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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先生在上海

作者:殷实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也是著名的佛学通家、书法家、诗人。解放前及解放初期,他曾在上海生活长达37年,上海是先生的第二故乡。

  赵朴初先生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1月5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巿天台里“世太史第”(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名荣续,字朴初,后以字行,号开翁,祖籍安徽省太湖县。1919年,13岁的赵朴初离开连绵的大别山,只身来到上海求学,1922年,16岁的赵朴初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后以全优成绩升入东吴大学。

  正义与爱国的种子深深植入青年赵朴初的心田

  “托关絅老照顾,寒暑假常住在关家”的赵朴初,深受关絅老的影响。在赵朴初成长的过程中,关絅之是个关健性的人物。关絅老名炯,字絅之,以字行。(1879—1942)湖北武汉人,1903年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审官,因主审“黎黄氏案”、“宋教仁案”而闻名于世,“五卅惨案”时,他“批驳了捕房的任意逮捕解审学生,并作出客观的判决”。耳濡目染,正义与爱国的种子深深植入青年赵朴初的心田。

  1925年,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陈独秀、翟秋白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工人大规模罢工,续之全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时年17岁的赵朴初,作为东吴大学附中的代表,5月31日,出席苏州学联召集的紧急会议。听取了上海学联关于“五卅惨案”的报告。会后,选出赵朴初等10位同学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6月2日,苏州20余所学校的学生到体育场举行大会,声援“五卅运动”,并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6月3日,赵朴初在“东吴附中执委会”会议上说:“我提议大家吃素以代尝胆,倘若一中全体学生茹素两星期,即可募集一些伙食费救济工人,尽管杯水车薪,或可在全国带动其他地方募捐,总计起来,就不是小数目。”赵朴初的话得到与会委员的一致赞同。当天,执委会即募集到一千余元,并立即汇给上海总商会。这是上海总商会收到的全国第一笔捐款。到6月20日,苏州学联共募得17300余元,有力地支持了上海的“三罢”斗争。

  关絅之,也是引领青年赵朴初走上佛教道路的人。1927年,关絅之在上海觉园(赫德路53号,今常德路418号)创办“中国佛教净业社”,让因病休养的赵朴初兼任佛教净业社秘书,他在给郑颂英的信中称:“弟之信佛,实受关絅老之启发。”也因此有缘接触到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佛教领袖太虚法师和圆瑛法师,接触到卷帙浩瀚的佛学经典。在觉园的日子里,赵朴初得以广泛结识上海的诸多名流、和学者,寻经问道,谈诗论艺,使年青的赵朴初逐渐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全国抗日爱国、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占据了血气方刚、二十出头的青年赵朴初的心灵。他关心时局,接触进步人士,这其中,有宗教界的老前辈给他以启发和鼓舞:天主教的马相伯和章太炎先生们一起发表的抵抗日本侵略的声明使他很受感动;佛教的沈钧儒先生倡导的救国会运动使他开始参加了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

  1936年,赵朴初发起成立“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护国”,是佛教用语,意即抗日,“和平”指的是反对内战。朴老担任“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的总干事。动员广大佛教徒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面对日寇的铁蹄,“反对内战”、“抵御外侮”的呼声日渐高涨,北京的学生运动蓬勃向前。时在上海的邹韬奋曾问赵朴初,怎么对学生运动如此清楚?赵朴初说:“这是因为我弟弟就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朴老的堂弟——赵荣声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燕大学学生会执行主席、《燕大周刊》总编。和朴老的联系密切。他经常写文章寄到上海,托朴老交邹韬奋发表。”邹韬奋深情感叹:“你们家真是虎兄虎弟呀!”

  慈善家的胸怀

  纵观赵朴初先生在上海,他的大量工作是慈善。慈善的意义,远不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施舍几个钱或者一些财物,在旧日的上海,慈善是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的。他对慈善家的“家”,以身体力行作出了深层意义的诠释。

  一、冒着敌人的炮火,救灾救难。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郊区的宝山、吴淞、罗店、大场、江湾、浦东、市区闸北、杨树浦、北四川路一带的农民、工人和居民为躲避炮火,成批逃进租界,他们露宿街头、无家无食,据当年《立报》载:“难民不下130万人。”

  上海形势越来越紧时,面对日益增多的难民,8月,由政府与民间共同成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赵朴初任常务委员。

  1937年8月14日下午5时许,上海大世界门前被日寇炮弹所炸,死伤2000余人,幸存的千余难民纷纷涌向设在福州路、云南路口仁济善堂内的“慈联会”,赵朴初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吴大琨各执一面红十字小旗,在“隆隆的枪炮声,不时有流弹在空中飞过”的危险时刻,带领难民队伍寻找安身之地,他们逐个打开了宁波同乡会(今申花俱乐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等处大门,连夜安置难民,直到天明。

  第二天,“慈联会”下设“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赵朴初兼任“救委会”收容股主任。1938年初,成立“难民教育委员会”,赵朴初任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

  从1937年8月到1940年3年的时间里,他在日寇的炮火下,冒着生命危险收容难民五十多万人,先后设立收容所五十多处。

  二、把收容所办成抗战的大学校

  “淞沪会战”失利,国民党军队溃退西撤,上海成了‘孤岛’,五十万难民向何处去?赵朴初夙夜忧思,在这“薪胆同仇孤岛窄”的危难时刻,他想到了求教于共产党。他同焦明商议:“我想见见共产党的代表。”没过几天,焦明给了他一张张爱萍写的字条,按照约定,到福煦路一条弄堂里见到了潘汉年,听取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深受赵朴初器重和信任的焦明,是他联系共产党的一个秘密通道。

  赵朴初先生在做难民工作的4年时间里,接收、安置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难民收容所工作,他本人也与共产党人如韩念龙、许晴、焦明、吴大琨、方知达(颜阿章)、周新民(周克)等一起工作得很默契,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他在难民工作中突出的成绩和才干,在上海上层社会中赢得了口碑和威望,也因此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战友。

  五十多个收容所,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在用人问题上,他主要靠焦明。“每逢黄涵之问我某某收容所主任人选时,我必然说有,先报个名字,然后找焦明要人。焦明介绍来的人就顶了我的名字。例如有一个叫‘方知达’的,这名字就是我起的,他的真实姓名叫颜阿章,后来当了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这个‘方知达’也一直用到今天。还有周新民(现名周克),也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八一三’后有一天,法租界卢家湾西牢房释放了一批人送到仁济堂。我想这些人肯定都是政治犯,便马上吩咐给他们洗澡,换衣服,送到难民收容所去。这批人在收容所起了作用,成了骨干。”

  收容所里的中青年难民,经过短期的救亡教育,都主动要求上前线,英勇地战斗在‘八一三’淞沪战场上,还有一部分难民就在京、沪、杭平原地区参加敌后的抗日活动。在“淞沪会战”的艰险时刻,佛教会的“僧侣救护队”发展到一、二百人,由一位曾当过军人的宏明和尚率领,到前方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赵朴初“用‘慈联会’救护伤兵、难民的卡车,送一批批青壮年到大场等地的前线作战部队参加作战。”

  三、把大批人员输送到新四军去

  1938年春,朴老得知新四军成立的消息后,心中不禁一动,他暗中运筹:假借“生产自救,移民垦荒”,以送难民到温州垦荒为由,把青年送到皖南新四军去。

  他同焦明商量,请他去新四军军部联系。在得到中共江苏省委批准后,焦明秘密前往皖南泾县,叶挺、项英立即派余立金到上海加紧准备工作。余立金的公开身分是在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焦明问赵朴初:“难民乘船需要经费,你可有办法?”“我去找黄涵之居士想办法。”黄涵之是慈联会留沪负责人,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难民赈济委员会主任,手中掌有大量经费。“很受黄涵之老先生信任”的赵朴初是慈联会常委,经常和黄打交道。赵朴初对黄说:“目前收容所有大批难民,一旦战事扩大,孤岛不复存在,难民将失栖身之所。现得知温州一带有许多荒山野地,且未遭日军践踏,经联系,那边同意接纳上海难民前去垦荒。交通经费需我们支付。”黄正为难民云集之事头痛,满口答应。“就怕工部局不同意,那么多人,也会引起日本人注意。”赵朴初早就想好了对策:“我们可以向租界工部局提议,把上海街头巷尾的瘪三、阿飞一起送到温州去开荒种地,他们肯定会同意。”也就是这一招,躲过了日本人在吴淞口的盘查。

  有一张发黄的小照片记录了当年的历史:“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先生瞧着甲板上坐满了人的轮船不胜感慨地说:‘整船难民,足足700余人啊!’‘要不是当年慈联会副主席屈映光租用英国轮船运货到温州去做生意,使我从中受到启发,如法炮制,把难民送上英轮经过温州抵达根据地,真不知要把我急成什么样!’这张小小的照片,就是先生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见证。”

  第一批700多名难民青年于1938年8月16日在今金陵东路码头登上英商“太古”轮,前往温州。“为了掩护,还安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等在里面,到了温州后,这些人另外安置。精锐部分由朱启銮、汤镛带队前往新四军军部。”其中就有共产党员40多人。

  1938年底,朴老又送去了第二批三百余人,1939年初,再次送去三百余人。党中央为此

  特电表扬:“能从日寇包围的情况下,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党外爱国人士支持下完成的壮举。”朴老“不但输送革命力量去皖南,还输送到苏南一带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另有一批到苏中、南通、海门和启东等地。”这件“重大机密事件”,就是和他经常往来、亲密无间的吴企尧先生当时都不知晓。

  1939年,朴老得知新四军缺医少药,更缺乏无线电报务人员后,他又积极运筹,以难童学技术、谋出路为由,创办“难民无线电培训班”,得到了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同意。7月1日,“难民无线电培训班”正式开学。地点在宁波路190号,业务训练教室在宁波路540号的“神州中学”内,对外称“神州中学无线电班”。先后培训两期共50余人,其中秘密送往新四军的有38人,后又创办“难童职业中学”,培养了112名无线电人员奔赴抗日前线。

  1939年,宋庆龄女士在上海领导宪政促进运动,朴老积极参加并在宋庆龄女士组织的“中国福利会”中担任理事,帮助宋女士做救济工作。宋庆龄女士的大义凛然,坚定了赵朴初“奋力争民主”的信念,由于赵朴初出色的工作,不仅对救济福利事业,而且对解放事业作了很大贡献。也因此得到了宋庆龄亲笔英文信的勉励。

  这期间,朴老天天和在“上海经济合作总署”的美国友人谭宁邦打交道,将引进的国际援助的物资分成A类和B类,A类送到解放区,向延安、山东等革命根据地支援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械、服装等物资。B类留在上海救济难民。当然,这些工作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辗转进行的。直到1980年,10月14日宋庆龄家宴,宴请美国朋友伊罗生,朴老还应邀作陪。也充分说明宋庆龄当年对他工作的嘉许。

  王成根在《我最敬爱的赵朴初先生》一文中回忆:“他(朴老)曾经在日寇明令禁止战略物

  资流入根据地之际,帮助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隐蔽和运送织布机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也曾把吴大琨送来的收发报机,通过可靠途径送交新四军。我还记得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的时候,有一次,赵先生把我叫到净业社他的房间里,目睹陈邦织先生把一根根金条打包装入皮箱,交我拎着上轿车陪同先生送到乌鲁木齐路愚谷村一户人家存放。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谁家,金条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方行同志(建国后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家。赵先生告诉我,金条是老解放区送来买药品的,由于盖有老区的印,不能在蒋统区流通,只得通过可靠关系到中央银行去调换。这件事,最终仍由赵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银行金库完成任务。先生对我说:‘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一定要有点自我牺牲的精神。’先生就是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作出示范的。”

  1939年8月,赵朴初先生在浙江北路普善山庄的义冢地设立了规模最大的“慈愿收容所”。派梅达君(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华东局统战处处长、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笔者注)为主任,张蓬为副主任。收容难胞约七千余人。

  四、使“净业孤儿教养院”成为中共的地下战斗堡垒

  1940年6月,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成立(今静安区委隔壁),负责实际领导工作的是副院长兼总干事赵朴初。朴老有很大的气魄,在白色恐怖的旧上海,他大胆地接纳和团结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掩护和培养了不少革命同志,让他们担任教养院和少年村的领导骨干和教员,把教养院和少年村办成革命化的大学校,成为中共的地下战斗堡垒。

  “净业孤儿教养院”挂的是佛教慈善事业的牌子,因此不为敌人所注意,这是反日、反蒋斗争的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它不仅是救济与抗日活动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既是党培养革命干部和革命后代的摇蓝,又是党的地下活动的一个掩护所。不少同志遇到风险便来院隐蔽,并协助工作,如计淑人、马崇儒、段力偑、乔娟、姚永祥、万流一等;有些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必要时也来院隐蔽,如皖南事变后有一批新四军的青年同志如方南君等亦曾寄养于教养院,经过一段时间后转送到苏北根据地。”

  对于遭到敌人逮捕的同志,朴老总是全力营救。“胶州收容所有几个教员被日寇指名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巡捕房把他们扣留了。我们通过陈鹤琴的关系,把他们保释出来。”对于孤儿的教养,“决不是布施几角钱,或是散发个馒头就算完事。”而是要教他们怎样做人,要“把孩子们从黑暗的一头带到光明的一头”。 “这些孩子离开教养院后,许多人参加了党或解放军。举例来说,原任静安区人民政府物价局长李志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王成根也是该院学生,……有个叫赵海保的,继王成根之后在储能任校工,1944年去苏南,后为福建军区的军官。还有个叫丁志洁的,后在解放军总参任职(原装甲司令部政委、少将。笔者注)。”

  五、把“上海少年村”建成地下党的据点和革命的摇篮

  1946年4月,在地下党员马崇儒等人的帮助下,赵朴初发起建立慈善教育机关,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合作,改孤儿教养院为“上海少年村”。地点在大场宝华寺。赵朴初出任村长。“少年村市区办事处”设在赫德路418号。

  任教的教师中,地下党员占了很大比例。王绢(化名王淡人)任教导主任,直接受他领导的是程旭(化名程季鸣)。他们以少年村的职业为掩护,经常深入到市区,“开展其他一些活动”段力佩、高抒予、黄振英、曹前、侯绳武、计淑人、计瑗人、程莲华、陈震海,夏白等,这些地下党员,他们不属于一个组织系统,即使相互略知底细,也只能彼此心照不宣,因为地下活动的原则是不允许横向联系的。在这里,共产党地下活动不止一条线来往。“有的只来了不几日就离开了。” 1948年春节前,其中有一线遭到破坏,“程在回少年村时被捕,王淡人被跟踪,在市里被捕,郑小姐也换地方隐蔽起来。程被捕时,大场警察局的人公开警告说程是赵朴初介绍到少年村的人。”

  “少年村”的作用和意义还远远超过了收养和教育“孤儿”的范围。因为,它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个据点。“解放前夕,单意基同志(静安区委书记,解放前是我的上级党组织领导人)和我,在沪西公社的活动据点被破坏时,为避风险,我去请求赵先生帮助。面临反动派败退时的疯狂屠杀,先生不计个人安危,慨然允诺,把我们两人安置在觉园一个小公馆里。那是国民党驻英大使施肇基的私宅,在他离沪之际,专托教养院代管的。老单在二三天后离去,接着又有段力偑、曹居廉两人前去隐蔽。我们离开小公馆后,感慨良多,如果不是赵先生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出色的统战工作,我们那得如此安全的避难所!”

  自“少年村”1946年创办起,共教养儿童3200余名。很多人就是在教养院和少年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如王成根、张伟章,姚同兴(原名施金海)程莲华、曹居廉(改名曹前),一大批青年相继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的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军级干部,有的在教育界成为高级干部或教授。1985年12月,朴老在呈雷洁琼的诗中写道:“或有从戎去,解放树功绩。或能御风行,名列飞将册。或为音乐师,学院膺重责。或专工艺长,随心中绳墨。当时那料得,果实累累集。”

  “奋力争民主,胜会开新国。”

  目睹国民党的独裁、腐朽和反动,朴老毅然投身于争民主、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他与马叙伦、雷洁琼、严景耀、许广平、郑振铎、周建人、王绍鳌、林汉达、徐伯昕、柯灵、梅达君等26人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中国科学社成立以“为了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成员一部分是以马叙伦为首联系的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界爱国人士,一部分是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1946年6月23日,朴老积极参与策划在上海北火车站广场举行的“上海人民反内战暨欢送和平请愿团赴京大会”,史称“六·二三”大会。300个团体单位,10万7千余人参加大会。马老等到南京请愿,赵朴初亲送他们上车。在南京发生的国民党反动派殴伤请愿团成员的‘下关事件’,震惊中外,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1985年12月,他在呈雷洁琼的诗中回忆:“四十余年事,眼前犹历历。巨细多可称,此特举其一。奋力争民主,胜会开新国。”当年反独裁、争民主的历程无不充满着凶险。

  1949年年初,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为迎接上海解放,应付突发事件,受地下党的委托,上海成立了以宋庆龄女士领导的“中国福利会”为中心的“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由赵朴初先生任总干事,先生不辞辛劳,救济、安置涌入上海战区的难民。他筹集了大量的粮食,以应不时之需。

  1950年,新中国成立,朴老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兼生产救灾委员会副主任,重点还是接收和救济难民。

  1954年11月,周总理调朴老到北京工作,出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朴老举家离开生活了37年的上海,到北京定居。

  《上海历史博物馆论丛·都会遗踪》第一辑(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