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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崇敬佛祖“真身”的社会思潮

作者:李斌城

  公元前6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于古代印度)的佛教,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在汉代,佛教被人们视为神仙方术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获得较大发展,影响遍及全国各地。至隋唐时代,在统治者的崇奉和大力扶植下,佛寺林立,僧尼众多,佛经翻译成果累累,西行佛教发源地求法盛行,新创佛教宗派不断出现,以敦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佛教文学艺术空前繁荣,高僧大德辈出,佛教进入全面发展、昌盛的鼎盛时期。

  在唐代,上起天子、贵族官僚,下至士农工商,信仰佛教成风,有些信仰智顗创立的天台宗,有些信仰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有些信仰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有些信仰道宣创立的律宗,有些信仰善导创立的净士宗,有些信仰“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的密宗,有些信仰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神秀创立的禅宗北宗,有些信仰信行创立的三阶教,而对法门寺佛祖“真身”的信仰,则是超越以上佛教诸宗派的众多唐人的共同信仰,因为佛祖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祖“真身”,今人谓之佛指舍利,乃是他涅槃后佛教徒崇敬的最高圣物,释迦牟尼的象征。

  一、佛教徒虔诚的“真身”情结

  唐代扶风法门寺,是以瘗藏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著称的寺院。佛教传说:古代印度阿育王,通过神力,一夜之间在全世界建立了四万八千座舍利塔,法门寺是中国境内的十九座舍利塔之一。唐代僧人对法门寺佛祖“真身”崇敬无比。在李唐诸帝历次迎送法门寺佛祖“真身”的法事中,都有高僧大德参与,或做法事,或供奉物品,或重修殿堂,或焚烧肢体以为供养,甚至为护“真身”而不惜生命,虔诚之极无以复加。

  不少僧人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前往法门寺瞻礼佛祖“真身”。一位僧人竟从三百里外的京城,“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山。唐懿宗迎佛祖“真身”至长安,一位僧人以艾草覆头顶,称为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僧人号啕大哭,“卧于(街)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

  佛教徒以释为姓,自称释子,即释迦牟尼的子女。瞻礼“真身”,等于拜谒佛祖,这是千载难逢的幸事,故虔诚无比。

  二、李唐诸帝迎奉佛祖“真身”的主观动机

  如果说,佛教徒虔诚的“真身”情结,是佛教思想长期熏陶使然,那么,李唐诸帝对“真身”的崇拜,则在佛教思想影响外,还掺杂着世俗的价值观念和直接的功利内涵。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珍宝中,有一捧“真身”菩萨手捧金匾上錾刻的发愿文曰:

  这是一位僧人为庆祝唐懿宗三十九岁生日而特意打造的。“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十六个字,既是对生日的祝词,也道出了有唐一代诸帝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的思想动机和真实意图。所谓“圣寿万春”,是祝天子万寿无疆。“圣枝万叶”,是愿李唐皇子皇孙万代相传。“八荒来服”,是世界诸国前来臣服。“四海无波”,是李唐江山稳固如同大海没有波浪。这与佛教徒宣扬的所谓法门寺护国真身塔“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兵戈息、令人生善即国泰民安的说法是一致的。

  唐朝皇帝与法门寺结缘始于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法门寺建寺时名阿育王寺,隋开皇三年(583)改名成实道场。大业五年(609)并人京城宝昌寺。义宁二年(618),李渊应僧普贤之请,命名为法门寺。

  有六位皇帝六次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至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瞻礼供奉。

  第一次是唐高宗于显庆五年(660)诏迎法门寺佛祖“真身”“至洛阳大内供养”。他认为法门寺塔是阿育王所建塔之一,能得佛祖“真身”,是由于“善因”,如果祈请有祥瑞,就可以开发。从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敕令岐州刺史张德亮开塔供奉至显庆五年,正好是三十年。他的思想动机是为了获得祥瑞。

  长安四年(704),武则天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是已至迟暮之年、政局混乱的这位圣神皇帝,为祈求佛祖庇佑,使其大周王朝长存。“真身”迎至神都洛阳,“万乘(武则天)焚香千官拜庆”。

  上元元年(760),正在平定安史之乱的唐肃宗,在“真身”迎至皇宫内道场时,“圣躬临筵,昼夜苦行”,是为了企望佛祖助其早日平乱。与他早在至德元年(756),从灵武(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密遣使者向在长安的密宗名僧不空寻求平叛的秘密法,不空“常密奉表起居”,“洎收京(城)反正之日,事如所料”,目的相同。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迎法门寺“真身”,是按三十年一迎惯例行事,动机是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其平藩胜利。

  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迎“真身”时不到三十年,提前两年举行这一盛大法事,是与他当时已取得平定吴元济等藩镇的重大胜利,感谢佛祖保佑李唐从此国泰民安。

  咸通十四年(873),唐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唐懿宗也病人膏盲,但他不顾朝臣以宪宗皇帝迎“真身”而驾崩的故事极谏,以“但生得见(‘真身’),殁(死)而无恨也”的决心,操办唐代诸帝最隆重的迎“真身”法事,供奉大量珍宝,名义上为“为万姓祈福”,而实为自己“圣寿万春”,社稷平安永存。

  同年十二月,新即位的唐僖宗,虽亲见懿宗未得佛祖保佑而驾崩,但仍执迷不悟,在送还“真身”时,又供奉不少珍宝。

  其余没有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的皇帝,并非不需要上述发愿文所祈求的佛佑心愿,而是各有原因。

  三、臣民崇奉佛祖“真身”的思想渊源

  李唐诸帝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是唐代礼佛的最大规模的法事活动。迎奉法事确定后,先做一年甚至数年的各种准备,如制作献给佛祖的供奉品等。正式迎奉时,由皇帝下诏,命朝廷大臣和宦官、高僧大德组成的迎奉使,前往扶风法门寺,在寺中以隆重的法会将佛祖“真身”请出寺塔,护送至长安或洛阳,在皇帝亲自拜谒供奉后,再从皇宫中迎至长安或洛阳诸寺,供僧人和广大百姓瞻礼。“一城之人忘业废食”,佛刹幢幡遮天,佛声振地,竞施金钱如雨,肘行膝步,截发断臂,呜咽流涕,痴迷若狂。从长安至扶风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甚至地处西北边陲大漠腹地的敦煌,也传诵着《李相公叹真身》和《赞法门寺真身五十韵》写本诗歌。

  广大臣民崇奉佛祖“真身”如此狂热,首先是由于受到李唐诸帝崇奉佛祖“真身”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唐宪宗迎佛祖“真身”时,韩愈在《论佛骨表》里就指出:百姓“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其次是企盼佛祖保佑自己及亲人免灾得福,并为已逝祖先祈求冥福。

  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大批题记,披露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唐人,特别是唐懿宗、僖宗二宗时宦官、文臣武将、僧尼、工匠、人唐中亚康国人和少数民族等崇敬法门寺佛祖“真身”的历史真相,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社会思潮的广泛存在四。如咸通十二年(871),唐口口所造宝帐镜花,为将迎法门寺佛祖“真身”而作发愿文一篇,写在镜花木底上:愿“一切先世父口口口解脱”,又发无边愿,愿无边众生心中一切愿早实现,普度众生,出生死海凹。其他人的题记,除姓名外,不少还题有“一心供养”四个字。

  四、某些士大夫对崇奉佛祖“真身”持保留看法

  在唐人浓重的崇敬法门寺佛祖“真身”的社会思潮中,有一种不可忽视的不和谐的声音,那就是有些士大夫不仅没有参与君臣百姓迎奉佛祖“真身”的活动,而且以谏诤的方式阻挠,甚至公开唱反调。唐代士大夫受佛教影响很大,喜欢游览佛寺,在寺里读书,观壁画,赏花卉,听佛乐,与僧人诗歌酬唱、对弈品茗,谈经论道,为名僧撰碑作传等,这些活动文献记载多如牛毛。而他们与法门寺佛祖“真身”结缘的信息,却凤毛麟角,二者形成鲜明对照。出现这种现象,或许有多种因素,其中之一,也许与士大夫们不大喜欢佛教“灵迹”之类的东西有关。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迎法门寺佛祖“真身”时,作为土大夫代表人物的韩愈,公然把佛教信徒视为圣物的佛祖“真身”斥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认为不宜迎入皇宫供奉。欲将其“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在他看来,君民崇奉佛祖“真身”,是一种“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但它伤风败俗,传笑四方,这不是小事。他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所以韩愈把毁掉佛祖“真身”,视为断绝天下后代疑惑的根本。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将佛教视为夷狄之一法的,这是两种思想与信仰的碰撞,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已发生过多次四。仅就韩愈《论佛骨表》而言,他笼统地排斥佛教,没有从理论上驳倒佛教,从后来他在潮州与大颠和尚的交往,以及其他文章来看,韩愈的思想也受到佛教的影响,故其反对佛教不可能彻底。

  摘自:《法门寺博物馆论丛第一辑法门寺博物馆建馆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