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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法门寺成立考

作者:气贺泽保规(日本·富山大学)

  一、法门寺缘起诸说之探讨

  唐代法门寺的缘起,一般认为是在“大魏二年”或“元魏二年”。在众所周知的该寺的史料《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大历十三年,778。以下略称《无忧王寺碑》)中,有如下一般记述:

  大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为□□□古名同于今,□削旧规,创新意,广以台殿,高其闬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

  最近法门寺塔下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咸通十五年,874。以下略称《真身志文》)记作“元魏二年,岐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两块碑刻史料,“元魏”和“大魏”的说法略有差别,但从“二年”这一纪年和“拓跋育”这一人名以及所述隋唐之前的记事内容来看,两者说的是同一事情。将两则史料合并起来看,大体可作这样理解:其年,有岐州刺史拓跋育这一人物,打开藏有佛舍利的塔基(地宫),进行供养之事,又广建台殿,增高寺门,资以度僧,因此刻石述此经纬。

  另外,《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所载《周岐州(扶风)岐山南塔》(大正藏52/406b。以下略称《感通录》)一文(《法苑珠林》所载与此大体相同)中,有如下记述;

  周魏以前,寺名育王,僧徒五百。及周灭法,厢宇外级唯两堂独存。隋朝置之,名成实寺。

  这里说的是,该寺在北周武帝灭法(建德三年,574)之前,有僧五百,北周武帝灭法之后,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仅剩两座殿堂。“僧徒五百”,说明当时规模相当广大。这当是拓跋育在大魏(元魏)二年尽力的结果。由此看来,《感通录》的记述与前述两则碑文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抵触。

  归纳上述几点,“大魏(元魏)二年”可作为与隋唐有关的法门寺历史的实际起点。但是,这“大魏(元魏)二年”究竟指的是何时呢?已有的见解有如下几种:

  A.北魏道武帝  登国二年(387)

  B、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

  C.北魏孝文帝  太和二十一年(497)

  D.北魏孝武帝  普泰(中兴)二年(532)

  A说为雒长安氏之说①。此说没有说明理由,可能是认为登国元年是道武帝拓跋珪任魏王而开始新朝的。但是此说未免太简单了。因为道武帝之时,北魏刚刚移到朔北,中原特别是关中仍是前秦的势力范围,建立法门寺当为不可能之事。

  B说为梁福义氏所著《法门寺纪事》等中的解释②。此说也未加以详细说明。也许是考虑到:延兴二年孝文帝即位,正式推行汉化政策,把王室的拓跋姓即胡姓改为元姓即汉姓,因此,“元魏二年”相当于延兴二年。但实际情况是,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迁都洛阳(495)之后正式推行,改汉姓的命令也是在太和二十年(496)发出的事。孝文帝五岁即位,当时实权尚掌握在其祖母冯太后的手中。不管怎么说,将元魏二年比定为延兴二年是缺乏足够的论据的。

  与此相对,着眼于改胡姓为汉姓的太和二十年(496)的翌年即497年,来解“大魏(元魏)二年”的是C说。此说见于《法门寺专辑》③。但是,太和二十年如果有很大的变化的话,应该改太和这一年号为“大魏”的,但事实上并没改元。此说没有相应的理由,也没有实际的事例以证其说。

  最后的D说,在陈景富氏所著《法门寺》中有所说明④。陈氏首先引用了《魏书》卷十一《前废帝纪》建明二年(531)春二月已巳条:

  礼毕,登阊阖门。诏曰,朕以寡薄,抚临万邦,思与亿兆同兹庆泰,可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

  陈氏注意到了此处的“大魏”与前述“大魏”(元魏)二年”的年号相符,接着,又从拓跋育这一人物的拓跋之姓而留心到他与北魏王室有关,从而对当时与皇族有关的人物进行了核实,确定拓跋育即为西魏文帝时代的淮安王(临淄王)元育。此说与前三说相比,有着一定的说服力

  但是D说并非没有问题。首先应考虑到,532年前后的北魏整个形势究竟是处于一种怎么样的状态之中。早在523年起,北魏已处于北方六镇之乱即将波及华北一带、北魏王朝摇摇欲坠的时期。在此混乱之中,稽胡族的尔朱荣显露头角,进出于胡太后派与孝文帝派激烈争斗的宫廷,最后在528年将胡太后派二千名朝士和宦官加害于河阴。国内的混乱因此而越发激烈,之后,尔朱荣的部下高欢、宇文泰及各地豪族纷纷独立,北魏的灭亡已经决定了。532年正是北魏王朝行将崩溃、地方体制陷于极度混乱的时期。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完全不可能从事法门寺如此庞大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陈说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考虑到当时这种时代状况。并且,一般来说,既然已有特定的年号,应该继续沿用下去。但是,这里为何要特意用国号的“大魏”来表现当时的年号?关于这一点,陈氏也未加以解说。

  另外,关于拓跋育这一人物,其名不见于北魏,见于西魏的后期。据《周书》和《北史》,元育之名的出现是在大统十六年(550)以后(具体论证见下一节)。从532年到550年,其间将近有二十年的时间,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又,陈说所说的532年,当时拓跋育既然已改元姓(汉姓),为何这里仍然用“拓跋”之姓?并且“岐州牧(岐守)、小冢宰”是相当高的官职,元育在二十年前年轻的时候是否已经有了这么高的官衔了呢?北魏是否有小冢宰这一职位?这些都有探讨的必要。

  总之,以上四说,没有把岐州(美阳县、岐阳县)这一场所、大魏(元魏)二年这一时间和具有佛舍利信仰的寺院建筑(复兴)这三个条件加以全盘地考虑,因此就不能明确地把握隋唐时期法门寺的直接起点情况。下一节将就这一问题来加以详细论述。

  二、“大魏(元魏)二年”再探讨

  由拓跋育发起从事的“大魏(元魏)二年”阿育王寺的复兴,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解作是在西魏时期⑤。主要依据也是淮安王元育这一人物,但我与陈氏不同的是将淮安王元育置于西魏来理解。我认为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没有来得及加以深入地探讨,所以我要借此机会,作进一步的分析。

  淮安王元育这一人物是北魏皇族“元氏戚属”之一(《周书》卷三十八,元伟传附传)。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左右成立了二十四军,他是率领此二十四军的十二大将军中的一个,当时的正式官职是“使持节,大将军,淮安王”(《周书》卷十六,史臣曰条)。有关他的记事,《周书·文帝纪下》魏废帝三年(554)条:

  自元烈诛,魏帝有怨言。魏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帝不听。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尊立齐王廓,是为恭帝。

  这里所说的“元烈诛”,是指前年十一月尚书元烈企图谋杀宇文泰未遂而反被诛的事件。此则史料说明,魏(西魏)皇帝只是名义上存在,实权已被宇文泰篡夺。淮安王元育一边站在魏皇帝一侧,一边却按宇文泰的意向行动,在所谓魏廷和霸府(宇文泰)的权力斗争之中,起着一种传声筒的作用。

  《资治通鉴》卷一六六梁绍泰元年(西魏恭帝二年,555)中也有类似记事:

  是岁,魏宇文泰讽淮安王育上表请如古制降爵为公。于是宗室诸王皆降为公。

  这里,元育把宇文泰的意向转达给宗室诸王,让他们自发放弃王爵的地位。当时西魏将被宇文泰取代已迫在眉睫。在这权力的转让之中,元育正是起着一种平衡、调节和延缓的作用。从这里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元育曾得到宇文察的极大信任。

  拓跋育(元育)和宇文泰的密切关系,从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出。法门寺碑文中记有元育的官职为“小冢宰”。“小冢宰”自然是与“冢宰”或“大冢宰”相对而言的。史云大统十七年(551)“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宇文泰)以冢宰总百揆”(《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恭帝)三年(556)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太祖为太师、大冢宰”(同上)。这说明西魏是在556年采用周礼的六官制度、任命宇文泰为六官中的天官大冢宰。

  众所周知,冢宰是《周书》“天官冢宰”的周官。但是冢宰一名在《魏书·官氏志》等里面找不到,最早见于大统十七年,因此拓跋育(元育)小冢宰的任命当是在此之后。

  综上所述,“岐州牧(岐守)、小冢宰”拓跋育和“使持节、大将军、淮安王”元育两人的活动期,都是在西魏大统年间后期,也即可视为同一人。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他一方面是属于北魏王室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又与宇文泰有密切关系,即他是西魏的一大柱石。

  三、“大魏(元魏)二年”和西魏形势

  那么,“大魏(西魏)二年”到底指的是哪年呢?

  首先,从拓跋育的关系,或从“大魏”之“魏”这一表现,以及仍然处于宇文泰的统治时期来看,“大魏(元魏)二年”所指年代可以设定在大统十七年(551)以后。并且从“大魏(元魏)”这一用法来看,表明当时有可能没有正规的年号,这就令人不得不考虑到大统之后的“废帝元年~三年”(552~4)或“恭帝元年~三年”(554~6)这一段时期了。

  但是,这一段时期内具体又是指的哪一年呢?总的来说,从废帝元年到恭帝三年这一段时期,正是魏廷和霸府二重体系要消解的西魏的最后时期。当然,其时魏廷方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抵抗,在某种程度上双方斗争仍然相当紧张。例如前述废帝二年十一月尚书元烈的谋反,魏帝对宇文泰处理元烈的不满,最后导致魏帝废位、恭帝即位等一系列事件。在这种微妙的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元育(拓跋育)没有忘记他所充当的角色。阿育王寺(法门寺)在岐州的复兴正是这种政界时局的反映。

  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宇文泰正式开始准备新权力的恭帝二年,就是上述的“大魏(元魏)二年”。我们知道,前引《无忧王寺碑》、《真身志文》中都明记有“拓跋(拔)”之姓,不用汉姓而用胡姓。按,恢复胡姓的政策在恭帝元年即已施行:

  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周书》卷二《文帝纪》下,魏恭帝元年条)

  又,《通鉴》卷一六五梁承圣三年(554,魏恭帝元年)正月条:“(宇文)泰废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齐王廓,去年号,称元年,复姓拓跋氏,改九十九姓为单(姓)者,皆使复其旧”,这些也可证明“大魏(元魏)二年”应当是恭帝二年。

  恭带二年是西魏周围的情势全面好转的时期。当时,北齐由于内争,已经自顾不暇,而南朝梁因为548年以来的侯景之乱,也已土崩瓦解。西魏乘此机会首先控制了梁的四川地区(553),然后又于恭帝元年(554)灭了残留在江陵的梁元帝(萧绎),一举成功地扩大了版图,迎来了寺院复兴足够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大好时期。

  陈景富氏为了证明其关于“大魏二年”的说法,特别引用了今天留存在法门寺的《千佛碑》(注④所引书14页、168~9页)。该碑刻有“己卯□□□□月十七日乙巳佛弟子淳于舍□”的文字。陈氏认为,此碑具备北魏时他的特点,所以对碑文内容也可以作北魏解,即“已卯”年在北魏有二次,一次是在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一次是在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499),其中439年正是太武帝进行征服华北的时期,并没有余力来崇佛,“己卯”年不当核定在439年,因此也只有太和二十三年才是此碑成立之年。由此得出结论:因为法门寺有北魏后半期的造像碑,所以它之前身的阿育王寺当建立于北魏时期,大魏二年即532年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

  这样的理解我不完全同意。千佛碑的实物我未曾见到,因此不能完全确定。雕有众多小坐像的所谓千佛像,可见于云岗或龙门,但这种造像进入六世纪才在民间普及,从地理方面来说,普及到陕西中部也是在此同一时期。而造像带有题记的形式,一般来说更是在六世纪中叶,也就是从北魏末期到东西魏这一段时期才得以普及⑥。该碑所具有的所谓北魏的特点,是否可以理解为是北魏末期左右的特点。

  此外,还有必要对千佛碑的碑文题记进行探讨。陈氏认为此碑是北魏之物,以此为前提,以图确定“己卯”年的确切时间。但这里有须要质疑之处,即□月十七日“乙巳”。如果十七日是“乙巳”,那个月的初一就是“己丑”,实际上陈氏所说的太和二十三年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月份,前面的太延五年也同样没有。从这里来看,陈说难以成立。

  那么,如将己卯年向后再推六十年的话,怎么样?下一个己卯年就是北周明帝三年(武成元年,559),这一年的正月正好与此碑文的日期一致。此碑从外观来看有可能是六世纪中叶之物,从碑文内容来看也应当是六世纪中叶之物。也就是说,此碑是在北周成立不久的明帝三年正月十七日淳于舍□等所建。

  四、阿育王寺成立的政治背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唐代法门寺直接缘起的“大魏(元魏)二年”是西魏恭帝二年(555),这一年促进阿育王寺复兴事业的拓跋育是同王室(魏廷)有关的人物,同时他与实力者宇文泰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为什么拓跋育当时在离中央略微偏离的岐州地区修建与舍利信仰有关的阿育王寺?

  拓跋育复兴该寺的直接契机,当然是他作为岐州牧(岐守)管辖份内的事。但是,从拓跋育在政界的复杂立场来考虑,复兴该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偶然事件,而可能有政治的、社会的背景。

  法门寺现今所在的法门镇(旧崇正镇),可以推定即秦汉至北魏时期的美阳县,在联络西域主要干线的沿线上(当时的道路在今日的道路以北),唐代则为通往麟游县九成宫(隋仁寿宫)途中的岐阳县⑦。它位居关中盆地的西侧一角,亦名美阳关,古来即是通往西方的交通要道,也是固守西边的军事要地。

  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岐山之南(岐阳)一带上古即是周室发祥的周原。后世,对仿效周代的制度文物来建立国家来说,这个地方也自然被认为是重要的圣地和目标。西魏的宇文泰及其后裔,好不容易寻求到胡族和汉族协力体制的周官。所以他们把这个地方视为重要圣地的意识,肯定是相当强的。宇文泰于大统十一年和十三年两次行“狩”⑧,正可以说是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并且,恭帝三年(556)十月宇文泰死去,其第三子宇发觉继承他的事业,最后逼迫魏帝让位,建立了北周。当时他提前举行了有关“岐阳”的一种仪式。

  (魏恭帝三年)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嗣位太师、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宇文觉)为周公。庚子,禅位于帝。(《周书》卷三《孝闵帝纪》)

  从这里可以知道,北人鲜卑族的宇文氏被合法存在的魏廷皇帝(恭帝)封为“周公”,予以“岐阳之地”,才能正式建立中国王朝的周(北周)。

  就这样,岐阳之地对从西魏到北周时代的宇文氏来说,完全是带有圣地含义的地方。几乎就在同一时期,魏周革命行将发动的西魏恭帝二年,在岐阳修建了阿育王寺(法门寺),而且推动这一事业进行的就是拓跋育(元育)。如前所述,他是魏室元氏中的一员,同时和宇文泰保持友好关系。所以,拓跋育认识到岐阳是宇文泰政权的重要之地,开始制造岐阳圣地的气氛,以造成宇文权力的正当性。这样,他既鲜明地表示了协力姿态,同时也为了谋求自身元氏一族的安泰。就是因为这些因素使他动手建造了阿育王寺。

  到了唐代,据说,在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亮(张德亮)奉敕打开该阿育王寺(当时名成实道场)的舍利塔基,挖出地下一丈之处的舍利,当时找到“周魏”古碑二块⑨。我认为,碑既谓“周魏”,也就是意味着在西魏和北周之交,有可能述及以高官拓跋育为中心的修建事业的过程和宇文政权的干预过程。

  与此相关,梁福义氏在《法门寺纪事》上提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参考注②所引书9~10页)。即在1981年,该寺钟楼倒塌(寺塔一半崩坏也即此年),从墙壁上有一块碑板掉下。这块碑是为纪念北宋庆历五年(1045)主持智*(左思右页)发愿建立普通塔的《普通塔记》,碑文也即述其事。但对实物调查的结果,发现碑侧残留有与碑文不同的文字,即此碑原是本来刻有另外内容的一块碑。

  原来的文字能判别的有6行150字左右。这些文字记到某北周望族,有子七人,官爵为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开国公、侯等,皆是娶皇帝或重臣之女为妻的,不用说当是北周名门望族。例如有,“第三子□,……仪同三司东城……,妻宇文,周太祖文皇帝之女,女嫁宇文氏”,“第六子果,字桃汤,开府仪同三司高阳郡开国公,妻宇文,周太师大冢宰晋国公之女”,“第七子□,*(外囗内汉)中郡开国公,妻*(外囗内标)林,周□□申国公之孙”。其中,“太祖文皇帝”不用说就是宇文泰,“太师大冢宰晋国公”就是把持北周前期的政治权力的宇文护,他在天和七年(572)被北周武帝所杀,其他“周□□申国公”可能是西魏到北周时期的武将李穆,他在天和二年(567)进封为中国公。从这里来看,这块原碑当刻于天和二年到天和七年之间。

  此碑记有与皇帝或重臣有姻缘关系的权势之家,令人联想到前述拓跋育之名。即使不是拓跋育一族,至少也是可与拓跋育匹敌的有权有势的家族。我们应该认识到,阿育王寺刚成立时已有地位很高的信徒或施主。该寺与政治动态有密切关系的情况,于此亦可见一斑。

  扶风阿育王寺,实际上来说,是在从西魏末期到北周初期,和当时宇文氏权力有密切关系的情况下重新兴起,然后在唐代得以发展。对法门寺的缘起,以往有关北魏时期成立之说,或者更早的汉代左右成立之说,我都不能赞成⑩。

  注  释:

  ①雒长安著《法门寺与地宫文物》(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页。

  ②梁福义著《法门寺纪事》(陕西旅游出版社,1988年)25页,《法门寺——佛舍利圣地》(新华出版社,1988年)29、36页,《千年古刹——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13页。

  ③《法门寺专辑》(陕西省,1988年)7、103、125页。

  ④陈景富著《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11页。

  ⑤拙搞《扶风法门寺的历史和现状——佛舍利来到的寺庙》(《佛教艺术》175号,1988年)。

  ⑥参照佐藤智水《北朝造像铭考》(《史学杂志》86—10,1977年)。

  ⑦参照梁星彭《陕西扶风县崇正镇发现古城》(《考古》1963—4)、罗西章《美阳岐阳城域考》(《文博》1984—3)。

  ⑧《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大统十一年]冬十月大阅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大统十三年]冬,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

  ⑨《感通录》卷上《扶风岐山南古塔》(大正藏51,406)。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

  ⑩参照拙稿《围绕中国法门寺成立的考察》(《富山大学教养部纪要》第23卷1号,1990年7月)。

  出处:《首届国际法门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