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弘一大师大护法堵申甫史料补订

作者:叶瑜荪

  堵申甫先生的史料,经“杭师大”陈星教授多方寻找和深入调查,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写出了《弘一大师与堵申甫交游考》一文,并对现能见到的弘一致堵申甫书信作了研究和考证。上述成果均收在他所著《弘一大师考论》(2002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使我们能较为完整地认识和了解弘一大师这位大护法——堵申甫的生平事迹。但是,因未能找到堵公的后人和亲近过他的知情者,致使无法弄清许多史实的详细情形。

  2014年9月,杭州图书馆馆刊《文澜》第十三期,刊发了陈谅闻教授《造福诜诜屹山仰之——怀念堵申甫(福诜)先生》长篇回忆文章,为我们再现堵公的鲜活形象提供了很多详细史料。

  陈谅闻,退休前任教于浙江大学地理系。系萧山涝湖陈氏后裔,因父亲陈璧承移居余姚,1920年娶余姚汤纫秋女士为妻,故谅闻与三个哥哥(诉闻、谌闻、谔闻)、三个姐姐(赞闻、诗闻、谧闻)都为余姚籍。1935年,谅闻的大哥沂闻从余姚来“杭初”插班考试,就寄宿在堵申甫先生家,从此谅闻一家与堵公有了很亲密的交往。谅闻也是读“杭初”时,父亲带他去拜识堵公的。他说:“我生有幸,在1953年至1958年,与堵先生有过长达六年的接触,颇知其人,我很崇敬他。”山谅闻回忆纪念堵公的文章,是据中学生时期在堵家所见所闻,或向堵公请教、询问所得而写成,故属极其难得的“三亲”史料。

  鉴于弘丰研究者多数不易得读《文澜》馆刊,现将陈文中一些以前未悉史料,结合其他文献分别条述以下,以补充和丰富堵公史料之不足。

  一、护送弘一大师灵骨回虎跑

  堵申甫出身于绍兴富家,祖上原居无锡。六世祖堵胤锡为明崇祯丁丑进士,知长沙府,是抗清名将,谥“文忠”,《明史》有传。

  堵申甫与李叔同在浙一师同事时,因志趣投契,成为挚友。“鉴于堵申甫为人比较热心,家境比较富裕,并有比较强的处理事务的能力,李叔同以出家后的‘护法工作’相托”。“事实证明,堵申甫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在李叔同出家后的十多年里,堵申甫极其负责地为这个皈依佛门的僧人弘一做到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完整无缺,甚至后来帮助他出版一些佛书。堵申甫的护法不仅仅扮演一位‘施舍财物’的角色,他还与弘一共同担负起护卫佛教、护卫寺院和护卫所有僧人的要务。”山

  考虑到弘一身体比较虚弱,“堵申甫为之招收一名衢州籍的农家孩子给弘一做徒弟,来服侍弘一。后来师徒关系很好,弘一给他取名‘宽愿,。”

  经过抗战劫难之后,堵申甫家境败落,靠变卖家产、出售古玩度日,经济已陷入困境。时弘一虽已圆寂,但堵申甫对弘一的身后事依然十分关切,积极参与了弘一灵骨归葬虎跑之事。

  “民国三十七年(1948)刘胜觉等人将弘一部分灵骨从福建泉州移至杭州,暂存葛岭南麓招贤寺。该年秋天,堵申甫约了几位佛教信徒护送弘一灵骨到虎跑定慧寺,暂时安埋于寺后的山冈上,前面立了块简易的石碑,石碑约两尺见方,请马一浮书写‘弘一法师灵骨瘗处’八个大字。”

  “1953年初,丰子恺、钱君匈、章锡琛、叶圣陶等人发起在虎跑寺后修建弘一法师舍利塔。堵申甫负责向马一浮索取题字。那年春天某日下午,堵申甫来到面临小南湖的蒋庄马一浮住处。马一浮知道堵的来意后,从书柜中拿出黄表纸摊开在桌上,当场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接着,两位老友促膝长谈。太阳西斜,堵申甫把墨迹已干的黄表纸卷起来要离开时,马一浮站在旁边深情地说:‘申甫,今日你为弘一事而来,我要送你下去。’真是好大的面子,即使总理或省长来访,马一浮也从不送客下楼。马一浮陪堵申甫绕过庭前巨大的广玉兰树,走过定香桥,一直到苏堤边。”

  1954年1月10日,“弘一大师之塔”在虎跑定慧寺后山举行落成典礼,来宾们在塔前合影留念。站在后排中间,马一浮左边穿风衣者即堵申甫先生。

  堵申甫和许多崇敬、热爱弘一大师的朋友、学生一样,希望在弘一大师住居最久而就地出家的杭州,有一个纪念馆,他也呼吁、游说过。丰子恺在纪念老师的文章中专门提到:“弘一法师的作品、纪念物,现在分散在他的许多朋友的私人家里,常常有人来信问我有没有纪念馆可以交送,杭州的堵申甫老先生便是其一。”

  丰子恺与这位“浙一师”的老师堵先生关系密切,在老师困难之时,亦常设法帮助。1953年11月,谅闻听见堵公对自己父亲在说“丰子恺很照顾我,上半年以六十二元的价格在上海替我卖出一张蓝田叔的山水画。”同年,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成立,马一浮被聘为首任馆长。经马一浮推荐,堵申甫成为首批馆员。每月可领55元月薪,基本生活费用才有了保障。”

  二、完成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钞

  杭州西湖有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读书人引以为荣。1861年太平军两度攻陷杭州,文澜阁遭到严重破坏,《四库全书》惨遭毁散。杭州学者丁申、丁丙兄弟伤痛之余,不辞劳悴,尽量摭拾,收回库书九千零六十多册。

  光绪六年(1880)浙江巡抚谭钟麟重新在文澜阁原址建新阁。丁氏兄弟又不断钞写、收藏。从光绪八年到十四年雇员百余人,耗资五万元,又收回、补钞二千一百七十四种。使《全书》恢复到十分之九。

  民国元年(1912),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建成,文澜阁《四库全书》并人“浙图”。民国四年离职后的“浙图”首任馆长、吴兴学者钱恂主持进行了第二次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历时八年,共钞回三十三种,又购回原阁本一百八十二种,史称“乙卯补钞”。徐仲荪(徐锡麟二弟)和学生堵申甫自费参与了补抄工作。但仍未补全。

  凡有担当的浙江文化人,都以补全文澜阁藏书为己任。

  1922年,“堵申甫去看望时任教育厅长的张宗祥,谈论关于复兴浙江文教事业的事儿”。两人“一致认为,一定要把文澜阁《四库全书》补全”。身为教育厅长的张宗祥,此项工作正是其份内之事,于是说:“申甫,这件事只有你组织和督理才能办好。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我一起发起,你来承办”。堵公答应了,并提议:“经费方面请省府拔款之外,还得去上海向浙籍富商募捐”。张宗祥点头称是。

  不久,张宗祥专程去上海,从浙籍富商周庆云、张元济等大佬处募得捐款六千多银元(其中周庆云出钱最多)。浙江方面,督办卢永祥赞助四千银元,省长张载阳赞助五百银元。在教育部任职的学界前辈吴震春极为支持,也捐了钱。加上各地市捐过来的,共筹集到三万银元。

  凭借张宗祥曾经担任过京师图书馆主任这层关系,1923年2月,堵公以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名义,领命在杭州组织人力,前往北京督理“癸亥补钞”。

  当年习匕京正闹灾害,愿谋微利度活者多,而字体秀丽者也多,招雇抄写者达五六十人。都与堵公同住北京海昌会馆,费用亦很节省。

  该次补钞工作前后历时两年,到1924年12月圆满完成。“共抄成二百一十一种、二千零四十六册,又重校丁钞二百一十三种、二千二百五十一册,重抄五百七十七页。终于补全了文澜阁的《四库全书》”。

  年底,堵公撰成《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阙简记事》,并将全部抄本押运到杭州。恰好张宗祥的教育厅长职务北京已另有委派,张改任瓯海道尹了。

  “癸亥补钞”是上世纪浙江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大加褒奖:“张阆声和堵申甫为浙江省文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也特地写信给堵申甫,称赞他督抄“四库”的功劳。”

  1956年谅闻向堵公询问当年督抄“四库”之事时,堵公还找出一张当年发行的“浙江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完成纪念邮片”送其留念。上面印有乾隆原题字和堵申甫半身照。左下方有堵公所撰说明文字:

  “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洪杨一役,大半散佚,丁、钱两前辈补钞未竟。癸女冬,卢公子嘉、周公湘龄暨吴雷川、张阆声二师与诸同志谋竟前功。以文津阁藏书无缺,爱集资,命诜人都,督理其事。幸赖师友匡助,至甲子十二月补录告成。特摄此文津阁清高宗御题及诜小影以作纪念。甲子冬堵福诜识。”

  综合以上史实,说堵申甫是“受张宗祥委托”而赴北京督理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似不很确切。事实是堵公与张宗祥都是“癸亥补钞”的发起人,只是二人分工不同,堵公又成了这次补钞的实际执行者和完成者。所以1949年前,堵公的画像一直悬挂在文澜阁陈列厅里。

  三、两度出任民国余姚县长

  在2003年编印《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纪念册》的“历任馆员名录”中,堵申甫名下注明其身份的只有“民国时期曾任县长”八个字。指的即是他曾两次出任余姚县长之事。

  余姚在浙江是富饶的“一等县”,能在这祥的县里理政,并得到县民拥护,是很能显示县长才干和能力的。

  堵公第一次出长余姚是1927年。4月间省长陈仪召堵申甫去梅花碑省政府,说是“上面保荐请您去余姚任县长,您去吧!”堵愕然,再三婉辞未果,只好同意。

  5月到任,正好是“四·一二”之后国民党大力推进“清党”工作。堵公发现原“一师”学生、共产党员郭静唐(1903—1952,余姚人,时任国民党余姚县筹委会主委)还没有离开,赶忙催促他:“静唐,快走吧!不然来不及了。”这位自信的学生听了老师的话才逃离余姚,亡命上海。放跑郭静唐的事,三个月后有人告密,被怀疑“通共”,10月,堵公被逼交出印信,辞去县长职。

  堵公第一次出任余姚县长究竟是谁推荐的,谅闻未问过堵公。余姚的老前辈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堵公的老师蔡元培;一说是他的学生宣中华。

  第二次出宰余姚是1931年。是蔡元培写信给时任浙江省省委主席张难先,推荐堵申甫。张接信,非常重视,立刻接见。一见面就说:“蔡孑民先生向我推荐你,这样吧!在余姚苗启平刚好县长任期满,你去接他任,好在余姚你以前去过,熟悉的。”张主席与堵申甫谈得很高兴。临别时还慷慨承诺:“申甫,以后县上有难办的事,尽管来找我,”堵公很兴奋地接受了这次任命。

  当年5月堵公再次赴任余姚,决心把这任县长干好。一到县衙,在荷花池前先写了一副对联:

  翠盖能擎天上雨;

  红衣不沾水中泥。

  表示自己一定能做到正直和清廉。又刻了一枚“两宰姚江”的闲章。

  他上任后工作主次分明,首先课农,抓粮棉生产。在两年的任期里,粮食年产量达5亿8千万斤,皮棉年产量达8千8百吨,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产。境内碾米厂33家,居全省第三位。随着农业生产发展,引资办厂带动了金融业兴起。1932年交通银行余姚支行成立,接着余姚农民银行成立。当时余姚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堵公在其权力范围内取消不少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还鼓励姚籍在沪的银行家来创设余姚私立育才孤儿院。堵公能处处注意贴近人民,县城每有火灾,他必亲临现场,与百姓一起提水灭火。他的爱民政策和亲民形象得到余姚百姓的拥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余姚各界“反日援憍委员会”成立,发表《告全县父老书》,并通电全国,要求对日宣战,堵公积极参与支持。

  在文化建设上,他大力推崇王阳明,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余姚精神之所在。他倡议重修王文成公祠,个人带头捐款200银元。1932年夏,城内龙泉山上的王文成公祠修复,门额请马一浮题写。堵公撰写了《重修王文成公祠》,刻石于墙。还保护、整修了余姚竹山的王阳明先世墓地。并重视对余姚县内名胜古迹的保护和修葺。

  堵公以儒学“仁义”施政同时,对邪恶势力的打击也决不手软。1931年秋,他亲自带保安队上“小火轮”抓盗匪,坚决将罪犯绳之以法。

  堵公两宰姚江,勤政爱民,吏治严明,使“风调雨顺”的余姚得以“县泰民安”,故受到普遍的好评。

  四、与浙籍文化名人多有交往

  堵申甫生于1884年,卒于1961年。与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交往甚多,尤其是浙江籍者。从前辈、师长到同学、同事、朋友及学生,几乎都有接触与交往。如汤寿潜、蔡元培,都是堵公父亲堵芝麟的同科举人,结有金兰之谊,故堵公称他们为“世伯”。马一浮、竺可材、鲁迅、周作人等都与堵公一同考过秀才。吴震春、孙智敏是堵公就读浙江高等学堂时前后监督(即校长);邵裴子、张宗祥是教师;陈布雷、郑晓沧等都是同学。经亨颐、夏丐尊、姜丹书、李叔同、钱家治、马叙伦、单不厂等是浙一师同事。王国维、蒋梦麟、竺可桢则是好友。蒋梦麟任浙江大学首任校长时,堵申甫是秘书长。

  堵申甫曾就读于绍兴大通师范学堂,同情革命,亲近秋瑾,敬重陶成章、徐锡麟、蔡元培、章太炎等前辈,秘密加入光复会,故对他们怀有至深情义。

  堵申甫家与和畅堂秋瑾家是邻居,又是世交。1907年7月13日秋瑾被捕,堵公闻讯,“急忙往秋瑾家的书房跑,把她放在抽屉里的光复会会员名册收起来,回到自家屋,浸在水缸里捣糊掉。”“第二天堵申甫即去探监,秋瑾自知性命难保,隔着铁窗说:‘现在唯一办法,是请外国教堂神甫或牧师来保释’。堵申甫跑了八字桥天主教堂和大坊口基督教堂,结果都‘拒保’。再到监狱跟秋瑾讲外国传教士的态度时,秋瑾哭了。秋瑾被杀后,他强忍悲痛,“敦促绍兴同善社给秋瑾成殓,埋葬于城外卧龙山西北麓。并用电报告诉秋瑾丈夫王廷钧家。“过了几天,与堵家颇有交情的分巡‘宁绍台’道喻兆藩来通知堵申甫赶快离开绍兴,绍兴知府贵福要大规模逮捕‘革命党人’了。原话是‘申甫可以走了!’堵申甫连夜离开绍兴,逃往上海。”

  堵申甫把徐锡麟当作老师,关系亲密。清亡后,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堵申甫积极地为徐锡麟在西湖孤山南麓寻找墓地。并在民国元年二月一日协助浙江军政府第二任都督蒋尊簋把徐的灵柩从安徽迎回下葬。民国六年,英籍犹太富商哈同在今平湖秋月景点西边建了‘罗苑’,罗苑围墙挡住了徐锡麟墓南向西湖的视线。堵申甫出面与哈同管家姬觉弥交涉:‘革命烈士要看看祖国的大好湖山,为什么你们外国人把视线都挡住了?’姬赔了不是,马上在围墙上打开一扇门(推拉式铁栅门),使徐墓正南方仍然看得到西湖和吴山。”

  章太炎也是堵所崇敬的老师,1933年4月,堵申甫途经上海,专门去看望太炎先生和汤国梨夫人。这时太炎先生已疾病缠身,见到堵申甫,精神好了许多。说到后来,却喃喃地道:“申甫,我死以后,要葬到西湖边去的,替我葬到张苍水墓的旁边。”犹如临终嘱咐!

  1936年6月14日太炎先生病逝苏州。南京政府答应国葬,但因抗日战事起来而搁置,暂厝寓所后院。直到1949年以后,经家属和有关部门呼吁、请示,中央批示由江苏省和浙江省共同主特其事。于1955年3月将太炎先生灵柩运送至杭州,安葬于西湖南屏山北麓,与张苍水墓比邻。在浙江方面,为此做了很多前期工作的是堵申甫。后来汤国梨填了一首《高阳台》词记其事,在词的小序中有“太炎殁于苏州,会稽堵申父先生为觅茔地于南屏山荔子峰下,苍水公墓为邻”等语。可知堵申甫为太炎先生奉安西湖是尽心的。

  综上所述,可知堵申甫先生不仅是弘一大师的大护法,也是一位浙江籍近现代文化名人。他为浙江的文化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理应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孤山文澜阁和虎跑李叔同——弘一大师纪念馆的陈列室中都应展示堵申甫先生的事迹和画像。

  叶瑜荪:杭师大弘丰中心特约研究员、桐乡丰子恺研究会会长。

  摘自:《莲馆弘谭》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