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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

作者:杨曾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中国禅宗奉曹溪慧能(或写作“惠能”)大师为六祖,所创立的南宗在唐的后期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慧能以后,按照他的嘱托,衣(祖传袈裟)、法不再单传,代代师徒之间传承南宗禅法,将南宗广泛传播到大江南北,至唐末五代相继成立了“禅门五宗”,在进入宋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

  在慧能晚年,由于南宗得到迅速传播,他的名声逐渐远扬,以至远在京城的皇帝也派使者到曹溪迎请他人京传法。然而慧能以“年迈风疾”婉绝,使者便当面向他请教南宗顿教禅法的要旨,然后将抄录的文字带回京城复命。随着慧能法系的禅师到京城和北方传法的增多,慧能和南宗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在慧能逝世以后一百多年间,竟相继有唐代三位著名文学家、高官王维、柳宗元、刘禹锡为慧能写碑,开创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少见的事例。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柳宗元、刘禹锡二人撰写的碑比较熟悉,对王维撰写的碑知道的人很少。笔者想这里着重对王维撰写的碑文进行介绍。

  一、盛唐诗人王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县(在今山西省)人,父王处廉任汾州司马,全家迁徙蒲州(治所在河东县,在今山西永济县西),自此称为河东人。王维白幼以聪明、博学多艺著称,在唐玄宗开元九年(721)考中进士,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在居母丧之后,出任吏部郎中,天宝(742—755)末年升至给事中。

  在震惊中外的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叛将安禄山攻陷两京,唐玄宗仓皇逃到四川,有的官员未及逃跑,被安禄山胁迫出任他在洛阳建立的伪燕政权的官员。这当中就有王维,他被授给事中之职。安禄山在洛阳凝碧宫宴请伪朝官员,让原在朝廷任乐工的梨园弟子奏乐,王维听乐伤情,私下写《凝碧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至唐军将两京收复(当为公元757年),朝廷对降叛敌的官员皆定罪,但因王维曾写《凝碧诗》,其弟王缙又奏请削己官以赎兄罪,从而得到唐肃宗的宽宥,授以太子中允之职,后经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迁官尚书右丞。

  王维是盛唐中期著名的诗人,尤其擅长写描绘山水田园幽静景色的五言诗,又善书画,通晓音律,名声很大。《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王维传)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王维晚年得初唐诗人宋之问(656—712)在蓝田辋川的别墅,环境幽静秀丽,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畔、辛夷坞等景观,与好友裴迪在此周游,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后将这些山水田园诗结集为《辋川集》。王维与孟浩然被称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两大代表人物。他并且画技高妙精奇,所绘《辋川图》,可谓造微人妙,还撰写画论,有《画学秘诀》、《石刻》传世。宋代苏轼曾评论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王维的母亲崔夫人是位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右丞集》卷十七)其中所说的大照禅师,就是禅宗北宗首领普寂禅师(651—739)的谥号。普寂是北宗创立者神秀禅师(?—706)的弟子,受到唐皇室的崇敬,继神秀之后统领北宗僧团,长期在嵩山南麓的嵩岳寺、洛阳的敬爱寺和长安兴唐寺传法,在以两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影响很大。王维与弟王缙自幼受到母亲的影响,虽是儒者,然而皆虔信佛教,平日吃素,不茹荤血,进人晚年以后不穿华丽衣服,过着每日一食的“长斋”修持的生活。在王维的斋室中没有豪华的摆设,“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妻亡后没有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很少与外界接触。经常在退朝之后,居室焚香独坐,以坐禅、诵经为乐。

  王维还奏请朝廷,将母亲崔夫人在蓝田用以休养和坐禅修行的草堂精舍、竹林果园舍出改作寺院,安置僧众“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上引《请施庄为寺表》)

  王维在京城期间,经常施食供养十几位名僧,以彼此玄谈为乐。在与他交往的僧人中,就有长安大荐福寺的道光、慧能的弟子神会。据他为道光写的《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可知,道光曾从五台山宝鉴禅师受“顿教”,看来属于禅宗南宗的禅师。王维从他受教十年。至于慧能弟子神会,是在南阳认识的。他的《六祖能禅师碑》就是受神会的委托撰写的。

  王维在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去世,年六十一岁。死前致书友朋,多是勉励“奉佛修心之旨”。(《旧唐书·王维传》)弟王缙受唐代宗之命,将王维生前的诗文汇集进上,有400佘篇。宋代有《王右丞文集》卷10行世。清代赵殿成所著《王右丞集笺注》是迄今最好的注本。

  王维撰写的直接反映佛教题材诗有《过香积寺》,文章有《为舜阇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为僧等请上佛殿梁表》、《请施庄为寺表》、《赞佛文》、《绣如意轮像赞》、《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六祖能禅师碑铭》等。

  二、神会与王维

  神会禅师(684—758),俗姓高,襄阳(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人。出家后曾在荆州当阳玉泉寺师事神秀禅师三年。在武周久视元年(700)神秀被武后使者迎请到东都洛阳之时,神会南下曹溪,投到慧能的门下,成为慧能十大弟子之一。慧能去世(713年)以后,年仅三十岁的神会先是出外参访名胜古迹,在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奉敕到南阳住持龙兴寺。

  南阳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原为宛县,唐初属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县)。神会自住持南阳龙兴寺后,被人尊称为“南阳和尚”。南阳离洛阳不远,在洛阳的正南方。当时以普寂禅师为首的北宗在南阳比较盛行。神会住持龙兴寺以后,便以此寺为中心,在僧俗之间积极开展弘传南宗的活动,并且逐渐地取得不少信奉佛教的儒者士大夫的信任,与他们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在这当中有不少是在朝廷担任要职的高官,如给事中房琯、张燕公(张说)、侍御史王维、侍郎苗晋卿、户部尚书王赵公(王琚)、崔齐公(崔日用或其子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嗣道王(李炼)以及在地方担任长官的润州刺使李峻、润州司马王幼琳、苏州长史唐法通、扬州长史王怡、相州别驾马择、常州司户元思直等人。此外,神会还广泛地与当地僧人进行交往,向他们宣传南宗禅法,甚至有时与他们就很多佛教问题展开讨论乃至辩论。

  由于神会在朝廷士大夫和僧人之间积极传法,逐渐远近闻名。在他住持南阳龙兴寺后的二十五年之后,天宝四载(745)应兵部侍郎宋鼎之请人洛阳住持荷泽寺。此后,神会便以荷泽寺为传法中心,积极向在洛阳的朝廷官员和民众弘传南宗,扩大南宗的影响。从此,南宗在北方得到迅速传播。

  在神会人住洛阳荷泽寺之前,在开元二十年(732)曾在洛阳西北方滑州的治所滑台(白马)大云寺,与以北宗代表自任的崇远法师展开激烈辩论。神会郑重宣告,自己之所以出面辩论,是“为天下学道者辨其是非,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神会在辩论中竭力论证两大论旨:(一)北宗神秀、普寂没得到祖传袈裟传授,不是禅门的正统,禅宗六祖是慧能而不是神秀;(二)北宗禅法主张渐悟,南宗主张顿悟,顿门是优于渐门的最上乘禅法。神会弟子独孤沛以这次辩论的记录为基础,并选取其他语录,编为《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简称《南宗定是非论》)。

  神会在南阳、洛阳积极弘传南宗禅法,并且经常对北宗进行批评,必然激化南北二宗的矛盾。《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记载:“敕配住南阳龙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埝之鱼鲔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当神会通过传法活动将普寂的弟子、信众吸引到自己门下的时候,自然要遭到来自北宗僧团及信众的忌恨和打击报复。天宝十二载(752),由于普寂的在家弟子、御史中丞卢弈向朝廷奏神会聚众阴谋作乱,神会被判放逐外地,辗转被遣送到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的开元寺。

  在唐军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神会应朝廷的旨意出来主持戒坛度僧,以卖度牒敛钱充军饷之不足,在收复两京(757年)之后受到唐肃宗的嘉奖。乾元元年(758)神会于荆州开元寺逝世,年七十五岁,赐谥真宗大师。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诏“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这样,慧能的六祖地位在朝廷直接支持下得以确立。

  那么,神会与王维是何时认识并得到王维的赏识呢?正是神会在南阳龙兴寺积极展开传法的时候。

  如前所述,王维在安史之乱之前历任右拾遗、监察御史等,累迁给事中。在《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称“侍御史王维”,说明王维在南阳见到神会时任侍御史。据《旧唐·职官志》,御史台有监察御史(正八品上)、侍御史(从六品下),王维当是从监察御史升任侍御史的,时当开元中期(公元727年前后),从时间上看,应在他任左补阙、库部郎中之前。

  《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记载,王维通过神会弟子刘相倩邀请神会及同寺的慧澄禅师到南阳郡的临湍驿,谈论佛法达数日之久。王维问神会,怎样修道才能达到解脱呢?神会回答: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神会所讲的正是南宗的顿教“无念”禅法,认为众生心性本净,不假外修,执意(“起心”)求取什么,舍弃什么,执意修证觉悟,皆属于“妄心”所为,不能达到解脱。实际是寄坐禅、修道于自然无为和生活日用之中。神会反对固守传统坐禅程序,反对把定、慧分离,认为能达到识心见性的目的,一切皆可称之为“定”,此时的“定”即是“慧”。神会对王维解释说:“正共侍御语时,即是定慧等”,意为在谈笑中也有定、慧,未必非要打坐不可。与此相对,传统禅法和北宗禅法主张通过坐禅入定引发智慧,即先定而后慧。与神会同见王维的慧澄禅师就持这种见解,主张“先修定以后,定后发慧”。

  王维听了神会对禅法的解答很惊奇,向在座的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人称赞说:“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此后,王维与神会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受神会之托撰《六祖能禅师碑铭》。

  三、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内容略析

  王维撰写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在《王右丞集》卷二十五、《唐文粹》卷六十三、《全唐文》卷三二七等皆有载。

  《六祖能禅师碑铭》主要内容包括介绍慧能的出身、求法经历、慧能禅法特色、慧能闻名遐迩、弟子众多和受到朝廷优遇、慧能圆寂,最后对神会有简单介绍,有些内容可补佛教史传记述之阙。

  以下选录《唐文粹》本的重要段落语句(用黑体字标出),略加介绍。山

  (一)慧能出身

  禅师俗姓卢氏,某郡某县人也。名是虚假,不生族姓之家;法无中边,不居华夏之地。善习表于儿戏,利根发于童心。不私其身,臭味于耕桑之侣;苟适其道,膻行于蛮貊之乡。

  慧俗姓卢,出生在边远地区的一个平民家庭,自幼聪明,曾与从事耕桑的农民为伍,与打猎采藮的山民一块生活。这与《六祖坛经》、《曹溪大师传》和佛教史传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祖堂集》、宋赞宁《宋高僧传》、宋道原《景德传灯录》等的记载是一致的,只是文句更加精炼、典雅而已。

  (二)求法经历

  年若干,事黄梅忍大师。愿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获悟于梯稗。每大师登座,学众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听一音之法。禅师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无我。其有犹怀渴鹿之想,尚求飞鸟之迹,香饭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人室,测海窥天,谓得黄帝之珠,堪受法王之印。”大师心知独得,谦而不鸣。……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而谓之曰:“物忌独贤,人恶出己。吾且死矣,汝其行乎!”

  神会北上到蕲州黄梅东山礼弘忍禅师为师,表示愿为求法奉献自己的力量,便接受弘忍大师指派的劳务,到碓房舂米。他在无意无为之中,从日常细小事务中得到启悟。每当弘忍大师登座说法之时,学众满堂。他们虽佛法根基有声闻、缘觉和菩萨三乘之别,但皆同在座下听大师讲授禅法。在这个时候,慧能也离开碓房稍稍地前往听法,虽没有机会提出询问,然而却能通过自己思考而达到无我境界。慧能当时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未能得到大师当面的垂示教诲,便又穿上弊衣干活。有识者认为他智慧深不可测,有资格成为弘忍的嗣法弟子。弘忍也心有此意却未公开表示,在临终之前,将祖传袈裟秘密传授给慧能,告诫他说:“世人往往忌疾过己超群的贤才,我即将辞世,你快些离开此地回南方吧!”

  这些内容与佛教史书记述的内容是一致的,然而其中“每大师登座……禅师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无我”的记述,却是这些史书没有提到的内容。如果按照《六祖坛经》及其他史书的记述,慧能只是在碓房舂米八个月,没能听弘忍说法,却能比到黄梅以前提高佛法修养,那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有人认为他可“升堂人室……堪受法王之印”的记述,也是其他史料未提到的。

  (三)南归和正式剃度出家

  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南海有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禅师听于座下,因问大义,质以真乘。既不能酬,翻从请益,乃叹曰:“化身菩萨在此,色身肉眼凡夫,愿开慧眼。”遂领徒属,尽诣禅居。奉为挂衣,亲自削发。于是大兴法雨,普洒客尘。

  这是讲慧能在黄梅东山从弘忍受法南归,曾有多年(碑文讲是十六年,据现存敦煌本《六祖坛经》记载应是三年)生活在普通民众之中,然后到广州(南海)法性寺(宋代改为光孝寺),听印宗法师讲《大涅槃经》,然后向他提出质询。印宗回答不了,反而向慧能请教。印宗听慧能讲完,十分赞赏,称他是“化身菩萨”,并领弟子到他住的禅室参谒,亲自担任戒师为他剃发,度他出家。从此,慧能从一个行者转变为正式的僧人。慧能还应印宗之请登座向大众说法。这就是佛教史书上讲的慧能在广州法性寺与印宗、众僧之间发生的风幡之议和剃度因缘。

  (四)曹溪顿教禅法

  乃教人以“忍”曰:“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始成于初发心,以为教首。”至于定无所人,慧无所依;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于三世;根尘不灭,非色灭空;行愿无成,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穷子无疑,直开宝藏。其有不植德本,难人顿门。妄系空花之狂,曾非慧日之咎。常叹曰:“七宝布施,等恒河沙;亿劫修行,尽大地墨,不如无为之运,无碍之慈,宏济四生,大庇三有。”

  用这种语句阐释慧能的顿教禅法,在诸本《六祖坛经》中是看不到的。

  按照这种表述,慧能是将“忍”的思想作为他的禅法的重要内容。大乘佛教倡导的“六度”(六波罗蜜)中将“忍”置于第三位。“忍”不仅包括忍辱,除能安然忍受病痛、外来伤害和自然灾害等苦之外,尚能如实观察世界一切事物体性虚幻,无生无灭,能坚信真如实相之理。至于慧能禅法中的“忍”,是“忍者无生,方得无我”。应当说与传统佛教所说的“忍”没有根本差别,大致是说,修行者应当达到“忍”的精神境界。到此境界者体悟诸法性空之理,认识一切事物本性空寂,无生无灭,便断除物、我之别,在精神达到“无我”的境界,如《金刚般若经》所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实际是来自般若空的思想,应当说与《六祖坛经》中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是一致的。

  至于“始成于初发心”,则相当于《华严经》上所说“初发心时便成正觉”,意为修行者最初发菩提心时便已达到解脱;“以为教首”则是以宣述这种思想作为传法的首要内容。在记述神会语录的《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直了性坛语》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皆引用过《大涅槃经》卷三十八《迦叶菩萨品)上的一段偈颂:“发心毕竟二不别……初发已为人天师,胜出声闻及缘觉。如是发心过三界,是故得名最无上。”意为初发菩提心(誓求觉悟解脱)者与最后(毕竟)成佛解脱是相即不二的,因此初发菩提心者已经超越于声闻及缘觉,到达佛的至高的精神境界。神会的这种思想当是源自慧能的教诲,或是对慧能顿教禅法的发挥。

  碑文“定无所入,慧无所依”是对慧能“定慧不二”、“定慧等”的表述。敦煌本《六祖坛经》中有:“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不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

  “大身过于十方,本觉超于三世,根尘不灭,非色灭空”,是讲佛的法身和众生秉有的佛性(本觉),普现于三世(过去、现在和未来)十方;世界万象和众生身体虽则虚幻无实,却又宛然显现于世界,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行愿无成,即凡成圣;举足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同归性海”。是说众生皆有佛性,从根本上讲是凡圣一如的,无须待修行结束、愿望实现才达到解脱。修行未必限定在寺院或其他固定场所,处处皆是达到解脱的修行道场。无论是清净自性还是情欲烦恼,皆是佛性的显现,所谓“即烦恼是菩提”。

  “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穷子无疑,直开宝藏”,意为禅师接引学人,可以从《法华经》的(化城品)中的“导师”化现幻城引导商人分段通过艰险长途、(信解品)中父亲巧妙引导外出多年的贫儿继承自家宝藏的方法那样,借助形象的方便施设、方法,以引导信众确立自信,通过自修达到觉悟。

  所谓“其有不植德本,难人顿门”,强调自性是达到觉悟的内在依据,如果不植根于自性,是不可能接受顿教禅法,达到觉悟解脱的。

  (六)声闻遐迩,信众遍于南北

  既而道德遍覆,名声普闻。泉馆卉服之人,去圣历劫;涂身空耳之国,航海穷年,皆愿拭目于龙象之姿,忘身于鲸鲵之口。骈立于户外,趺坐于床前。林是梅檀,更无杂树。花惟苍葡,不嗅余香。皆以实归,多离妄执。

  碑文描述慧能传法成名以后,远近各民族的信众皆来礼敬求法,有居水上生活者,有住在边远地区身穿异服的民众,也有来自外国纹身戴耳环的民族。他们通过水路陆路不远万里到曹溪礼敬慧能,听闻禅法,皆断除妄念和烦恼,成为佛教龙象之才,可谓“虚往而实归”。慧能从唐咸亨五年(674)从弘忍受法南归,至先天二年(713)圆寂,首尾四十年。弟子很多,宋惠昕本《坛经》记载有一千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法海、志诚、法达、智常、志彻直至神会等十大弟子。碑文的记述形象而生动,与史书的记载是一致的。

  (七)朝廷的招请和优遇

  九重延想,万里驰诚,思布发以奉迎,愿叉手而作礼。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竟不奉诏。遂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供养。天王厚礼,献玉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钱于化佛。

  慧能名声逐渐远扬,并为远在长安、洛阳两京的朝廷所闻。碑文是说武则天、唐中宗“并敕书劝谕,徵赴京城”,但慧能辞不奉诏。《曹溪大师传》记载,唐中宗神龙元年(705)遣中使薛简到曹溪迎请慧能人京,慧能以病辞。薛简回京城以前,向慧能请教修行解脱问题,然后将他的记录带回京城上报皇帝并转告“京城学道者”。此后,唐中宗赐慧能磨衲袈裟一领及绢五百疋等物品。可以认为,王维碑文是证实在它之后成文的《曹溪大师传》记述真实性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八)慧能圆寂

  至某载月日,忽谓门人曰:“吾将行矣!”俄而异香满室,白虹属地。饭食讫而敷坐,沐浴毕而更衣。弹指不留,水流灯焰。金身永谢,薪尽火灭。山崩川竭,鸟哭猿啼。诸人唱言:“人无眼目。”列郡恸哭,世且空虚。某月日,迁神于曹溪,安座于某所。择吉祥之地,不待青乌;变功德之林,皆成白鹤。

  唐中宗下诏在慧能故乡新州将其故宅改建为国恩寺。慧能即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回新州主持在国恩寺造塔,翌年(713)在此去世,弟子将他的遗体迁送曹溪安葬。王维碑文所载慧能圆寂前的出现祥瑞、圆寂后弟子、信众的悲痛等,与诸本《六祖坛经》及《曹溪大师传》等史书的记述也是一致的。

  (九)王维受神会所托撰写慧能碑文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广量出于凡心,利智逾于宿学,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顾。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神会原师事神秀,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应诏人洛阳宫中传法时,前往曹溪师事慧能,是慧能著名十大弟子中最年轻的一位,直到慧能圆寂,除有一段时间到长安受具足戒外,一直在慧能身边学法和修行。神会初见慧能时,慧能年六十三岁,可谓“见师于晚景”;然而神会年仅十七岁,不能说是“闻道于中年”;慧能圆寂时,神会才三十岁,也不好说是“闻道于中年”。也许现存碑文中的“闻道”是“开道”之误,原文应是“开道于中年”。神会开元八年(720)奉敕到南阳住持龙兴寺,年三十七岁,可以说是“开法于中年”。碑文说神会慈悲超群,智慧出众,虽师事慧能稍后,然而得到最上乘妙法。慧能传授的禅法,引导信众顿悟,如同《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龙女献花后立即转变女身成佛那样迅速,然而很多世人对此不赏识,如同《韩非子·和氏》记述楚王误将价值连城的和氏玉看成是普通石头那样可悲。

  碑文“谓余知道,以颂见托”中的“余”是王维,表明神会认为王维懂得佛教禅宗,所以托他为慧能撰写碑铭。

  此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追赐慧能“大鉴禅师”谥号,柳宗元乃撰写《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大师碑并序》;三年后(819),刘禹锡又应曹溪僧道琳之请撰写《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并序》及《佛衣铭》。

  王维、柳宗元、刘禹锡撰写的三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表明禅宗社会影响的扩大和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的提高。

  摘自:禅和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