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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佛教与历史地理研究之关系

作者:朱士光

  一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世纪的古代印度,于公元初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近两千年的岁月里,佛教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及其变化的需要,宣传解释其宗教学说,与中国本土原有道教与儒教相互吸纳融合,给予中国文化以极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而也包括科学技术。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地理科学,在近代以前的古典地理学发展阶段,自然受到了佛教传播的一定影响。本世纪以来现代地理学兴起之后,佛教的区域分布问题,即成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唐代诗人张继与杜牧的名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等,正因为成功地描绘出了飘渺隽永的佛教文化意境,才得以千古传唱,常诵不衰。佛教寺院、石窟、摩崖、经幢、宝塔、彩塑、壁画等佛教文化景观,当然也是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上述表明,佛教与现代地理学也有相当密切之关系。

  二

  自现代地理学兴起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我国大陆,由于文化思想界对宗教持一种极端片面的错误态度,不是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是简单地把它看作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有的学者甚至采取了粗暴的谩骂方式。受这一形势影响,五十年代以前仅有少数人涉足宗教地理的研究①;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前,我国大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地理学界又将人文地理学贬为“资产阶级科学”,对人文地理学属下之文化地理学所包括的宗教地理问题更无人敢于问律。这一不正常状况,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扭转。

  当然,在五、六十年代仍有不少学者对近代以前的我国佛教与地理学发展的关系持有清醒的认识,但只是在有关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史的论著中,对法显、玄奘等高僧西行求法事迹及归国后所写的《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与《大唐西域记》等著作,就其地理学上的意义作些评述②。八十年代前期出版的两部有关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的专著,仍是踵其余绪,仅记述了法显、玄奘等大德的取经旅程及在扩大我国古代域外地理知识上的贡献,只是内容有所扩展,增添了北魏惠生与道荣、唐代高僧玄照等及宋代高僧继业等或走陆路取道西域或走海路取道南海赴印度求法取经的行踪业迹。③

  随着大陆地区宗教活动逐渐趋于正常,宗教研究与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逐渐恢复与发展,地理学界,首先是历史地理学界又开始有学者对佛教地理学进行研究,先后有周振鹤的《秦汉宗教地理略论》(载《中国文化》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曹尔琴的《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文化》(载《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辛德勇的《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等多篇论文发表。与此同时,在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工作中,谭其骧、邹逸麟于1982年为该图集所拟订的编纂方案设想中,提出了应设置宗教图组,并提出在考古图组中要编绘著名的石窟、摩崖、雕塑、壁画地理分布状况,在行记图组中要编法显、玄奘等佛教大师西行求法路线等意见,显然这已包容了佛教地理的内容,后于1984年正式确定增设宗教图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负责编绘,反映现代以前(截止于1949年)佛教等宗教的传入路线、各宗派的创立地点及其传播过程、重要寺庙道观的分布及一些重要朝代如魏晋南北朝、隋唐等的宗教分布状况,此外在另一新设置的文化图组中,也包含有宗教的内容。目前这些图幅正在编绘之中。

  近两年大陆有关佛教地理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如1989年北京大学地理系博士赵荣所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地理学探析》一文(1989年12月),在历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大地认识论的活跃,国内有关陆地水文、岩溶地貌、沙漠、气候等自然地理特征与边疆域外地理状况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传统地图编制理论的创立,趋向史传化的地理志——地记的繁荣等地理学发展的事实后,在分析在这一分裂动荡的时代地理学何以能获得长足进展的原因时,指出当时“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奠定了地理学发展的基础”、“汉族政治中心的转移,加速了对新区域的地理认识”两点,还强调了这一时期“多种宗教哲学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有关地理认识的进步”这一前人很少道及的原因。文中对比了当时宗教在中国与欧洲传播的不同情况。指出公元3~6世纪的欧洲由于蛮族的入侵,特别是基督教势力的影响,古代发达的希腊、罗马文化(包括地理学)遭到极大摧残,沦入“黑暗时代”;而中国虽然也出现了三国鼎立,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争与南方东晋、宋、齐、梁、陈的更迭等分立割据状态以及佛教盛大发展的局面,但当时佛教与儒学、道学、玄学等不同哲学思想相互并争并存,而非一教独尊,正是在这种多种学派争鸣的情况下,宗教哲学思想不仅没有扼杀汉民族固有的儒学思想,相反却尽力依附,相互融汇;各种宗教传播促成的国内云游与出国求法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对有关地理现象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与佛、道、玄学的争鸣,还使前代作为国家统一的基本思想的儒学,得以接受多种宗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域外的佛学的影响,获得继承发展。在这一新的学术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在关于大地形态认识上,出现了基于先秦直观朴素的“盖天说”的几种不同的大地形态观念,诸如“昕天说”、“穹天说”、“天说”等,并与汉代的“浑天说”相争共存。该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佛学传入中国后,与儒、道、玄学相互争辩,相互影响,从而影响到当时儒士官绅阶层的宇宙观、地球观的事实。这是以往研究中国地理学史从未探究的领域,表明了中国地理学史与宗教地理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又如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硕士研究生张伟然在他的毕业论文《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1990年4月)中,首先强调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具有不问层次的立体构架;而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说,佛教地理则是一个有层次且有时间变化的四维空间体,而每一层次又包含若干要素,每一要素所涉及的资料中,除具有佛教方面的信息外,还含有地理方面的信息。基于上述认识。文中对我国佛教文化的地理分布提出了分层次进行研究、要素分析与区域性综合分析相结合、充分利用资料中地理信息等研究方法,并具体以南北朝时期我国佛教地理分布问题为例,在对所收集的资料按划定的河淮之间、河东河北、关陇河西、江表淮南、江汉沅湘、岭南、巴蜀等七个区域加以统计与量化后,分为佛教信仰、佛教活动、佛教学术等三个层次与僧人出生地、佛教石刻分布地、文献记载的各地僧尼寺院数量与寺院分布地、高僧活动分布地,以及入藏经典撰译地点分布等五个要素逐一进行了分析论证,分别指出其地理分布上之区域特征及历史演变,并辅以图表等直观方式,得出这一历史时期我国佛教地理的立体分布模式,揭示了佛教文化地理分布上的若干规律。该文不仅填补了我国佛教地理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而且在佛教地理的研究方法上,开拓了新的途径。

  三

  近代以前的中国的佛教地理,包括其由域外流入及在国内传播的路线以及在各地的分布状况等,是历史地理学中的历史文化地理学与佛教史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当然彼此间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佛教史学家只着重传播与分布的一般状况;而历史地理学家则强调传播路线与分布地区的区域特征及其演变。历史佛教地理作为历史文化地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探明其历史分布与演变的规律,不仅对佛学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于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历史人文地理景观的形成历程与特征,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多年来,由于前文所述及的一些原因,国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较浅薄的阶段,现在有必要动员佛学界与历史地理学界两方面的力量,加强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大体言之可分三个部分作好历史佛教地理的研究工作。

  第一个部分是进一步探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路线与地理分布状况。传播路线可具体到各个宗派;而分布状况方面,张伟然分层次进行立体研究以及要素分析与区域性综合分析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很有见地的,可加以推广,这种分析研究,显然有助于揭示佛教寺院分布的规律。

  在我国历史上佛教曾一度十分兴盛,佛教寺院遍布各地,有的地区十分密集。如魏晋南北朝时之北魏晚期,北方地区有佛寺3万余所,僧尼200万人,仅国都洛阳一城就有寺院1367所④;后北齐寺院甚至多达4万所,北周亦“有盈万数”。⑤与此同时,南方宋、齐、梁、陈各代也都有寺庙一两千所,最多的梁朝,达2846所,有僧尼82700人,建康城内即有七百余所。⑥下至隋朝,全国有寺3985所,度僧尼236200人。唐时寺院数量又有所增加。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令灭佛,被毁寺院即达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亦40000余所⑦。唐长安城内就有寺112座。⑧许多庙寺迭有兴毁,僧尼徒众时有聚散。仅此一项,欲全面复原历名原貌,就很不容易,僧人出生地、高僧活动地点的考证、统计、工作就更为繁剧复杂。但这是历史佛教地理基础性的研究,必须首先下功夫做好。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浮泛,现在刚开始有学者从事深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撰写专门论著外,最好能见诸图籍,以便能形象直观地反映出来。

  第二个部分是认真探寻佛教史籍中之地理信息,以便多方面开展与历史佛教地理有关之专门性历史地理研究。这部分,除继续对历史上外出求法大德所撰写的行记类著述进行研究、注释,发掘内中丰富的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的信息外,还可开展下述内容的研究:

  其一,对一些重要的寺庙,特别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寺庙,如陕西的法门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河南的白马寺,山西的玄中寺、佛光寺,四川的报国寺,浙江普陀三大寺等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个案研究。以法门寺为例,据传它创建于东汉,当时就远离国都洛阳;就是隋、唐时,也距国都长安二百里之遥,但何以在国内众多佛寺中,它能与少数几座佛庙享有分葬佛祖指骨之殊荣?至唐代,甚至多次由皇帝主持举行奉迎佛骨的大典,就佛教方面活动而言,其地位显在诸寺之上。内中原因虽不止一端,但其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必有特殊之处,个中详情就很值得作为个案深加探究。其他著名佛寺,其所以能闻名于当时,甚至远及后世,也当有历史地理方面的原因,也都值得分别加以深究。

  其二,对寺院个体与群体所透射出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信息,及所反映出的特殊的人文地理景观,从历史经济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进行专题研究。历史上有的朝代有的地区寺庙曾拥有大量土地,形成一种特殊的寺院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寺院庄园除种粮食作物外,还很重视园圃树艺。各地寺庙普遍建立果园、菜园、花圃、药圃,甚至广植林木,所出产的花果、药材、木材常作为商品送往集市进行贸易,不仅增加了寺庙的经济收入,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有的僧尼出国取经求法时,还引进许多域外的奇花异木在寺院庄园中种植,使得一些大型寺庙“竹树森繁,园圃围绕”,⑨“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⑩真个好似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许多名寺宝刹还具有一种特殊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万籁此俱寂,但余钟馨音”(11)的诗意画境。凡此种种都很有必要从历史经济地理(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等要素)与历史文化地理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三,对佛寺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性质,可与旅游地理学相结合,进行多方面的发掘研究。许多庙宇缘依名山而建,还有许多庙宇建于重要都会内外,特别是一批古都,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安阳、江陵等,历史上更是宝刹林立,香火鼎盛,这些庙宇在过去既是佛事道场,也是贵族官僚息影林泉与士女百姓游乐休憩的胜地,就是现在也仍具旅游价值,很有必要对它们所特具的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特质,进行开掘研究,使人们在旅游过程中,于赏心悦目之外,还能了解到一些佛教文化知识,受到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对佛教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上的作用以及在我国哲学思想与文化史上的地位获得明确的认识,从而推动佛教圣迹之旅游活动的健康发展。

  第三个部分是努力探究佛教教义中的某些哲学成分对历史地理学的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教哲学即对中国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中国文化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呈儒佛道三家融合而成的文化形态。这对中国历史上科学观念,包括对地理科学的发展无疑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概而言之,佛教哲学对我国古典地理科学的影响有间接与直接两个方面。遗憾的是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以往很少有学者问津,近年来虽有学者开始有所注意,也还只是接触到佛教哲学对我国历史上古典地理科学发展的间接影响部分,如前面所举赵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地理学探析》一文。至于佛教哲学中的时空无限、无常无我、因果相续等论点及辨证思维方式,对我国历史上的古典地理科学,特别是蕴含于其中的历史地理科学发展的影响,迄今仍未见开展研究,依旧是一片空白,需要尽快填补上,我国当代著名佛学家赵朴初居士曾阐释佛教教义中的所谓“无常”就是一切事物都受到时空条件的制约而变动不居;所谓“无我”就是世间没有主宰,既没有一身之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之主宰,任何一个因都是因生的,任何一个缘都是缘起的,因又有因,缘又有缘,从竖的方面推,无始无终,从横的方面看,无边无际;所谓“因果相续”,就是因缘所生的一切法(事物或现象)固然是生灭无常的,而又是相续不断的,如流水一般,前前逝去,后后生起,因因果果,没有间断,但又法则井然,一丝不乱;一类的因,产生一类的果,如善因得善果,因与果相符,果与因相顺。赵朴初认为佛教教义中无造物主、无我、无常、因果相续这四个主要论点,实际上可归结为两个论点——无常和无我,并认为这就是佛教对于宇宙万有的总的解释。(12)由此可见佛教教义中的哲学思想,有相当部分是符合辨证思维方式的,对古典地理学及古代雏形阶段的历史地理学无疑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当然也不可否认,佛教教义中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的部分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但不论那方面的影响,都值得当代的历史地理学家与佛学家去着力探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哲学的高度,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出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与地理学思想史,并进而丰富我国当前的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注    释

  ①五十年代以前,先只是少数佛教史学家的一些著述中对佛教入华路线、流布范围及佛教文化区域特征有所论述,如梁启超的《佛教研究十八篇》(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重刊本改名为《中国佛教研究史》)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1月版,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即是,后则仅见刘汝霖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佛教地理》一本专著。另有日人井上以智为《六朝时代佛教之分布》(载《历史与地理》1931年第1期)及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之展开》(清水书店,昭和十七年)等国外学者之论著,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②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年7月出版。

  ③王成组著:《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12月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版。

  ④⑦杨曾文:《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发展》,载《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88年10月。

  ⑤《广弘明集》卷二十四。

  ⑥[唐]释慧琳《辩证论》。

  ⑧曹尔琴:《唐长安的寺观及有关文化》。

  ⑨《续高僧传》卷二十九。

  ⑩《洛阳伽蓝记》卷四。

  (11)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句;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9月新1版。

  (12)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载《佛教与中国文化》。

  出处:《首届国际法门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