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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鹫与丹霞山

作者: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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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成鹫法师是清初岭南佛门中一位占有较高地位的僧人。他曾经在别传寺主持今遇的邀请之下前往丹霞山,满意于丹霞的优美风景和契合禅友,并受今遇之托为丹霞山修志作出积极准备,甚至一度打算长留丹霞。不料由于别传寺的内部矛盾,成鹫不得已离开丹霞山,辗转到其他寺庙。从成鹫为丹霞山留下大量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其对丹霞山的复杂感情。此外,这些珍贵的人文资料,也大大丰富了丹霞山的人文内涵并具备较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成鹫丹霞山经历作品

  丹霞山别传寺,兴建于康熙五年,由当时明末遗民的重要领军人物今释开山创寺。今释的师父,就是被誉为岭南地区明遗民精神领袖的高僧函昰。函昰先后住番禺海云寺、东莞芥庵、广州海幢寺以及惠州华首台寺,曾经不惧满清朝廷淫威,为死难的明朝臣民收尸敛骨,以其超然生死的气度服膺一方,吸引了不少文人名士荟萃其下,弟子云集。今释与其师函昰以及师叔函可,并称为清初岭南三大遗民僧,对当时的岭南遗民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康熙六年腊月初四日,函昰应爱徒今释之邀入院,于是日开堂说法,成为丹霞山别传寺的开法祖师。开法后的仁化丹霞山别传寺,在函昰及其弟子今释的感召下,作为当时曹洞宗在岭南的重要道场,自然也就吸引了一大批与他们有共同命运与感受的仁人志士前去,作为明遗民的成鹫也不例外。他曾经两进丹霞,在哪里经历了此生中一段难忘的悲欢岁月,从其遗留后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丹霞山别传寺的文字,这不仅是岭南佛门中珍贵的文献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一代高僧成鹫与丹霞山别传寺这座岭南名刹之间纠缠交错关系的有力证据。

  成鹫俗姓方,名颛恺,字麟趾,广州府番禺县韦涌乡人,是清初岭南佛教史上一位颇具传奇性和影响力的高僧。特别是他的人道,具有较为强烈的传奇色彩。在其自传《纪梦编年》中,他曾经提到说:“不孝子降生,梦老僧人梦而娩。先母常为汝言:汝从僧来,当从僧去,夙缘如此。”预示着他与佛的这种不解之缘。小时成鹫即专心向佛,一斋日偶然食肉,竟然“哭而归,跪大士前叩首出血”以至于“尽吐宿食,啜淡粥三日,然后饭食,用长斋一月,以补前愆”。儿时便有如此坚定的谛信,故其家人都猜测说他异日必为戒律僧。果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成鹫的人佛之心愈来愈盛,终于在康熙十六年,在听闻三藩之乱被平定、清朝重新克服南方后,身为明末遗民的成鹫清楚意识到明王朝的复兴已成泡影,于是“仰天大笑曰:‘久矣夫,吾之见累于发肤也’,左手握发,右持并剪,大声疾呼曰:‘黄面老子,而今而后,还我本来面目,见先人于西方极乐之世矣”遂自我落发。落发后的成鹫投罗浮山石洞禅院方丈离幻元觉门下,成为临济宗天童系第七代传入,后因平阳祖派易光为成,光鹫遂易名成鹫,改字迹删(“删除形迹”之义),号东樵山人。人道的成鹫居无定所,四处修行,其足迹踏遍了岭南的众多名山大寺,先后有西宁(今郁南)翠林僧舍、罗浮山石洞禅院、琼州府(今海南)会同县灵泉寺、佛山仁寿寺、香山(今中山)东林庵、仁化(今韶关)丹霞山别传寺、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等众多法场。其作为东林庵仿东林党人“东林社”系禅侣的代表人物,大通烟雨宝光古寺(即今海幢寺)的主持以及鼎湖山庆云寺的第七代方丈,丰富的人生阅历,高尚的气节以及高于凡俗的学识,使得成鹫在清初岭南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沈德潜称成鹫“所著述皆古歌诗杂文,无语录偈颂等项,本朝僧人鲜出其右”又蔡鸿生先生也提到说“在清初岭南佛门中,成鹫的生活道路具有最典型的遗民僧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对成鹫历史文学价值的一种肯定。

  一

  成鹫首次北上丹霞山是在康熙三十四年,正是他59岁的时候。据《纪梦编年》记载,在别传寺当时住持今遇法师的邀请下,九月初三日,成鹫和侍儿大容、汝得、豁大、无我、而卓等诸位禅师结伴,一同买舟前往丹霞,九月中旬抵达丹霞山,客居于别传寺。

  此时的成鹫,对于即将到来的丹霞之行,无疑是充满了期待的。其作品《将人丹霞留别同学》中就充分表现出这种充满喜悦的心情:

  名山说着便精神,夜束腰包晓问津。老去尚能夸健足,从来不信有闲身。岭梅开日匆匆别,岳雪消时处处春。我自不留君不去,中间得失问何人。

  对于成鹫这种喜悦期待的心情,如果结合其当时处境和对丹霞山的感情,我们是不难理解的。此次丹霞之行,从时间上看好像是一个巧合,据成鹫自己回顾说,是因为“先母夙具正信,绝无姑息之恋,许以远游。既得请矣,适有丹霞之约,遂别东林,买舟而往”但是事实上,有偶然因素,却也蕴含着必然选择,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恰好遇上“丹霞之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丹霞山风景优美,远离病患,且又相交众多,对于正困扰于漂泊处境的成鹫来说,的确是一个十分向往且值得考察的地方。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细细探讨成鹫丹霞此行的原因:

  (一)今遇的热情邀约

  此去丹霞,上文中所提到的“丹霞之约”,无疑是远行的最直接原因。只是是谁之约,这一点成鹫并没有直接提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当时的情况和某些文字中,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众所周知,当时丹霞山别传寺的住持是函昰法师第八法嗣今遇。今遇字泽萌,根据道独华首系自定的“道函今古传心法”的字辈传法,法名今遇,康熙十一年拜于函昰门下,也是函昰门下名声最著者“十今”之一。康熙二十五年,他在前住持今辩和尚及别传寺两序大众的迎请下人院,十一月初一日升座说法,成为丹霞山第四任住持。今遇与成鹫之间交情匪浅,两人志趣相投,经常会有酬唱来往,在成鹫作品中,有关今遇的文字处处可见。虽然,两人之间确切相交于何年我们并不能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是,在成鹫还没有前往丹霞之前,两人就交情不浅。在成鹫诗文集《咸陟堂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请乐和尚还海幢启代》、《代丹霞合山请栖贤和启》以及《拟孙邑侯请栖贤和尚启》和《拟邑绅士请栖贤和尚启》、《代复护法启》、《冬至日请海云泽萌和尚上堂启代》等一系列文章。这无疑是把今遇主席丹霞的事情和成鹫联系起来。《请乐和尚还海幢启代》中提到的乐和尚就是今辩乐说,丹霞山第三任住持,也就是今遇的前任。成鹫既然代丹霞众僧请今辩还海幢寺了,那么他代丹霞及众绅请的自然就是下一任的住持今遇,况且其在随后的《代复护法启》中也有直接提到说“今喜泽萌法弟许为代理荒山,从此祖父闲田任意躬耕旧业”,泽萌就是今遇,自然这也是两人之间来往的见证。随后,成鹫作文《冬至日请海云泽萌和尚上堂启代》,也是专门为其上堂说法而写,丹霞众人能委托成鹫为今遇作文相邀,可见两人确有交情,而且可能交情不浅,身为一寺之主的今遇邀朋友成鹫上山,就是再可能不过了。

  (二)成鹫对丹霞山的喜爱与向往

  丹霞山别传寺作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岭南寺院,成鹫对其早已是深深向往。早在康熙十一年,大中丞刘秉权发百金建成别传寺普同塔时,成鹫就亲自撰写了《普同塔志铭》,以表祝贺。其后多年也一直念念不忘,特别是在他历经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十分渴望寻找到一个无兵无患的清修之地,丹霞山风景优美,远离乱世喧嚣,又是志同道合的海云一派的分支,对成鹫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丹霞山风景极好,其山连绵逶迤,方圆数十里,高逾万仞。山中绿树掩映摇曳,清泉瀑布,飞珠溅玉,奇石嶙峋,灿烂峥嵘。山下锦江如碧带缭绕,云遮雾障,恍若人间仙境。别传寺坐落于丹霞主峰,清奇俊秀。无怪乎《丹霞山志山水总序》中极为自豪地提到说:“岭南为山水之奥区,而韶为最;韶之属邑,其间称佳山水不一而足,而仁之丹霞为最。”丹霞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地势奇绝,“山形下窄上广,如攀莲茎而上莲房,险隘处揽铁缏上,顶乃宽平,旁多悬岩石室,禅房梵宇,错布其间,环视旁峰,皆笋抽笏立。韶江一线,萦回其下”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一般人难以到达,所以少受兵患的骚扰,“昔人常避乱于此,谓与武陵桃源相似”可见此言不虚,的确是一个清幽安宁地“桃花胜境”。

  而此时的成鹫,正在努力寻找着自己喜欢的清修之地。他刚好经历了清初统治者与南明旧部在南方角力的时代,那时兵荒马乱,到处是悍兵流匪,不得不东奔西走。他最早寄迹于南海弼唐之亦庵,后来“时粤东变乱,盗贼蜂起”只好移居于小漫山,后得好友相助,得载耕于西宁翠林僧舍,生计有望,却没有想到“深谷中,乱后卒为污莱,不可耕治,怅然而返”只得又另寻他所。后来的成鹫一心打算要在罗浮山修道终老,甚至为了表示自己长住的决心,“问渡江干,指白水而盟之曰:‘此去大事不明,生恩不报,誓不复过此河!’投石而后登舟,自断老死深山,不复寄人篱下”。奈何没多久又有流匪来袭,“暴客数十辈排闼而人,妄意室中之藏暴客就灶向火,炊黍一饱,席卷破絮糠核而去”甚至又有官兵人山搜捕啸聚,成鹫及其小童只好仓皇逃走,弃罗浮而去。其后又几经漂流,甚至乘舟出海至琼州府(今海南)会同县灵泉寺,然而直至康熙三十四年,清朝政府基本巩固政权之后,南方地区依然还没有得到彻底的安定和宁静,欲觅一个清修之地,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成鹫曾经说过:“语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大不然也,兵与贼各占其半耳!由是知人有名不可以住山,山有名不可以久住,只是思得无贼无兵无名之地而往焉”可见他对于一个无兵无贼清静之地的向往,丹霞山在这方面还是很能满足成鹫需要的,自然也就深深吸引了成鹫。

  此外,成鹫对于即将前往丹霞山的丹霞诸子,也有一份真挚的喜爱和向往之情。成鹫虽然是临济宗的弟子,却与曹洞宗诸人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当时的岭南,“逃禅”之风盛行,许多明末遗民,要么为躲避曾经的叛乱之祸,要么万念俱灰,纷纷遁人空门,但是大多人仍然心怀故土,与清初统治者维持这不合作的姿态。如果单以道脉源流而言,曹洞宗的遗民风气表现的是极为突出的,“他们不改夙志,依然以遗民自居,并持锡自重,保持着孤峻精严的门风”。其门下函昰法师,就是当时明末遗民的精神领袖。其先前所在的海云寺,是当时明遗民安身立命的皈依之所。同为明末遗民的成鹫,在感情上自然与曹洞宗门人较为亲近。成鹫与函昰、今释有来往,成鹫曾经为函昰大寿作过《天然和尚七十颂》,其在《普同塔志铭序》也提过与今释的会面:“澹公一日过予,道及此事,唏嘘感叹。”他与海云寺中其他门生的来往那更多了,《咸陟堂集》中就收集了很多他们自己之间相互酬唱的文章,在《海云禅藻集海云文献辑略》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其中收录了成鹫诗22首,文章三篇,说明他已经深深融人了函昰门下这个集团。甚至还有人提出说当时岭南崛起了一个诗僧集团,该集团的精神领袖是函昰,其主要骨干有函可、今释、今无以及成鹫等,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是成鹫与这些曹洞宗僧人关系密切,却是一个事实。

  二

  首上丹霞,成鹫呆了约八个月,九月中旬上山,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在听说前一年的腊月二十日其母逝世的噩耗后,“登即望空痛哭,褫衣绝食”离开丹霞。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从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成鹫对丹霞的生活是十分满意的。

  丹霞山风景秀丽,初一见面,成鹫便感叹不已,“遥望一石万仞,兀然云中,恍如观音大土端居空界,花冠缨络,宝座庄严,旁列净瓶,前拜童子,物色天色,毫发悉备,天工人代,不能肖其万一。历历所见,不一而足”。居住期间,他往返于山水之中,写下大量赞美丹霞风光的诗篇,如《丹霞十二绝》、《丹霞十四咏》以及《瑞雪庵记》等,对丹霞著名的自然景点“玉台爽气”、“锦水滩声”、“丹梯铁锁”以及半山亭、海山门等一一加以赞叹描述,显然大为倾心。甚至第二年,卓和尚度岭,原本说好一起出发的成鹫却流连于丹霞的美景,不忍离去。其诗作《送而卓师参方序》提到说:“乙亥九秋,予与而卓师约为五岳之游。冬人丹霞共留度岁。越春解制,师邀予度岭,予以丹霞山水高深,不忍即别,师乃结伴而行。”

  除了美景,成鹫与丹霞山诸子之间的相处也非常融洽。他的许多作品,对丹霞山中悠然自得的日常生活予以描述,如《丹霞除夕与诸子守岁》、《丹霞元旦》、《丹霞秋况》、《九日与丹霞诸子登海螺峰绝顶,同赋用咸韵》等等,一首《初人丹霞与九译禅友夜话》,更是抒尽了自己夙愿成真的欣慰之情:

  耳边闻有丹霞山,如闻说食不得餐。十年梦想如一日,无昼无夜无忙闲。违时失候乃一出,力羸筋怯惭衰顽。丹梯似天不可及,十步一息穷跻攀。攀藤直上最高处,俯视万山如米聚。山僧怪我来何迟,相逢道新不道故。初来但觉此山高,岂知更有高高步。请师暂洗脚板泥,上床默坐消尘虑。明朝日出天宇清,突出孤峰待师住。

  上文中的九译禅友,就是成鹫在丹霞山的一位好友。九译本是成鹫朋友罗戒轩门下的一名弟子,后来得法于匡庐山,法名古梵,字圆音,是成鹫好友今遇门下的一名弟子,与成鹫之间也颇为投缘。他们在丹霞相互酬唱,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甚至后来成鹫已经离开丹霞很多年,并对丹霞心中颇有嫌隙时,在听闻古梵继席丹霞后,依然送来《送圆音禅友人主丹霞》长诗,以为庆贺,可见感情匪浅。后来的丹霞山第七任住持古奘法师,也是早年便与成鹫交好,时有诗文往还,古奘前往高凉、海南时,成鹫有《送丹霞愿来首座南游诗序》。有这些好友酬唱来往,成鹫在丹霞的生活想必会比较顺心。

  当时别传寺的住持今遇和尚,对成鹫更是给了非同一般的优待。成鹫与今遇之间神交已久,两人之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主宾之投契者,有生未曾有也”。成鹫晚年在其《纪梦编年》中就曾不无骄傲强调说:“乙亥冬予始人山挂搭,相见握手如平生欢,中间投分,度越寻常,盖有旁观所不及者,略为志之。”。写到两人见面时的殷勤招待,更是感人:“主人破格,以客礼礼之,不强之以受职。挂瓢钵于篥竹岩正气阁之右厢,属容儿侍,传致饮食,始终无懈容。”发展到后来,成鹫在别传寺甚至得到了一定的地位,据成鹫自己在《纪梦编年》中提到:“是腊八日,泽公登云授戒,禀受比丘菩萨者三十三人,九译暨容儿与焉。以予以羯磨合黎客也,而师位加之。”可见礼遇之盛。这些让长久漂泊的成鹫非常惬意,甚至产生了“幸丹霞之有人,可藉以休老矣”的想法。

  此时的成鹫,还进行着另外一项重要的活动——修志。在《咸陟堂集》中他曾经提过:“忆昔寓迹丹霞,承公委修《山志》,及撰《如来舍利塔记》。”据此我们猜测,除了交游会友,他应该也参与了别传寺寺志的修撰活动,而且这个推断并不是仅仅以此为据,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证据。

  首先,从客观上讲,修志之事应当存在,丹霞山自今释开山、函昰开法以来,建寺已经有约三十年历史,根据佛门惯例,差不多过几十年后就要开始修志,作为主持的今遇,为修志作出准备也是理所当然。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只过了一年多,也就是康熙三十七年岁末,仁化县知县陈世英已经开始正式修纂《丹霞山志》了。其次,从主观上讲,作为修志人选,成鹫无疑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当时的岭南佛门中,成鹫的文名是非常卓越的,甚至号称是当时佛门文字般若第一。同时代的胡方在谈到其文学成就时就曾经赞叹说:“大抵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艺苑之士无有抗衡者。”甚至后来的大学者梁启超亦称其为“盖亦以文字为佛事者”。从其存世的一些作品如《纪梦编年》、《老子直说》以及《咸陟堂集》等,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学问博洽,才气纵横,有过人的文学造诣。依今遇与成鹫的交情,请他到丹霞山来作志是完全符合事理与人情的。

  此外,从成鹫为丹霞山所作的大量作品中,我们也可以肯定,成鹫应当为丹霞山修志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其作品中有大量关于丹霞山的文字。如《丹霞山记》、《丹霞山代坡记》、《舍利塔记》、《普同塔志铭》、《舵石翁传》、《丹霞十二咏》,等等。这些作品,对丹霞山的地势风貌、历史渊源、风景名胜以及人物碑志都作了详细考证与描述,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描述之完备,题材之丰富,让人惊叹,特别是《丹霞山记》,它用了大概近三千字来介绍丹霞山的各个方面,如别传寺的来历、丹霞之名的由来、开山祖师之风,尤其是各处地理位置如长老峰、海螺峰、天然岩等都一一详细地加以介绍,俨然一部简略的丹霞史传,使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为撰写寺志而刻意作此文。而且我们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考证,用成鹫在丹霞山的作品和现存的《丹霞山志》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在许多题材上有惊人的巧合,如成鹫的《舍利塔记》、《普同塔志铭》,是《丹霞山志》中塔志铭中所必需的一部分;成鹫的《丹霞山记》和《丹霞山代坡记》,也正是后人编纂《丹霞山志》时所必不可少的地貌风景田产介绍;还有成鹫的《舵石翁传》,成鹫与今释虽有来往,却算不上熟识,成鹫专门为他作传,似乎就是完成为了修志所需要的高僧传记。

  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所最近整理出版的清陈世英、陶煊等修撰,释古如增补的《丹霞山志》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成鹫为《丹霞山记》作出贡献。我们目前看到的也只是艺文志中收录了四篇成鹫作品:《锦水滩声》、《竹坡烟雨》、《松间涛风》以及《海螺岩谒澹归和上塔》。这种状况似乎令人费解,但是若把事情与成鹫以后的活动联系起来,也不是很难理解。因为成鹫并没有一直呆在丹霞山,康熙三十五年年末,成鹫就带着自己物品,黯然地离开了丹霞。等到康熙三十七年岁末,知县陈世英开始正式修纂《丹霞山志》的时候,他已经远在鼎湖,又怎么可能再把自己的手头资料传递到丹霞山呢?而且就算他整理的资料留在丹霞给了今遇,丹霞山早已易席,只是作为栖贤寺主持从旁协助的今遇,又能够对丹霞山的修志工作产生多大作用呢?更何况后面有专门负责撰辑的文人吴潜寿、陶煊、刘授易等人,成鹫整理的那些第一手材料,恐怕早已经弃之一旁了吧。虽然看不到直接的成果,但成鹫对丹霞山修志的努力以及为此做出的各种准备,却是不能抹杀的。

  三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奔丧回家的成鹫重回丹霞,此时的成鹫双亲均无,再无尘世牵挂,理应安于在丹霞终老,成鹫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只可惜世事难料,这次成鹫在丹霞山呆的时间更短,只有大约六个月,同年年末就满腹失望下山,终其一生,再也没有涉足丹霞。这其中的种种缘由,令人深思。

  导致成鹫下山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丹霞山别传寺住持的易席。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原住持今遇因为与庙内众权僧之间的矛盾黯然退院,离开丹霞山转回栖贤寺,此时成鹫尚在家乡。今遇是位性格耿直、嫉恶如仇的住持,成鹫形容他说“泽公持身率众,执法不阿,众皆禅之”。《丹霞山志》卷五有记录其语录道:

  结制上堂。左右顾识云:“诸方今日大兴征讨,丹霞这里偃息旗枪,但得国家无内赋,外寇莫不归降,盖为年来法运衰微,人离古道,业林流弊,沿袭成风,结制启期,以作门庭故奎;游山玩水,也称访道寻师。殊不知三学染为三毒,十智以被十缠;精进化为懒惰,解脱日就悭吝,忍辱恒常不见。无明触处现前。作务便称常住,不信自植福田。即就位居师席,不能勉力身下。上下互相欺诳,何尝仰副先贤。山僧同坐此病,实带几分汗颜。今若循其覆辙,是欺佛祖龙天。诸公各自努力,良马不用加鞭。

  的确,经历了时代的动乱之后,丹霞山的禅门律令并不是很严,僧人闲散,佛法松弛。今遇是一个笃守寺规的住持,一心希望能够整顿事务,扭转丹霞山的这股不正之风。只可惜他的整顿并没有多少成效,反而激化了他与丹霞山权僧们的矛盾。无奈之下,今遇只好回到他以前所在的匡庐山,转而主席栖贤寺。这个消息对当时重返丹霞的成鹫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今遇已走,别传寺的大权便被斗争胜利的权僧们一手掌控,“党同伐异”是所有斗争都不可避免的手段,号称“净土”的佛门也不例外。用成鹫自己的话说,“权僧辈既去其所不快意之人,欲并去其所不快意者快意之人”他历来便与今遇交好,又怎会受到权僧辈的善待呢?自然是诸多刁难讽刺,甚至被讥为“顽牛”。成鹫在处理完母亲后事后不久即回到丹霞,因为过度伤心,曾经“食不下咽,渐成关隔,不纳水谷,病将不起”虚弱的身体使得他不能“随众作务”却因此被权僧们抓住把柄,说他不干活却在寺庙里食宿,就好像“不耕耘虚消水草”的“顽牛”言语之间极为刻薄。此时,丹霞山的日子已经不复惬意,“栖迟客次,病苦无聊,怀抱心丧,虚度岁月,俯首屏息,寄人篱下,郁郁无足道也”性禀孤高的他于是“戏为顽牛之言以解嘲,大笑下山”离开丹霞,转而寻找新的清修之地。

  除此之外,成鹫被迫离开丹霞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还要归咎于他孤高耿介的个性。其师父离幻元觉很早以前就对他说过:“子性禀孤高,不能容物,出则恐为众的,只可住山,不可为人。”他的师父对他是非常了解的,事实也证明成鹫的个性的确过于刚烈耿直,不易相处。《纪梦编年》记载说成鹫以前曾经与众友人结为莲社,并受职为书记,但是其过于刚直的个性与众人相处得并不融洽,“奔奏社席,激浊扬清,不遗余力,无如直道难容,忠言逆耳,弗克久于其职,见几勇退,辞而去之”。后来人席鼎湖山庆云寺,虽然殚精竭虑,重振寺务,但是也还是因为其性格过于孤高,在寺里与众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以至于反成了众矢之的,以至于成鹫在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不得不被迫辞去住持职位,离开鼎湖,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如此种种,其性格如何,想来也有几分了然,他最终离开丹霞,其孤高耿介、不能容物的个性,想必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次事件中,其中几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是不得不提的。有学者认为,成鹫的离去主要是与继席者不合,也即是指丹霞山别传寺的下一任主持今蓖角子和尚,学术界大多数人也似乎认同这个说法。但是若仔细考证起来,这个结论在时间的衔接上似乎有一些问题。因为仇江师考证出“康熙三十五年五月,丹霞山别传寺今遇泽萌和尚退院。合寺大众及仁阳护法士绅公请今万角子和尚主法丹霞,而今遇和尚亦愿往庐山主持栖贤,于是今蓖接受邀请,从栖贤寺返回丹霞山,于康熙三十七年人院”。此次当是今遇与今龟两人对调,今遇去栖贤寺,今龟来丹霞山。但是古时候交通极为不便,往往路途上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作为一寺之主,今龟应该把栖贤寺的事情处理好才能过来,因此两者交替中必然出现了一段时间上的空白。也是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今遇离开后一年多,今蓖才人主丹霞山。而成鹫离开丹霞是在康熙三十六年左右,两人之间根本就不能碰面,又怎么会有冲突产生呢?而且成鹫的作品中出现过丹霞诸子许多人,甚至包括很多今的后辈,但是涉及今蓖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可见两人应当是不太熟悉。所以成鹫应该不可能是与继席者今蓖不合。相反,如果按成鹫作品中所提到的,迫使他离开丹霞山的,并不是今蓖,而应该是“权僧汝得辈”。但是,这样又同样会有很多疑问在里面了,汝得是谁呢?是与成鹫同来丹霞之人吗?成鹫在诗作《将人丹霞留别同学》中有明确提到说“舟发汾水,时同舟汝得、豁大、无我、而卓诸师皆人丹霞,舟中分赋”明确提到说有一个同来之人是叫做“汝得”,两人之间当有交情,后来成鹫与他还有诗文来往之作《送汝得师住静龙爪岩》:“峰前峰后一家春,暂得移居事事新。水石平分凭地主,云霞多散与山邻。篙瓢小结宽容膝,曲录闲眠稳称身。他日寻师过龙尾,半天招手是何人。”汝得其人在岭南文献中的相关资料甚少,目前无法对他的生平为人作出考证。只是他既是与成鹫同来之人并且有诗文来往,怎么会摇身一变成丹霞山权僧代表,又怎么会与其他权僧一齐为难成鹫呢,到底这个汝得是不是与那个同来的汝得,又为何成如此局面,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就只有留给后来者去继续探索了。

  四

  成鹫对于丹霞的感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丹霞山不可能没有感情,迷人的风景、知交的好友、热情的款待,这些美好的时光都是曾经存在的,在以后的很多作品中,成鹫不止一次感叹过其丹霞生活。在《送圆音禅友主席丹霞》诗里他感慨地说:“难忘封树在丹霞,吹火因风赖作家”;在遇到故交好友时,他也会拿出旧时丹霞题咏相示,《李广文斗山谒选北行,舟过大通,赋诗留别并出丹霞题咏见示,用韵赠行》中.就不无留恋地提到:“曾留丽句在丹霞,词客登临羡作家。”此外在丹霞山,结识到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特别是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今遇这位平生至交。对成鹫的心灵,无疑都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曾经所受到的苛待,成鹫很长时间不能释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顽牛”这个充满讽刺的词频频出现,在前面《送圆音禅友人主丹霞》中他也提到说“从此居亭应有主,不愁无地牧顽牛”;今遇离开丹霞后,成鹫在诗文《泽萌和尚归自栖贤主海云席赠此》中也说:“丹霞归路未逢人,依旧顽牛昨日身。莫怪适来还适去,溪山无地任吾真。”这两个字反复提及予以自嘲,可见他对于这个称号不是不在意,甚至在《与哉明师话别》中他又更进一步明确提到“吾道而今久寂寥,丹霞回首路迢迢”。丹霞之于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即便以后的丹霞不再由那些他所厌恶的权僧们掌权,而转由他所交好的古梵、古奘等主院,这头倔强的“顽牛”始终坚持四处飘荡,不肯回头,“由大通而云顶,由云顶而鹿湖”,并且相信“不愁无地牧顽牛”。

  但是,不管成鹫在感情上对丹霞山或爱或怨,他给丹霞山所带来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首先,成鹫写了大量关于丹霞山的作品,这些作品无疑大大丰富了丹霞山的人文内涵。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说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于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自然山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可以寄情抒怀,更重要的是在山水中赋予的人文内涵,这种文化内涵,赋予山水一种特别而又格外夺目的光彩。文人雅士,高道名僧,隐山遁山,他们在山上的活动,所创造的诗词歌赋、音乐绘画,以及因此衍生而来的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共同构成了引人人胜的名山文化。比如隐于富春江的严子陵,浮家泛宅的张志和,置别墅于辋川的王维,建园林于苏州的范成大等等,都给这些地方的自然景观平添了许多人文内涵。后人在山水抒怀之时,也凭吊那些曾经鲜活的文人雅土和那段难忘的历史。丹霞山作为名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独特的丹霞地形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其深厚的人文宗教内涵。成鹫对丹霞山的贡献正基于此,成鹫为丹霞山写下的大量作品,他对丹霞山美景的描述、对丹霞山历史的追溯以及其为丹霞山群僧做的传记,为单纯的山水增添了许许多多有历史有人物的故事,赋予了丹霞一份历史和人文的色彩。此外,在当时的岭南佛教中,成鹫占有着重要地位的一席之地,独特的个性、丰富的生活经历、过人的文学才华,使他成为清初岭南佛门中具有独特研究价值的僧人,与他有关的种种,特别是他曾经向往过、生活过、描述过的丹霞山,也成为后来者探寻的重要目标,吸引着更多的人前去。

  其次,成鹫的作品往往从不同角度真实记录或反映当时的情况,包含了所处时代诸多方面的信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他在《咸陟堂集》中收录的与丹霞有关的大量作品,都是有助于我们研究丹霞历史的重要素材。他在文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丹霞山的风貌和人情,有助于我们还原明末清初丹霞山的那段真实历史,特别是成鹫记载的那些与他有过诗文来往的诸僧形象,栩栩如生,丹霞山几经战火,又经历了文字狱被查被封的政治风波,辗转中许多僧人的资料早已难以寻觅,比如今遇,作为丹霞山的一代主持,我们在别的地方所能看到的他的资料却是少之又少,他的文章和事迹在岁月流逝中丢失,很难见到。可是通过成鹫的作品,根据他所写的《泽萌遇和尚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较为完整的今遇。还有许多成鹫与今遇来往的诗作,无疑是补充与丰富今遇形象的宝贵作品,也为后人研究今遇,研究丹霞山历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古奘和尚,他就是上文提到的圆音,也就是成鹫诗作中提到的九译禅友,成鹫因为与他来往颇多,诗文中提供了大量有关他的信息。冼玉清在整理他的相关资料时就引述成鹫《咸陟堂集》中的话,说他“从洞下泽萌遇公弃,圆具戒于丹霞,受记蓟于匡庐,为雷峰之长孙,泽会之嫡嗣”,“名播诸方,两坐大刹,作狮子吼,牛鬼蛇神胆破脑裂,莫之敢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都为以后丹霞山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