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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的匾

作者:界定

  一提起“匾”,我们自然不会忘记《红楼梦》第17、18回中的写匾与论匾。宝玉可谓题匾高手,一句“有凤来仪”将潇湘馆描绘得出神人化,远非“淇水遗风”、“睢园雅迹”之类可媲美。就连一向对宝玉“深恶痛绝”的老头子贾政,亦点头称是。可见匾是历代文人学士发挥才情的重要场地。

  驰名中外的“海天佛国”普陀山,堪称匾的王国。其数量之多,名类之繁,工艺之精,为诸多佛教圣地所少见。它在庄严佛国、净化人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期以来,人们对事物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往往通过匾的形式得以体现。匾不仅将人们的各种关系进行谐调并具教化之功,同时还可将儒佛道各家思想相互揉合与补充完善,显示着独特的价值取向。因此,将普陀山的各类匾额加以整理、归纳并进行分析,对于促进佛教文化的弘扬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应对匾的起源及其演化过程作一简略探讨。匾,又称匾额、匾牍、牌额等,而称匾额者居多。其古字为“匾”。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扁,署也。署门户之文也。”薛骢《游龙门记》:“谷北二百举武,小祠扁曰‘后土’。”这些都说明匾是悬于大门上方、内书文字的牌子。又《康熙字典》称:“器之薄者曰匾”,但所谓薄与厚并无明确的界限,然其长宽总是有一定比例可循,否则便不能称之为艺术品了。

  人们往往将匾额连用。额,器物上相当于额头的部分,特指门额、牌额。《穷神秘苑》云:“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两堂’。”王世贞《经功德废寺》诗:“赐额苔全卧,残碑两自磨。”可见额与匾并无本质的不同。

  匾额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确切考证。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称,早在汉高祖六年(201),丞相萧何就曾题苍龙、白虎二关之匾,据此可推算匾的产生最迟不会晚于西汉。而匾的最初雏形可能就是氏族公社时期区别各自居住点的门牌标帜,即以实用为起源,经过不断的演化,最终形成具有美学价值的匾额了。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佛教匾的历史亦源远流长。普陀山现存最早的匾额是宋·绍兴18年(1148)史浩所书的“真歇泉”,属篆书石额,今存白华庵。宋·元丰3年(1080),内殿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韩(朝鲜),归遇风涛,望山作礼有感,以事上奏,赐额“宝陀观音寺”,这才是普陀山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匾额,可惜已佚。.

  普陀山的历代兴废,通过匾的更替可见一斑。这些极具艺术价值的匾额,绝大多数毁于兵燹或政治风暴。除康熙年间的“普济群灵”和“藏经阁”外,还有少量的明清时期及民国初年的匾额。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的大批修复,各类匾额亦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它们是国运昌隆的一面面镜子,亦是佛教事业再度复兴的有力佐证。

  据不完全统计,本山现用于寺庵悬挂的各类匾额大约为220余块(不含新挂和未开放的寺院),单普济寺就有近60块之多。其数量实在是蔚为大观。这些匾由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个人或团体赠送。有名姓可查的大约150余块,其中以菲律宾、福建、香港居多。他们在庄严佛国寺容庵貌,令参礼者升起赞叹恭敬心方面,具有殊胜的功德。捐赠者的英名也将与匾额一道流芳百世。

  纵观普陀山众多的匾额中,其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

  一、以精炼、含蓄的语句道出寺庵殿堂的名称。此类匾额所占的比例较大,几乎每座寺庵均为数不少。首先是寺庵的名称。比如普陀山各寺庵的正山门额均悬有此类的匾额,比如“普济禅寺”、“大乘禅院”等等。其实,即便是直截道出寺庵的名称,亦蕴藏着深厚的喻意。比如说:“普济禅寺”就是以平等心普遍利益于一切众生为本份,“法雨禅寺”就是以佛法的甘露去滋润一切需要救拔的有情。一些寺院的名称若细细地参究起来,是要花相当的篇幅去加以展述的。其次为一些殿堂的称谓,如“大圆通殿”、“念佛堂”、“藏经楼”等。再者为一些亭、塔、洞等景点名称,如“定香亭”、“多宝塔”、“法华洞”等。

  寺庵的名称不尽相同,比如有的称为禅寺,有的称为讲寺,还有教寺、律寺等。其中我们平时所见以禅寺为数最多,但普陀山目前还有"iE法讲寺”、“隐秀讲院”、“宝陀讲寺”等有着鲜明特色的寺院。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幼生活于寺院,对教内状况较为熟悉。洪武三年(1370),为了统一全国寺院管理,他召集各地僧耆,将四海佛教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对其各自的职能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随着岁月的迁流,教寺已鲜为人知(安徽合肥尚有明教寺,江苏太仓有南广教寺等),讲寺亦为数不多,他们的功能大多为禅寺所取代,名不副实。然而现在禅寺也失去其原有的特色,大多亦成为从事经忏佛事或旅游景点的场地了。

  二、用概括性的语言描绘出寺庵或景点的特点。此类匾额在普陀山亦较为多见。如普济寺正山门两侧所悬的“琉璃世界”和“旃檀香林”二匾,较为典型。在四大佛教名山中,普陀山号称为琉璃世界(五台山为金色世界,峨眉山为银色世界,九华山为幽冥世界)。佛经上所言的琉璃,五光十色,光彩夺目,是富有传奇色彩的、极其清净的一种宝物。而旃檀则是梵语candana的音译,《本草纲目》上称之为檀香,《玄应音义》卷23谓其有白、赤、紫诸种。刘宋时期的慧琳大师称此香出自南海普陀山,能除病祛邪。生活在旃檀成林的境地里,为世人所梦寐以求,这正与观音大士的驾慈航济群灵的本怀相吻合。

  三、对佛菩萨由衷地发出赞叹或感恩。大多信众赠匾的初衷似正合乎此。一般的信众对佛教了生脱死的根本宗旨并不甚了解或者不完全持认同态度。他们对佛菩萨的顶礼膜拜,往往与现实的功利主义掺和在一起,像“如愿相偿”、“有求必应”,说明大部分香客是带着有所祈求的愿望。“慈航普度”、“勇猛丈夫”等匾则是表达了对所崇拜的偶像的一种赞叹。值得玩味的是,观音大士的法身并非大多寺院所供奉的慈眉善目的妇女身,却是地地道道的“勇猛丈夫”(此四字语出自《华严经》:“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度众生住此山”)。此外,像“大圆镜智”、“圆通圣镜”,乃是对观音大士修证所达到境界的崇敬与描述。“大圆镜智”是佛的象征,说明观音菩萨早已修证到佛果,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显菩萨而已。观音以耳根圆通为第一,即“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这些匾额的思想内容立意高尚,纯洁淳厚,情真意切。

  四、带有警策、训诫和宣传教育功用的匾额。广大佛教信徒为了能使佛法普利世间,让更多的人们皈依佛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往往将一些带有劝导性的话语镌刻于匾上,从而达到使人顿然醒悟的特殊效果。而在佛教相对兴盛、游人香客常年如织的南海普陀山,这类额就更具教育意义。如普济寺普门殿侧的“道继大雄”匾,“大雄”是佛的别号,佛有大力,能伏四魔(烦恼魔、阴魔、死魔、化他自在魔),故名。此匾勉励众修行者或世间凡夫要向佛位攀登,早日了生脱死证得佛果,免受三途八难轮回之苦。还有“九界同归”、“拥护法城”等,都是明确佛弟子们的奋斗方向及发心护持正法;“尘消智明”、“妙涤心尘”等则是教导佛教徒如何去修行,并劝诫不要为尘世所结使,不要为一些短暂而虚幻的快乐所迷惑;“救护群伦”、“广拔众苦”是要求佛子不要学小乘罗汉的独善其身,而要树立大乘菩萨兼利天下的思想品格;“跳出苦海”、“回头是岸”等匾犹如一位慈善的长辈,苦口婆心地教导众生不要再执迷不悟,应及早弃暗投明;“齐登净域”、“同登彼岸”等匾向众生展示着一幅幅美好而壮丽的未来蓝图,颇具一定的感召力。特别是西方庵的“一意西驰”匾,表达了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向往和执著。

  五、用精辟炼达的文字阐明教理。这类匾额具有深广、博大的佛法内涵,让人们感受到审美上的某种愉悦与共鸣。例如普济寺的“普门总持”匾,“普门”为梵语samamtamukha的意译,又作无量门,它指的是普及一切法门。天台宗认为《法华经》上所说的中道实相之理,即遍通于一切,无所壅塞,所以诸菩萨乘此理,能开无量门,示现种种身,拔众苦而成就菩提。以此四字来形容观音大士的无量悲怀,恰到好处。另外“月印千江”为禅家之语,取“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之意,指佛法本质无有高下,惟看是否对机。只要寻得对机法门,一路参究,定获成佛作祖的捷径。此四字如一轮皓月,九州自明,其中真谛妙不可言。还有“济世无方”匾,乍看似有不近情理之嫌,实则指菩萨救度众生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运用种种善巧方便,“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故称“无方”。此外如“法苑金汤”匾,是对佛法浩大深邃的赞美——它犹如铜墙铁壁般牢不可破。其他诸如悦岭庵的“般若指明”,鹤鸣庵的“澄灵寂照”,观音洞的“佛即是心”,皆蕴含深刻,为人们进一步了解佛教,树立正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普陀山的匾除了上述五种类别外,笔者还摸索出匾额发展的另一支流,即利用佛家匾额,将一些佛、儒、道思想加以统一,以优美凝炼的文句展示出来,从而创造出天人合一的幽胜境界。如灵鹫楼丈室圆拱门额的“溪声”和“山色”,反衬方丈和尚居所的幽雅、静谧,凸现修身养性的绝佳场所,实为禅中之溪声,定中之山色。“南天门”似若仙境般的惬意,颇.具道家风范;“定水心莲”则含有儒者的闲情逸志;“灵佑洞”既含洞主谥号,又存道家求长生不老的基调;“定香亭”喻指荷香久远、藕花逐水的态状;“澹澹亭”恍若流波迂回,其恬淡闲静之境,自不待言。

  在普陀山众多的匾额中,有不少乃书法中的珍品。已故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居士在普陀山留有较多的墨宝,比如“普济禅寺”、“大圆通殿”等匾,端丽清雅,运笔娴熟,落落大方,很有艺术价值。书界巨擘沙孟海老先生的“普陀圣境”、“天王殿”、“化雨频施”等皆突兀老辣,功力深厚,潜具怡兴遄发。胡厥文的“大雄宝殿”、“法雨禅寺”,笔力雄劲,如老树虬枝,都是不可多得的名家作品。此外,普陀山还有为数甚少的“御笔”,绝大部分都是康熙帝的手迹,比如“普济群灵”、“狮子窟”等,这些匾额不光具有艺术价值,更是难得的历史文物,这为普陀山极度贫乏的文物领域,注入了浓重的一笔。当然,普陀山各大小庵堂(含未开放的寺庵)中尚有一批明、清、民国初年的文人墨客或当朝重臣的题匾,有的还不为我们所熟知,若有机会将另作文详加考证与阐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普陀山作为震旦第一佛国,拥有如此繁多、内容卓绝、;工艺精湛的佛教匾额,着实令我们叹为观止。据悉,佛协修建组内仍有不;少匾额欲待悬挂,而乐助者亦方兴未艾。他们的善举,必将有力地推动、充实着佛教匾文化的发展与革新。

  匾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仍发挥着劝人为善、积极向上的良性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然而瑜不掩瑕,就普陀山目前的匾额来看,其明显的不足甚至缺陷亦是客观存在。例如密度过大,满目皆匾,不仅没有起到点缀作用,反倒有喧宾夺主之嫌;不少匾文内容重复拖沓,缺乏提炼且了无创意;还有一些匾额的书法亦令人不敢恭维,甚至出现了不少败笔之作,等等。如何将匾额进一步因势利导,剔除其中庸俗、陈腐的一面,扬长避短,并融人更多的教理义旨,在工艺上推陈出新,是摆在从事佛教文化整理、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普陀山佛教事业的进一步昌隆兴盛,普陀山的匾及匾文化也将会面临着全面的升华!

  摘自:《普陀山佛教》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