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消除误解佛法建设人间佛教——读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

作者:张家提

  一、太虚大师生平

  太虚大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人。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不久往永丰寺就歧昌和尚学经。一年后回天童寺修禅学佛。与现代高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会,并在南京从杨文会居士学《楞严经》,后又就苏曼殊学英文。三年赴广州弘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民国元年(1912),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太虚从广州返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太虚被选任《佛教月刊》总编辑。不久,寄禅和尚逝世,太虚在其追悼会上提出进行“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佛教“三大革命”口号。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和改革旧的僧团制度。由于他的“佛教革命”言行,受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乃辞去月刊总编职务,转入普陀山闭关潜修佛学。闭关两年间,深研佛学法相唯识诸宗经论,旁及中、西哲学诸论着,法学精进,深有所得。

  民国十一年(1927),大师受聘任湖南大沩山寺住持,随后于武昌创办武昌佛学院,招收缁素佛教青年入院修习佛学,培育一批德才兼备的僧伽人才。民国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翌年夏,佛教世联会正式成立,大师被选为首任会长。十四年往山西朝礼五台山,应山西都督、省长阎锡山之请,在太原宣讲佛学。同年10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并考察日本佛教。

  民国十六年(1927),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大师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会泉推举转逢和尚为代表,往上海敦聘太虚来厦就任。是年5月,大师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由于他经常外出弘法,议定请转逢和尚都监,在他外出时代为掌理寺务和学院事务。

  民国十七年(1928),大师往南京讲学,并筹备创设中国佛学会。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游历欧美各国归来后,亲自主持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事务,并倡议组织思明(厦门)佛教会。在厦期间,积极推行佛教僧制改革,宣扬《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倡导“对三宝之诚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修学养成僧格”。民国二十二年(1933),太虚大师连任南普陀寺两届方丈(兼院长)任满,引退返沪,但仍与厦门佛教界保持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再度卓锡厦门讲学,在佛学会和闽南佛学院,开示论题为《佛学会与实现佛化》、《佛化与现代中国》和《法师与学僧应如何爱护学院》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大师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吁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并首先发表《电告日本佛教徒书》,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杀”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又通电全国佛教徒,播讲《佛教与护国》的论述,动员组织“佛教青年护国团”,积极参加救护工作、宣传工作以至地下斗争工作。并响应“航空救国”和“伤兵之友”等抗日爱国活动,募资捐款支持前线。二十八年,发起组织佛教“国际访问团”,远赴缅甸、印度、锡兰以及星、马各地,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各地华憍、华人和广大佛教徒、佛教团体,积极支援祖国抗战。三十二年,与于斌、冯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将领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呼吁全国各宗教团体和全体宗教徒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因其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17日,太虚大师于上海玉佛寺圆寂,荼毗后得舍利子300余颗。

  太虚大师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对培育僧才,整顿僧制更不遗余力。太虚一生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北京佛教研究院。创办佛教刊物有《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等。组织佛教团体有世界佛教联谊会、中国佛教会、中国佛学会、中国宗教联谊会、世界素食同志会等等。抗战胜利后,受任为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整理僧伽制度论》、《释新僧》、《新的唯识论》、《法理唯识学》和《真现实论》等等。后弟子印顺法师结集《太虚大师全书》行世。

  二、从一般思想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大师认为,要建设人间佛教,首先要从普通人的思想入手来建设。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几乎传遍了大江南北。但普通民众对于佛教的真正内涵并不明了。在很多戏剧、小说中对佛教多是歪曲的描述,因而民众所了解的佛教,多是与真实的佛教相去甚远。由于这个缘故,世人多误解佛教。

  大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首先罗列了世人对佛教误解的几种类型:第一,认为佛教神异的。很多人多将佛教看成是神奇怪异的东西。相应地出家人在他们眼中都有神异功能。比如,济公活佛,即被人认为有神异功能。他们一旦认为出家人有神异功能,就会找他们看相、算命、占卜等。而出家人弘扬佛法的本怀则被他们忘怀丁。

  第二,认为佛教奸盗的。一些盲目反对佛教的人,由于一向对佛教憎恶,他们将和尚视为奸邪、盗骗之人。他们也不会去了解真实的佛教教义。

  第三,认为佛教是闲隐的。有一些人认为出家人整天无所事事,过着清闲隐遁的生活。他们并不知道出家人应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第四,认为佛教朽弃的。这些人认为佛教无益于世,僧尼是穷得没有饭吃,或是好吃懒做之人才为之。

  由于世间有以上四种对佛教的误解,因而造成很多人排斥佛教,无从信奉佛教。因此,只有破除人们对佛教的误解,才能使佛教在世间得到弘扬,从而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

  其次,在纠正世人误解佛教的基础上,大师指出应当从佛教报恩伦理方面教人做人的道理。大师列举《心地观经》中的四重报恩理论,劝诫世人要报父母恩、社会恩、国家恩、圣教恩。报父母恩是让孩子知道,一个人从小到长大成人,父母要付出很多辛劳。报社会恩,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等需要,是很多人辛苦劳动来成就的,因而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报国家恩,是指一个国家以政治、法律、军警来维持人民的安宁,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因而应当报国家恩。报圣教恩,是指在各种圣贤的教化方法中,唯有佛教最为契理契机,使我们能够破迷开悟,成就正觉。

  再次,引导民众认识佛菩萨不是神。对佛教没有正确信仰的人,多认为佛菩萨是神。他们不知道佛菩萨不过是将自己所证悟的真理如实说出来,使人依照言教修行,最终也能够自觉觉他。因而,佛菩萨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只有当民众知道佛菩萨是真正的觉悟者,他们才有信心学佛,成就佛道。

  第四,使人明了从事正当职业无碍于学佛。佛法不是让人清闲享受,不做世事的。世间学佛之人,应当对国家、社会知恩报恩。每个人都应当有正当的职业宋谋生和奉献社会。学佛不但不影响正当职业,而且由于有了佛教精神的支撑,工作效率会更高。大帅指出,佛法不离世间法,只有在做好世间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学佛。

  三、从国难救济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所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家处于生死危亡的时刻,每个佛教徒都应当为救济国难尽自己·—份力量。大师分别从五个方面讲述了佛子要通过救济国难来建设人间佛教。

  首先,国难中勿徒逞悲愤。大师指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每个人都有忧愤情绪。但不可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认为中国将会灭亡。我们应当将激愤情绪化为工作动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忍耐劳地工作,各尽其职。通过自己的在本职岗位上辛勤工作,支持国家的抗战和建设。

  其次,想免灾难要省过修德。大师指出,敌国入侵等天灾人祸,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我们共业所感的果报。所谓共业,也就是多数人的共同所造之业。大师认为“要清本正源的拔济灾难,须要各人反省过愆,而勇于进修业德。”每个人都应当不断反省自己的过错,及时加以忏悔,同时,还要积极行善,不断积聚福德资粮,通过这种方式修德行善,就会使社会安宁,国家幸福。

  第三,剿匪先得民心归顺。大师生活的时代,外有敌国入侵,内有匪徒横行。国家无有安宁之日。在对外抗敌的同时,还要注重对内剿除匪徒为害。匪徒不仅残害人民,有的还会与外敌勾结,内应外和破坏国家太平。因此,国家需要有一些能发慈悲之心,救世救民的人来履行剿匪的责任。在实行剿匪的过程中,首先应当取得民众的支持,只有民心归顺,则匪徒不剿而自灭。

  第四,复兴农村要注重俭朴勤劳。大师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十分之七八是农民。“若农村破产,则都市中一切繁荣亦皆不能保,故救济农村,在目前是非常的要务。”如果要救济农村的人,应当特别注重俭朴勤劳。农村中大多居住的是缺少知识、家境贫穷之人。若要复兴农村,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财力的人回到农村去。回到农村的人,只有坚持俭朴勤劳,才能带领农民建设农村,对农民方才更有利益。若农村所有住众都能俭朴勤劳,则农村才能发展兴盛。

  第五,施政要立诚为公。大师指出,作为政府的统治者在治理国家之时要立诚为主。所谓立诚,即言行一致。统治者只有以诚施政,在发号施令时才能产生效力,使民众都能切实地奉行。“否则,虽放言高论,仅在文章做得好看,尽管张布告,贴标语,而效果终是没有。”大师强调,在政治信用被破坏的今天,立诚是起死回生的救命针。只有当施政之人以诚施政,民众才会逐步归于诚心。

  四、从世运转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

  大师认为,当时世界的总趋势已经发生一些改善。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不应当盲从人后,而要走在最前面,从世界运势改变中来建设人间佛教。大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世界各国都已陷入走不通的死路。大师指出,现阶段世界各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相互争斗之中。各国为了安全的考虑,争相发展陆海空等军备,结果造成国民负担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在这种紧急形势下,很多国家举行和平公约,缩军会议,要求裁减军备。结果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生产过剩,金融停滞,工人失业,高筑关税壁垒,演成长期的经济恐慌”。虽然很多国家聚集一起召开经济会议,但仍无法改变经济萧条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各个被压迫的民族,只有陷入死路中寻找出路,才能打开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僵局,更好地建设人间佛教。

  其次,中国无出路中的出路。在中国处于列强侵略的情形下,应当在看似没有出路中寻找出路。中国的国情与其他国家不同,应当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从而实现由穷到通的转变。大师指出,中国的出路即“将纵我制物的思想,改变成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克己崇仁”。能做到克己崇仁,就可以通行于四海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中国不仅能走出一条出路,而且还能拯救各国及全世界。但中国由穷变通达之后,即可借助弘扬佛法,使民众得到思想的教化。

  再次,佛教的原则与人类新道德。大师认为,佛教的基本原则有利于人类新道德的建设。佛教认为,宇宙万有均为众缘所成,唯识所变的。在众缘所成中,还要心识的心理作用,才能转变为活力。此活动力,就是各人当下的发动力。各人都有创造的心力,此心力可以转变为人生万物。当我们利他时,则自他俱利,害他则自他俱害。造作善因则得善果,造作恶因则得恶果。众缘所成,唯识所变,又都是各人自心的力量,通过这种力量,能不断提升和完善我们的道德修养。

  第四,三十年后的太平世界。大师指出,近代世界各国文明之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穷则思变,变则通。如果在当前情形下,人们都能真修菩萨行,将亚洲的文明和文化传播到欧美等国家,那么,在三十年的时间,就能够将相争相杀的人间地狱变为太平世界。那时的人间,将会有更多的人学菩萨道,修菩萨行。

  太虚大师认为,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纷乱形势下,我们只有通过从以上三个方面改变当前不利的国内外局面,再辅以弘扬佛法以化导人心,才能不断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才能建设美满和谐的人间佛教。

  摘自:《觉群》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