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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居士与《法音》的因缘

作者:王丽心

  今年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居士诞辰110周年。恰逢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复刊37年,连续出刊近四百期。朴老作为《法音》的创办人,生前对《法音》关怀备至,贡献至巨。本文就朴老与《法音》的殊胜因缘略作回顾,以缅怀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期冀《法音》再展宏图。

  一、朴老与《法音》复刊

  据原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主任魏承彦回忆:

  1980年9月上旬的一天,赵朴老在他的住所交给了我一份有关部门的文件。朴老说:“《现代佛学》已停办16年,同研究部同事讨论一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办佛教刊物?”我见此文件上写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各宗教团体可以考虑恢复‘文革’前出版的宗教刊物,暂定为季刊。”我将文件和朴老指示向研究部同仁作了传达,大家都很兴奋,纷纷发表意见。有的主张恢复《现代佛学》,有的建议另起炉灶,还有的提出刊物可命名为《中国佛教》或《中国佛教通讯》等等。我将大家的意见向朴老作了汇报。他老人家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创办一个综合性的佛教刊物,命名为《法音》,希望它起到“法音宣流,普摄群机”的作用。他还提出了《法音》编辑委员会的初步名单,经过征求意见后确定:编委以朴老为首,包括巨赞、法尊、明真、正果、观空、隆莲等老法师和虞愚、李荣熙、张克强、周绍良、林子青、郭元兴、叶均、苏晋仁、王尧等学者,共26人。[1]

  1980年10月中旬,在京部分编委会聚中佛协客厅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法音》办刊宗旨、内容,并确定编辑人员。会上,大家认为,《法音》应报道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区、各民族佛教徒弘法利生的消息和国际佛教动态;刊登研究佛教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学术论文,对佛教教理作通俗介绍;还应以一定篇幅译载国外佛学名著、国际佛教学者研究成果,以加强同国际佛教界的文化交流。

  《法音》初创期,朴老提出佛学论文在刊登前请巨赞法师阅核,其它文稿和新闻报道则由魏承彦过目。巨赞法师提议请净慧法师负责编辑工作,于是以净慧法师、魏承彦为主,开始筹备《法音》创刊号。

  二、 《法音》问世

  据魏承彦回忆:“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和编委会确定的办刊方针,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写了申请出版《法音》的报告。核准后向北京新闻出版局领取期刊出版登记证。接着商讨如何筹集创刊号的稿件。”[2]当年创刊号准备时,适逢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召开,这则成为出刊的重要内容。由于“文革”后期,极左思想在宗教工作领域内流毒犹存,佛教刊物如何刊发稿件,又因为佛教人才凋零,稿源颇成问题。

  据魏承彦回忆:

  除自己动手撰稿,佛教论文则约驻会老法师赐稿。巨赞法师带头送来了《评熊十力所著书》,并对我们说:“这是旧稿,我将文言文改为白话文,作了些补充,你们看行不行?”明真法师用“望云”笔名,撰写了《身非是“我”论》。正果法师以深入浅出的笔调撰写了《略说三宝义》。其实,观空法师已将《解深密经·圆测疏》后六卷还译,叶均居士校订了汉译《清净道论》。这是中国佛协研究工作中的两大成果,但原文过长,无法刊登。于是便将朴老为“还译”所作的《序言》和叶均自撰的《前言》登载于创刊号中,以增亮点……不久,朴老送来了《法音》刊头题字和近作四首诗,这对编者是一个鼓励和支持。净慧法师将朴老、隆莲法师、苏渊雷居士等十多首诗词编为一辑,冠以“禅林清韵”之名,又将中国佛学院开学、学僧受戒、弘一大师书画金石音乐展等十四则消息编为一辑,冠以“法界春秋”之名……文稿编成后,出版经费怎么办?佛协预算上无这笔开支,编辑部没有分文。净慧法师和负责发行的金扬拿订单到第四次佛代会代表下榻处征求订户,得到许多大德长老的支持,收到一笔预定金。接下来四处找印刷厂,几乎跑了半个北京城……最后在宣武区找到了一个小厂——广内印刷厂。该厂条件较差,只能印刷黑白图片,封面也只能单色,但存有纸张,费用较低,服务态度好,经过铅字排版、修改和三次校对,广内印刷厂终于在1981年1月30日将印成的二千份《法音》送到广济寺……这是十六年来佛教界自己出版的第一本刊物,也是“文革”后整个宗教界首次问世的宗教杂志。[3]

  《法音》创刊号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编辑部每天都收到许多汇款单要求订阅。不到一个月,二千份刊物订购一空,后来又加印二千份。这些成果的取得与诸同人的努力分不开,特别与朴老的关心支持有关。朴老说:“《法音》创刊伊始,力量还很薄弱,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共同爱护,竭力支持。”

  三、朴老为《法音》撰写《发刊词》

  朴老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明确《法音》旨趣和努力的方向:

  在推动佛教教务工作方面,我们将同全国各民族、各地的佛教团体、名山大寺和诸位善知识保持密切的联系,随时报道各地弘法利生的消息,还将相应地介绍国际佛教动态,使它成为本会联系国内外佛教徒的纽带之一;在从事佛学研究方面,它将刊载研究和探讨佛学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学术论文;同时,对佛教的教理作通俗的介绍,做到普及与提高并重。它还将以一定的篇幅,译载我国兄弟民族和国外佛学名著、国际佛教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以便加强我国各宗派教徒同国际佛教界的友好联系和文化交流。对于研究和介绍佛教的教义,要秉持:“各宗并重、在教言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阐扬正信,弘传佛法。对于某些有关宗教政策和宗教理论的问题,要以学习的态度,开展必要的讨论和研究,以便弄清是非,增强团结。”

  朴老在《发刊词》中,明确当代佛教界要走的道路:“团结全国佛教徒齐心协力,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促进人类的和平、幸福事业的发展和实现人间净土作贡献。”

  自此“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就成为《法音》的根本宗旨。

  四、朴老以《法音》为舆论阵地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佛协的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初步健全了佛协机构,在协助党和政府具体落实宗教政策、恢复佛学研究和培养人才,开展同各国佛教徒友好合作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努力。其中,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佛协的主要任务之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百业待兴,在思想上,仍受到“左”的流毒的影响,尤其是在落实党和政府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上,依然是“广播中没有宗教类声音、电视上没有宗教类图像,报刊上没有宗教类文字”的尴尬局面。而《法音》则成为了这个时期佛教界最重要且唯一的传播媒体,向国内外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社会上恢复被占用的宗教活动场所,传达信教群众的呼声。

  朴老为了深化对于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曾专门到闽、杭、沪、宁等地视察佛教工作的情况。这些消息刊登于1981年第2期。

  1982年第1期《法音》改为双月刊。这期第一篇文章就是朴老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宗教小组会上的发言,其内容之一就是,“在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中还存在一些干扰和困难,一些人把违反宗教政策、侵犯《宪法》所赋予的、法律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根本不当一回事,这种现象有些地方还时有发生”。朴老为此呼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能得到名副其实的贯彻落实。

  当时在贯彻、落实宗教政策上,“左”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消除。朴老经过深入学习和思考,指出:“这些问题,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作指导,从宗教方面的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和解决,从而使这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更好地为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服务。”

  宗教工作是党和政府整个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工作做得好会有助于其他部分的工作。反之,会给其他部分工作带来损失。朴老一再强调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是基于“宗教五性”提出的,即宗教的群众性——世界上信宗教的群众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约30亿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宗教的民族性——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分别信奉佛教、伊斯兰教,也有信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做好宗教工作有利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宗教的国际性——国内做好宗教工作,对于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维护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宗教的复杂性——表现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上,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之间,以及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思想上、信仰上乃至生活习惯上种种关系。如果问题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对抗矛盾可转化成为非对抗,这一切都说明宗教的复杂性;宗教的长期性——从今天宗教的实际情况来看,前面所说的宗教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宗教的长期性,而宗教的长期性又决定了宗教工作的长期性和重要性。[4]

  针对当时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不批判宗教神学就迈不开四化建设步伐”的错误思想,朴老感到必须与这些错误思想理论讲清道理,他撰写了《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的长篇文章,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1981年第254期发表。

  当时社会的认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封建迷信”,甚至以此为借口阻碍宗教政策的落实。宗教政策的落实,首先要落实在政策思想的明确上,还要在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立法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上,在平反佛教界冤假错案上,在恢复与开放寺庙、培养佛教人才、出版流通经书等几个主要环节上。特别是在正确解决寺庙管理体制混乱的问题上,向上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把佛代会、理事会、纪念会上的有关论述发表于《法音》上。

  粗略统计,朴老刊登于《法音》的文章、讲话、诗赋共192篇,其中有关宗教的立法和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性文章约有50篇。

  当年主管中国佛协宗教理论方面工作的游骧副秘书长说:“《法音》出色地体现佛协的工作精神,是佛协工作中有成绩的事业之一。《法音》编辑部是佛协各部门中工作得力、工作作风过硬的一个部门,包括各兄弟宗教的领导与编辑人员都认为《法音》越办越好。”[5]

  五、朴老是《法音》的忠实读者和作者

  在《法音》“创刊十周年工作总结座谈会”上,周绍良副会长在讲话中说:“朴老与我交谈时常赞许《法音》取得的成绩,表示很满意,他个人每期必读,从封面到封底,每页都认真阅读。”原主编净慧法师回忆:“在纪念《法音》200期的时候,使我们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法音》的创办人——赵朴初居士生前对本刊的呵护、关怀和指导。朴老从《法音》创办开始,直到病中不起的20年中,他一直都在关心《法音》的成长和发展。我记得在朴老身体尚健时,每期《法音》出版了,总是先送给他老人家过目,在那几年中,除了编辑人员,朴老就是这本刊物每期的第一位读者。朴老每看完新一期《法音》,总要写一两张条子送到编辑人员手中,或者哪处须要改进的地方,或者询问某篇文章作者的情况,或者写几句鼓励编刊人员的话。”[6]

  不仅如此,朴老还把自己文章主动交付《法音》刊载。若从创刊号上其《发刊词》算,到1981年第3期,将朴老所著的《佛教常识答问》于《法音》刊登,朴老可谓是《法音》最早的作者之一。

  《佛教常识答问》是朴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撰的佛教普及性著作,曾于1959年至1960年以“饮水”之名,先后在《现代佛学》上分期刊载。自《法音》问世以来,广大读者不断来信要求重新发表此作。于是,《法音》1981年第3期开始将增补的文章重新刊发。因为这是未竟之稿,朴老有意增列五题,但中佛协已有这方面的资料和著作,所以后两篇未再继续。只写有《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关系》《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

  《佛教常识答问》连续刊载到《法音》1983年第3期止。后来编辑部将朴老的文章编辑成册,由《法音文库》印成单行本,与广大佛教徒结缘,在教内外引起很好反响,成为了学习佛教入门的必读书。该书此后出有各种版本,估计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并有日、韩、英等多种语言流通于国外。

  1981年12月6日,中国佛教协会邀请理事、常务理事举行座谈会。会上,十世班禅大师作了讲话,他特别提到:

  我认为《法音》办得很好,但发行的范围比较小,发表的文章比较少,建议要用现代语言写文章,介绍佛教的基本观点,大家都能看得懂。他特别指出,赵朴老写的那个《佛教常识答问》用现代语言解释了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现在许多人不知道佛教是怎么一回事,看了《佛教常识答问》就知道了。[7]

  台湾陈慧剑写信给周绍良副会长:

  ……年前拜读赵朴老之《佛学常识答问》一书,对初入佛者,颇为实用。因弟主持佛教文化事业多年,亟思在台湾地区流通,以结善缘……因此再恳先生向朴老一提,期能俯允,以便在龙树菩萨印经会印行台湾版,赠送道友……

  朴老见信后,批示:

  台湾佛教界愿印《佛教常识答问》,从佛教来说有益于弘法事业;从政治来说,有益于两岸和平统一事业,我认为可以同意。注“书的前后不能出现中华民国字样”。

  朴老一生中唯一佛学著作在会刊发表,也成就了《法音》的声望。

  六、朴老冀通过《法音》

  作信众的工作:救灾胜过造佛像

  1998年6月下旬,我国福建、江西、广西、安徽、湖南、湖北、黑龙江等省市遭受历史上罕见的洪水灾害。这场自然灾害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无家可归和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中佛协有关部室打报告倡议中佛协举办首都书画名家作品义卖活动。赵朴老对洪水在多地肆虐心急如焚,见到请示报告,当即批准,并先后书写了六幅书法。由于有朴老的带动,启功先生、沈鹏先生各捐赠三幅;史国良、李铎、孙竹等艺术家也纷纷响应。义卖当天收入17万元,一周义卖活动结束筹款60万元。无锡灵山公司又捐赠40万元,合计一百万元,于8月16日由广济寺监院演觉法师转交中央电视台抗洪文艺捐款现场,引起较好的反响。

  赵朴老还带病写一幅书法作品捐赠荣宝斋举办的义卖活动。同时,朴老还告知各位同仁,收集佛教界抗洪赈灾的事迹、消息。

  时有福建佛学院暨莆田市佛教协会隆重举行“为长江流域灾民祈福献爱心大法会”的文稿,呈赵朴老阅示。朴老当即批示:“摘要登载会刊。”

  后来朴老又给中国佛协主持工作的诸副秘书长写信:

  诸位秘书长,并请转告《法音》《佛教文化》编辑同仁,几天前有地方来信要造五百罗汉像,我曾批,希望他们拿造像钱救灾。……我想有不少善信们,发愿造佛菩萨像的,如未动工,法师们及地方佛协领导同志最好劝他们改作救灾之用。佛经上说:“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救灾功德胜过造像。请诸位考虑用佛协名义写信或写文章倡导此事。

  七、朴老盛赞爱国信佛的林则徐

  199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喜之庆。赵朴老虽年老力衰,住在北京医院病房里,但他老人家每天都阅读报刊,对于香港回归祖国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手抄民族英雄林则徐词,并调寄“高阳台”和词一首“自度曲”,书于林氏词后:

  澄波似镜长圆,如今正合林公语。贩毒蕃航,收向天边去。远略精思,光焰辉千古。紫荆花伴五星旗,教重洋翘首观吾土。

  从1997年5月起,朴老每天书写这首自度曲与林则徐的词,直到香港回归前第七天,前后连抄40多天。他老人家写便条,嘱将两首词发表于会刊。赵朴老应一位美国华侨记者采访谈香港的回归。他说,“大家都知道林则徐焚鸦片的事,但知道他还有焚鸦片的歌咏的人,恐怕不多。这首词写的很好,充满着爱国热情,表现了民族正气。大家知道林则徐是爱国英雄,而知道林则徐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的人,恐怕更不多了。林则徐每天要念诵《金刚经》《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大悲咒》。他自己用工楷写这几种经咒在一个小本子上,题上《行舆日课》四个字,这说明他虽在路途中,也不废念诵,这是许多佛教徒都不容易坚持的”。

  朴老随后在便条中指示《法音》负责人,1997年第7期《法音》中插,除刊登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民宗委、国宗局召集首都各大爱国宗教团体领导人喜迎香港回归座谈会消息图片,特嘱将其手书二词墨稿及林则徐的“行舆日课”及“净土资粮”配发当期。

  朴老对林则徐的手书《行舆日课》非常重视,其实早在1987年初就详函郑颂英居士。用中国佛教协会名义委托郑颂英代办印刊《行舆日课》《净土资粮》。并写信附语:

  林则徐作为一个佛教徒致身于爱国主义的英雄事业。这一点可以写几句话,鼓励今日佛教徒。看来跋文要写。

  1987年5月,由上海佛协代为印刊的《林文忠公手书经咒日课》出版,朴老写了序文,中国佛教协会重新影印此书流通,又加以说明文字。

  朴老得此书后,非常高兴,于1987年9月30日又写便条:

  林则徐手书经咒,是我会交上海佛协办的。我们应该多要一些送人(作礼品之用)并交流通处流通。只要50本太少了。我看至少要200本。

  九、朴老重视三大语系佛教的团结

  朴老特别要求《法音》同仁作报道时要“各宗并重、在教言教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阐扬正信,弘传佛法,增强团结”。诚如朴老在“佛教传入汉地二千年的纪念活动”上所说:“信知此土有深缘,圣教三车独得全。誓续慧灯无尽际,时轮再转二千年。”

  中国佛教协会是全国三大语系佛教的教务组织,因此朴老派五比丘留学斯里兰卡,找邓殿臣等人翻译巴利文佛经译为汉文。对于藏传佛教,他指示要学习藏文,研究藏传佛教。他给李家振的信中说:

  ……现在有一股风,以反对密宗名义加以排斥,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宗派团结的。我想请研究所对格鲁派的历史情况和汉族教学者学习继承这一派的情况。

  十、以写便条方式指导《法音》编务

  赵朴老是国家领导人、中国宗教界的领袖,他的工作是日理万机,但是对于《法音》却是每期必读,每遇有关重要的文章,或剪报,或摘要,或批转,朴老常以写便条方式指导《法音》编务。如,收到文化学者冯其庸的来信,即转与《法音》。

  其庸先生:承惠大作《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具见跋涉艰辛,考察周详,不胜感佩。窃拟转载佛协会刊《法音》,不知能见许否?如荷慨之,更愿赐予有关图片,以满足佛教信众之胜恭,功德无量。顺颂 吉祥如意,并贺新禧!

  根据朴老的指示,《法音》1999年第3期刊载了冯其庸先生《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一文,使得历史上一大谜题解开。

  《法音》每期出刊当日,即送他老人家审阅。朴老往往第二天就来函批评、鼓励,指出某处有错误、“须要商榷”,某处文章内容“与事实不符”,对《法音》今后具体的编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1995年第9期刊发了曾琦云的《非暴力主义与世界和平论》一文,朴老读后认为有些提法不当,写信给责编宽忍:

  《法音》第九期《非暴力主义与世界和平论》一文,须要商榷,说印度抛弃了佛教,境内充满恐怖活动,既与事实不符,也容易得罪邻国。佛教在印度一时衰灭,原因不是当权者抛弃,而是有多种原因。今天佛教在印度复兴,信徒不下二千多万人,佛教圣地得到保护,摩诃菩提会的事业也相当兴旺。我考虑,将来有条件组织人去看看。我们有人在那里留学的,或者旅游过的人,可以约请他们写文章和图片来。信笔写到这里,聊供参考,有机会我们再谈。

  朴老生前曾给编辑部同仁写过不少“手谕”,其内容除指导编辑工作外,对个人的写作也经常给予指导和鼓励,令人受益匪浅。净慧长老回忆称,他既是领导,又是良师,恩光法乳,寸心领纳,决非笔墨所能形容。如今这些手迹不仅是殷殷教诲,更是非常珍贵的墨宝。卷帘人去,教泽长留。

  十一、对《法音》人员

  及老作者的关心和帮助

  宽忍是《法音》的老编辑,他回忆道:

  在编辑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难以把握时,我们总是向他老人家请示。朴老尽管日理万机,却不顾耄耋高龄和多病之躯,总是迅速及时地予以批复。谨举几个事例,以说明他老人家对《法音》的关心和支持。1989年是建国40周年。本刊第10期拟出纪念专辑。笔者不揣冒昧,恭请朴老题词。朴老写好后,亲自带来交给我。老人兴致很高,与我在本会小客厅畅谈达3小时之久,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友好交往等等方面,说明《法音》的功能、使命和应起的作用……送老人上车后返回宿舍,即具函请示有关事宜,并附即兴七律一首呈上。当日下午即得到老人的批复和指示:“韵语甚见工力,惟奖饰过当,不敢当耳。唐仲容先生处即由法音编辑部去一信,寄款并代我致候,即可”。

  信中的唐仲容先生是四川巴中人,幼承庭训,年13肄业于南充龟山书院,受王恩洋先生精神感召,遂立志探究弘扬佛学。16岁时因病双目失明,请人诵读佛经,以耳代目,苦究佛典,先后给《海潮音》《弘化》《现代佛学》等刊物撰写佛学论文,受到海内外佛教界高度重视。他经常给《法音》赐稿,朴老看到他的文章后,经常拿出自己的钱(每次都是300元)要我们以编辑部的名义寄去,以资助他的生活。1989年5月4日,朴老还给四川省委统战部写信说:“巴中石城乡佛教居士唐仲容先生,在佛学研究上造诣颇深。虽年近古稀,双目失明,历尽坎坷,而其报国、为学之志,始终不渝,实属难能可贵。”

  朴老并指示当地有关部门应在生活上给予他一些照顾。从中可见朴老对佛教人才的重视,和他的悲心恳切,无怪乎海外人士称他是“无尽意菩萨”。[8]

  十二、自我“批评”

  赵朴老在1984年《法音》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观音赴日”到“鉴真回国”》一文,以回顾建国以来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往来的历史。后来《佛教文化》发表文章说当时送给日本的佛像是“药师佛”而不是“观音”。因为这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开始,为后来两国佛教徒共同致力友好交流事业、通过民间外交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意义十分重大,既已在刊物上公开刊布,则成为历史资料,但当时究竟赠送的是“观音像”还是“药师佛”,对此必须弄清楚。宽忍回忆说:

  1996年在编辑《法音文库》丛书之《当代佛教》一书拟收入此文,笔者专门就此请示朴老。朴老说不是观音像,而是药师像,并批示说:“请在文前或文后说几句,就说我错了。”这样的伟人,敢于直言不讳地“就说我错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何等伟大!其磊落的胸襟是何等光明!后来遵照朴老手教,在文后“附记”中作了更正,对标题和内文有关文字亦作了相应改动,并将修改稿附上原文再次请朴老过目,蒙朴老首肯。[9]

  十三、朴老于《法音》所题刊头及诗词

  赵朴老对于《法音》有着独特的一份情感。《法音》创刊时,朴老确定寓意“法音宣流”之《法音》刊名,并亲题“法音”两字为刊头。1992年12月,朴老又为《法音》题写正楷“法音”作为刊头,此于1992年第12期印在封面,连续4期,后读者反映还是曾经的二字更佳,故从第4期又恢复了原来所题的“法音”作刊头。

  《法音》从季刊、双月刊到改为月刊;印数从每期四千份,到十周年时每期增长到一万五千份;《法音》的读者不仅遍及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还广布于港澳台地区及日本、美国、法国、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匈牙利等二十多个国家。编辑、校对和封面设计水平都得到全面提升。

  1988年1月,《法音》从双月刊改为月刊,这进一步密切了与全国读者的联系。赵朴老喜颂调寄《阅金经》:

  鸟语穿云静,溪声入梦清,不断宣流妙法音。听,随缘顺众生。心心应,万江流月明。

  楼阁重重现,光辉日日添,广种悲田种福田。看,群贤有雅言。开千眼,月圆心共圆。

  1990年元月,《法音》创办十周年,朴老欣然赋诗云:

  曾历千山暗,喜迎晴日暄,和雅嘤鸣又十年。看,法音更叠宣。虔申愿,护念仗群贤。

  在《法音》出刊百期时,朴老又欣然赋词:

  微妙音,和雅音,迦陵音共海潮音,更番演法音。

  一期新,百期新,文心期与道心新,弥天象教新。

  为了引导信徒深入经藏,《法音》曾于首页专门摘登佛言祖语,朴老闻知甚喜,欣然题笔写下“佛言祖语”。朴老还为苏晋仁发表《法音》的连载文章“靖居丛录”题写过刊头。

  十四、无尽的缅怀

  2000年5月21日,《法音》创办人赵朴初会长逝世,《法音》在当年第6期曾以特载编发消息及纪念文章,缅怀朴老。以后又多次编发特辑或刊登相关消息以缅怀朴老。如2001年第6期,编发“赵朴初会长逝世周年纪念特辑”,计有16篇文章、消息,中插用图片记录了朴老生平掠影,并刊登了“《赵朴初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等消息;2007年第11期,编发“纪念赵朴老诞辰百年特辑”,其中刊登了“《赵朴初文集》出版”的消息,《文集》收录了朴老1942年至1999年间的报告、讲话、谈话、信件等297篇,一百多万字,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法音》编辑部原主任卢浔居士参与了编辑的工作;2010年第6期,编发“纪念赵朴初居士逝世十周年特辑”。

  可见,每逢有关朴老的重大时间节点,《法音》都会以特辑形式图文并茂地编发消息及纪念文章,缅怀朴老不朽的一生。朴老的书斋自谓为“无尽意斋”,自称“无尽意居士”,我们编辑部同仁对朴老的怀念也无有穷尽。在朴老诞辰110周年之际,《法音》再次编发纪念特辑,笔者略叙《赵朴初居士与〈法音〉的因缘》,聊作一瓣馨香,祈愿朴老乘愿再来!

  参考资料:

  [1][2][3]见魏承彦:《忆〈法音〉的初创期》。

  [4]引自赵朴初:《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一文。

  [5]见1991年第1期《法音》在“创刊十周年工作总结座谈会”上的讲话。

  [6]见净慧:《〈法音〉二百期感怀二三事》一文。

  [7]见《法音》1982年第1期第11页。

  [8][9]见宽忍:《流水落花,报道一声春去也 清风明月,伫看黄鹤赋归来》一文。《法音》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