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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太虚大师的护国救世思想述评

作者:许效正

  护国救世是印度佛教的固有精神,更是中国佛教的重要特征。抗战时期,面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人间惨剧,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佛教领袖、人间佛教运动的倡导者,太虚大师立足抗战的伟大实践,深入全面挖掘传统佛教的护国救世思想,为动员佛教四众投身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和在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的重要时刻,重新探讨抗战时期太虚大师的弘法救世、方便救世和降魔救世思想,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对弘法救世思想的宣传

  所谓弘法救世,就是通过弘扬佛法中的因果、慈悲、报恩和六度、四摄等“正法”,来护持国土、利乐众生。太虚大师认为,“智悲兼充、福慧双隆、自他俱利、心色交融之佛法”[2],是世上至善至美的正法,只要潜心修行,不但能度己度人,而且还能实现世界大同。抗战初期,太虚大师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宣传护国救世思想,进而形成了一套颇具时代特征的弘法救世思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太虚大师立即发表《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谴责日军的侵华行径,但同时又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只是少数军阀政客和野心家所为,“既非贵国政府之主张,又非贵国人民之公意” [3],因此呼吁日本佛教徒,“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晓谕日本军阀政客因果之正法,制止其一切非法行为”[4],“为救世之大勇故,为恤邻之大仁故,为自拔之大智故,应联合起来表大慈大悲大力之佛教精神,忠主犯中国之军阀财阀,迅速停止侵害中国之行动”[5]。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太虚大师又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一文,指出日本的侵华行为必然会引起全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这固然会给中国带来空前惨烈的损失,但也会使日本民族遭受空前灾难,在中日国民如此危若累卵之际,“余为中日国民与东亚黄种共勉祸害计,为全世界人类咸享福利计,敢本我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不恤受全国人民所忿恶,大声疾呼,将系铃解铃之议陈之日本当局,孙中山先生对于日本之遗策献之中日国民,如得中日大仁大智之士,察择施行,则余虽万死亦忻乐焉!”[6]然而,太虚大师的正义呼声却遭到了日本佛教徒的亵渎,他们不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而且提出了厚颜无耻的要求:“欲补救目前之危机,须先开导抗日团令停止其暴举,劝导不正之军队,令中止对日炮击,则我徒继之提倡休战,以引入直接交涉之局,冀尚有前途一线之光明。如不然,排日如旧,炮击如前,而欲讲和平。虽我佛出世亦无可奈何。”[7]太虚大师的善良愿望虽然落空了,日本佛教的虚伪残忍本性却因此暴露无疑。

  在向日本佛教徒发出正义呼声的同时,太虚大师还向中国的佛教四众大力宣传弘法救世思想。1931年10月,太虚大师在河南大学发表了《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8]的讲话,向青年学生宣传弘法救世学生。他说,目前外寇不断入侵,自然灾害频发,天灾人祸接二连三,“欲使外患不能入侵,内忧渐以消灭,达到全国人民自强自立之目的,其最要之义,即在国民努力求学”,并将应求之学分为声明之学(即语言文学之学)、因明之学(论理学)、医药之学(医学和药学)、工巧之学(数学和应用科学)和内明之学(原理科学、哲学佛学等)五种。在此基础上,太虚大师强调说:“能将实际的知识学问,推至最明之处,即为佛学本身的学问”, 救人救世之学问,是与世俗之学不一样的。“所谓佛,乃觉者之义,具称为无上正遍觉者,谓于恰如真相的真如,得到了超绝的、无对的、普遍的正觉,即名之为佛。但以众生未明到,乃常向之开示,遂有所谓佛学”,它由力学持戒、禅定、般若,而空却颠倒迷妄,发生内明之光,逮成无上正遍觉者,方有救度众生之实力,“而佛教以广大的慈悲之心,积极的大无畏精神,亦当于此时集合成救国的理论”。

  在开封期间,太虚大师还在人民会场面向各界人士发表了题为《中国危机之救济》的演说,大力宣传弘法救世思想。在这篇演说稿里,太虚大师在总结中国危机的表现和分析中国危机的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解决中国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以为众生的佛法作为民的三民主义之先锋”,“以悲壮心悔悟心为全国一致团结之精神”,“以众缘生唯识现的宇宙观为建设真正民国与大同世界之依据”。[9]不久太虚大师到了西安,在西安各界欢迎会上,太虚大师发表《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的讲话,再次宣传弘法救世思想。他说,“佛法以众生世界为地,菩提以心为种,大悲为根,智为全体,力为大用”,是依据人生世界实际的需要发生的,是以大悲为根,以天下人的饥寒为饥寒,以天下人的痛苦为痛苦的。在此基础上,太虚大师又分别演说了佛法所说的“大雄”、“大力”和“大无畏”。所谓大雄,救世大英雄的意思,中国人习惯上将能任大事、建大功、立大业者成为大丈夫,而佛对于全人类、全众生界能施种种方便,使他们由迷转悟,止恶行善,各各都能得大安乐,是当之无愧的无上大丈夫。所谓大力,就是佛经上说的佛十力、菩萨十力、五菩提分力和五不思议力;所谓大无畏,就是佛的四无畏和菩萨五无畏。最后,太虚大师说:“现今要救中国,不在气的发泄,而应在有力的修养。”在全国抗战空气极紧张的时候,在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佛教四众必须以大雄、大力、大无畏的精神,实行施、戒、忍、进、禅、慧、方、愿,力、智的十波罗蜜,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10]

  在弘法救世思想的激励下,各地佛教徒纷纷举办护国法会,为国祈福。1931年11月7日,上海佛教徒发起了仁王护国法会;[11]1932年3月,四川省佛教会再次号召各县佛教会举办护国法会,“超度东北上海战诸役阵亡将士,超度东北上海诸役被难人民”[12];1933年7月,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发起追荐阵亡将士法会,“藉经声以慰幽魂,仗佛号而安英灵”,得到了各地佛教会的积极响应。[13]此起彼伏的护国息灾法会不仅激发了各界人士的抗日热情,也彰显了佛教慈悲救世的高尚情怀。

  二、对方便救世思想的宣传

  1932年以后,日本的侵华步伐不断加快:1932年初,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日军悍然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同年3月1日,公开成立的伪满洲国,1933年初,日军又侵占了察哈尔、热河等地。1935年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随着日军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地的抗日热情也进一步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太虚大师的护国救世思想也由弘法救世逐渐发展到方便救世。所谓方便救世,就是救世佛陀常说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它要求佛家弟子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无畏精神护国救世:“盖佛陀教义,以慈悲为本,以方便为门。所谓慈悲为本者,如不变之旨,所谓方便为门者,即随缘之用,方便兼有智与勇二义,门是可通过之义,运无缘之大慈,起同体之大悲,必需有无上之智慧及大雄无畏之精神,不然,则如从井救人,或者有始无终。故慈悲必济之以智勇。而慈悲则如儒教之仁,方便如儒之智勇,故儒之智仁勇,亦可通于佛之慈悲方便也。”[14]

  1932年12月,太虚大师在潮州发表《佛法与救国》的讲话,详细阐述了佛教的方便救世思想。在这篇讲话里,他首先提出了发掘佛法义理为抗战服务的重要任务。他说,在国难严重的时候,“全国人的心理中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去救国,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做什么事业,首先要问有无与救国发生关系。……故依佛教而出家的教徒,亦可从佛法凡有利于社会人群国民的义理,把它掘发出来宣扬民间使救国行为依佛法而得到扶助”。接着,太虚大师从“因缘生义”、“无自性义”、“大悲心义”三个方面讲解了佛法与救国的关系。最后,详细阐述了方便救世思想:“佛法中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要人人皆本大慈悲心为出发点,而去做种种方便利人的事业。我们由上面可以知道万法皆众缘所生而无自性,以无自性而可由心力转动,所以大家应从此发普遍的大慈悲心,以众人的苦为苦命,以众人的乐为乐,若有一人还受苦,即对于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咎诸自己,以由自己负振兴社会的责任未做到所使然。但佛法中的大悲心,尚不限于救济世界人类,就是一切众生——乃至蠢动含灵的一切微细众生,若有一在受苦,未得乐,终要设尽办法去把他超度,正如地藏菩萨所发的大悲心‘众生度尽,方证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所以佛教是积极的,救世的,非同一般人误会是消极的,厌世的。故能本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宗旨去做救国的事业,只愿谋全国国民的共同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大公无私,以国民的苦乐而苦乐,这就是做实际上的救国救民的真正事业。”[15]

  1933年5月,太虚大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演说,再次宣传佛教的方便救世思想。他从世人对佛教的误会说起,指出解除众生苦难是佛教的惟一责任,而不是迷信鬼神;佛教以一切众生而设施,亦言忠、言孝、言友、言信,决不是厌世的、空想的和非伦理的;从印度和日本两国的佛教历史看,佛教非但不能亡国,且足以振兴国家,强盛国民。接着,太虚大师指出,佛教经典的报恩说,是佛教徒奋起护国救世的理论依据:“佛教经典多言报恩,如《大乘本生地心观经》言报四恩: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现身国家以报之。”最后,太虚大师号召佛教徒奋起护国救世:“是故吾人苟依佛法而为合理的护国,由大慈大悲救世救民之心而护国,则全世界众生皆在安乐之中,而吾国人民之安乐亦不待言矣。然则吾人以禾者为护国之根本耶?曰:依佛法当以般若为护国之本,盖般若即智慧,有智慧则能明彻事理,五痴迷癫倒,其所行皆合理的。故恶的与不合理之行为皆不生,而一切灾难痛苦,自亦无从而生矣。”[16]

  1934年7月,太虚大师在庐山大林寺发表讲话,又一次宣传方便救世思想。:太虚大师首先解释了慈悲和方便的关系,他说:“慈悲,是佛教施设的根本,也是佛教本身的体现。所谓慈悲,慈是能给与一切众生的快乐,悲是能消除一切众生的痛苦,那就是说,佛教的本身是慈悲的,佛教所设施的一切法门,佛教所造作的一切事业,统统是慈悲的。……具足了慈悲心的人,以慈悲心为根本去作一切佛法事业,固然是再好没有不过的。然而必须有‘方便为门’的种种方便妙门,才能得到美好的结果。……佛就是慈悲,从此慈悲心为本,而真正的具足种种功能力量的方便妙用,去做成功慈悲事业者,就是佛,就是菩萨。”[17]最后,太虚大师号召佛教四众“修真智而成大慈悲,修俗智而成妙方便”,为护国救世作出应有的贡献。

  1934年9月,太虚大师在湖北应城的绅商欢迎会上发表了《佛法根本教义与时局之关系》的讲话,又一次阐述了他的方便救世思想。他说,现在的中国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破落户”,国内几乎无处不患,人民痛苦万分,而国外也有“强邻的陆海军相威逼,更有其他的列强,用种种手段来压迫中国,使中国民族无复兴之日,且迫令走上灭亡的途径”。他接着说,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除了要有相当的军事准备和政治改良行动之外,还必须“在自私自利的经济关系上,先得到公平无私的正当解决办法……而须先解决的,乃是这经济的自私自利心理”。太虚大师认为,佛教的宗旨是普遍救度一切众生,也是改变目前危险时局的唯一良方,要求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自私自利的心理,就必须求之佛法,“佛法能从根本对治这种自私自利的病症者,就是无我。所谓无我,是要打破人我执和法我执。因为人类恣肆心理的根本所在,就是我。佛法中以缘生性空的真实义,证明了我空,既然把人类恣肆心的根据我否决了,打破了,那么,从我相执所产生的自私心理,当然是不攻自破了”。在此基础上,太虚大师发出了方便救世的号召。他说,佛法的普度众生,是以无量无边的众生界为对象,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中国人来说,是应该先以周国平国民为对象,在全中国之中,各人对于救国家救民族的事,固然要从各方面去平均发展,然而切实的,还是要各人就各地方有关系大众利益的切近事业,去公正切实的努力工作。从个人影响到群众,从地方影响到国家,这样切实去做,决定会成功的!若是空口泛论,那是不能凑效果的”。[18]

  在反复宣传方便救世思想的同时,太虚大师劝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太虚大师说,所谓佛教青年,固然包括佛教僧尼,也包括遍布农工商学军警政法各界当中的那些信奉佛教的英勇人众,而青年也只是英勇的标准帜,与年龄长少无关。他又说,“护国一名则许多经典上皆有”,护国是佛教青年的本务之一,“今中国的国难已严重到极点了,所以佛教青年应站在一般爱国救国民众的最前线,认清了国难发生的因缘所在,负担起护国的责任”,为抗暴卫国效劳。为此太虚大师呼吁成立佛教青年护国团,“首由发起七人设本部于上海,由七人每人介绍六人化生出七个七人团,再由四十九人介绍六人化生出四十九个七人团,如此转辗推广至于百千万亿各七人团”。佛教护国团的宗旨是“根据佛教护国原理,团结全国佛教青年,实行护国的工作”,凡参加佛教青年护国团者,必须符合崇俭、尚勤、立诚、为公等方面的要求:所谓崇俭,就是日常生活崇尚简朴,反对奢侈,为抗战节省资财:“一切日常生活的消费,务较未入团前减省而不得加增。以专用国货为主,绝对不用暴货,非不得已时亦不购用一切外货”;“每天随力储蓄护国捐铜元一枚至大洋若干元。每月汇缴团部,以充捐助空军即举办救护队、治疗队、慰祷队、宣传队、运输队、掩埋队,与收容难民、教养灾童、建设农工、振兴生产等经费”;所谓尚勤,就是努力工作:“除从军记充救护队等去前线外,其在后方者当各勤其职务,必较未入团前能增进工作而不减退。凡从军及充救护队等前线工作者,必较其他非佛教青年的同事,加倍勤力”,“振作身心以从事各种林矿农工商学等生产建设之事业,除各勤其本职外,并努力参加各种护国及弘教利群之佛事”。所谓立诚,就是要求团员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以立团员国民间之诚信。所谓立公,就是要求团员务必皆以护国及弘教利群为前提,不得为私利而破坏公益。[19]

  1941年2月,太虚大师在重庆中央电台做了《出钱劳军与布施》的讲话,号召佛教信众开展劳军竞赛:“在家佛徒中,亦正多大官、巨绅、富商、贵女,可视为菩萨获行布施的最良机会,尽量的大修布施功德,从竞赛中为一般的有钱人倡导”,“佛教寺庵僧尼,则向惟清贫苦修是重,故不能以佛教为一竞赛单位,但慰劳抗战军人及家属,确为全国任何一界,任何人所无不热心。凡我贫苦的寺庵僧尼,亦应各人从少食一碗饭,少嚼一茎菜之节储,不论两角三角,一元二元的,每个人多少要有些贡献,勿失却我佛教徒竞赛布施功德的最良机会,并表示我们僧徒较一般人加倍的爱国热忱!”[20]这些主张,无疑是太虚大师方便救世思想的行动方案。

  在方便救世思想的激励下,各地佛教徒积极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难民。1931年10月,北平僧人台源、法舫、知非、常惺和空也等人,发起组织了佛教救护队,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善男信女,皆在准备尽量捐输救国基金,或投效义勇军,或加入救护队”。[21]1932年上海事变后,德浩、可成、体空和朱庆澜、王一亭、闻兰亭等人立即召集诸位山长老开会,会议要求各寺院尽量收容难民,筹款慰劳受伤兵士,并组织救护队进行战地救护。[22]上海佛徒救护队成立后,杭州灵隐寺特召集各寺住持开会,“当场决议由各寺自行认定经费数千元,当场并推定救护队员五十余人,即日出发,加入上海佛教救护队,一致救护受伤兵民”[23]。同时,各地佛教组织还积极发动佛教信众为抗战捐款捐物,有力支援了各地的抗日活动,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太虚大师的方便救世思想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反对僧人直接参军参战。南京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发布命令,要求各地青壮僧侣接受军事训练。太虚大师赞成僧侣接受战地救护伤兵难民的技能训练,认为“对全国学生及壮丁施以军训,不惟为应付目前国难,亦为造成优良强健国民之要图。今欲复兴佛教,亦必须寺院僧众,尤其是僧教育之学僧,能矫正向来散漫放逸、怯弱萎缩之旧习,实现出整齐严肃劳苦勤勇之精神”,并号召广大僧尼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军训,“本菩萨之智悲,去施行护教救世、护国救人之方便工作”。[24]但同时,太虚大师又认为佛教慈悲戒杀,故反对将僧侣编入战斗部队并接受军事训练:“盖根本失方便,则无以彰救国救世之用;方便失去根,则或丧失菩提善净之体。故在家佛子,虽可各随其职位以行事,而出家僧众之特组,则限于救护防护之训练”[25]。这种局限性后来被降魔救世的思想突破了。

  三、对降魔救世思想的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不仅侵占了大半个中华,而且烧杀淫略无恶不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不仅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且成为生灵涂炭的人间地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全国人民展开了全面抗战,以血肉之躯抗击抗击着侵略者的飞机大炮,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诗篇。在这种情况下,太虚大师的抗战思想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方便救世发展到了降魔救世。太虚大师的降魔救世思想集中体现在《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和《佛教的护国与护世》等讲话里。

  《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的讲话发表于1938年6月,在这篇讲话里,太虚大师系统阐述了他的降魔救世思想。他首先阐述了佛教的降魔思想,他说,阿罗汉杀贼,只能得到自己的解脱,依大慈悲心,佛教徒不但要自救自度,还要终生普救普渡,要使众生脱离苦海,就必须降魔,降魔救世是大乘佛教的主要思想,魔的意思是杀害者,但比贼要更凶恶,更猛利,“众生界中,有增进善根能向上者,魔就专对之坏其善根,断其慧命,组织近【进】步,妨碍出离”。他还说,魔有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和天魔四种,而天魔则是众魔之首,它“超过人之世界,住于欲界天顶,有掌管支配欲界自在之势力。其眷属欲界天人神鬼之中,破坏世出世善根,使不得向上出离”,而降魔就成为成佛的关键,“佛为天人师,三界人士共同皈仰,天魔若不能降,即非世尊,故非降魔不能成佛。降烦恼魔得解脱身,降五蕴魔得圆满报身,降死魔得金刚不坏身,降天魔即为天人皈仰之佛”。接着太虚大师阐述了降魔救世与抗战的关系。他说,既降魔方能建立三宝,“惟建立三宝乃能救世,惟降魔乃能成佛,故言降魔乃能救世也。”他接着说:“今全国人心一致趋向的迫切需求,就是抗战建国,抗战建国与降魔救世的宗旨非但不相违,而且是极相顺。抗战,并非以战争为本质,因为抵抗外来恶势力的侵略战争,非自己发动战争。故中国抗战,乃是为除掉战争,止息战争,而起来抵抗于战争。故抗战的本质,是自卫的,和平的,为并未全国人民及世界人类正义和平幸福而发动的……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最后,太虚大师号召佛教四众秉持降魔救世的宗旨,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他说:“一切大乘佛菩萨,在密宗中,皆现起武装威猛金刚之相,以甚强威力,降伏烦恼,止息恶行,成就善行功德,摧折恶魔一切势力。一切佛菩萨,悲智为本而发金刚威猛之力,为大乘降魔之最高精神表现,亦即抗战之最高精神。”在此基础上,太虚大师号召佛教四众勤勇不息,不避劳苦,勤俭苦行,昼夜不息,振作精神,为复兴佛教,为抗战建国做贡献。[26]

  1938年的腊月初八(1939年1月27日),太虚大师出席了贵州省佛教会和贵阳各界人士的举行的欢迎会。面对欢迎的人群,太虚大师发表了《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的讲话,继续宣传他的降魔救世思想。他说,释加牟尼出世度人,经历了降生、出家、修苦行、降魔、成等正觉、转法轮、度众生、涅槃等八种相。这八相中,降魔立教为成佛救世最重要的阶段。“所谓魔者,就是扰害世间人类及一切众生的东西,如现在世界侵掠的强寇,也就是魔王,要想立教利人,非先降伏除去这害人的东西不可”。“所谓降魔者,即是将一切不好的扰乱的障碍的黑暗的东西消灭,犹如革命须先破坏一切恶制度、习惯的恶势力一般”。接着,太虚大师联系中国的实际,号召大家降魔救世。他说,中国的抗战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最紧急的关头,“若不能抗战以达到最后的胜利,即不能建国而反伪强寇所灭亡”,正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发愿说‘若不成佛,誓不起座’,就引起天魔王的恐慌与嫉妒现种种魔力来扰乱侵害一般。若不降伏此魔,就不能成佛,而反永为魔力所支配”。[27]1939年元旦,太虚大师发表《佛教的护国与护世》的讲话,再次阐述他的降魔救世思想。他说:“人类既有国家民族,当然要求能自由与独立。惟究应以世界人类之正义和平为根本企图。念兹在兹,时时不忘,方合做人道理。所以,为保全其民族国家之自由独立抵抗强寇侵掠,解除外力拘压,自属合理之正当行为。”在此基础上,太虚大师呼吁人们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如遇凶暴顽劣之辈,孤注一掷其国家民族,内残于人力物力,外贼于他国他族,惟以自害害他为事者,则当联合一切维持和平之力量,而为正义之制裁。”[28]

  1940年,太虚大师发表《告日本佛教徒书》,正告全日本佛教徒,“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以来中国的抵抗战,是死里求生,事出万不得已。而日本之侵略,则为完全不须要的被贪忿〇〇驱使的浪费行为,实同生里求死……若日本三千万佛教徒犹不能速唤其全日本国民,共同作完全撤退侵华日军之行动,仍听任疯狂军阀胡闹下去,则恶贯满盈的日子不久就到。不惟侵入中国的日军不久要完全覆灭,绝少生还希望,而日本繁盛都市被灭轰毁海陆空军之辈消灭,全国发生大骚乱,原有的一切政治经济机关的大崩溃亦必次第实现。而日本的佛教徒及国民,亦将在玉石俱焚下同归惨灭”[29]。至此,他的降魔救世思想已经完全成熟,

  在太虚大师下影响下,《海潮音》杂志大力倡导降魔救世。1937年9月在《佛教徒怎样抗敌》中说:“佛教护国,已有专经,敌国凶残,现忿怒金刚。以魔降之,使其不再作恶流毒人类,亦我佛澈底之悲心也。”[30]1938年1月在《从日本的侵略说到佛教的耻辱》中说:“我们要洗刷多数日本佛教徒所污辱了的佛教正义,洗刷了我们自身所招得的羞耻,首先须走上国民正义之路,就是尽我们力之所能,来抵抗要毁灭人类正义的恶魔。”[31]1938年2月在《佛教徒的反侵略》:“务请我全世界佛教徒联合一致,运大慈悲,以般若光照破其妄想执邪见,建议各国政府,以方便力降伏其凶暴魔焰,速令日本少数军阀的疯狂消灭。”[32]1939年6月,在《精神总动员与佛教徒》中说:“今日侵略扰害世人者,皆佛法所谓魔与贼也。魔贼一日不除,众生一日不安,佛法僧的功德亦一日不能光照于世。所以今日欲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建立真正的佛教明灯,照耀人世,非御寇降魔的军事,达到完全胜利不可。”[33]

  降魔救世思想的深入宣传,极大解放了广大佛教徒的思想,有力促进了佛教抗日运动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各地僧人积极从事反日活动,但在戒杀思想的影响下,普遍拒绝接受军事训练,更反对被编入战斗部队。随着降魔救世思想的传播,戒杀与抗战之间的矛盾逐渐得到了解决:“诚然我们第一条大戒就是世杀,但是佛在《大萨尼乾子经》上说‘为护国养民而举兵□者,得福无罪’。佛在因地中也曾为救活五百商人而杀少数海贼,所以杀一人以救百人是佛教许可的。那末现在有六七千万的敌人想杀害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这在佛也未必袖手旁观,不闻不问的随敌人杀吧害!况且我们国家不像帝国主义者专门侵略他人的,我们是为求生存而杀,是为保全领土而杀,是为和平而杀,是被野心国家逼迫得不得已而杀,是抵抗的杀,不是为去侵略他人国土而杀,所以我们的杀是以杀止杀,是正义的杀。”[34]

  在降魔救世思想鼓舞下,越来越多的僧人走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沿。1937年冬月,日军侵略宜兴时,恒海法师召集100多名僧人,成立了抗日游击队,他们转战江苏、安徽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恒海法师也血洒疆场。1938年4月,五台山僧人成立了佛教救国会,不仅为八路军捐献了大批的资金、粮食和枪支弹药,他们经常配合八路军伏击日寇,有20多人成长为八路军的高级干部。1941年,江苏姜堰的僧人巨川、觉冶、法启等人成立了僧抗大队,他们多次伏击日伪军,取得不少胜利。在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多少湖南僧人普遍参加游击,并常以荒郊野外的古寺,为游击的大本营,白天烧香拜佛,夜间打游击,居然也有几个和尚,当了游击队长”[35]。1942年,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湖南等地的青年僧人,积极响应政府“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这些爱国僧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佛教降魔救世思想,为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结论

  太虚大师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快速转轨的大变革。随着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化,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而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中国统治集团的腐朽卖国,则让中国深陷半殖民地的深渊而无力自拔。在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中,传统佛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发展机遇。由于庙产兴学运动的刺激和高僧大德的引领,传统佛教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艰难发展:现代化佛教社团的产生和发展、僧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荣、建立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和快速传播,就是佛教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太虚大师是佛教现代化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杰出的爱国者,在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全国各地生灵涂炭、民族存亡悬于一线的历史关头,秉持大慈大悲的佛教宗旨,高举爱国护教的伟大旗帜,在积极投身抗日洪流的同时,深刻、全面挖掘佛教思想的积极因素,大力宣传弘法救世、方便救世和降魔救世思想,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古老的佛教焕发了无限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

  许效正(1968.12--)男,汉族,河南汤阴人,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河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宗教问题研究基地副主任。研究方向是佛教与近代中国、袁世凯与北洋社会。目前主持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佛教社团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佛教与政府关系研究》,并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史学月刊》、《历史档案》、《广东社会科学》、《云南社会科学》、《西北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作者联系方式:邮箱:xuxiaozheng1205@163.com

  电话:18237285553.

  [1] 本文作者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初佛教社团研究(1895-1927)》(12BZJ012)和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学者资助项目(项目号:2016-YXXZ-01)的主持人,本文是这两个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

  [2] 太虚:《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海潮音》第12卷11号,1931年11月15日。

  [3]《中国佛教会为日本侵略中国致彼国佛教界书》,《佛教半月刊》第26期,1931年11月1日出版。

  [4]《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海潮音》第十二卷第十一号1931年11月15日出版。

  [5]《为日本犯中国电告其国佛教徒书》,《佛化随刊》第18期,1931年12月10日出版。

  [6] 太虚:《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海潮音》第13卷第5号,1932年5月15日。

  [7] 象贤:《忠告日本佛教徒》,《现代佛教》,第五卷第五期,1932年5月10日。

  [8] 太虚:《对于学生救国之商榷》,《海潮音》第13卷,第3期,1932年3月15日.,本自然段引文皆出于此文。

  [9] 太虚:《中国危机之救济》,《海潮音》第12卷第12期,1931年12月15日。

  [10] 太虚:《大雄大力大无畏之佛法》,《海潮音》第13卷第2期,1932年2月15日。

  [11]《新闻》,《威音》第36期,1931年11月15日。

  [12] 《建立护国法会之目的及其理由》,《四川佛教月刊》第12期,1932年4月1日。

  [13] 《戴傅贤提倡追荐阵亡将士》,《四川佛教月刊》第3年第8期,1933年8月1日。

  [14] 慧国:《在抗建期中的佛教》《佛化随刊》第21期,1940年12月15日。

  [15] 太虚:《佛法与救国》,《海潮音》第14卷第1号,1933年1月15日。

  [16] 太虚:《佛教与护国》,《太虚大师全书》第27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17] 太虚:《从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以明<孛经>大旨—佛法要旨》,《海潮音》第15卷第8期,1934年8月15日。

  [18] 太虚:《佛法根本教义与时局之关系》,《海潮音》第15卷第10期。1934年10月15日。

  [19] 太虚:《劝全国佛教青年组织护国团》,《海潮音》第14卷第5期,1933年5月15日。

  [20] 太虚:《出钱劳军与布施》,《海潮音》第22卷第4期,1942年4月15日。

  [21]《北平僧徒组织救护队》,《威音》第35期,1931年11月15日。

  [22]《国难声中之上海佛徒救护工作》,《威音》第38期,1932年5月15日。

  [23]《杭州寺僧救护队加入》,《威音》第38期,1932年5月15日。

  [24] 太虚:《复兴佛教僧侣应受军训》,《海潮音》第19卷第1期,1938年1月15日。

  [25] 太虚:《复兴佛教僧侣应受军训》,《海潮音》第19卷第1期,1938年1月15日。

  [26] 本段引文皆出自太虚:《降魔救世与抗战建国》,《海潮音》第19卷第7号,1938年7月15日。

  [27] 太虚:《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海潮音》第20卷第2号,1939年2月15日。

  [28] 太虚:《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海潮音》第20卷第1号,1939年1月15日。

  [29]《日本三千万年佛教徒可起来自救救国民矣》,《海潮音》第二十一卷第五六号合刊1940年6月1日出版。

  [30] 康继遥:《佛教徒怎样抗敌》,《海潮音》第18卷第9号,1937年9月15日。

  [31] 法铎:《从日本的侵略说到佛教的耻辱》,《海潮音》第19卷第1号,1938年1月15日。

  [32]《佛教徒的反侵略》,《海潮音》第19卷第2号,1938年2月15日。

  [33] 尘空:《精神总动员与佛教徒》,《海潮音》第20卷第3、4、5、6号合刊,1939年6月15日。

  [34] 敏僧:《论学僧爱国》,《觉津杂志》第5卷,1937年3月15日。

  [35] 福善:《僧人抗日史话》,《海潮音》第27卷第5号,1946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