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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对佛教文化建设的一些论述和实践

作者:不详

  [编者按】今年5月21日,是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往生十周年的日子。赵朴初居士生于安徽省安庆市世太史第,长于太湖县寺前河畔。其一生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受广大佛教徒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家乡四众弟子对他更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本刊特发此文以作纪念。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也是一位造诣极深的佛学大师。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深入传播佛教教理的基础上,特别从“佛教是文化”这一角度,加强佛教文化建设,从而使佛教绕开一切争论和偏见,引起教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使佛教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赵朴初高举起“佛教是文化”的旗帜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冲撞、融合,逐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花开满树,实现了中国化。

  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没落,佛教也开始呈现衰微之势。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蹂躏下,西方文化的进入,科学、无神论的挑战,给中国佛教更是以沉重的打击。上个世纪上半叶,“以佛产兴学”的不断提出,以及教内存在的新旧势力的斗争.再加上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佛教在极其艰难的境地中莆莆生存,其文化功能也大为萎缩。“十年浩劫”,佛教更是到了湮灭的边缘,寺庙被占,佛像被砸,僧人被驱,佛教文化被大众视为“迷信”,几乎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消逝。

  在近代中国,幸有敬安、虚云、谛闲、印光、太虚、弘一等高僧,杨仁山、欧阳渐、江味农、屈映光、丁福保等护法居士,还有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文化大家,积极倡导佛教救国,探求佛教发展之路。自然,佛教文化建设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理论,其目的就在使佛教适应社会,革故鼎新,焕发生机。他在《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佛教与文化》等多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及作用。

  赵朴初年轻时就进入中国佛教界工作,受到太虚、圆瑛等许多高僧大德的器重。太虚圆寂前,专门召见赵朴初,勉励他努力护法。1953年,赵朴初与圆瑛、喜饶迦措、巨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直都是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实际主持者。由于机缘未成熟,很长一段时间,赵朴初虽然没有公开提出“人间佛教”理论,但他一直在践行这一理论。目睹佛教在“十年浩劫”中摧残殆尽的现状,赵朴初万般无奈,痛心疾首。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佛教事业进入全面恢复期。1980年,赵朴初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赵朴初在中国佛教机缘具足的情况下正式提出:“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应该说,这更多地包含了佛教文化建设的内容。

  赵朴初高举起“佛教是文化”这面大旗,除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中,重视佛教文化建设之外,他还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论述佛教文化的文章,主要有《佛教和中国文化》、《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

  在》等,真切希望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能够智慧国人,福泽人类。在他的佛教专著《佛教常识答问》中,专门有一节《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赵朴初在纪念佛教创立两千年大会讲话中说到:“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

  赵朴初经常讲到几个人的故事:一是毛泽东,有一次带警卫员去看寺庙,警卫员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二是钱学森,他曾给赵朴初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

  认识宗教,记得我以前向您说过,宗教是文化”;三是范文澜,他晚年后悔以前在《中国通史》中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他还对周建人说:“如果不懂得佛学,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的文化史。”赵朴初想通过这几个人的故事告诉世人:“一位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一位是杰出

  的大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他们在对宗教的认识上,不约而同有一个共识,都说亲教是文化。”赵朴初用这种通俗、浅显的方式,希望世人都能树立正信,而不是简单地把宗教归结为一种盲目信仰或迷信。

  二、赵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一些论述。

  赵朴初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一文中,高度总结认为:“大体上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学术化。赵朴初认为:正是得益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本身肥沃的土壤,才使得佛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赵朴初十分敬佩道安、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他们对佛经的翻译和研究,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

  和三万三千余卷译籍和著作的出现,使佛教在盛唐就达到了“波澜壮阔、声华腾蔚的光荣地位”。可以说,佛学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同时,中国文化又反过来丰富和提升了佛学。因此,培养人才、重视学术研究,被以赵朴初为首的新中国佛教界认为是中国佛

  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必须加以大力发扬。

  艺术化。赵朴初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是对文学的影响。在赵朴初的眼里,大量从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

  二是对文体的影响。这是别人很少注意到的。赵朴初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认为唐宋以来出现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都受佛学在普及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变文有关。此外,还有宋明理学家的各种语录,也是仿效记录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有关。

  三是对中国建寺塔、造佛像的影响。赵朴初批判了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化、偶像化的见解,认为这是不理解佛教教义,无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他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这些大量美仑美焕的佛教艺术,正是中国人民利用中国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来表达佛教教义。

  四是对绘画艺术的影响。赵朴初特别提到,最初盛行的佛陀出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被“经变”画所代替,使壁画的内容大为丰富。

  五是对音乐、天文、医药等的影响。

  社会化。赵朴初认为,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了大量的学者、医师、科学家。又受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思想影响,佛教徒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造桥修路、赈灾济困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而与社会完全打成了一片,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进入中国,也逐渐入乡随俗,与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在吃喝、穿戴、婚嫁、丧葬等方面,无不烙下佛教的影子。如果有人再不承认“佛教是文化”,赵朴初在《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一文中风趣地写道:“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份。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正是对佛教文化的高度欣赏和肩上所担荷的佛教大业,使赵朴初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树起了责任,充满了信心。他以毕身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伟业中。

  三、赵朴初对弘扬中国佛教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

  以赵朴初等为首的新中国佛教领导者,把“佛教是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绩。

  推进佛教读物出版工作。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是弘扬佛教教义和文化最重要的途径。建国初,赵朴初等人为“随宜说法、实相常新”,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中国佛教协会设立了图书文物室,收藏、保管了大量的佛法珍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革”后,赵朴初两次主持恢复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莆田广化寺、天台山国清寺、苏州灵岩寺等一些单位和寺院也印刷和流通了不少经书。此外,青海塔尔寺、西藏拉萨、德格等地区传统印经机构,也出版流通了不少藏经、藏式佛画等。对房山石经持续四十多年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回填工作,是新中国佛教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乾隆版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藏汉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等的重印,为佛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邀集一些法师、学者进行佛学研究,出版了《中国佛教》共四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部分等。1987年,赵朴初提议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佛语俗源》、《佛教嘉言书法集》等书籍,举办了“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展”等多种展览,完成了国家八五规划社科研究项目《佛教禅宗源》。提出建立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设想并成为现实,是赵朴初晚年的大手笔之一。

  繁荣佛教文学艺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不断涌出,从佛教的角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像郭青的长篇小说《袈裟尘缘》、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复仇》、《受戒》,林清玄、黄复彩、林新居等人的佛教散文,还有《清凉寺的钟声》、《弘一大师》、《鉴真》等影视剧,深受读者、观众的欢迎。赵朴初一手创办的《现代佛学》、《法音》、《佛教文化》以及各地方佛协和佛学院创办的数十种佛教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影响。赵朴初尽管事务冗忙,但抽空亲自撰写普及读物《佛教常识答问》一书,虽然只有八万字,但影响深远,已发行几十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知名画僧、书僧也不乏其人,他们经常开展书画义卖,支援社会福利事业。赵朴初本人就是一位佛教文艺大师,著有《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韵文集》等,其独具一格、俊朗神奇的赵体书法,享誉海内外,在其佛教事业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佛教音乐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佛乐宝典》、《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等得以出版发行。至于全国各地的寺、塔、佛像等的建筑和造型,许多都是在赵朴初一手指导下进行的,像佛牙舍利塔、天坛大佛、灵山大佛、中华寺等,都倾注了赵朴初大量的心血,成为新时期佛教艺术的精品之作。

  发扬佛学研究优良传统。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日,佛教学术化就推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49年至1966年,依托三时学会、菩提学会、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一大批僧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佛学研究。据王雷泉主编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统计,这17年共发表佛学论文达到1003篇。“文革”后,佛学研究开始逐渐向全国学术界转移,许多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宗教、佛教研究中心,一些机构还创办了发表佛教论文的刊物,涌现出许多研究专家、学者,可谓形成了一个佛学研究的热潮。

  广泛开展佛教国际交流。赵朴初一生多次出访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亚洲邻国,把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种子撒遍世界。他热情欢迎他国僧俗来华学习中国佛教,同时也送出许多“新唐僧”到他国去“取经”。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在国外组织的佛教文化展览活动,如在新加坡居士林举办的“中国佛教文化展”,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中国佛教文化摄影展”等,令外国观众叹为观止。

  赵朴初生前曾与人谈及他的一些希望:希望建立一所佛教大学.希望佛教文化机构能够从制度上得到保证,希望世人真正懂得佛教一…今天,赵朴初对佛教文化建设的一些论述,已在佛教界和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我们坚信,中国佛教文化.一这一颗缀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上的珍宝,在新时代必将闪烁出更加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