刻本”。经查,卷中有刻工名“三山”、“松”等《普宁藏》刻工,可确证这是《普宁藏》本。

  (5)《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存卷上

  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参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

  本件有千字文编号“男五”。本件的特点同前,卷端有题刻“总统永福大师”的人物扉画,首题下戳有“十方普救禅寺长住/住持嗣祖沙门福真记”墨记。尾题后为朱色戳记“李口口/光明禅师”。卷尾有音义十二行,其后有墨印汉文戳记三行。戳记外边宽4.5厘米,长14.5厘米。内容见录文四。卷尾有西夏文戳印牌记,共4行71字,其中第1行最下两字略小,为西夏文“慧月”。此牌记内容应该与前揭史金波译录文相同。

  本件的这些特征,使我们联想到史文所指《佛说摩尼罗直经》那几枚模糊的墨色戳记,它们的形制相同,或许就是同一种戳记。本件北图善本书目原著录为“元刻本”。经查,该本单有一位刻工:“何”。这是《普宁藏》本。

  (6)《不空羂索心咒乇经》,存卷上、中

  现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参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

  本件有千字文编号“男二”。特点同上,卷端有题刻“总统永福大师”的人物扉画,卷端戳有“十方普救禅寺长住/住持嗣祖沙门福真记”墨记。尾题处有朱色印记“李口口/光明禅师”。最后两个半叶为大小两个戳记:其一见录文四。其二:西夏文戳印牌记,共4行71字,其第1行末为西夏文“慧月”二字。故知此亦应是李慧月施经牌记,应同于录文一。本件有《普宁藏》刻工名二:“张”、“陈政”。此册为《普宁藏》本。

  (7)《人楞伽经》卷一

  原藏陕西省西安市开元寺和卧龙寺,现收藏于陕西省图书馆。参见杨绳信《论碛砂藏》及小川贯弌《光明禅师施人经典七手扉绘》。图版参见《影印宋碛砂藏经》。

  本经有千字文编号“发一”。卷中有李慧月至元二十七年施经牌记,前见录文二。

  本经的版本颇难断定。现已知陕西本《碛砂藏》中杂有《普宁藏》零本,这一方面是三十年代影印《碛砂藏》时以《普宁藏》等藏经配补残缺所致,另一方面还有我们未知的原因混入的《普宁藏》。而《碛砂藏》与《普宁藏》由于历史的原因,区分起来颇不易。从《影印宋碛砂藏经)图版中得知,《人楞伽经》卷一有刻工“朱子盛”。“朱子盛”一名,不见载于《碛砂》与《普宁》两藏。日本奈良西大寺《普宁藏》目录著录本卷刻工为“朱”,增上寺史料集中的《普宁藏》本卷著录为“朱子成”。这是否因为西大寺本残破不全所至呢?《影印宋碛砂藏经》本卷图版为“朱子盛”,而叶恭绰《碛砂延圣院小志》的刻工表中没有“朱子盛”,却有“朱子成”。这是否由于影印本修版误将“成”修为“盛”呢?《影印宋碛砂藏经》的《人楞伽经》卷三的刻工为“三山”、“郑”,卷四的刻工为“方东”,这都是《普宁藏》的刻工。所以,关于《人楞伽经》卷一的版本,笔者倾向于定为《普宁藏》。

  (8)《阿毗昙毗婆沙论》卷四

  原藏陕西省西安市开元寺和卧龙寺,现藏陕西省图书馆。参见杨绳信撰《论碛砂藏》。图版参见《影印宋碛砂藏经》。

  本件千字文编号“分四”。据杨绳信文介绍,本件有印章二:一是长方形阳文朱印:“李口口光明禅师”,“口口”二字为西夏文,杨绳信猜测为汉文“立义”。其二是长方形阳文墨印,见录文四。这个题记可惜影印时被剔除了。

  查《影印宋碛砂藏经》本卷,知有刻工“王启”,而《普宁藏》本卷之刻工为“明证”,可证此卷非《普宁藏》,是何种大藏待查。

  (9)《高僧传》卷五

  收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参见西田龙雄《西夏似教》、《西夏文华严经》,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未见图版。

  本件卷尾有西夏文李慧月施经牌记,内容与前揭史金波译文(录文一)同,文字略有出入。本经所知信息甚少,究属何种版本,待定。

  (10)《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一

  原守屋孝藏氏藏品,现收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参见神田喜一郎撰《元至元二十八年绀纸金银泥书华严经》。图版参见前揭《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经图录》、《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品图版目录》(书迹编)、《写经鉴赏基础知识》。

  本件为绀青纸泥金写本,经折装,有千字文编号“臣一”。卷端有泥金精绘扉画,一纸四个半叶。卷尾有题记,见录文三。神田喜一郎博士从写经艺术角度做了研究,并对本经与《普宁藏》的联系,提出了假设。

  (1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二

  收藏及研究情况,见上。卷尾有题记,见前揭录文三。

  (12)《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收藏及研究情况,见上。本件扉画左下角泥金书:“杭州路奉溪界峰画士/沈镜湖同男应祥绘画/华严经像八十一卷。”卷尾有题记,见前揭李慧月至元二十八年汉文施经记。

  (1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三

  收藏及研究情况,见上。本件没有题记,然而从写经特点和扉画风格看,与上三件同属李慧月所施经当无问题。

  (14)《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七

  收藏于苏州。图版参见《苏州佛教文化》。

  从图版看,本件与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品字迹、风格完全相同,都是绀青纸泥金写本,经折装。本书图版仅展示了首尾两端,首为经题及千字文编号“臣七”,不知原件是否保存有扉画。卷尾两个半叶是李慧月至元二十八年汉文施经题记,见录文三,虽然有三行文字被折叠而不能阅读,但所余十行文字,内容与前揭题记完全一致,足以说明本件与京都国立博物馆的四件是同一个抄本。

  综观上述资料,可知光明禅师李慧月是人元的西夏遗民,他生活的时期在西夏末年到元至元末年以前,他所施印的佛经主要产生于元代杭州地区,其中相当部分为《普宁藏》。

  由此看来,关于“西夏刊汉文大藏经”是否存在的问题,尚待新资料以证明。

  (原载《文献》2001年第1期,国家图书馆主办;2001年,收入杨曾文、方广锠主编《佛教与历史文化》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