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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先生对各地佛教文化复兴的贡献

作者:嘉木扬·凯朝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艺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赵朴初先生说:“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人类文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吸取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精华来充实、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国传统文化也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1]自古以来,佛教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甚密,特别是对促进海内外友好交流和“丝绸之路”等诸多方面的交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个伟人以大慈大悲之心乘愿再来,以其人格魅力为社会和众生带来幸福、快乐和吉祥,并影响改变一方世界,这是众生的福报。二千多年前,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悟道和传法,改变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给东南亚乃至世界每一个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止恶行善的新天地。印度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阿育王(A?oka,阿输迦)[2],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放弃了以战争和暴力手段征服和治理国家的政策,他借助佛的慈悲境界,化敌为友,以佛的智慧,消灭贪嗔痴三毒烦恼,以慈悲心的人格魅力作为治国方略,消弭征战、讨伐和杀生,使国家太平、人民安乐。

  纵观阿育王统治时期,即位七年时,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徒,即位九年时,征服了羯陵伽国(KaliGga),此次战争场面极为悲惨,10万人被杀,他深感战争的残酷,内心十分悔恨(anisocana),从此停止了以战争扩张领土的政策,转向以佛法实现对国家的和平治理。他还向邻国发出放弃战争,以佛法实现和平友好的誓约。同时,他并不排斥其他宗教的存在,如善待信仰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等宗教的信徒。因为这些宗教与佛教一样护持着他的国家和人民。阿育王以同情、宽大和容忍的美德教导人民,为没有住处的贫苦人民建造房屋、医院,并且为了医治牲畜还建立了兽医院,禁止残酷的杀生,对囚犯给予恩惠,建立了立法大官等制度。在当时,阿育王曾被尊称为“天人所敬爱者”[3]。

  一、赵朴初先生与国际交流

  在中国佛教界,赵朴初先生的出现(乘愿再来),给国人带来了多少利乐国土,以他的慈心无碍、行愿无尽的人格魅力的胸怀,为中国佛教带来了诸多福德和智慧资粮。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佛教寺院以及宗教活动场所得以恢复和举行正常的佛事活动,他努力和倡导与世界其他有佛教信仰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与“一衣带水”的邻国建立友好文化交流关系。在第三次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会会议在日本召开之际,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会会长中村康隆先生,曾经在大会发言中谈到:“我平素一直坚定地认为:在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为父亲,韩国为母亲。历史上,日本佛教各宗派都是由中国和韩国传入日本而发育成长起来的。”

  赵朴初先生说,在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中,有一条源远流长、至今还闪闪发光的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被誉为“黄金纽带”。并强调:“黄金,至为坚固,至为宝贵。”

  邓小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我前年访日时,在奈良唐招提寺见到了鉴真塑像,诚如历史诗人学者所赞叹的,它具有非常高尚的艺术性、表现出鉴真的坚强意志和安详风度,1200余年来,日本人民把它作为国宝,精心保护和供奉到今天,值得我们敬佩和感谢。现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本文化界和佛教界人士,把国宝鉴真像郑重地送来中国供故乡人民瞻仰。这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盛事,它必将鼓舞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事业不懈努力[4]。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里还塑有鉴真大师的雕像。

  正如大家所知,佛教的根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但中国也是佛陀的第二故乡,不管是日本的佛教还是韩国的佛教,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所以,日本佛教界也认为中国佛教是日本佛教的第二故乡。众所周知,一千多年前唐代律宗僧人鉴真和尚受日本荣睿大和尚与普照大和尚的邀请,欲将佛教戒律传到日本,虽历经五次东渡失败,双目失明,但仍以百折不回的毅力,最终于天宝十二年(753年)第六次抵达日本,完成了他的使命[5]。另外,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根也在斯里兰卡。因为我们这次论坛是佛教对亚洲人民共存共生的话题,佛教怎么为这个世界、亚洲人民做起,要先了解佛教的根。日本密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东密”,它的根也在中国。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的空海大师的老师是惠果,唐代西安青龙寺的惠果。惠果的老师是不空三藏,有学者认为不空三藏是斯里兰卡人。所以说斯里兰卡既有大乘又有密乘,因此我们不管做什么,不能忘了根。佛教的根离开了释迦牟尼佛,那肯定不是佛教,这是一个共同点。通过这个共同点,日本和中国都是一个佛教信仰,都是一个以佛教为主的信仰。另外,当今禅宗在世界上被追捧的很热,禅宗是中国特色的本土佛教,作为禅宗的禅——眼横鼻直、无念无想、只管打坐、是心作佛,这么流行的禅宗也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美国的乔布斯深受禅宗的影响,而禅宗的根其实也在中国。

  佛教是中日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2007年是“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成立30周年。日本净土宗由法然创立于1175年,以中国唐代善导大师为高祖,尊西安香积寺为祖庭,以信仰阿弥陀佛为主,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净化人心、奉献社会、祈愿往生净土极乐世界为其教义,是日本传统佛教五大宗派之一,拥有7200余座寺院、1000余名僧侣、600余万信徒,在日本和世界佛教界拥有很大影响。

  回想起来,中日交流的开端应该是从佛教文化开始的。中国和日本的佛教文化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通过佛教所追求的目的应是一样的,那就是以佛教的“慈、悲、喜、舍”令世界和平及众生离苦得乐,两国佛教大愿大行的慈心无碍和同体大悲的宗旨是一致的。中日交流源远流长,共同通过佛教文化这一领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20世纪是以科学文明为中心的“物质”方面的时代,现今的21世纪应该是以“心”为中心的精神方面的时代。佛教提倡众缘合和,互相依赖生存,就像台湾星云大师讲的五个指头一样;五个指头加在一起成为拳头。世人做事,只是社会需求不同、分工不同而已。无论做什么,只要勇猛精进,人人皆可成佛,离苦得乐,乘愿再来,普度众生。因此,2006年我国在杭州和普陀山举行了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主题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的一件大事。过去国际上有些人士对我国的宗教、民族政策不理解,甚至歪曲我国的宗教现状,所以此次我国举办这样大型的佛教会议,是对外宣传的需要,也是增进沟通与释疑的需要,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件大事。大会的核心思想以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契机,争取持久的世界和平,大家都希望和平,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社会怎么能和谐,世界怎么能和平?关键在于人心,这就是切合了大会的主题思想和宗旨。

  二、赵朴初先生与“人间佛教”

  赵朴初先生在《唐代青龙寺—— 空海之足迹》序言中说:“《法华经》言:‘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大事因缘者,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也。佛之知见,即一切智智,梵言萨婆若,一译萨芸若,于因位名般若,于缠位名如来藏,于凡位名佛性。《华严经》言:‘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有情,皆可成佛;生死、涅槃,无少分别;尘世、佛土,随心垢净(《大般若经》),不舍生死(《摄大乘论》),愿行无尽,以为宗极。六祖有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世尊于人间成佛,大乘佛教者,人间佛教也。”“质言之,唯无住始可即身,唯即身乃能无住,大日、释迦,心印在斯,大事因缘,宗旨在斯,显密二乘,造极在斯,人间佛教,精蕴在斯。上达之学,无余蕴矣。[6]”

  赵朴老大力提倡“ 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即应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去努力。世界的趋势是“以人为本”,我国趋势是“以人为本”,国家的政策、方针、目标都是“以人为本”,而佛教本来就是“以人为本”,四谛、六度、四摄、十二因缘都是“以人为本”。把人分析得最透彻的就是佛教。离开“人”,佛法将不存在。佛陀说:“仇恨永不能化解仇恨,只有慈悲可以化解仇恨,这是永恒的真理。”又说:“应以慈慧战胜嫉妒,以善胜恶,以布施胜自私,以真实胜虚诳。” “有人能在战阵中征服百万雄师,但是征服自己的人,虽然只征服了一个人,却是一切战胜者中最伟大的[7]。”

  现实中,我们讲的许多理论都是把一个人的责任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别人,推给了某种制度。须知:佛教告诉人们的是舍,而不是索取。认为佛就像医生,法是药,众生如同患者。医生给患者开药,如果患者不吃药,病就好不了。佛教的思想始终围绕着慈悲、智慧和涅槃,正如全国文联丹增主席所说:“衣服弄脏了可以找别人来清洗,但是心灵脏了只能用慈悲心来消除心魔。这是佛教的内心科学。”佛教讲,把自己的贪、嗔、痴心魔消除了,这个世界自然就平安了。就像第十一世班禅大师所说:“如果我心得清静,自然一切皆安乐。”

  三、赵朴初先生善用人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当年(1992年)创办《佛教文化》杂志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志远先生曾向赵朴初先生承诺:《佛教文化》办满3年的时候,若办不好,他会继续做下去;若办好了,他就退下来,让给其他同事来做。到了3年的时候,《佛教文化》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万册,发展很不错,所以他向朴老提出了辞职。这在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似乎只有犯错误才会下台,你干得不错为什么还要退?朴老是唯一理解他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朴老说:你能够急流勇退,我很理解,但从《佛教文化》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不等于从为佛教做事的这条路上退下来,你还要继续为中国的佛教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赵朴初先生向王志远先生提出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做人做事之准则,兴之所至,还用毛笔写下了这八个大字。这方墨宝,王志远先生一直珍藏着,这不仅仅是留下的一幅书法,还说明了一个道理:主编不做是可以的,然而继续为佛教事业作贡献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这是“无缘大慈”;同时还要感同身受,把弘法利生的事业视为己业,我们每天都要呼吸,要吃饭,那么弘法利生就要融入到“你活着”的内容中去,此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

  赵朴初先生在对事情的决定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在他身边你会感觉到,朴老绝对不是一个文雅而懦弱的人,他有“文雅”,但不“懦弱”。朴老的很多决定,令许多人想象不到,甚至瞠目结舌。这些决定中,有改革开放以来批准建设的第一座新寺院深圳“弘法寺”,更有规模大过“弘法寺”的“南山寺”。朴老的这些决定,需要有过人的胆识,他高瞻远瞩,站在国家与民族的立场上,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解决落实这些问题,这是朴老的功德。我想,我们那个时代难得朴老这样一个人。只要我们的立场对了,为了国家、民族和祖国的未来,我们就要学习赵朴初先生那种敢于想、敢于做的与乐人天的精神。

  四、赵朴初先生与三代班禅大师的殊胜之缘

  赵朴初先生在青年时期即担任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佛教界高层人士,他和九世班禅曲吉尼玛就是在此时认识的。当时九世班禅大师在上海举行法会,在法会上,他特别为朴老举行灌顶礼。九世班禅大师在回藏途中圆寂,当时佛教界的大德长老、长者居士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朴老为之亲自撰写并宣读了祭文[8]。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1951年,十世班禅大师到上海,也是朴老负责接待的。朴老精心安排,上海佛教界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使群众有机会参见班禅大师。后来朴老到佛协主持工作,在开会时经常见到班禅大师,在了解到他在少年时就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西藏的社会改革及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做出重大贡献后,他几次专程和喜饶嘉措会长一起去拜见班禅大师,表达对大师的敬意以及对九世班禅给予灌顶的怀念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以恢复,朴老又见到班禅大师。班禅大师虽然经历了长期的折磨,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没有丝毫动摇,对于我国佛教事业依然热情似火。他十分尊重朴老并协助朴老工作,对西藏和藏区的佛教工作事必躬亲,不辞劳苦。当时,朴老和十世班禅大师共同向中央提出创办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建议,并恳请十世班禅大师亲自创办。之后朴老提出宗教立法的想法,得到十世班禅的大力支持。

  十世班禅大师和朴老的交情甚深,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是他二人联名向国务院申请成立的,目的是为诸多“转世活佛”学习深造,他们从小便受到群众礼拜恭敬,但缺少教育,既不利于教,也不利于国。新成立的这个佛学院命名“高级”,并不是因为教学的内容高,而是因为同学们身份高。班禅大师在教学内容中,除了强调“内明”(内明即佛学)外,还特别注重“声明”(声明即语言文字学)的学习。朴老十分重视十一世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他指出,“采用‘金瓶掣签’确认转世灵童,是符合佛法根本教义的,把国家权力、中央权威摆在第一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第十一世班禅经中央批准认定后,朴老马上发了贺电,对佛教界这一大事表示无限的欢喜赞叹和虔诚祝贺。朴老十分关心十一世班禅的成长,多次鼓励十一世班禅继承和光大十世班禅大师的行愿,精进学修,启迪智慧,弘扬正法,普度众生,为建设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做出贡献。

  五、赵朴初先生与雍和宫的缘

  在百忙中,赵朴初先生对雍和宫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1983年2月的一天,十世班禅大师与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等人一起,视察了雍和宫,受到伯云乌尔吉住持的热情接待,十世班禅大师还为僧人摩顶祝福。1993年10月雍和宫弥勒大佛开光之际,赵朴老莅临雍和宫礼佛并为大佛开光剪彩祝贺,我有幸亲自接待了赵朴老,赵朴老对大家说:“雍和宫是全国重要佛教活动场所,雍和宫的好坏影响到国内外,青年僧人要好好学习,成为宗教事业的接班人。”多年来,老住持嘉木扬?图布丹也经常教诲众僧:“我们要以班禅大师和赵朴初先生为榜样,发菩提心、行菩萨行,积聚福德和智慧资粮,弘法利生、护国护民,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综观历史的发展进程,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影响了阿育王,当佛教传播到世界各地区之后,各朝帝王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同时有缘于佛教高僧大德人格魅力的感召,如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因受禅人耶律楚材和帝师八思巴的影响,改变了治国方针。据《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记载,建立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之前因为采用了耶律楚材的治国方针,方持续了200年的历史。耶律楚材主张人人平等,国家地区、民族虽然不同,但人与人之间应是平等和睦相处的,主张以人为本,禁止杀生、慈悲包容利他。他提出:一是尊重信仰自由,二是不要把思想主义做为国权,三是不提倡民族、国家、个人之间的分别心[9]。

  清代乾隆皇帝崇信佛教,受章嘉呼图克图的影响以怀柔政策治理蒙藏地区。清代的宗教政策可谓是“修一座庙,胜过十万兵”。使国民知道因果关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的利害关系,如此发展,国家就会繁荣、人民就能安居乐业,这也是赵朴初先生的人生理念。祈愿赵朴老大慈大悲、乘愿再来,与乐有情。

  [1]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载李佩主编《文史知识》,中华书局,1986年第10期,第3页。

  [2]《季羡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3]参见化普乐·罗侯罗:《佛陀的启示》,新加坡佛教坐禅中心出版,2002年版,第140-142页。

  [4]邓小平“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盛事”,《人民日报》,1980年4月19日。

  [5]邓小平“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盛事”,《人民日报》,1980年4月19日。

  [6]赵朴初:《赵朴初文集》,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

  [7]参见巴利文《法句经》第八章第四节。

  [8]参见《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赵朴初文稿》,余树民编,安徽省太湖县赵朴初资料征集委员会,2002年版。

  [9]饭田利行:《大蒙古禅人宰相耶律楚财》,日本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45页。

  摘自:《赵朴初11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