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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图新收《大宝积经》卷五十四版本研究

作者:不详

  2000年秋季,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购人一册雕版佛教藏经《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这是一册很有特色的零本,卷端展开是一幅极少见的一纸4个半叶的“佛说法图”及云龙牌记,扉画左下角刊:“平阳府襄陵县在城信人王满禄舍/财刊造大藏圣像祈保自身吉祥如意。”云龙牌内刊:“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经文卷首刊经名卷次“大宝积经卷第五十四”,下刊千字文编号“官四”。第一版间刊刻工名“陈大用”。卷尾题后有音义两行,再后为莲花牌记:

  平阳太平慈氏寺印装藏典,伏承/睹此胜缘,发心施财,请赎大藏显密尊经口字函,舍入/本寺常住,安奉供养,看阅流通,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增现生之福寿,作来世之津粱。随/喜见闻,咸开佛慧者。/永乐甲午(1414)岁口月口日住山善怠敬题。

  牌记左旁小字“杭州在城众安桥北朱家经坊印行”一行。牌记及牌记内文字同为雕板印刷而非戳印。卷尾后有韦驮像。

  售出单位著录的版本为“武林藏”,并特意强凋,关于本册佛经的版本应参考童玮先生编著的《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山的有关说明。

  “武林藏”一词自明末提出以来,一直不见有关实物的记载,至今仍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形。果如售书单位所言,当是重大发现,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版本价值。然而,经笔者观察,此册藏经的版本并非学术界寻访已久的“武林藏”。尽管如此,由于它本身的出现及其印刷和装帧特点,决定它在大藏经版本学上仍然具有特殊的地位。本文在证明本册乃《碛砂藏》的基础上,以此册为例,对《碛砂藏》的流通制度做系统研究,提出如下观点:辨别《碛砂藏》的版本,必须充分考虑寺院、经坊和请印者在雕刻、印刷装帧和请印方式这三方面的关系。搞清楚这三者的关系对考证其他版大藏经也有重要意义。

  一

  “武林”是杭州的古称。“武林藏”一词,最早出现在密藏道开撰《募刻大藏经文》:“……太祖高皇帝即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即久,其刻遂湮。”据此文,道开所谓武林藏的特征,简单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1)明代刊雕;(2)刻于杭州地区;(3)方册装(即线装)。但是,“历岁即久,其刻遂湮”。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始终没有见到属于“武林藏”的实物,寻找“武林藏”遂成为大藏经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1982年童玮先生编著了《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这是一部重要的工具书,凡治佛教大藏经者,都不能忽视此书的作用。书首刊有童先生所撰《汉文大藏经简述》长文,对中国和日本、高丽以汉文刊印的各种大藏经作了简明扼要地说明和研究。此书1997年出版。

  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其中汉文大藏经部分是在上述《汉文大藏经简述》的基础上修订分析为辞条的,其中便有“武林藏”一条。以下为了说明问题,谨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武林藏”辞条全文引述如下:

  明永乐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经。1982年发现。仅残存17卷,为9种经籍的零散卷册。千字文编次,折装本装帧。版式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中两卷卷末刻有韦驮像,右下角镌有“永乐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还附粘“释迦说法图”扉画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碛砂藏》所附扉画。经卷字体较《永乐南藏》本肥大。按其千字文编次校对,和碛砂本、洪武本完全一致,基本上可以认定为碛砂本或洪武本的复刻。其中《大宝积经》卷101,系补刊本,字体较为草率,无补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缝都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样。卷末还印有“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长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盖有宣德己酉岁(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经一藏奉福安寺传供的6行,112字愿文。从而可以认定这部藏经约在永乐二十年于杭州刻造。相传此前曾有方册武林本的雕造,因未见有流传的印本,所谓方册,可能即此折装本。山

  总结童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武林藏有如下特征:(1)永乐(1403—1424)末年在杭州刻印,证据即“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的题记;(2)《大宝积经》卷101版缝间有杭州施主字样的助缘人题识;(3)卷未有“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印行”题识;(4)有宣德年(1426—1435)北京居民王真助缘题记。童玮先生认为,传说中的所谓武林藏“方册本”也许并不存在,“可能即此折装本”。但是,童先生关于“武林藏”的结论是错误的,笔者曾撰文指出过,本文在这里仅择要说明。

  1、关于北京居民王真的发愿文,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碛砂藏》中保留了一条,是在《大般若波罗蜜经》卷四百六十的经尾。愿文云

  佛道以慈悲为本,利济为心,凡有皈依,无不如意。/大明国北京在城居住奉佛信士王真同室周氏/妙圆家眷等,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福安寺永远/传供。仰惟天地盖载、父母恩深,无由达报,愿慈/父王道真、母杨氏妙娟超生善果。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家门清静,吉祥如意。/宣德己酉岁吉月日/。

  这条愿文与童先生所举例证的发愿者、发愿时间、施舍供养地点、发愿文的行数、字数悉皆相应,也是钤印在经尾的牌记中,由此可证是同一人所为。

  2、上述《大般若波罗蜜经》卷四百六十首版缝间刊有刻工名“德荣”。“德荣”姓“叶”,是元代湖州路妙严寺刊雕藏典的刻工。宋版《碛砂藏》本卷的刻工是“傅方”。我们现在见到的《影印宋碛砂藏经》,底本主要是陕西开元寺、卧龙寺本。这一套《碛砂藏》的《大般若经》部分宋刻原版几乎全部没有了,是用妙严寺本配补的,其中就有刻工叶德荣刊雕本。据国图藏《碛砂藏》统计,属于叶德荣刊雕的还有《大般若波罗蜜经》卷四百五十、卷四百七十九、卷五百十、卷五百二十、卷五百二十六、卷五百五十七、卷五百六十三等。

  3、《大宝积经》卷一百零一在国图藏《碛砂藏》中也有保存,童先生的描述与本卷相同。该册有刻工“项文”,他的名字可以在叶恭绰《碛砂延圣院小志》的刻工表中找到,他是碛砂藏的刻工。本卷18版中有12版补刊,补刊的版缝中有施主题记,其中绝大部分为杭州地区百姓。

  4、关于“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字样,这是典型的《碛砂藏》标志,这样的刊记在《碛砂藏》的扉画和卷尾经常见到。

  5、《碛砂藏》在南宋开雕,元代完成。但是,到明代初年已有不少板片损毁,故明代永乐年间曾有过补刊,比如《大般若波罗蜜经》卷五百二十八和《佛说法乘义决定经》卷中的经尾题记。许多经册的韦驮像左下角还刊有“永乐二十年(1422)六月”字样。

  至此,童玮先生引证的资料都指向了《碛砂藏》,先生所说的几条特点,实际上都是《碛砂藏》的特征,只不过是明代补刊印刷本罢了。至于“武林藏”,笔者的结论是,还应该以道开所说为基本依据,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方册装”。

  明代补刊《碛砂藏》的文献资料缺载,幸赖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原柏林寺本《碛砂藏》中保留了一些材料:

  杭州府西湖南山高丽慧因华严讲寺沙弥善恢、致圆,尝往苏州府城东碛砂延圣寺印补大藏尊经,遇见经板中间多有损坏缺少,印去者不能全藏,发心化募十方施主,命工刊补完成。所集善利,专用回向真如实际……大明永乐十年(1412)岁在壬辰菊月重九日,住山比丘真境谨题。

  ……善恢宿生庆幸,忝遇佛乘司殿职于万善戒坛,惟惭惟愧。募正知于一真实地,诚惶诚恐。尝睹本寺藏经函内少欠数多,遂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因见彼寺经板年深岁久,朽烂欠缺者多,发心备板,化募众缘,命工刊补完就,使大教流通,令正法久住。……永乐九年(1411)辛卯孟春吉日,杭州仙林万善戒坛知殿净人鲍善恢谨识……

  杭州西湖南山高丽慧因华严讲寺的历史,据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二记载:“后唐天成二年(927)吴越王建,宋元丰八年(1085)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人贡,因请净源法师学贤首教。元祐二年(1087),以金书晋译《华严经》三百部人寺,施金建华严大阁藏塔以崇之。”“元祐四年(1089),高丽沈王奉诏进香,幡经于此。至正末毁,国初重葺,俗称高丽寺。”

  元末杭州西湖南北两山间大部分佛寺毁于战火,经毁僧亡,鲍善恢说寺院缺少藏典当是普遍现象。明初经济稍稍恢复,人们对精神上的要;求进一步增强。鲍善恢补刊《碛砂藏》的事业,填补了明代初年寺院对大藏经需求的空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明初佛教重兴、信众供奉的需要,也由此保留了一点明初佛教大藏经史的资料。

  鲍善恢其人史书未见记载。从题记看,鲍善恢当是此次补刊《碛砂藏》的主要功德人,助缘补刊本藏的信众僧侣,也主要来源于杭州、湖州周围县乡。比如《大宝积经》卷一百零一第1版第3—4半叶间刊“杭州施主唐显祖、唐衡、唐说、吴晟、陈氏福宁、詹氏妙源、唐氏妙善舍财刊补”;第2版3叫半叶间刊“杭州在城施主陈道安同妻梅氏荣华、男陈义、陈闰、善女陈氏妙善舍财刊补”。同经卷一百零五第15版刊“湖州施主陈良同室周氏善祥荐亡考陈保一公周氏一娘子”。类似的题识,凡补刊版中大多有之。补刊经典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资费筹齐,而依鲍善恢以一人一寺之力,化缘的地区没有超出杭州府附近。也正因为如此,鲍善恢才在《大宝积经》卷二十九经尾的题记中大发感慨:“补刊小缘,经于岁月,率难成就。”

  以上就所谓“武林藏”的资料略作考证,结论已经明确。就本册版本而言,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刻工“陈大用”这个名字。

  《碛砂藏》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大宝积经》和《大般涅槃经》等经中都有刻工“陈大用”。但是,他并不是宋代刻工,他刊雕的也不是《碛砂藏》。《影印宋碛砂藏经》中的《大般若波罗蜜经》卷六十二的刻工就是陈大用,该册卷尾有题记云:

  湖州路妙严寺,伏承/前住当山月轩桂山主生前施财,刊造/大般若经洪字函第一卷,至荒宇函第四卷,回兹/功德,敬用庄严/觉灵,往生净土。承般若之正因,作它生之福善。/至顺元年(1330)七月日住持僧明秀谨题。

  “至顺”是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这是元代在湖州妙严寺刊雕的藏典。妙严寺刊雕藏典的资料,还见于该寺刊《大般若波罗蜜经》卷一:

  曩因《华严》板行于世,继刊《涅槃》、《宝积》、《般若》等经,虑其大繁义广,不无鲁鱼女豕之讹。谨按大都弘法、南山普宁、思溪法宝、古闽东禅、碛砂延圣之大藏,重复校雠已毕,而况此经难信解品者,所谓法数文句增损不定,只如自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之文,分八十四头,为使头头避其本位,非阙文也。又初分四百卷入十五品,说二十空。二分七十八卷八十五品,说十八空。三分五十九卷三十一品,说十六空。斯亦广略不同耳。或谓略者阙然,不究其源,擅以二十空补之,实乖其文,抑违佛意,得无咎手?今改而正诸,庶几后贤读之,当以自勉毋忽焉。至顺三年(1332)龙集壬申七月日吴兴妙严寺经坊谨志。

  由这则题记知道,所谓妙严寺藏典,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大藏经,而是一种小部藏典,即仅刊雕四大部重要经典,即《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八十卷本《华严经》和四十卷本《大涅槃》,形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妙严寺的历史,见于牟献撰、赵孟俯书《湖州妙严寺记》。寺位“吴兴郡城七十里而近,”最初由信上人创于南宋理宗嘉熙间(1237—1240),修建茅庐,刊雕佛典,“板行《华严》、《法华》、《宗镜》诸大部”。宝佑五年(1257)寺毁于火,信上人法嗣古山道安继承法脉,其后数代流传。古山道安,就是后来在杭州普宁寺刊雕《普宁藏》的主持。据张新鹰考,“明天顺间(1457—1464)妙严寺还曾重建佛殿僧廊,再后则湮没不彰了”。

  重新认识妙严寺的刊经,是在1930年陕西本《碛砂藏》发现之后,当时研究者注意到妙严寺本配补其中。这样自然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妙严寺本是什么时候配补进《碛砂藏》的;元代以后妙严寺经板是存放在本寺,还是移存到了碛砂延圣寺?

  叶恭绰在《碛砂延圣院小志》中说:“其建首之大般若经,乃元至顺三年吴兴妙严寺依碛砂等藏复加校刊之本,其时仅后于碛砂藏告成九年,且前于管辇真吃刺施版三十一年,乃请印者即舍碛砂般若原版而用此,殆以其校订精严有可取欤?”叶恭绰先生认为碛砂藏的宋版明初还在,只是请印者或许认为妙严寺板校订精严,请印(陕西本碛砂藏)者舍碛砂而用妙严寺本。

  胡适认为:“此跋(指上引妙严寺版《大般若经》卷一跋文)最可以证明碛砂原本的《大般若经》到至顺三年还是完好,可供校雠。用吴兴妙严寺本来补凑,只是开元、卧龙二寺的事。”

  吕澂在《碛砂版藏经》中说:“这部分(指《大般若经》)的原刻当是由于宋末兵火被毁了,而后来大体上改用元代吴兴妙严寺刻本。”

  张新鹰引用《明太祖实录》有关洪武三年(1370)禁止白云宗的史料,认为“至于妙严寺,其败落也许还要早一点,陕西藏本《碛砂藏》在元明之际开始刷印时,妙严寺经坊尚存的经版可能已移至碛砂延圣寺,故能同期印装;经版即无,经坊当已寿终正寝。”

  碛砂藏《大般若经》板毁于何时的问题尚有争论,这直接关系到妙严寺本何时配补人碛砂藏的问题,当待日后研究。而上述各家有关妙严寺经板的问题,相信只要看到上引鲍善恢题跋,就可以明白当时妙严寺还在,其经板也还在本寺,也就是说,碛砂与妙严的经板,此时尚各存本寺,并没有合到一起,所以他说:“遂往碛砂、妙严二刹补印藏典。”鲍善恢之前是否曾经以妙严寺本配补《碛砂藏》,尚是待研究的问题。但从现今国图本、陕西本、山西崇善寺本都有妙严寺配补本看,妙严寺本后来一直随《碛砂藏》本传世确是事实。但是,至少在永乐十年以前碛砂与妙严的经板还各在原来寺院。

  明确了妙严寺刊经的历史,也就明确了陈大用的身份,他是妙严寺的刻工,他刊雕的是妙严寺经板。由此,也就明确了国图新购人这一册《大宝积经》卷五十四是元刊妙严寺板。当然,它是配补在《碛砂藏》中的。

  正在草拟此文的时候,笔者又见到与此件同样装帧、同样有“平阳府襄陵县在城信人王满禄舍财刊造大藏”题记的《贤劫经》卷九,这一册则是宋版《碛砂藏》。这样,就更证明明代初年以后妙严寺本是随《碛砂藏》通行流传的这样一个事实,也同时否定了笔者另一个担心,即《大宝积经》卷五十四是明初妙严寺本单行的可能。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实际涉及了大藏经的雕造、印刷、装帧及请印制度。

  二

  上述国图新采进的《大宝积经》卷五十四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课题,就是判断佛教大藏经的版本,特别是判断在寺院刊雕的非官方的本子,不能不了解它的雕刻、印刷及其流通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以下三者关系:寺院、经坊、请印者。这不同于一般私家刻书,可以“一条龙”地自刊自印自销。这里,寺院是刊经一方,主要“司职”与经板管理相关事务,它也对请印者发生关系,请印者必须得到寺院方的批准才能得以请到经典。经坊是印刷装帧单位,同样对请印者发生关系,请印者挑选印经用纸、经册的封面用料,经坊为请印者刷印经典、装配扉画和韦驮像、装帧经册。请印者是第三方,他们向寺院提出申请,向经坊等印经单位提出要求,并分别向两方面缴纳有关经费。这三者的关系,包含了佛教大藏经版本学意义上的基本规律,它是我们正确地、系统地认识与鉴别佛教大藏经版本的基本门径。有些大藏经爱好者往往注意的是扉画、题跋、刊记等,而不了解上述寺院、经坊、请印者之间的关系,当扉画或题记有所变化的时候,往往容易对版本的判断产生失误。上文所举之例,即与此相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是尽可能地了解每一部大藏从雕造到印刷装订、再到请印的基本经过。

  本文谨就《碛砂藏》为例,分析这三方的职能与关系,说明本册《大宝积经》卷五十四的版本价值。

  在《碛砂藏》的三者关系中间,碛砂延圣寺是募缘、写经、校经、刊经一方,是经板所有者。它的“经营”活动,具有经板管理的职责,这个管理的实际含义还包括筹备刊雕经板费用的来源,即向寺户信众募缘、联系四方高僧赞助等;也包括管理写经、校经等活动;当然也还包括刊雕以后的经板管理和维护。所以,一般主持雕造大藏经的寺院内都有一个机构,在碛砂延圣寺也有这样一个机构,据《碛砂藏》题记,这个机构有时被称为“碛砂延圣大藏经院”,山有时称“大藏经坊”,有时又称“碛砂延圣院刊造大藏经板局”。这些都是简称或别称。正确的名称应该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这个名称不论在南宋时代、还是在元代都相同。如日本奈良西大寺藏宋版《大般若波罗蜜经》卷五百十四,经末“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一力刊经一部六百卷”下刊:

  平江府长洲县陈公乡念五都安乐里东居住奉佛弟子梁德渊并妻沈氏十一娘男日升,助官会壹百拾玖贯入碛砂寺大藏经局,刊造大般若经一卷,功德追荐先公粱十二承事、先婆沈氏行勤、先考梁念八承事、先妣沈氏妙行往生净土,仍乞保佑家眷福慧双全者。

  陕西本《摩诃僧祇律》卷二十刊记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管事比丘德璋发心施财,刊雕大藏尊经一卷,功德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圆种智者。时大德十年(1306)五月日意。

  碛砂藏刊雕过程中的机构组织,可以参考中村菊之进《碛砂版大藏经考》一文。大藏经刊雕之初的有关职衔,见日本西大寺碛砂宋版嘉定十五年(1222)《大般若经》卷2刊记:

  干造比丘了勤舍梨板三十片刊般若经第一、二、三卷,并看藏入式及序,祈求佛天护佑,令大藏经律论板速得圆满。嘉定十五年十二月日刊第二卷入千八百九十五字十八纸。

  这个时期刊经活动还很简单,只是了勤个人发愿所为,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到赵安国时代刊经活动纳入延圣院,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组织机构,成形于端平元年(1234)的《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新雕藏经律论等目录》卷上有刊记如下:

  大宋国平江府长洲县依仁乡第十九都前戴墟庾王土地境界居住奉三宝女弟子吴氏入娘情旨,自身本命壬寅五十三岁,九月二十一日建生,谨发诚心,捐施己财伍拾壹贯八百二拾四文官会,恭入陈湖心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坊,就命工者刊造大藏经总目录上卷印板,永远流通圣教。……端平元年(1234)四月自奉三宝女弟子吴氏八娘谨题。

  干缘刊大藏经板僧善成、可南、法灯、法如、法升、法超、志圆同募。

  本院藏主法忠化到。

  小比丘善源书。

  劝缘大檀越成忠郎赵安国。

  都劝缘住持释法音。此时延圣院已经成立“大藏经坊”,着重号标识的“职衔”者,各执所司,“干缘刊大藏经板”者,负责组织雕刻经板等事项;“藏主”负责执掌大藏经目录的管理,“劝缘”与“都劝缘”为负责募缘者,一般由身份地位较高者担纲。上述有关“职衔”,皆与寺内刊经有关而不与印经发生关系。

  元代亦如此,这可以参考元刊《大方等大集日藏经》卷四刊记:

  己亥大德三年(1299)十一月日掌管大藏经功德主清圭题;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沙门德璋、志琛对经;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沙门慧琚、慧朗点样;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头首沙门清表、志明管局;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头首志莲、志昌管局;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前本路僧录司提控按牍圆明大师行一管局;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前住持天台文殊教师讲主惟总提调;

  平江路嘉定州法昌寺传天台教主昙瑞提调;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前住持今掌管大藏经局沙门惟吉;

  平江路碛砂延圣寺住持兼掌大藏经局沙门清圭;

  大檀越前湖广安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张文虎。

  上述所有职衔,都与寺院刊造经板活动有关,是一套完整的“大藏经局”的组织机构。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这个组织主要负责校刊经本、募缘刊经等管理刊雕经板的工作,维持刊经活动的经费来源。经板雕造完毕之后,是否还有如明南藏一样向请印者收取印板费即所谓“板头钱”等,由于缺乏资料,尚难断定。不过为了维持寺院开销,也许是免不得的。

  经坊,是印刷装帧经书的商业单位。在《碛砂藏》的流传过程中,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与碛砂延圣院保持了比较固定的关系,这一定是寺院与经坊之间有某种相互信任的关系为纽带,使它们形成了长期的合作。这种合作的关系,可以使一个经坊、一个书铺(甚或是一个街区,如明代印装南藏的聚宝门外大街)生存并发达,而一旦这种关系由于某种因素被解除,经坊书铺则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这些经坊书铺自然也就要消失了。我们所见陕西本、国图本以及散存各藏书单位的《碛砂藏》零本往往装有杨家经坊刻印的扉画这一事实,已足以证明杨家经坊与碛砂延圣院之间的关系。

  “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的兴衰历程,可以看作这种关系的例证。杭州“众安桥”一名,宋乾道《临安志》和咸淳《I临安志》同有记录,桥跨清湖河上。《中国版刻图录》谓“从十二世纪起,杭州中瓦子街和众安桥一带书坊林立”。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列有明代杭州可考书坊24家,其中有“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一条。

  笔者所见杨家经坊最早的刻书是收存于日本京都南禅寺的元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首扉画的左下边刊“见杭州众安桥北经坊杨六郎印行”一句,这当是元代时期杨家经坊已有刊经活动。

  承担印刷并装帧《碛砂藏》,使杨家经坊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这个时间大约在元代后期至明代前期。杨家经坊装帧碛砂藏的工序主要有将印刷之后的经书零叶装接并摺叠成经折式,再由经坊选择画工和刻工,摹绘并雕刻扉画及韦驮像装配于经首经尾,最后于经册前后加装硬纸板为书夹(笔者也见到一些在经夹以外又加装外护封的零本《碛砂藏》,大概不少是后代收藏者所加装的,形式颜色各有不同,不知《碛砂藏》是否也曾向明代《永乐南藏》一样将装帧分为三六九等)。杨家经坊掌握的著名画工刻工,计有画工陈升,刻工陈宁、袁玉、孙佑。另外,署名“杭州众安桥杨家印行”的扉画中,还有一位“杨德春”,亦应是刻工。刻工陈宁的生活时代,应在元代中后期,其余几位的生活时代大约相去不远,都在元朝中晚时代。他们为杨家经坊工作,他们的“作品”随杨家经坊印经(依笔者掌握的资料主要是《碛砂藏》扉画)一起流传,保存至今。人明以后,杭州高丽慧因寺沙弥鲍善恢刊补《碛砂藏》时,杨家经坊依然被鲍善恢选为印刷装帧单位。这时期杨家经坊有了一位新的刻工雕印扉画,他的名字,笔者仅在国图收藏的柏林寺本《碛砂藏》中见到过,极为少见,他叫杨信真,他雕刻的扉画完全仿照“杨德春”的作品,但却刀法生硬,线条涩滞。

  应该补充的是,人明以后直到明代中期,杨家经坊依然存在。这时期杨家经坊在承接《碛砂藏》的装帧以外,还雕印了一批小型佛经。笔者所见有以下几种:

  1、《天竺灵签》一卷,经折装,上图下文,框高17.8厘米,半叶宽7.8厘米。卷后有雕印牌记题“洪武乙口岁在仲冬吉日刊/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原题“乙”后一字残去,张秀民先生推测应为“乙丑”,即洪武十八年(1385),所以注其版本为:“约洪武十八年”。郑振铎先生原藏。

  2、《金刚经》,一卷,经折装,上图下文,框高23.5厘米,半叶宽11厘米,卷后刊莲花牌记“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明初杨家经坊刻递修本”。郑振铎先生原藏。

  3、《梵网经菩萨戒、四分戒本、戒坛普说法仪》。三种同卷,册页装。四周双边,上下黑口,外框高20.8厘米,宽14.5厘米。书前有两幅扉画,书后有莲华牌记:“此板于紫云洞,原本经律仪文一无增损,但其间字画差讹、语义重复者,今悉改正。杭州在城大街观桥南杨家经坊印行,时大明成化十一年(1475)岁次乙未七月吉新刊。”

  大概在明代中期以后,不再见到有关杨家经坊的记载。杨家经坊衰落的原因不明。但是,一个商业机构的存在与发展,应当离不开现时的社会需求与环境。元末明初,由于战争的破坏,杭州地区经济与文化都遭到毁灭性破坏。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另外,在政府的支持下,《洪武南藏》、《永乐南藏》相继在南京刊成,南京城聚宝门外一时经坊与书坊林立。反观杭州地区,元代中期在西湖南山普宁寺刊雕的《普宁藏》,此时早已废毁。较之略晚补齐的《碛砂藏》板片又损坏严重,至鲍善恢补刊以后,仍然不能凑齐全藏,只得用其他版本配补,其困难程度可见一斑。此时,请印藏经的信众,在杭州地区不能得到满足,自然转向南京,去寻求并请印新刻成的《南藏》就势所必然了。直至明代中叶《碛砂藏》完全停用以后,杨家经坊活动的资料似乎不再见了。

  关于“请印者”一方的文献史料,比如像《金陵梵刹志》记载的请印《永乐南藏》那样的资料是极为少有而宝贵的。关于《碛砂藏》,不得不主要利用印经题记来了解请印的情况。国家图书馆藏原柏林寺本《碛砂藏》中保存了有关资料:

  大明国北京顺天府大兴县居贤坊居住奉/佛信士董福成谨发诚心,在於渐江杭州府后朝门许/大藏尊经一藏,不为自求,喜舍资财,上报四恩,下/资三宥,法界有情,同固种志者。奉三宝信士/董福成一家眷等,谨发诚心;眷属王氏、弟董旺、眷属黎氏、男董福兴、眷属聂氏、侄男董黑榻八外生女妙玉、孙男董福安、侄女善尼/。宣德七年(1432)八月吉日,助缘人杨安。/

  题记告诉我们,这部经的请印者是北京居民董福成,请印地点在杭州府后朝门,时间在宣德七年。董福成一家请印藏经,不去碛砂延圣院,而是到杭州请杨家经坊来印刷,正说明这里曾经聚集了一批印刷装帧的经坊或书坊,或者说这些位在杭州的经坊或书坊垄断了《碛砂藏》的印刷装帧。另外,请印者不能、实际上也没有能力自行印刷、装帧大藏经,也造成这种“分工”的现象。

  笔者曾在一位日本友人处见到一册碛砂藏版《大吉义神咒经》,经尾戳印的题记称:

  大明国山西布政使司平阳府蒲州兴礼坊奉(墨书)/佛信士刘允恭(墨书),喜舍资财,于/浙江杭州府请到/大藏尊经,恭入本州王庄里栖岩禅寺,所集功德,上/报佛恩,下资三有,九玄七祖,俱遂超升,法界有情,同/登彼岸。伏愿见有口在佛光中常安常乐/。洪武贰拾肆年(1391)拾有贰月壹拾捌日。

  洪武二十四年刘允恭舍资请印《碛砂藏》的地点也是在杭州府,可见国图藏柏林寺本并非特例,亦非孤证。尽管笔者不能判断印刷装帧这一册《碛砂藏》的经坊或书铺是哪一家,但地点在杭州府,就足以证明当时收藏经板与印刷装帧经典的单位是分开的,请印者面对的应该是经坊或书铺。当然,由于资料所限,笔者还不能够知道请印者向经坊缴纳费用几何,也不知道是否要向碛砂延圣院缴纳若于“板头钱”。总之,经板收藏于寺院,经坊或书铺并不掌握经板是《碛砂藏》雕印流通过程中的基本规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国图新人藏的《大宝积经》卷五十四的版本状况。如前述,本卷经文的版本,由于有刻工“陈大用”的刊名,已经证实是《碛砂藏》。

  卷尾莲花牌记称“平阳太平慈氏寺印装藏典”,又有该寺住持善息“署名”,这当是太平慈氏寺请印的大藏,也就是说,太平慈氏寺是请印者,并非太平慈氏寺有一个作坊来印装大藏,印刷装帧大藏的单位应该是“杭州在城众安桥北朱家经坊”。顺便一提,“杭州在城朱家经坊”,过去似未见记载,这个记载为杭州地区印刷史提供了新的资料。

  最后要解决的是如何理解王满禄的作用。扉画左下角刊“平阳府襄陵县在城信人王满禄,舍财刊造大藏圣像,祈保自身吉祥如意”,这说明王满禄仅仅是出资助刊了扉画。按照传统习惯,凡助缘刊雕大藏经者,不论出资出力多少,哪怕只助刊一板,助缘一文,皆有功德,王满禄以一人之力,助缘刊雕扉画求“祈保自身吉祥如意”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这幅扉画是在那里产生的。笔者倾向于原刊雕地点在山西,因为元明之际杭州地区刊雕佛像深受所谓“西天梵像”的影响,这种风格几成范式。而我们见到的这一幅扉画,有浓厚的北方地区的特点。但是,有的学者并不同意笔者的看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其中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元明之际雕绘佛像的基本范式,这是佛教图像学的范畴,不是本文能够解决了的,姑且留待专家研究讨论。

  本册《大宝积经》卷五十四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大藏经从雕板、到印刷、再到请印装帧一系列环节的实例。由此也就说明,判断一个大藏经(或零本)的依据,不是这部大藏经的外观,诸如它的扉画、装帧形态、它的前后书夹的颜色,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外部徵状。从版本学角度说,除了大藏经的基本结构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这部藏经的刊雕地点、印刷装帧地点和时代、以及请印者这三项关系。

  (原载《文献》2002年第2期,国家图书馆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