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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寺南汉前身名称考

作者:陈泽泓

  

  当代较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即今大佛寺是南汉二十八寺中“北七寺之一,名曰‘新藏寺’”。《广州寺庵碑铭集》说“大佛寺……原址为南汉(917-971)新藏寺”。《广东宗教简史》也说:“二十八寺中,今可考者有:新藏寺,即今大佛寺前身。”不可言喻的是,同书具体罗列南汉二十八寺名时,除了说到南七寺有两寺在南宋时已佚名之外,所列26座寺名中,并无新藏寺之名。大佛寺前身为新藏寺说未见于府志、县志,《广州宗教志》只说“此寺前身最初是新藏寺,南汉二十八寺之一。”也未出现北七寺说法。而且,就历史上广州古城城域方位而言,今大佛寺之寺址在南汉时应位于城南而不是城北,何以成为北七寺之一也是个问题。那么,对大佛寺前身是否为南汉时北七寺之一的新藏寺,事关大佛寺之渊源,确有必要作一正本清源之考析。

  史籍所载明确记述大佛寺前身名称是明代的龙藏寺。康熙《广东通志》未述及大佛寺,当是该志完成千三藩期间,对平南王所倡建之大佛寺避而不记。最早记载大佛寺在龙藏寺遗址的,是雍正《广东通志》,该志设“大佛寺”条目,称其“在南门右旧龙藏寺遗址,后改为巡按公署。康熙三年平藩建,有碑记。雍正十三年,广州府刘庶重修。”这一记述为后代所沿用。光绪《广州府志》说“在南门右旧龙藏寺遗址,后改为巡按公署。康熙三年平藩建,有碑记”。《羊城古钞》“大佛寺”条所载与雍正《广东通志》一字不差。并说龙藏寺,“旧在南察院前。”《广州城坊志》“寺前街”条引载《羊城古钞》“大佛寺”条文并加按:

  尚可喜《鼎建大佛寺记》略云:大佛寺者,故龙藏寺遗址,南控城垣,北肩拱北楼。后改为巡按公署。顺治六年已丑春,余受命南征,底定全粤。恢省之日,署毁于兵。迩者丰亨有象,念欲祝禧佑国,考访旧迹,囚从军旅之暇,庀材鸠工,董修其事。是役也,始于癸卯之春,于甲辰仲冬告竣。中置梵释诸相,范金为身,东西两翼为方丈,庄严宏壮,观者耸焉。考癸卯为康熙二年,甲辰为三年。《古钞》称三十年建者,误。

  《南海百咏续编》:

  大佛寺,在城南龙藏街,即明代龙藏寺故址,后改为巡按行署。康熙三年,南疆奠谧,平南王自捐俸营造兹宇。上为天予祝禧,制式悉仿京师官庙,世尊慈范,亦摹之北匠云。

  寺中现存最早碑是清康熙三年(1664)平南王尚可喜立《鼎建大佛寺记》,开头称:“大佛寺者,故龙藏寺遗址。”今大佛寺旁有龙藏街“因明代龙藏寺而得名”,也可为一种佐证。综上所述,认定大佛寺址在明代为龙藏寺,为众多志籍所载,当无疑义。

  南汉诸帝佞佛,在各地大盖寺庙,兴王府环城建有二十八寺,四方各七寺,上应二十八宿。南宋成书的方信儒《南海百咏》诗序说当时南汉二十八寺“尚大半无恙”,并以各方寺名联缀为诗。这是今见于文献最早的关于南汉二十八寺的记载,具有权威性。为小心求证,先将《南海百咏》关于南汉东、西、南、北各七寺诗及序具录如下:

  以下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伪刘所建,上应二十八宿,尚大半无恙,今各以寺名为诗,俾后之览者属和焉。

  东七寺

  慈度天王更觉华,苍龙东角梵王家。

  普慈化乐成尘土,兴圣犹兼觉性夸。

  西七寺

  文殊千佛显真乘,水月光中见定林。

  昭瑞当时连集福,咸池今日应奎参。

  南七寺

  井轸南宫焕宝光,千秋古胜并延祥。

  祗今两寺无名字,地藏旁联四实方。

  北七寺

  国清尊胜北山隅,证果报恩同一区。

  地藏荒芜并报国,尚馀悟性斗牛墟。

  后人从上述所列寺名中考出,东方七寺中的慈度寺建于海珠石上,南方七寺中的千秋寺为今海幢寺址(一说在药洲南)、宝光寺为后世闻名的大通寺,北方七寺中的悟性寺为今三元宫址。

  悟性寺是北七寺之一,由于大佛寺前身也有说为北七寺之一,故值得对悟性寺的实际方位作较具体考证,以为对照。

  悟性寺记载见于今存最早的广州府志一明成化《广州志》中,原文为:

  悟性寺,在郡北粤台下。梁普通七年,达摩禅师自西竺航海至,凿井号“达磨泉”。南汉大宝间建寺于泉北,以达磨悟成佛,故名。

  就是说,悟性寺之名是南汉时,因纪念达摩悟性成佛而得名的。明成化《广州志》还收录有元至正五年(1345)黄观光撰《重修悟性寺记》,记曰:

  萧梁时达磨西来,……当时锡卓越山之麓,囚创兰若曰“悟性”。

  据此两则文献,达摩抵穗驻锡处是越山之麓、粤台之下的寺院,并指地掘井,南汉大宝年间因纪念达摩将寺名称为“悟性寺”。“悟性成佛”是后人对中国禅之总结,此寺在达摩驻锡的南北朝时还不可能称为悟性寺。《羊城古钞》称悟性寺“在西竺,明嘉靖三年,并入光孝寺,见存田地一顷二十亩”。悟性寺在元初重修,明嘉靖三年(1524)并入光孝寺。《光孝寺志》记载:

  光孝寺廊外界址,原系十房僧徒自行盖造居住,相传世守。既而有穷乏转卖与士民为书舍者,亦有外寺之僧买入而居者。

  悟性寺属于这一类型。或因此故,《光孝寺志》索性记载达摩驻锡诃林(光孝寺别称)。后世称达摩到广州寓于光孝寺,当由此而来。关于悟性寺的考证特别多,道光《广东通志》案“《寰宇记》天井冈下有庙甚灵,士人祈年谓之北庙者,疑此即古北庙故基也。”然道光《南海县志》对此又有进一步之考证,称:“此说非也。考《元和郡县志》,北庙即尉佗之庙,盖今光孝寺初名法性寺,有达摩所穿井,遂误传合于天井冈之悟性寺耳。”道光《南海县志》中有“万善寺”条,该条目据明嘉靖、清乾隆《南海县志》参修,条末按:“寺(指万善寺)即南汉之悟性寺,《南海百咏》引南海簿郑熊《番禺杂志》‘越井在悟性寺前’。又引广州司马刘恂《岭表录异》‘冈头有古台基址,连帅李砒于遗址上构亭。郑愚又能加崇饰,今在悟性寺后’云云。寻越井冈无他寺,即此无疑矣。”那么,可以确定悟性寺位置在越秀山麓。既然悟性寺为北七寺中之一,这与古代广州城的方位称谓是相符的,可证南汉时的北七寺应在城北才合理。则将大佛寺前身称为北七寺之一,从方位上说显然是搞错了。

  环南汉兴王府四方的寺院,并非建于后主刘银一朝,而是先后建成的。例如,大通寺在“刘晟时名宝光寺”,宝光寺为南汉二十八寺南方七寺之首。《广东宗教简史》称,南汉“后主刘鋹银即位后,环兴王府兴建了二十/恃”,“后主刘银在国都兴王府(今广州)周围建二十八寺”,并不准确。《南海百咏》不专指兴王府二十八寺建成于南汉某一朝,而是笼统地说是“伪刘所建”,这样说是符合史实的。该书称:“这二十八寺分别是:东方七寺,慈度寺、天王寺、觉华寺、普慈寺、化乐寺、兴圣寺、觉性寺;西方七寺,文殊寺、干佛寺、真乘寺、水月寺、定林寺、昭瑞寺、集福寺;南方七寺,宝光寺、千秋寺、古胜寺、延祥寺、地藏寺、另二寺失名:北方的国清寺、尊胜寺、证果寺、报恩寺、地藏寺、报国寺、悟性寺。”上述南、北方均有“地藏寺”。有研究者怀疑“地藏寺出现在两处,恐有误”。然查阅府、县旧志,在广州确实同时存有不止一处的地藏寺,但均未见有新藏寺说。如果说大佛寺前身在南汉时即存在于二十八寺中,或许为南方的二处失名寺之一,则也只能是南七寺之一,而不是北七寺之一。由于南七寺还有“两寺无名字”,说明南宋时己湮没,寺名失传。那么,只能推测大佛寺在南汉时的前身为南七寺之一。

  由于最早的元大德《南海志》残本中未有保留寺院的记载,只能从成化《广州志》再寻此蛛丝马迹。其中明确记载原为南汉兴王府二十八寺的还不少,即明成化时保存下来的或明确记名的,有东七寺之慈度寺、天王寺、兴圣寺、慈普寺(《南海百咏》作普慈寺)、化乐寺(前代己毁):西七寺之文殊寺、千佛寺、真乘寺、水月寺、定林(尼)寺、昭瑞寺、集福寺;北七寺之国清寺、尊胜寺、报恩寺、证果寺、地藏寺、悟性寺:南方七寺之宝光寺、千秋寺、延祥寺、古胜寺、地藏寺(原注:“在郡西南堡,刘汉时创,宋政和间乡众重建,赚钱又颓毁,有田地王顷七十亩,按旧志尚有二寺久毁,名额己失。合上四寺及在口千秋寺,为刘汉南七寺”)。此外,还有刘汉时重建之护国仁王寺。由此看来,到了明中期,南汉二十八寺还剩馀二十二寺,而且,由此记述证实了南汉二十八寺中,南、北方的确均有一座地藏寺。南方七寺之一的千秋寺,“在仙湖西、奉真观之右、濂溪书院口”。此也可证南汉南方七寺的方位在今西湖路一线,今大佛寺址当属兴王府城南。既然不存在南七寺中“地藏寺”名有讹,倘大佛寺前身为南汉二十八寺的新藏寺,则新藏寺只能是南末时己佚名的南七寺之一,换言之,该寺在南宋时也己不存在了,这才会留下这个历史之谜。

  (作者单位:广州市文史研究馆)

  摘自:《广东佛教》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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