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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华严经回向品》书法兼论法师与蔡丐因开始交往的时间及《四分律戒相表》初次印刷时间

作者:周延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的研究证实《弘一大师全集·第九册》第329-359页所刊印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系1926年为蔡丐因所书。考证蔡丐因是在1925年入冬后才与弘一法师开始交往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初次印刷时间是1927年。继而论述弘一法师写经风格的演变。为了写经弘一法师以深入骨髓的魏碑书法套唐楷面目,最终融铸为一体,《华严经初回向章》即是其典范之作。在写经的“自利”与“利他”中弘一法师是矛盾的,“自利”的思想主导时促使他将魏碑与唐楷糅合起来,但最终他还是选择“利他”,书写简短而有形式感的佛语弘法。终于“人因其书而重法”。他也自信地说:“余字即是法。”

  关键词:弘一法师蔡丐因《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

  一、《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书写时间与特征考

  弘一法师曾为蔡丐因写《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对这部写经他自己也非常满意和宝贵。他在信中对蔡丐因说:“昔为仁者所书《华严初回向章》,应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山又蔡丐因《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云:“据他自己说,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首先要说明的是:文中时间有误,不是“十六年”(1927年),而应是1926年,详见下文。

  《弘一大师全集·第九册》第329—359页印有一篇弘一法师手写《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自“佛子云何为”至“一切诸佛皆称叹”,行十六字,页六行,四十六页,没有署年。这是上面所说的1926年为蔡丐因所书《华严初回向章》吗?

  姜法璞在《弘一大师书法研究中的几个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这是弘一法师1924年所书的另一本山。其主要论据是:《全集书信编》中有两封被编者定为1924年8月25日及1924年12月6日弘一法师致蔡丐因的信,均提及《华严初回向章》,尤其是那封1924年12月6日的信中提到“《回向》初章中听字写从壬,大误,后忽忽不及改写。”恰好,在《弘一大师全集·第九册》影印本中的听字也从壬(图1)。

  问题是,这两封信真的是作于1924年吗?

  先看那封8月25日信。此信林子青。、秦启明田、修订版《弘一大师全集沪均定为1924年8月25日所作。信云:“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是书都百余大页,费五年之力编辑,并自书写细楷。……又拙书《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书法较《回向品》为逊,今亦付印以结善缘。……尊印《回向品》共若干册,并乞示知。《四分律表记》共印千册。(由穆居士以七百金左右独力印成。)……惠复乞寄上海江湾镇立达学园丰子恺居士转交,恐朽人不久或去杭也。胜臂疏答八月廿五日。”

  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1924年第14条云:“八月手书《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脱稿。穆藕初居士为施资影印。”后引弘一法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云:“三月来永宁……六月草本始讫,题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尔后时复检校,小有改定。惟条理错杂,如治棼绪,舛驳之失,所未能免。幸冀后贤,亮其不逮,刊之从正焉。时后十三年岁在甲子八月,大慈后学演音敬书。”由自序的“十三年岁在甲子”确实可以得出1924年《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脱稿。林子青、秦启明、修订版《弘一大师全集》也因此坚定地断定此信作于1924年。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另外许多重要信息!

  在信中,有“惠复乞寄上海江湾镇立达学园丰子恺居士转交”之语,这句话中其实就含有一个时间判断——立达学园的创办时间。“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出版的《匡互生与立达学园》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丰一吟所著《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二书可知,立达中学的具体创办人、创办时间和筹款过程如下:最初的创办者为匡互生、朱光潜和丰子恺,后又以陶载良为首,并有中国公学分出的部分师生加入。1925年1月9日至12日,他们磋商建校事宜,决定建校。”可见到1925年才有立达学园,所以此信肯定作于1925年之后。

  我们再来看蔡丐因与弘一法师开始交往的时间。

  蔡冠洛(即蔡丐因)《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云:“至于我和弘一法师见面,是在他初出家的一年,他将赴新登贝山掩关,杭州的朋友学生知道了,一道在一个庵里设斋,也有送他佛经,送他诗句的。我跟着加入里面,但并没有和他说话……大约是在第三年吧,我在绍兴第五师范教书,弘一法师从白马湖到绍兴来,同事李鸿梁、孙选青是他在杭州第一师的学生,邀我一道到船埠去接他。船到了,一一的见了面。”这说明在弘一法师去绍兴之前,蔡丐因只是远远地见了弘一法师一面,两人根本没有往来。

  弘一法师什么时候去绍兴呢?从蔡丐因的讲述是1923年,弘一法师从白马湖到绍兴。李鸿梁则说是1924年,其《我的老师李叔同》云:“师莅绍兴,先后共计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四年秋天。……这是不会错的。并且我还记得,师在若耶溪上过红叶,所以是在秋天无疑。……师在此住了半个多月,写了三百张佛号。一百张存蔡丐因处,二百张分存孙选青处与我处,嘱分赠有缘者。曾名其室为:千佛名室。”

  李鸿梁的记忆仍然有误。弘一法师第一次去绍兴应该是1925年。

  先看一封弘一法师致李圣章的信,云:“五月往普陀,参礼印光法师,六月返温。八月将如钱塘,抵海门,乃知变乱复作,因留滞上虞、绍兴者月余。本月初旬归卧永宁,仍止庆福。居上虞、绍兴时,与同学旧侣晤谈者甚众,为写佛号六百余叶,普结善缘,亦希有之胜行也。老友丐尊,曾撰《序子恺漫画集》文,刊人《文学周报》,略记朽人近状,附邮以奉慧览。十月廿三日。”这封信中有个时间暗示,即夏丐尊《序子恺漫画集》一文的刊发日期。余涉编的《漫忆李叔同》中收录此文,后注云“原载1925年11月上海《文学周报》第一九八期”。夏丐尊文云:“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开战,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暂止,挂褡于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八夜,夏丐尊在奉化江畔远寺曙钟声中。”夏丐尊记得是新历,即旧历9月11日。由此可知,1925年五月弘一法师到普陀参礼印光法师,六月返温。八月想取道宁波到杭州再到南京、九华山,哪知战乱,滞留宁波。被夏丐尊得知请至上虞白马湖,数日后到绍兴。(弘一法师晚年在泉州檀林福林寺讲《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沪云:“民国十三年,余普陀山,居七日。”亦记忆有误,当为民国十四年至普陀。)

  又,在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1924年注19引述了另一个版本的蔡冠洛《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大约是在第三年吧,我在绍兴第五师范教书,弘一法师从白马湖到绍兴来……临别,写佛号千纸分赠善友,……因署其室曰千佛名室。并贻孙选青、蔡冠洛以手书篆字佛号,……下题:岁在星纪初霜,游方会稽,晤丐因居士,为书此纸,以志遗念。晚晴沙门论月。”所云千佛名室等等与李鸿梁记述一致。更重要的是其中有“岁在星纪初霜”时间标注。岁在星纪是何年?弘一法师有《节录地藏菩萨十轮经沪轴署“岁在星纪四月二十一日亡母六十四年诞。”弘一法师手书《佛三身赞颂》跋云“岁次辛酉四月二十一日,亡母王太淑人六十四年诞。”故知岁在星纪是1925年,由初霜知应在旧历8月25日之后。

  所以,蔡丐因、李鸿梁的时间记忆均有误,蔡丐因是在1925年入冬后才与弘一法师开始交往,所以,所有的弘一法师致蔡丐因的信件都是作于1925年旧历8月之后。

  再来看弘一法师往庐山是哪一年?

  弘一法师致李圣章信云:“朽人于今年三月至杭州,六月往江西牯岭,本月初旬乃返杭州。现居虎跑过冬。……以后通信,乞寄杭州延定巷五号马一浮居士转交至妥。天寒手僵,草草书此。”修订版《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于此信后加注云:“此信为明信片,系一九二六年冬自杭州寄往法国巴黎者。明信片正面自署‘弘一自杭州寄,十一月初五日,旧大雪节后一日。”’查万年历,1925到1929年中只有1926年十一月初五日对应旧大雪节后一日。所以,弘一法师去庐山是在1926年。本文开头所引的蔡丐因《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要算十六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显然应该是“十五年”,这个错误可能是排版之误,因为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1926年第9条所引的就是“十五年”。

  弘一法师致蔡丐因信云:“印经荐亡,甚善。拟写《华严十回向品初回向章》。自佛子云何为下,讫于一切诸佛皆称叹。每行二十字,计共二百行。每纸写十六行。共成十三纸。未审可否。若欲字大者,每行字数减少;又行数减少,则纸页增多。诸希仁等酌之……庐山九月即须围炉。希早寄来,当即为书写。复函乞请寄牯岭青莲寺。八月十日。”从“庐山九月即须围炉。希早寄来,当即为书写。”可知九月当指旧历,故此信作于1926年旧历8月10日。8月25日(旧历)弘一法师复信云:“宣纸亦收到。”

  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1926年第11条云:“手书佛号赠日本竹内居士题记……丙寅(1926年)九月二十日,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竟。”说明给蔡丐因的《华严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书于1926年旧历9月20日。

  10月1日(旧历)弘一法师信云:“经已写就。乞即复一片,即可寄上。因现不知仁者在绍否,故先询问也。朽人于月半后,或下月初下山。十月初一日。”10月14日(旧历)弘一法师信云:“写经并佛号三叶,附挂号邮奉,乞收入。其余之纸,已为汪居士(凤池)写《地藏经见闻利益品》。此经如石印时,乞谆嘱石印局员万不可将原稿污损,须格外留意。其签条乞仁者书写,式略如下:《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弘一大师手写口口口题端》。口口口之处,乞仁者署姓名。朽人约于十七八日下山返杭。以后惠书,乞寄招贤寺交朽人收。十月十四日。”。说明弘一法师于1926年旧历10月中旬下庐山返杭,蔡丐因拟将此经付印。

  又弘一法师致蔡丐因信云山:“兹有李圆净居士,欲重印《华严十回向初章》。……戊辰十一月卅日。”可知,1928年11月,《华严十回向初章》第一版已经刊印,并已分发殆尽。所以那封8月25日“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又拙书《地藏菩萨本愿经见闻利益品》,书法较《回向品》为逊,今亦付印以结善缘。……尊印《回向品》共若干册,并乞示知”的信只能作于1927年8月25日。

  再来看信中提到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是初版本还是重印本,即《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初版印刷时间是不是1924年呢?《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曾经多次印刷,1935年夏丐尊就着手重新印刷一次。弘一法师1930年给刘质平的遗嘱云:“乞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两千册。……仍由中华书局石印。……一切照前式,惟装订改良。此书原稿,存在穆藕初居士处。”从语气看在写遗嘱之前只印刷一次,并且是穆藕初经手。1927年8月25日致蔡丐因的信云:“《四分律表记》共印千册。(由穆居士以七百金左右独力印成。)”即是由穆藕初经手,且其语气没有丝毫这是重印本的意思。另外蔡丐因在《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中的回忆是:“这《戒相表记》出版时,法师寄来一部,他的信上有这么的几句话: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所以,可以认为《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初次印刷时间是1927年。

  接下来再看那封“听字写从壬,大误”、署“十二月六日”的信是作于哪年。此信林子青、秦启明定为1926年,修订版《弘一大师全集沪定为1924年。由上可知1924年肯定错误,从内容看《回向初章》尚未付印,所以它只能是1926或1927年。由致蔡丐因信:“前邮明信,想达慧览。今后通问,请寄杭州延定巷五号丁居士代。存交朽人,至善。乞勿写马居士名,彼埋名循世,不欲人知。前存尊处之《华严经疏钞》拟以奉赠仁者供养读诵。……臂疏。十一月十一日。”对照上述致李圣章信及致蔡丐因:“朽人今岁云游南北,身心疲劳殊甚。于数日前归卧虎跑,谢客养静。……以后惠书,乞寄杭州延定巷五号马一浮居士转交。……十一月初五日。”知此二信均作于1926年旧历11月5日与11日。再来看那封“听字写从壬,大误”、署“十二月六日”的信,其中有言:“书悉。《华严疏钞》,唯有仁者能读诵,故以奉赠。来书谦抑太甚,未可也。”语气正好衔接,又此时距《回向初章》书写已有一个半月,指出“听字写从壬,大误”也正是时候,如果定为1927年,则是过了一年多,于理不合。故此信当作于1926年12月6日。

  故知1926年在庐山书赠蔡丐因的《回向初章》“听字写从壬”。故知修订版《弘一大师全集·第九册》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即是1926年在庐山书赠蔡丐因的《回向初章》。

  二、精工书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

  弘一法师出家后发愿写经弘法,印光法师劝他还是“一心念佛”更为有益,如果真的想写经弘法,也要字迹端正,在给弘一法师的信中印光法师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山从“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语意看,印光大师当时并没有看到弘一法师的写经,只是根据弘一法师的信札的书写风格进行假设,弘一法师深深接受了印光大师的教诲,所以会有后来印光大师回信“接手书,见其字体工整,可依此书经”的赞许。

  其实,弘一法师在出家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918年7月14日即弘一法师剃度的第二天,夏丐尊来探望,他写了《楞严经偈页》赠夏丐尊。还有1918年9月夏丐尊丧父,弘一法师为书《地藏经偈轴》(图2)。这两件赠夏丐尊的作品显然属于写经。在1919年中伏,夏丐尊来探望,弘一法师“检手书楞严数则贻之”。(图3)从“检”字可以看出这张“楞严数则”是弘一法师平时的写经。是一张印有乌丝栏的纸,写得端端正正,而且每栏写18个字,虽无横格,却甚是整齐。这三幅写经的字形相类,横势,偏扁,横画水平,第三幅的运笔更果敢劲利,更加精到,更加楷书化。而与之前李叔同以魏碑为主、中宫收紧、笔画向四周张扬、横画向右上方倾斜的书法有很大不同。

  由此可以说明弘一法师在出家的时候,已经对书写态度与书写风格有所思考。当然,这还是观念先行的,用笔功夫还跟不上观念。他的观念是什么呢?用安详与恭敬的唐楷写经,印光法师的信只是加深了他的信念。

  五年后,弘一法师的写经进入了陶铸淬炼的阶段。1924年初夏,弘一法师书《佛说大乘戒经》(图4)赠人,阴历八、九月书《佛说八种长养功德经》(图5)。

  这两部经书写时间虽然只是相差四个月,风格差异很大。从字形上看,《大乘戒经》取横势,《功德经》取竖势;《大乘戒经》外拓,字内留白大,《功德经》内撅,中宫收紧,撇捺伸展。从笔画来看,《大乘戒经》中锋提笔,笔画瘦劲,《功德经》中锋铺毫,笔画肥腴。粗看字形,《功德经》更像魏碑,《大乘戒经》更像钟王小楷,接近帖学。细看用笔,却不是这回事。以横画的外轮廓线及末端为例:《大乘戒经》的下方外轮廓线往往是平直的,上方外轮廓线则在末端处鼓起;《功德经》则相反,上方外轮廓线往往是平直的,而下方外轮廓线在末端处则往下挂。从这个角度观察横画的起笔,也会发现截然不同的外形。那么这两种横画的外轮廓是怎样的用笔所形成的呢?其间有根本性的差异吗?仔细体验两种横画,用笔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大乘戒经》是往上飞扬,暗含隶书的波磔意味;《功德经》是顺流而下,分明唐楷的提按遗孑。也就是说《大乘戒经》以碑派笔法呈钟王字形,《功德经》以唐楷笔法呈魏碑字形。

  对弘一法师而言,魏碑由于三十余年的浸淫而深人心髓,唐楷则是强加于心的。所以才会有上述这种交错的情形。1923年致堵申甫信中弘一法师云:“拙书尔来意在晋唐,无复六朝习气,一浮甚赞许。”同样是1923年,他书《丁孺人墓志铭》,魏碑字体,长枪大戟。在致周敬庵的信中说:“尊书底稿,字体甚佳(其微妙处予不能及,用朱圈记,希审览),但唯宜雅,俗士见之必大笑也!予亦喜学是体,今即以是书志铭。组云邃于金石之学,当必首肯。”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与坚持,弘一法师完美地糅合了唐楷与魏碑:平和端庄的唐楷面目,苍劲浑厚的碑派用笔。1926年所书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就是它的果实。

  对《华严初回向章》弘一法师自己也说非常满意和宝贵的。在写好寄给蔡丐因时就叮嘱:“此经如石印时,乞谆嘱石印局员万不可将原稿污损,须格外留意。”又说:“昔为仁者所书《华严初回向章》,应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后无能为矣。”此信作于1931年,是弘一法师中年书法的顶峰时期,他此时回顾五年前的作品评价为此生最精工之作,应当值得重视。蔡丐因《廓尔亡言的弘一大师》云:“据他自己说,生平写经写得最精工的,要算十六年在庐山牯岭青莲寺所写的华严经十回向品初回向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太虚法师也推为近数十年来僧人写经之冠。”“含宏敦厚,饶有道气,比之黄庭”,是弘一法师原话还是蔡丐因转述抑或蔡丐因自己想的评语现已不得而知了,折中一下,“比之黄庭”当是弘一法师所首肯的。

  精工是弘一法师对写经的追求,精是精于笔法,工是工于结体。《华严初回向章》的横画既不像《大乘戒经》上扬,也不像《功德经》下按。用笔中锋劲挺,转折处如折钗股,竖画如屋漏痕。结体既有柳公权的巧思,又有颜真卿的磅礴,既有欧阳询的严谨,又有虞世南的儒雅。确实是一件上乘的楷书作品。说它可以比之黄庭,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这种精工的写经以后就几乎不写了,1932年为他生父百二十诞辰回向而书《佛说阿弥陀经》(图6),字形不作严格的楷书,多有行书笔致。1936年的《金刚经》(图7)走的更远了,字形更修长了,算是行楷了,与印光大师的要求不一致了。

  三、由写经的“自利”到以书弘法的“利他”

  在弘一法师准备出家的前几个月中,他“大舍其在俗所有书籍笔砚以及书画印章乐器等于友生”,自己仅留“一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把文房四宝都送人了,并不是说法师决定以后不写字了。在法师出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一幅字送给夏丐尊作纪念。这件作品现藏上海博物馆,款语云:“戊午大势至菩萨诞,剃度于定慧寺。翌日,丐尊居士来山,为书《楞严念佛圆通章》”。范寄东在《述怀》一文中回忆道:“师出家后,即于九、十月间来嘉兴佛学会,……时颇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宝者,师与余商:‘已弃旧业,宁再作乎?’余曰:‘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庸何伤!’师乃命购大笔瓦砚长墨各一,先写一对赠寺。””可知,弘一法师原想出家后只是写经作佛事,不再写字应酬。范寄东的劝解使弘一法师将应酬写字的通俗性质得到转换与升华,以书弘法,使人念佛向善。于是,弘一法师就罗列了一系列佛经,发愿写经,既学习,又弘法。1922年在致郭奇远的信中弘一法师说:“比以写经多忙,二三年来,发愿未写者有十数种。”

  但是,当他兴致冲冲地对印光大师汇报要写经时,被泼了冷水。印光法师云:“座下勇猛精进,为人所难能。又欲刺血写经,可谓重法轻身,必得大遂所愿矣。虽然,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印光法师只是客套的表示勉励赞叹。继而他话锋一转,建议弘一法师专修念佛三昧,待其有得,然后行此法事。同时又尖锐地指出许多刺血写经者“不是用血以表志诚,乃用刺血写经,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接下去印光法师指出写经与书法的差异:“又写经不同写字屏,取其神趣,不必工整。若写经,宜如进士写策,一笔不容苟简。其体必须依正式体。”他认为书法以表现神趣为核心要素,外表的工整与否并不重要。那么写经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呢?他在另一封信中有所阐释:“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转为如来智慧。”写经是通过专心致志地书写而领悟佛经的旨意。在做了上述的铺垫之后,印光法师告诫弘一法师说:“若座下书札体格,断不可用。”

  印光大师认为写经是个体为了领悟佛旨的手段,弘一法师则是为了弘法而写经。

  在理性上弘一法师是认可印光大师的,他后来作《普劝发心印造经像文》也完全采用了印光大师的说法。弘一法师也听从印光大师的话勉力按要求改变自己的书风,终于写出《回向初章》。

  但是弘一法师又是有扬弃的。1929年,弘一法师在《李息翁临古法书序》中云:“夫耽乐书术,增长放逸,佛所深诫。然研习之者,能尽其美,以是书写佛典,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无益矣。”弘一法师明明知道“耽乐书术”乃佛所深诫,却话锋一转认为还是“自利利他”的,有必要的。“利他”的他指哪类人呢?在《护生画集》编辑中弘一法师认为“《戒杀画集》出版之后,凡老辈旧派之人,皆可不送或少送为宜。因彼等未具新美术之知识,必嫌此画法不工,眉目未具,不成人形。又对于朽人之书法,亦斥其草率,不合殿试策之体格(此书赠与新学家,最为逗机。如青年学生,犹为合宜)。”“此书虽流通甚广,雅俗共赏,但实偏重于学者一流之机。因子恺之画,朽人与湛翁之字,皆非俗人所能赏识。故应于全体美观上,十分注意也。”

  所以在弘一法师的书信中经常提到美观两字,如对刘质子说《华严集联》“格式甚好看”“奉拙书数纸,其中大佛字为新考案之格式,甚为美观”“朽人之字件,四边所留剩之空白纸,于装裱时,乞嘱裱工万万不可裁去。因此四边空白,皆有意义,甚为美观。若随意裁去,则大违朽人之用心计划矣。”

  在1928年之后,法师常书对联等简短的佛语弘法。刘质平回忆道:“先师曾对余言:为写对而写对,对字常难写好,有兴时而写对,那作者的精神、艺术、品格,自会流露在字里行间。此次写对,不知为何,愈写愈有兴趣,想是与这批对联有缘,故有如此情境。从来艺术家有名的作品,每于兴趣横溢时,在无意中作成。凡文词、诗歌、字画、乐曲、剧本,都是如此。”’晚年弘一法师评论自己的书法道:“无论写字、刻印等亦然,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表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1935年,叶青眼感叹“此次州人士多来求公字,少来求法,不无可惜。”弘一法师笑曰:“余字即是法,居士不必过为分别。”可见,有那么一刻确实让弘一法师感受到自己的心灵进入到了自己的书法中,求字即是求法。

  硕儒书法家马一浮评弘一法师的书法道:“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尝谓华亭于书颇得禅悦,如读王右丞诗。今观大师书,精严净妙,乃似宣律师文字。盖大师深究律学,于南山、灵芝撰述,皆有阐明。内熏之力自然流露,非具眼者,未足以知之也。”赵朴初为弘一法师手书《金刚经》跋语云:“所书多为经典,以助亲友道侣回向菩提,人因其书而重法。晚年书法益纯熟,平淡恬静,如见其人。”。周作人在弘一法师《华严经》跋云:“上人书如其人,觉有慈祥静穆之气拂拂从纸上出,对之如听说法,此可谓之文字禅,正是一笔不徒下者也。”

  有这三位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弘一法师确实做到了以书弘法,“字即是法”,他做到了“利他”。那么印光大师所指的“自利”呢?1941年弘一法师致性愿法师信云:“每日写字接客,自惭毫无修养之功,勉力撑持弘法之事,时用汗颜耳。”1942年(时弘一法师63岁,是年圆寂)元宵弘一法师致李芳远信云:“夫见客、写字,虽是弘扬佛法,但在朽人,则道德学问皆无所成就,殊觉惶惭不安。自今以后,拟退而修德,谢绝诸务。”值得深思。

  摘自:《莲馆弘谭》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