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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与一带一路

作者:许淳熙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员、教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朴初先生提出应坚持人间佛教思想,揭开了新时期弘扬倡导人间佛教的序幕。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以大乘菩萨行为核心内容,以利益国家和社会,实现人间净土为目标。其鲜明的特点是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其中“国际友好交流”传统数十年的弘扬,促进了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

  2015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由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倡议。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还是佛教传播和融汇之路、文明互鉴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以佛教传播为媒介,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开展了文化经济交流。那么在今天,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历史、地域、命运共同体等相互关系,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对 “一带一路”方略也将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本文以探讨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对于实施“一带一路”方略的意义为主题,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对“一带一路”方略的推进作用。

  太虚大师于1933 年 10 月在汉口市商会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人间佛教”思想[1],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革新, 奠定了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赵朴初先生与太虚大师相识相知。赵朴初景仰太虚,太虚也器重赵朴初。太虚大师辞世前十日,专门邀请赵朴初至玉佛寺相见,将所著之《人生佛教》一书相赠,勉励其努力护法,光大佛教。赵朴初很快领悟到太虚大师希冀传扬人间佛教的深意。这从赵朴初为太虚大师所作的挽诗中可见一斑: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遗嘱分明今始悟,先机隐约话头参。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火宅群儿应不舍,再来伫见雨优昙。[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需要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而人间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最为契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朴初在其所著《佛教常识答问》第五章最后一节,以“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为题,倡导人间佛教思想,提出“以此净化人间,建设人间净土”,揭开了在新时期弘扬人间佛教的序幕。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以大乘菩萨行作为核心内容,以利益国家和社会,实现人间净土为目标。其鲜明的特点是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主要包括“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三大传统。其中“国际友好交流” 传统的弘扬,意义深远。

  2015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4],由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倡议。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还是佛教传播和融汇之路、文明互鉴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以佛教传播为媒介,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开展了文化经济方面的友好交流。那么在今天,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历史、地域、命运共同体等相互关系,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对 “一带一路”方略也将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促进平等互信

  一带一路方略的实施,以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信为基础。互信思想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对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在国际交往层面坚持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主张国家间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增进人类共同的利益。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来说,国家间因缺少最基本的尊重和最起码的信任,才导致国际形势紧张。弘扬平等互信思想,有利于推动争端的和平解决。从促进世界发展来说,国家间无论大小,只有相互信任,才能深化合作,实现共赢。[5]

  国家之间的互信与民族之间的情感,与文化的相互认同关系密切。佛教是最提倡平等的,而在位于南亚、东南亚的我国周边国家,大都是佛教盛行的国度。其中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不丹、斯里兰卡。

  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第43条规定:男女公民均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国家保护信仰和宗教自由。并明确地将有93%以上的国民信奉的佛教(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佛教在国民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有出家当和尚的经历,国王、大臣也不例外。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有85%的民众信奉佛教,1961年的宪法将上座部佛教定为国教。在老挝, 寺院遍及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城镇与村庄,即使在贫困的山乡,也要建一个木房作为拜佛的场所。

  缅甸联邦共和国于1961年8月26日通过宪法,宣布佛教为国教。长期以来缅甸佛教与缅甸政治紧密结合。同时,它还对缅甸文化施予极深的影响,缅甸人常说,佛教即缅甸文化。

  不丹王国有75%的民众信奉佛教,历史上曾仿照中国藏传佛教管理制度建立宗教组织机构和教阶等级来管理国家,形成了僧俗双重的神权统治政府,佛教就成为国教。由于不丹佛教是从中国西藏传入的,不丹人都把中国西藏视为佛教圣地,每年都有很多信徒前往烧香朝觐。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有70 %的居民信奉佛教,早在公元前3世纪,佛教就成为了斯里兰卡的国教。从面积上看斯里兰卡是个小国,国土面积为65000余平方公里,但就佛教而论,却是一个大国,有6500多座寺庙,平均每10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寺庙。

  虽然在当代佛教未被立为国教,但对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等产生着重大影响的国度有越南、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佛教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大宗教。在越南历史上的李朝与陈朝时期,佛教占据了唯我独尊的地位,10世纪后,曾被立为国教。越南佛教分为南北二宗,北宗系由中国传入的大乘佛教;南宗则是由泰国和柬埔寨传入的小乘佛教。

  泰王国素称“黄袍佛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佛教是国教,但写明“国王必须是佛教徒,国家 、宗教和国王神圣不可侵犯”,从而从确立了佛教的崇高地位。在泰国大到国家庆典、阅兵仪式,小到商店开业、婚丧嫁娶,都采用佛教礼仪,均有僧侣到场诵经祈祷。鉴于佛教对规范泰国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社会均视泰国佛教为“不是国教的国教”。

  新加坡共和国别称狮城。佛教经典中常将佛比喻为人中狮子,因而新加坡之别名“狮城”,即“佛地”之意,表明在古代新加坡曾流行佛教。在当代新加坡佛教有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二大系统,大小寺庙达数百间。

  马来西亚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然而其佛教的历史悠远,全国性、区域性佛教组织众多,颇具影响力。

  在历史上佛教具有特殊意义的国家有尼泊尔与印度。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在尼泊尔每年都要举办纪念佛祖诞辰的活动。庆祝活动当天,人们会抬着佛祖玉像,举行隆重热烈的游行仪式与庆祝大会。这其中,既有来自尼泊尔本国的僧侣、香客;也有大批的来自老挝、泰国、缅甸、韩国、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的信徒。[6]

  印度共和国是佛教的发源地。在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奴隶制时期,婆罗门教主宰社会,实行野蛮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等:婆罗门,即婆罗门教僧侣为最高等;其次为刹帝力,该等级由王族、贵族、武士等构成;第三为吠舍,包括手工业者和农民;最下等的阶层是首陀罗,包括非雅利安的土著部落平民和奴隶。这种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导致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民众对婆罗门教之婆罗门至上的种姓制度极为不满。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对抗、批评婆罗门教的新宗教思潮,佛教因而应运而生。在经历了1800余年的演变转化,到13世纪初,因上流社会被新的伊斯兰上层人士取代,导致了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和消亡。

  由于我国与上述各国具备当下的或历史上的共同的佛教文化基础,因而在一带一路方略中以佛教文化人间佛教思想为中介,能够起到增强民族间的情感和文化上的认同的作用。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民心的亲近无疑将对国家之间的交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产生显着影响,而民心的亲近缘自于理念、信仰的共鸣。有共鸣就有交往,只要两国民众的往来频繁密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随之亲密,从而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平等互信。

  二、发挥纽带作用

  “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因而成为谋求民族理解,深化国际合作的桥梁。国际文化交流常常以其自身独特的魅力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文化交流通过本身的和平性、世界性的特点,更容易为各国所接受。文化交流通过文明成果的平等对话,互相交流,对推动不同文化的理解、包容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国际矛盾的解决创造出良好的氛围,往往能达到运用其他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世界各国在注重发展本国文化的同时,都看到了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于消除各国矛盾,深化国际合作,从而实现各国和谐发展的难能可贵的作用。例如,美国长期以来十分注重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国际社会推广美国价值观。常常可以看到美国通过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在文化交流活动上的演讲、文化交流项目签约后的共同申明等活动向全球其他国家宣扬和推广美国价值观。这一点很值得我国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时借鉴。

  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政治、经济、领土之争等种种因素,使得我国与一些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在这一形势下,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化解各种不和谐因素就十分必要。由于佛教文化人间佛教思想在许多南亚、东南亚国家中存在共鸣,因而有条件成为促进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纽带。纽带,具有一种共鸣的力量,能将人们无形地连接在一起,对于存在利害冲突的各方,往往能通过维系各方的纽带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

  从历史上看,我国与南部周边国家曾经进行过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交流。

  自魏晋南北朝以降,我国历朝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往来中,多以佛教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7][8]其间既有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往来,也存在大量的宗教组织以及高僧个人的互访与传道。

  国与国之间的官方交流以发生于唐代的“骠国献乐”为佳话,写下了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篇章。骠国,位于今天的缅甸,系古缅甸早期文明国家。骠国是一个佛教国家。唐代安南经略使樊绰所著《云南志》卷10说骠人:“俗尚廉耻,人性和善少言,重佛法。”“骠国献乐”发生于公元801年, 当时骠国组建了50余人的献乐团,其中含乐工35人,舞者10人以上,由王子舒难陀率领,从骠国都城室利差呾罗出发,经羊苴咩城(即云南大理古城)、成都,到达唐都长安。献乐团在宫廷表演了骠国乐,受到热烈欢迎。唐德宗亲自出席观看表演,一时轰动朝野。史传对此作了详细记载,著名诗人白居易还写下了以《骠国乐》为题的诗篇。“骠国乐”是一种佛教音乐,其中集成了《佛印》《赞婆罗花》《禅定》《孔雀王》《宴乐》《甘蔗王》《菩萨蛮》等佛曲。演奏时集声乐、器乐和歌舞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骠国献乐达到了两国双赢的结果。就唐朝而言,骠国献乐不仅密切了唐与骠国的关系,而且推动了唐朝与骠国周边国家的交往。骠国献乐后,与骠国接近的弥臣、昆仑等猛族国家也随着骠国通使唐朝,开始与唐朝发生联系。就骠国而言,由于长期受制于南诏,有改善自己政治处境的要求。通过献乐,与唐朝建立起友好关系,并利用唐朝向南诏施加压力,从而使自己摆脱南诏的控制。

  高僧的取经、参访与传道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出现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东晋时期,其时有相当多的僧人或为求法,或为朝拜圣地而前往天竺。由于旅途艰辛,他们大多客死半途。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取经先驱法显。其取经历时14年,游30余国,携带了大量梵本佛经回国。第二个高潮是隋唐时期,先后有百余高僧分别由海陆两路前往天竺取经,著名的玄奘大师即产生于这一时期。最后一个高潮出现于宋代,宋太祖曾两度派遣庞大的僧团赴天竺求法。干德二年(公元964年),宋太祖曾诏遣沙门继业等300余人往天竺求舍利、佛经。干德四年(公元966年),又有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西域求法。

  到了20 世纪,中国的佛教组织开始出现。1929年,近代佛教领袖圆瑛法师和太虚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由圆瑛法师任会长。圆瑛大师从1907年至1948年,曾有八次东南亚之行,其中有四次是在中国佛教会成立后出访的,代表着中国佛教组织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圆瑛大师的足迹遍布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马来西亚、锡兰、泰国等国家, 一方面他竭尽全力,把汉传佛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东南亚,使得东南亚各国存留了为数众多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佛教文化场所;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的民众与华侨在圆瑛大师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与慈善精神的感召下,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各类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促进一带一路方略的实施,佛教文化人间佛教思想的传播与交流可以成为我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国际间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促使人间佛教这一人类智慧的结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人种所知晓、所接受、所赞同,从而使“人间佛教”价值观深入人心。

  三、促进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的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该理念于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六十多次谈到了“命运共同体”,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价值观,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建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一对人类未来的理性思考,已逐步获得了国际共识。[9]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世界发展的现实。即人类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且也只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在这个世界里,适合于人类生活发展的资源与空间是有限的,人类历史表明,围绕着资源与空间,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发生摩擦、纷争、冲突乃至战争的状况屡见不鲜,而冲突与战争只能使原本有限的资源更快地消耗。同时,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疾病流行与各种极端事故也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在世界成为地球村的今天,任何国家民族都不可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必须找到一个超越纷争、化解冲突的相处之道,发挥人类智慧和愿力的独特作用,让生存和生活的世界和谐有序。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在全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线各国发挥优势,发展建设,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深入人心则有利于消除各国之间的种种冲突,化解人们之间的种种矛盾,使“一带一路”建设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建设人间净土的思想。当下的人间确是不完美的,但是如果人人皆有造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人间就可造成为净土。这就是说,作为一个佛教徒,不应厌弃现实世界,而是要用自己的一片清净之心,去改造和建设现实世界,使之变成净土世界。人间净土就其本质来看,就是要以人为本,肯定人的自觉性,并以佛法为指导,解决人世间的各种难题,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全面发展。[10]

  人间佛教思想如果在各国平等互信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交流互融,就有条件在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之间产生认同感,凝聚力,并惠及沿线各国人民。人间佛教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不是西方文明上的同质性和排他性,不是二元对立和文明的冲突,不是敌对关系,人间佛教与各国文化是为了实现共生的“伙伴关系”。通过不同文明、宗教对话与交流,实现交融共生,即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文明圈里和谐相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间净土思想与命运共同体意识相互含摄。命运共同体意识指出现实世界中世界各民族的相依共存关系的意义。人间净土思想强调人的净化,人人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直观地反映出将人类、社会、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由此观之,人间净土思想的弘扬,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1] 释太虚:《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海潮音》第15卷(1934)第1期,第3-14页。

  [2] 蒋九愚,胡丽娜:《近代人间佛教兴起原因探析》,《池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22卷第1期,第53-56页。

  [3] 正澄:《赵朴初居士和中国的人间佛教简论》,《佛学研究》,2008年,第57-65页。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流部,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5] 杨晓光:《中国平等互信交流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6] 许淳熙:《佛教文化交流与中国南部周边交流》,2014年崇圣论坛文集。

  [7] 聂德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第58-68页。

  [8] 聂德宁:《隋唐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3期,第1-7页。

  [9] 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5月17日。

  [10] 雷火剑:《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及其革新意义》,《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58-59页。

  摘自:《赵朴初11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