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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菩萨与民间信仰(3)

作者:不详

  三、宋元明时期的文殊信仰

  文殊信仰在宋元明时期的流传中,五台山道场对文殊信仰的传播起到极大的场效应,始终伴随并推动着文殊信仰的传播。道场和神格定位之间互相作用,发挥出其他菩萨信仰所不具备的传播特色。出于路途遥远,人们朝拜胜迹不便,五代时割据福建的王氏政权在其境内仿照山西建起了五台山,以满足当地民众顶礼五台山的需要。而西夏、辽朝、回鹘、新罗、日本亦有五台山,可见以朝拜道场为特色的文殊信仰盛行于当时整个东亚佛教文化区域。

  (一)宋代的文殊信仰

  宋朝时期印度佛教消亡,可供翻译的经典已不多,但中国仍有文殊类经典的相继译出,共计土5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佛说妙吉祥菩萨陀罗尼》、《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妙吉祥平等最上观门大教王经》、《曼殊师利菩萨吉祥伽陀》、《佛说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等,无上瑜伽部的密典几乎都是在宋代译出的。

  宋代皇室也有崇拜文殊之举,太宗曾“令内侍张延训人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奉安于真容院”。由于唐代文殊信仰兴盛强有力的影响,中晚唐以后直至宋初,“拟摹”五台山“文殊塑像”,建立“文殊院”、“文殊堂”等在全国普遍盛行,例如《宋高僧传》卷《唐京师光宅寺僧竭传》载:

  释僧竭者,不知何许人也。生在佛家,化行神甸……每嗟靳固之夫,不自檀那之度,于建中中,造曼殊(文殊)堂,拟摹五台之圣相。

  与僧竭于唐德宗建中年间在长安“拟摹五台之圣相”建“文殊堂”相似,李德裕镇浙西时所创的甘露寺中也建有文殊堂,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中也有文殊阁,这些“文殊堂”无疑受了五台山的直接影响。《五灯会元》卷四也有记载:

  广州文殊院圆明禅师,福州陈氏子……尝游五台山,睹文殊化现,乃随方建院,以“文殊”为额。

  《景德传灯录》卷十一有相同内容。又,据宋代梁克家修《淳熙三山志》所载,仅闽县就建有三座文殊院,分别在海吽里、仁惠里、方岳里,其中方岳里文殊院建于景祐二年。而侯官县“乌石山三十三奇”有“五台山王氏始创文殊台并东中南北四台,仿佛真定府”。据此可知,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广泛流行,直到北宋景祐年间,还有人仿五台山的文殊“圣像”,建立“文殊院”之类的建筑,闽县一地就建有三座文殊院,足见文殊信仰之盛。

  僧人中也有修行、传授文殊法门的,如僧人行满持文殊名号而坐化,守真“常五更轮结文殊五髻教法”。宋代还辑有两本清凉山志:延一的《广清凉传》与张商英的《续清凉传》。书中收录有唐以后有关文殊的灵应故事及文殊赞文,内容比唐代慧祥的《古清凉传》更为丰富全面。

  (二)辽代的文殊信仰

  辽代崇奉佛教,其中密教流行很广,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或讽诵行持,或建造石幢,刻置石经,造立尊像等,这些佛教实践活动中都含有文殊信仰的内容。如现存的辽代尊胜陀罗尼经幢不在少数,《尊生陀罗尼经》和文殊信仰关系密切,该经的引进和翻译来自文殊的化现;另外,《大威德陀罗尼经》、《文殊五字陀罗尼》、《文殊法宝藏陀罗尼经》都是民间刻造石经中常见密典,说明它们已成为民间最为流行的一类经咒。

  文殊信仰的盛行和人们朝拜菩萨显灵胜迹的热忱使得在辽地也有了一个“五台山”。《辽史》卷13《圣宗纪》载:“统合十年九月癸卯,(圣宗)幸五台山金河寺饭僧。”同书卷六十八《游幸表》又载:道宗于清宁九年七月“幸金河寺”。此处所说圣宗、道宗所至的五台山金河寺当在辽朝的版图之内,否则辽朝的两代皇帝怎么可能先后跑到宋朝的五台山去做佛事?实际情况是,此处的五台山金河寺是辽统治区的一座著名寺院。《龙龛手鉴》的编撰者——高僧行均就曾驻锡该寺。

  辽朝的五台山,在当时的石刻文字中亦有记载,如应历十五年(965)王正所编撰的《重修范量白带山云居寺碑》刻有:

  故太行之山,兹寺为中。答以东西五台为眉目,孤亭、六聘为手足,弘业、盘山为股肱,则佛法大体念慈在慈矣。

  从此段文字来看,华北地区的太行山系,确有东西两座五台山,其中东五台便在辽朝境内。

  《辽史拾遗》卷十五引《山西通志》载:

  金河十寺在蔚州之东南八十里五台山下,河中碎石为金,故名金河寺,俱辽统合年间所建。

  清顺治《蔚州志》卷四又载:

  五台山在城东一百里,其山五峰突起,俗称大五台,又日东五台,以别广晋之清凉山。

  《古今图书集成》之《方舆汇编·职方典》343卷《在同府山川考》云:“五台山在(蔚)州东八十里,一名小五台,经夏积雪,峰峦秀出。”

  由这些文献和前引《辽史>)之《圣宗纪>)、《游幸表》的内容可以推知,辽朝境内的五台山距蔚州不远。蔚州,即今河北蔚县,辽代其地为西京道所属,其县东至今仍有山称“小五台山”者。辽朝别有一五台山,及两朝帝王巡幸该地,反映了辽朝道场特色的文殊信仰的兴旺。

  (三)西夏的文殊信仰

  西夏佛教兴盛,历代统治者均信仰护持佛教。西夏佛教受到宋朝与回鹘佛教的影响,后期又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因而盛行密教。作为密教主尊之一的文殊菩萨在西夏得到尊崇,在现存西夏文《天盛改定新律》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殊名经》是规定人人必须念诵的经咒。在后世出土的西夏民间印施佛典中也不乏文殊类密典,甘肃武威市亥母洞出土的一件西夏唐卡上,主像是文殊菩萨,左侧侍立一位黑帽白衣的供养人,就是一位西夏国王。由此不难想象西夏文殊信仰的状况。

  至于名闻遐迩的文殊道场五台山,早在西夏政权建立以前,西夏送马求经,到五台山朝圣的记载就不少了。例如,西夏王李德明时(宋景德四年,1007年),就请求到宋朝境内的五台山修供十座寺庙,并派使者护送贡品到五台山。公元1038年,德明子李元吴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吴“晓浮图法”,“通汉文字”,对佛教与汉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继位后,译经,兴建塔寺等,为西夏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宝元元年(1038)元吴“表遣使诣五台山供佛宝”。这些文献记载说明,西夏很早就已盛行“菩萨一道场”模式的文殊信仰。随着西夏版图的扩大和国力的强盛,不但在腹地贺兰山地区及河套南北塔寺林立,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地区。

  据清人张鉴所著的《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夏地形图》,在贺兰山内记有“五台山寺”,俄罗斯列宁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地图集》之《古地图》中亦有此记载。又西夏僧人编著的《密咒圆因往生集》前的题款记,有“北五台山清凉寺出家提点沙门慧真编集”。这个清凉寺所在地北五台山,或为贺兰山五台山的一部分。西夏历来由崇敬文殊菩萨而崇敬其道场五台山,很有可能是西夏效法山西五台山,在贺兰山五台山建起寺庙群,清凉寺即为其中之一。又莫高窟444窟的檐门南北柱上有西夏时期的墨书汉文题记,其一即有“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沙口(门)光寺口主口……”,或可作为西夏建有五台山寺的佐证。西夏早在德明时期就曾派使者到五台山朝佛,后来既然不能去五台山,西夏就在贺兰山中建立起西夏的五台山寺庙群,以供西夏僧俗就近定礼朝拜。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第二章第四品“山之名义”中有“五台净宫”,其释文为:“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禅僧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据此可知这里的五台净宫,应系西夏的五台山寺。其地点可能即今贺兰山拜寺口寺庙遗址。明初安塞王朱樗斋咏拜寺口诗中有:“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正与传说中五台山为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相吻合。以上材料,足以证明西夏建立有自己的五台山。

  (四)元代的文殊信仰

  元代藏传佛教独盛,文殊是藏传佛教修行体系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本尊,有一系列专门的法门,因此密教特色的文殊菩萨得到重视是必然的。元代译出的文殊类经籍有三部,都来自藏文本。其中《文殊名义经》由皇太子(即后来的仁宗)于至大二年(1039)十二月初九日,派人交付沈明仁刊刻人藏流通。

  五台山由于文殊的原因同样也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曾亲赴五台谒礼文殊菩萨,而后来成为帝师的八思巴亦撰有专文《赞颂文殊菩萨——花朵之鬘》赞颂文殊,并首次将五台山完全视作金刚界,曼荼罗,赋予五台山文殊信仰新的密教内容。元朝中央政府先后派遣第五任帝师扎巴约斯与胆巴帝师巡礼五台山,还命胆巴驻锡寿宁寺。与此同时,元皇室中的皇帝、皇后、皇妃、皇子、王妃朝礼五台山者也是络绎不绝。

  “文殊菩萨”亦普及于民间,据文学资料记载,元代戏剧中出现有文殊菩萨,例如《说法队》的第二小队,妇女十人戴僧伽帽,穿紫禅衣;一人穿袈裟,手执念珠。第十小队,男子八人披金甲,扮八金刚,另有一人扮文殊菩萨,手拿如意,一人扮普贤菩萨,手握西番莲花,一人扮如来佛,第八小队是扮演道士的,一男子戴隐士冠,穿白纱道袍,执佛尘。

  (五)明代的文殊信仰

  明太祖朱棣对文殊信仰的推崇不遗余力。他曾为《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亲自作序,并作有御制《文殊赞》。明代僧俗对文殊的赞文也为历代之最,四大名僧中除莲池祩宏(1535—1615,净土宗僧人)未见有文殊的赞文之外,其余三家尤其是紫柏真可作有数篇,对文殊称赞有加。

  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政治统治的需求,此时的文殊道场五台山已发展为国家道场,并且规模日渐扩大。中央政府册封的大宝、大乘、大慈藏传佛教三大法王先后巡礼文殊胜迹,他们或为国家举办道场法会,或朝礼文殊以祈福,尤其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弘扬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修建寺院。藏文文献中记载,释迦也失在五台山修建6座寺院,所谓修建实际上是修葺或改建、扩建,6座寺院大概包括大显通寺、大宝塔院寺、大圆照寺和大文殊寺等。由于释迦也失得到皇室的尊崇,其建寺所需资财可能主要是由朝廷供给,也有部分可能是信徒供施的。此外,明朝还设立“钦依提督五台山”、“钦依兼管五台山都纲”、“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觉义”及“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一带寺宇”等官职,这些均为管理和护持五台山国家道场而设立的官职(多为藏族),这一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五台山藏传佛教以及藏族高僧的地位。

  明清时期文殊信仰在偏僻的地方也可见流传。据《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王朝不断加强北部防御体系,修边墙,设九边,筑城堡。边墙今天被称为长城,是草原游牧和农耕定居的分野,长城周围建立有城堡,做驻军屯田之用。在这些城堡当中寺庙是城堡公共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位置和样式反映了长期以来影响人们的思想,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村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对神灵世界的理解将庙宇建在城堡的适当位置,创造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信仰空间。文殊信仰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大同“边墙五堡”之一,建于“嘉靖十八年置,万历十年增修”的镇川堡,其中最大的寺庙名曰南寺,在南堡墙靠西。该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佛像是如来、普贤、文殊菩萨三尊,两侧是十八罗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殊在城堡居民心中的分量,这大概和五台山在山西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