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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字禅的发展及其禅学意义

作者:常行

  广东尼众佛学院

  禅宗素以“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相标榜,但随着禅宗的发展,禅门中还是出现了一些文字化的东西。到宋代以后,禅宗更走向了“不立文字”的反面,大量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拈颂评唱,标志着禅学的文字化和“文字禅”的盛行。

  一、文字禅的定义

  在宋代文化全面繁荣的背景下,禅宗典籍的制作编纂也进入黄金时期,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各类禅宗文献无可争议的提供了宋代禅宗“不离文字”的事实。然而,尽管学术界都承认宋代禅宗有“文字禅”的倾向,但对“文字禅”一词的具体含义却界说模糊或歧见纷纭。如李淼认为“所谓文字禅主要是指的以文字语言去解说‘古德’、‘公案’的即所谓颂古、拈古的方式。”谢斯炜提出:“以临济扬岐派传入昭觉克勤《碧岩录》为标志,对公案加以辑集、评注、讲解的文字禅似乎成为一条不得已的出路。”魏道儒以为:“所谓‘文字禅’是指通过学习和研究禅宗的新经典而把握禅理的禅学形式。”台湾大学刘正中通过对慧洪文字禅的研究,认为,“文字禅应该是诗的别称。”周裕锴认为:“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品,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

  关于现代禅学研究者对文字禅的定义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种说法:

  一种定文字禅的概念较为宽泛,包括了禅宗对文字的各种重视。郭朋先生就说:“宋代禅宗,已经走上了由慧能开创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早期禅宗的反面。早期禅宗,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它的方法就是‘体认’、‘参究’。既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议论,更不需求要连篇累牍的著述……后来,时移事异,光靠内心‘体认’、‘参究’的方法已经不够了,于是慢慢就有了各种‘公案’、‘机锋’以至挤眉弄眼、动手动脚的‘禅语’、‘禅机’。禅不再光是‘参’,而且也要‘说’了。出现了‘煌煌巨制’的《灯录》、《语录》。从此,禅宗由不‘不立文字’而变成了‘不离文字’,由‘内证禅’而变成了‘文字禅’。……宋代禅宗演变到早期禅宗的反面,不是到《灯录》、《语录》就停止了,它还在继续着,其标志就是《评唱》、《击节》的出现。”在郭朋这时,文字禅与内证禅相对,因布包括公案、语录(甚至应包括经典)等的学习,含义较广。

  另一些人更注重从“禅”的角度对宋代文字禅进行认识,因而文字禅的包括范围较窄。方立天先生说:“文字禅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有独特的表现方法和固定的体裁。文字禅的禅师们在解说禅时,都是以不点破为原则,不是直截了当,而是辗转的说明,极力避免说破语中意趣,这种说禅法叫做‘绕路说禅’。绕路说的文字缴绕,所云不知东西,犹如葛藤相互纠缠,牵扯不断,故也称文字禅为葛藤禅。文字禅主要是采用偈颂、诗歌等形式表达禅理,而非一般的语录文字作品。为了突出这种说禅的方法,禅师们都绞尽脑汁地在文字技巧上下工夫,从而走上了刻意追求文字,在文字上追求禅意的道路。”

  另外,魏道儒先生说:“所谓‘文字禅’,是通过学习和研究禅宗经典而把握禅理的禅学形式形式。它以通过语言文字习禅、教禅,通过语言文字衡量迷悟和得道深浅为特征。作为宋代文字禅的主导方面,它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运用公案结合在一起。公案受到禅宗界的重视,并且逐步成为教禅和学禅的基本资料,又是与中唐开始的禅僧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的变革相联系的。”

  闫孟祥先生认为,“方立天先生的观点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文字禅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出的一种以特殊文字为媒介,表达禅理、创造禅机的传禅形式。就以文字为媒介而言,与棒喝等具有相似的意义。这一点不仅从当时文字禅的运用可以看出,从一些著名禅师的言论也可以看出。”凹

  辩明文字禅的含义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辩证了史实,同时也对于认识历代对文字禅的研究、批评有影响。

  二、文字禅的发展形式

  宋代围绕语录公案展开的文字禅有四种形式,也可以说是公案之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其中,“拈古”是以散文体讲解公案大意,“代别”是对公案进行修正性或补充性解释,这两者都起源于宋代之前。所谓“颂古”,《佛光大辞典》称:“禅宗将古人指导弟子所开示之公案(古则),以简捷的偈颂表示之,称为颂古。”陈兵《新编佛教辞典》称颂古是:“用有韵的诗歌体裁阐发古代禅师语录及参禅公案的文字。”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颂古之作可以称为“禅诗”,但禅诗并不仅仅等于颂古,禅诗还包括颂古之外的禅学诗作。“评唱”是结合经教对公案和相关颂文进行考证、注解以发明禅理。颂古与评唱这两者都起源于北宋。下面,将对四种作以简单的说明。

  “代别”是“代语”和“别语”的复合词。所谓“代语”,原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问答酬对间,禅师设问,听者或懵然不知,或所答不合意旨,禅师代答的话语;其二是指古人公案中只有问话,没有答语,代古人的答语。所谓“别语”,是指古人公案中原有答话,作者另加一句别有含义的话。二者区别不大,都是对古人或他人禅语的发挥。由于云门语录中多有代语和别语,一般认为“代别”以云门为始。进入宋代,首先是汾阳善昭(947-1024)利用这种形式,将禅引导到发掘古人意旨方面,更确切些说,是借用古代公案,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曾说明创作公案代别的原因:“室中请益,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以代之;语不格者,请以别之,故名之为代别。”m‘未尽善者”和“语不格者”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公案的语意未尽,需要添加“代语”或“别语”,作进一步的揭示,也就是对公案作修正性解释。善昭的代别之作保存于他的《公案代别百则》和《诘问百则》中。

  “颂古”是以韵文对公案进行的赞誉性解释,它不仅是研究公案的方法,而且是教禅学禅、表达明心见性的手段。善昭首创颂古,是对宋代禅学的又一促进。在北宋以后的禅史上,颂古比代别具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得到士大夫的特别喜爱,使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善昭的颂古之作是《颂古百则》,选择百则公案,分别以韵文阐释。他在其后作《都颂》,阐述选材的原则、作用和目的:“先贤一百则,天下录来传。难知与易会,汾阳颂皎然。空花结空果,非后亦非先。普告诸开士,同明第一玄。”意谓他选用公案的标准主要是择优,不论宗派,唯以禅林公认的“先贤”言行,作为弘禅证悟的典型范例流通天下。这反映了善昭力图融合禅宗各家宗风的倾向,也为日后多数禅师所接受,成为共识。当然,由于各选家的眼光不同,水平有别,所选公案也就不会完全一致。善昭认为,公案中的古德言行或机缘,有的晦涩难懂,有的易于理解,颂古都应该使其清楚明白,便于学者同明“第一玄”(即禅理)。他的《都颂》明确宣示:禅既可以通过文字“普告”学者,学者也可以通过文字去“明”。这一主张在他的颂古实践中得到更明朗的表现。

  善昭之后,颂古之风弥漫禅宗界,成了明心见性的重要手段,颂古本身也经历着变化。到了雪窦重显(981-1053),受汾阳善昭的影响,作《颂古百则》,把宋初的颂古之风推向高潮,风靡整个禅林,几乎所有能提笔的禅僧都有颂古之作,所有参禅者都要钻研颂古,所有的名禅师都发表对颂古的评说。于是颂古著作剧增,构成了禅宗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宋中期,一些禅僧把它们从众多的单行语录本中抽出来,分门别类,汇集成册,以利参学。

  大师的颂古,各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善昭之后,颂古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影响最大的作者有四位,即云门宗的雪窦重显和曹洞宗的投子义青、丹霞子淳以及宏智正觉。其中以重显的《颂古百则》尤具创新意义。如果说善昭制作了颂古的雏形,重显就是使之成熟,他们代表了宋代颂古的两种基本类型。

  所谓“拈古”,又称“拈提”,《佛光大辞典》称:“谓拈评古则,又作拈古、拈则。禅林说法,拈举古则公案以开发学人之心地。为使学人体悟言诠所不及之生死大事,乃拈提古则公案以举示宗门之要旨。《碧岩录》第一则评评曰:大凡颂古,只是饶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拈古与颂古的不同,一是如辞典所说,颂古更倾向于绕路说禅,拈古更倾向于直指说明;二是从形式上颂古是以偈倾方式说禅,拈古则不拘一格,可以采用偈颂,也可以采用一般文字语言,而以散文形式为多。关于拈古集录,先由南宋僧人宗永将上始释迦牟尼,下至南岳下十一世、青原下十世的有关拈古编集成书即《宗门统要》。到元代,僧人清茂对该书作补充续收南岳下十二世至十八世、青原下十一世至十四世的有关年拈古,编成《宗门拈古续集》(《频伽藏》把两集汇集一起称为《宗门纺要正续集》)。清代,净符禅师集历史上拈古之大成,编成《宗门拈古正续集》,收天《续藏经》中。收入到书中的拈古范围的题材,同样不拘一格,只要于引领学者有益皆可人其范例。此外,宋代著名的拈古还有《拈八方珠玉集》》、《宏智禅师广录》、《从容集》等。关于拈古的使用环境,与前述颂古、代别语一样有两种,一是用于指点之中,一是整理成系统的文字材料作类于教材之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慧开的拈颂是在平时的传法中使用的,《禅宗无门关》据其自述:“慧开绍定戊子夏,首众于东嘉龙翔,因衲子请益,遂将古人公案,作敲门瓦子,随机引导学者,竟尔抄录,不觉成集。初不以前后叙列,共成四十八则,通曰无门关。”当然,用于实际的引导之中,两种形式共同作用,对禅机、禅理同时有引导悟解的意义。

  最后一项“评唱”,是宋代出现文字禅的另一种形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对“评唱”的定义为:“品评提唱古人之说也。”是克勤对公案和颂文的正面解释。这是《碧岩集》的主体部分,分散在公案本则和颂文之后。

  综观克勤的评唱之作,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通过大量引用传统佛教典籍和禅宗经典,对公案和颂文的每一句话进行细致考证。而考证的结果,就是说明颂文和公案无论从表面上看来有多么大的差别,都毫无例外地表达相同的禅宗主旨。禅法思想的单一和文字考证的繁琐,由此成为《碧岩集》的最显著特点。由这一特点引发出了两种倾向,其一,克勤把丰富多彩、表现着诸多禅僧生活和社会内容的禅思想,统归到一个框架之中,使得禅也贫困化起来。例如,无论在《碧岩集》中,还是在他的《语录》或其他著作中,克勤凡讲解公案、颂古时,经常总结:“古今言教,机缘公案,问答作用,并全明此”,“古人举一机一境,皆明此事”。这里的“此”,也就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宗旨。这正是克勤诠释所有公案和颂文的基本原则。其二,克勤把公案、颂文和经教三者结合起来,通过细密的考证和详细的讲解,用大立文字的方法支持“不立文字”的宗旨,结果将人引进了繁琐的考证,把用文字说禅的思潮推到顶峰。北宋末到南宋初的一段时间,《碧岩集》被禅僧们视为最主要的经典,人手一册,朝诵暮习。

  三、文字禅的禅学意义

  关于文字禅的禅学意义,前已经对某些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字禅进行了释义,提出了其多重的意义。这些形式所表达禅思想意义,又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文字禅给了学者参禅的目标,使其有所依从。关于给学者参学目标的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参学目标不断强化,文字禅毫无疑问也有给学者明解参禅目标的意义。汾阳善昭最初使用颂古、代别语的时候,明显要给学者提供“教材”,使其平时参学有依,当堂禅机对答时又不至于茫然不知所云,其禅学意义是显然的。后世不论哪一种文字禅的形式,这一点同样不可忽视。如拈古,《楞严经》曰:“一人发真元明,十方虚空悉皆消殒。”对此,“五祖演云:一人发真,十方虚空触着磕着。昭觉勤云:一人发真,十方虚空锦上添花。”《楞严经》已是当时最流行的经典之一,选其中的一句话,本身有其独到意义。“拈古具款结案”,但实际是与经中语言并立而不同的两句话,似解释非解释。所谓解释,包括原本含义和不同的语言途径;所谓非解释,并非用平实的语言给予解释。这样的拈古,可想而知,给学者提供了参学的目标,使其思有所依。又从不同的语言谈《楞严经》中之语,这种方式更可以使学者在不知如何思维时提供指导意义,尤其免于落人某种“执著”的思维中。可想而知,一个公案有几种“解释”,集多个公案的“解释”就有了方向性的意义。那么,从目标的角度而言,给学者提供方向,使其有所依从,其思想内在发展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文字禅对古公案进行进一步加工,可以有效地达到引领听者的目的。不论从汾阳善昭还是以后的雪窦重显、圆悟克勤等发展文字禅的历史中,都能看出当时在僧人中有古公案等文字禅的流行。既然有公案的流行,对公案进一步加工,校正其可能的错误就是完全有必要的,也就是说,从参禅的意义而言,文字禅的意义之一是在公案基础上进一步予以阐发,符合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

  第三,利用文字禅可以使不当堂禅机对答更为有效。从各种禅师的语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字禅,以及类似的公案等,在当堂禅机对答中大量被使用。其中的功效可以从禅师的“开悟”事例中看出来,如慧南禅师“悟道”的经过就与云门禅、洞山三顿棒有密切联系,“慈明曰:书记学云门禅,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顿棒,洞山于时应打不应打?公曰:应打。慈明色庄而言:闻三顿棒声,便是吃棒,则汝自旦及暮,闻鸦鸣鹊噪,钟鱼鼓板之声,亦应吃棒!吃棒何时当已哉!公堂而却。……”这种利用古公案以及对古公案“解释”作为引“悟”的事例在禅宗中举不胜举,可见这种形式的禅机对答合符学者的心理发展。除这种直接引悟的意义外,另一方而由于禅语的高度“出世”化,如果大众听不懂,那么,非但对答禅机者本人无所适从,就是其他听者也同样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之中,如果当堂的禅机对答甚至不能引领听者进入集中、思维活跃的境界,可想而知,禅机的对答甚至不能有序的进行下去。那么,文字祥的事先让学者习学也就可知其禅的内在意义了。

  总之,仅从上述三点也能看出文字禅的出现符合禅内在逻辑的发展,也符合参禅者心里的发展。有了上述产生的认识,对文字禅的历史定位无疑应以基本肯定为主,而不能因噎否定食。事实上,如果从历史的文义上看,文字禅在禅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文字禅丰富了禅的传扬方法;文字禅使禅宗更具有中国化的特点;文字禅使禅与中国士大夫更好地结合了起来;文字禅有效地扩大了禅的影响范围;文字禅对中国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促作用。

  四,结语

  当然,文字禅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禅本身的影响,即: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葛藤禅”,这点也有其禅的!内在发展规律特点。因为禅本身非常难以被接受,正因此,禅师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多方面的引导。但引导总不可避免有这种那种问题,对于达到禅的目的总有一定的限度。可想而知,不论哪一种方法,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听者都引领到“悟道”的境界,既然达目的有限,当然说明不论哪一种方法都有其问题。如棒喝曾经是临济义玄使用的重要方法,而且在历上备受称赞,上在北宋中期以后,使用上呈越来越少之势,到现代基本已经不再使用。这一过程说明棒喝的历史局限性,说明它有很多不足。那么,从思想内在逻辑的角度上说,文字禅使用文字“绕路说禅”,有明显的容易形成“葛藤”的问题。这首先从文字本身能看出来,即:文字本身是思维的产物,使用文字表达禅机禅理就容易使听者纠缠到文字语言上的问题。但这却不能归过于文字禅,文字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使用。这如同语言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使用者如何使用的道理一样。只不过由于文字禅在历史上恰与中国重文的传统相结合,因而影响至大,并因此成为历代禅师批评的重要之点。

  总而言之,禅,不可言说但又必须言说,不可表达却必须表达;不能落人理性、思辨的窠臼,又必须借助文字、想象的手段传达禅悟的妙境。正是由于禅宗的这种内在矛盾孕育了文字禅的产生,即由“不立文字”到大量语录的编写,大量公案的流行,以及代别、颂古、拈古的盛行和文字禅最高形式的“评唱”的风靡。文字禅的形成促进了宋代文学、艺术与禅宗的交融,其本身已经超出禅宗内部宗风的范围,使得禅宗向包括文学(尤其是诗学)、艺术在内的主流文化过渡,最终形成了影响宋朝及后代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

  摘自:禅和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