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从关键词看“楞伽宗”(中篇)

作者:释演觉

  中篇

  关键词之二:

  四祖道信与《般若经》

  一、四祖道信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缘和合,方成盛事。达摩的教法,到了道信,才真正传扬开来。本焕长老说:“中国禅宗源道信,东方顿渐起黄梅”,这话不无道理。

  道信禅师,俗姓司马,生于陈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年),卒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7岁出家,12岁赴皖山投僧璨禅师求解脱法门。言下大悟,摄心无寐,胁不至席60年。大业二年(公元606年),27岁,得传衣钵,为中国禅宗第四祖。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45岁,蕲州黄梅双峰山造寺,大敞禅门,学侣云臻,以农养禅,勤坐为本,·融摄止观等一切法门,禅戒合一,行证并重。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65岁,付衣法与五祖弘忍。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72岁,命造毗卢塔,闰9月初四日,安坐塔中示寂。

  初祖达摩的“火种”,直到四祖道信,才算落地,并初步“蔓延”为“火堆”,既避免了中途灭绝的危险,又为“燎原”备足了“底火”。用“继往开来”来描述、用“开山鼻祖”来定位道信禅师,应该不算是过份。他的特色方便,难以详述,略说有三,即:“一佛、二门、三融合”。一佛,就是念佛心是佛;二门,就是顿悟门和渐修门;三融合,就是禅戒融合、禅净融合和禅作融合。

  《楞伽经》以“诸佛心第一”为宗旨,明诸佛“以心为要”之理。而四祖道信“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将众生的“念佛之心”提到了佛的位置。又引《无量寿经》“诸佛法身。人一切众生心想。是心作佛。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也”。提倡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心外无佛。将因位念佛之心提高到果位觉佛之心。把道不得、看不见、摸不着的精深高妙、无形无相之佛,一下子变成了人人有、随身带、无差别、可呼可唤、可想可忆的落地佛、平易佛,拉近了人与佛的距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改革方便。而这个方便,大大增强了众生的修行信心,开启了“凡圣贤愚,人人平等”、“根机利钝,皆可成佛”的修行大门。虽说不是首创,但在中国禅宗的修行体系中,也是开了先河,对后世禅法的演变起了很大的影响。

  再说二门,渐修门和顿悟门。众所周知,五祖弘忍后,南能北秀,南顿北渐,二门分家,诤议不息。溯其源头,则在道信。道信禅师,上承楞伽渐修之旨,中鉴般若诸宗顿悟之要,下应众生无量性欲根机,开渐修和顿悟二门。《五灯会元》卷2云“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吾受璨大师顿教法门。今付于汝”。这是针对牛头法融的顿悟法门。

  五祖弘忍“七岁事信大师。年十三人道披衣。其性木讷沈厚。同学轻戏。默然无对。常勤作务。以礼下人。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常懈倦。三十年不离信大师左右。身长八尺。容貌与常人绝殊。得付法袈裟”。毫无疑问,五祖弘忍大师受持的是渐修法门。

  其实,渐修和顿悟,本来是一回事,无有高低上下之分。渐修到一定程度,迟早必然会有顿悟发生,如钻木取火,热极则火生。按照现代语言说,量变达到质变。或者按古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千尺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等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问题是,从三世看,从整体看,只有渐修÷无有顿悟。若从一世看,从截断看,则有差别。不见其因,忽见其果,则以为顿悟;若见其因,顿悟亦是渐修之必然发展。之所为“顿”,只是因为不见其因故。在修行的实践中,圣者智明,能见三世因果,所以在接引方法上,观机施教,因病与药,有唱渐修,有唱顿悟,随机施化,洒脱自在。凡夫不别,只见药异,不见病殊,不解方便,徒增烦恼。

  从初祖达摩到四祖道信之初,“楞伽宗”受持的都是“不恒其所,游化为务,随其所止,诲以言教”的头陀行。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道信禅师在42岁时,才终止头陀行,扩建幽居寺。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道信禅师45岁时,于蕲州黄梅双峰山造寺,定居收徒,大敞禅门,学侣云臻,农禅并举。至此,“楞伽宗”从“头陀游化”正式转入了“僧团共修”。

  从个人生活到集体生活,从自律自修到领众薰修,从觉自悟自到悟他化人,这种生活和修行方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用现在的话讲,以前是一个人,现在是一群人,以前是个人“率性之为道”,现在是集体“庄严随众为菩提”。从“治自”到“治众”,需要系统的弘法方便,最主要的有三大问题,一是吃饭问题,二是管理问题,三是修行问题。“三融合”的方便也就由此而生。

  首先是禅、作融合,就是禅修和劳作融合,重点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传法宝记》记载道信每每劝门人:“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此“作”就是指劳作。深处山林,供给微薄,僧多粥少,以食为药,以“作”养“坐”,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农禅并举的源头。其理论依据,就是“一行三昧”。《文殊说般若经》云“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又说“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运水搬柴,无非是道”,皆来源于此。

  其次是禅、戒融合,就是禅修和持戒融合,重点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像百姓不能犯王法一样,持戒本是出家人的份内事、平常事,无需倡导。佛陀临终也曾嘱托要“以戒为师”,持戒得安乐。但佛门广大,众流人海,难免鱼龙混杂。人多了,乱象也多。对于出家修行的人来讲,最好的管理条例就是戒律。7岁即“密怀斋检。经于五载而师不知”的道信禅师,一生重视戒律,禅、戒的融合自然能够成就。所以,禅师撰写《菩萨戒法》,提倡忏悔清净法门,也就不足为奇。却对后世禅宗丛林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制度保障。马祖丛林、百丈清规,可视为继承了四祖禅、戒融合的宗风。

  这里有一个问题,修禅的很多人以为重在明心见性,故不重色相,甚至于要破色相,借用六祖的话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造成禅僧寄住律寺时,不着威仪,引起大众烦感。正确的解读应该是,心平则永无犯戒,故不劳持戒;行直乃修禅之相,故不说修禅。真正达到“心平行直”之人,一定是持“无戒之戒”,行“不禅之禅”。正确理解修行和戒律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

  再次是禅、净融合,就是禅修和净土的融合,重点解决的是修行方法的问题。对于集体生活的丛林而言,吃饭和管理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正业”,也就是修行。对于27岁即得传衣钵,成为一代宗师的道信禅师来说,这时要弘扬的,除“直指人心”的上根利智法门外,更加侧重弘扬了适应大众根机的“二根普被”法门,就是“净土法门”,与普通意义“净土法门”不同的是,此法门主要理论依据是般若经典。“善男子善女人。欲人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随佛方便所。端身正向。能于一佛。念念相续。即是念中。能见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无量无边。亦与无量诸佛功德无二”。又说“若知心本来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即是净佛国土。更不须向西方”。由此可见,道信祖师以持名念佛的方法止心,以实相念佛的方法修禅,其实是“念佛禅”的源头。这种“念佛禅”的好处,就是门槛低,上手易,可深可浅,操作方法简便,适合于大众根机的普及。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道信禅师的种种特色方便,无论是“一佛”、“二门”,还是“三种融合”,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对佛法智慧的灵活运用,是度化众生的方便,是“道场经营”的需要。用现代的语言讲,称四祖道信为“与时俱进”的最佳典范,应该当之无愧。

  二、《般若经》

  《楞伽经》到《般若经》的转变,始于四祖道信。

  道信禅师在双峰山“定居收徒,大敞禅门”之后,代表“诸佛心量之玄枢。群经理窟之妙键”的《楞伽经》,虽能“以第一义谛。得最上妙珍。体诸法之皆虚。知前境之如幻。混假名之分别。等生死与涅槃”,但“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生涩难懂,非一般根机所能堪受。这个时候,亟需一个能够深入浅出的经典来代替艰涩的《楞伽经》。般若经典的弘传和三论宗般若学说的兴起,使这个因缘有了可能。接衣受法之后,在般若宗寺院十几年的游走参学,使道信禅师对般若的体证达到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境界。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吉州城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退敌的事情。

  四祖道信已经把《般若经》和《楞伽经》完整地融合为一体,只不过将《般若经》作为了宣讲《楞伽经》的另一种方式。对四祖来说,讲般若和讲楞伽,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说,有资格将《般若经》替代《楞伽经》而又不失“楞伽宗”本怀的,唯其四祖。

  四祖道信,7岁出家,持戒精进,12岁大悟,参楞伽原旨,27岁得衣钵,后又参学吉州寺、大林寺等道场十几年,融会贯通三论、天台、净土、戒律等诸宗法义。楞伽的底蕴非常深厚,是楞伽为主,般若为辅。五祖弘忍时,也是7岁出家,自此随侍道信禅师,三十余年不曾离开。《楞伽师资记》卷l云,弘忍大师“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慜怀抱贞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又说“萧然净坐。不出文记”。可见,五祖弘忍自小随侍四祖道信,喜欢幽居山林,萧然净坐,很少向外参学,又在道信禅师“莫读经、莫共人语”的教导下,其理论功底相对较差,受持《楞伽经》稍微有点难度。但其颖悟异常,“虽未视诸经纶,但闻皆心契”,所以对以“空”为要的般若经典来说,情有独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以至于常“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又“唤惠能堂内。说金刚经”。

  到六祖惠能时,本来就不识字,完整受持《楞伽经》几乎没有可能,又因闻《金刚经》而得悟人,缘份甚深。《金刚经》因而取代《楞伽经》,成为禅宗的根本所依经典,也是情理之中再正常不过的因缘变化。无论五祖还是六祖,无论识字还是不识字,无论和《楞伽经》更有缘,还是和《金刚经》更有缘,六代祖师对《楞伽经》法义的领悟和受持是一脉相承的,般若经典的倡导仅仅是弘法中的方便应用而已。

  (未完待续)

  摘自:《普陀山佛教》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