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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新探

作者:文正义

  避难说和废弃说都经不起史宜的检验

  自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藏经洞被打开,迄今已经过了一百年。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为何封闭,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热切关注。此前学术界流行有二说:;为避难说,以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为代表,国内外都不乏信从者。伯氏认为藏经洞之封闭,乃避西夏之乱。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里说:“洞中藏弃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本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此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

  一为废弃说。此说为英人斯坦因所首倡,日人藤枝晃、土肥义和继之,国内方广锢会合各说而附其后。斯坦因在《西域考占图记》中,称他所见到的写本碎纸、绢画残片等为“神圣的废弃物”。藤枝晃解释为:1000年稍后一点,中国已出现了印刷术,寺院中一切经都用印刷的折本。图书馆的构造改造了,不再适宜存放旧写本,而又不能随便丢弃,“故而‘葬’在这个洞裹”。

  伯希和等的避难说有数大疑点。

  首先,洞内藏品原来井然有序。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记载初启时情形说:“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载有遗书移出洞时的照片,也证明柳说之不误。伯希和自己又说过:“发露至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既不IL一人翻遍了全窟,怎能说其所见是本来面目呢?

  其次,窟内所藏没有寺院的大藏经,也没有金银财物、房产地契。从在封墙外绘制了壁画看,应是封闭时就没打算再启开,封闭之后也未再开启过;也就是说,本就不曾藏入寺院贵重物品。既然如此,收藏者又有什么必要,非将敌人毫不在意的东西,分从各地运来秘藏呢?至于斯坦因说,“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更是夸大了所藏的作用。藏经洞内所藏即使完整无缺,对于赓续佛教慧命和僧人性命,究竟能有多大的裨益?

  复次,西夏本身崇信佛教。1036年,西夏攻陷瓜(安西)、沙(敦煌)、肃(酒泉)三州,白此统治河西凡一百九十一年,直至蒙古人灭亡其国。敦煌在西夏占领期间,莫高窟不但没有遭到破坏,还新开洞窟十七个,对数十个洞窟进行了维修。既然对方也崇尚佛教,即使战败,也只是政权易帜,决然不致危及寺院,又有什么必要将法物文书转移到石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7窟外及其对面的壁画,乃是修缮16窟及诸多窟宠时所为,并非专为掩蔽17窟所绘制。若为避难而仓皇为之,决然是草率从事,不可能绘制得如此精美。而且绘制整壁的作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假以相当长的时日;若说是战事迫在眉睫,又安能如此地从容不迫?

  废弃说是对避难说的一种修正。但是,无论是斯坦因、藤枝晃、土肥义和抑是国内学者,其说都有一个致命点。即他们无视藏经洞之所藏,除开所谓“神圣的废弃物”外,尚有许多无论是宋代还是现今,都堪称稀有珍宝的物品,其中既有经卷,也有法物。敦煌遗书并非全是残卷,尚有一些首尾具全者在,篇幅虽短小,字墨却甚佳。长卷多不完具,但如《金刚经注》、《净名经集解》等,概为古今所罕见。而少数民族文字的卷子大都部头巨大,首尾齐全。其中藏文经卷,除开外人掠走的部份外,后来还在17窟的二层上,发现总重达1744斤的夹卷。这些都还未曾经过整理,尚不知道详情如何,其价值恐怕谁都无法估量。至于其它法物,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里,所载《千佛洞所获绘画、木刻品、线织品及其它各种占物登记目录》,就有一百五十页之多。在敦煌,其17窟展厅所展示的部份作品,无一不令中外观众惊讶钦慕。据介绍,如此精美绝伦的绘画,不计其它外国人,光斯坦因就劫走五百余件,伯希和二百余件,奥登堡一百余件。如此精美、又如此众多的绘画丝绣作品,谁能说它们是“废弃物”?任何一位敦煌学者,若只夸大其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讳言与自己论点相悖的史料,恐怕都非应有的学术态度。

  寺院所藏流通经与供养经及其关系

  废弃论者都将藏经洞之所藏,认作寺院“图书馆”(藏经楼)的藏物,并被视为惟一的来源。敦煌遗书确是来自佛教寺院,因为百份之九十几是佛经卷子和佛教法物,其它文书也与寺院有关,或属修补经卷、法物的剥离物。但是寺院藏书并非一处,大别有两个来源:一为政府颁赐,或倩人或自行抄写,这类经书主要供僧人讽咀诵读;一为教内外人士祈求福报,追荐亡灵,或为其它功德,发愿书写的经卷,主要荐在佛前供养。前者是有目的的颁赐、抄写,为寺院常住诵读研究,往往求全求备;后者乃为求得某种功德,多属小经或单卷,带有个人的随意性。前者或分发与个人,或典藏在藏经楼;后者则供养乃至秘藏在特别的地方,甚或如石宠、石窟等处。如果将它们笼统地说成寺院藏书,没有弄清或是混淆了两者的界限,便理不清其间的种种葛藤。

  寺院流通的经卷,由兼通义学的知藏职掌,僧人可到经堂阅读,或借到寮房自看。供养经则供养在另外的地方,也并不是任人可以取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若是供养经卷都进入流通渠道,魏晋十六国时代的卷子莫说今日见不到,就是唐宋人也无法觅其踪迹了;而我们今日能够看到这五六百年间的遗书,还不因为古人供养在了藏经洞中?在《俄藏敦煌文献》中,我们也发现了证明。~oX00566《大佛顶如来最胜金轮三昧神咒经》题记说:“天复二年壬戌岁正月廿三日,归义军节度使张公发心敬写,为城隍禳灾,储入宠中供养。”而(t:~32C为咸乎五年敦煌王曹宗寿请人抄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子题记,中载有“入报恩寺藏讫”语。既说“储入龛中”、说入寺“藏讫”,证明供养经卷与流通经书未曾混同,而是另有庋置的场所。从P.3432《龙兴寺供养佛经目录》及P.3807和S.2079《龙兴寺藏经目录》看,其供养经和藏经不曾混一,是又一可信的证明。

  当然,流通经与供养经之间,也不是存在着截然的界限。发心抄经,既可以供养于佛寺,也可以自己讽诵或施舍他人,求取更大的功德和福报。而寺院的藏经楼,又或供有佛像和法物,流通经就也兼有供养的性质。寺院残缺的流通经书,或会从一般供养经里取出,用于修残补阙,呗讽诵读。而流通经卷残阙破损了,也不能随意地损弃,而是归入到供养经中。

  遗书《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题记说:“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不全,遂乃启颖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5.6225为三界寺道真“求觅诸经随得杂经录记”,中载:“集《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具全;又集《大般若经》一部,未全;《大涅槃经》三部,《大悲经》三卷,具全。”S.6192同是道真字迹,中说:“杂《大般若经》,或有施主或官家缺帙号处,取添帙内,计十卷。”道真“寻访”所得经书甚多,既不是从外寺流通经中拿回,或是另行倩人抄回。若是拿取其流通经,外寺不会允许,只怕也无可拿:你所缺的,我不一定有;你缺我有,也不能剜我肉补你疮。若是自己或倩人抄写,当会有计划的安排,绝不至抄成几部,甚至还有许多的逸出。在他那个时代,毕竟是“纸墨难得”,而抄经人更难得!唯一的正确解释应是,道真访求“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都是各寺存藏的供养经。

  我们在藏经洞遗书中,未曾发现道真所集具全的的经书,说明被充作了流通经而未藏入洞;而其不完整的多余者,或者施与了施主、官家之缺佚者,或者进入了藏经洞,成为遗书的一部份。遗书中盖有三界寺藏经印较它寺为多,应即有道真着力访求的原故。

  供养经来自敦煌的千门万户,又多出自社会下层民众,所以洞中所藏便以常见经为主,而且墨色、字迹、格式也不相一致。我们根据僧睿《敦煌宝藏遗书索引》统计,其中《妙法莲华经》达三千余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有一千六百余号,这还不包括近二万号的俄藏敦煌文献在内。即使是现在印刷方便,也没有一种经藏有如许多的寺院。有些学者明显感觉到了,却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为什么经藏的数量远远超过论藏,而有的经典留存奇多,有的经典却一号也没有?《敦煌大藏经》的《前言》也说:“敦煌本的抄写年代前后相距五、六个世纪,其间缺失和重复抄录的情况大量存在。”他们都是将供养经视作了寺院的流通经,并拿来与正统的大藏经相比较,当然无法获取止确的解答和结论。

  至于其它佛像画幡法物,同供养经的情形相同,率皆官民僧俗所供养。P.3432《吐蕃时期敦煌龙兴寺供养佛像佛经等到历》,登录其寺所藏佛像、佛经、法物等,其中载有多种法物“不堪受用”。P2613《唐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什物历》也载有其寺“不堪受用”法物的情况。如同龙兴寺一样,各寺残破的佛像和法物,只怕大多也进入了藏经洞。所以初启洞窟时,才有“内藏佛典充宇,铜像盈座”的现象。

  最后要讨论一点的是藤枝晃的观点。上文已经提到,俄t0032A敦煌王曹宗寿夫妇供养经后,附有寺僧所写的题记,明载有“命当府匠人,编造秩子及添写卷轴”字样。作为敦煌之王仍在抄写卷轴本,更遑论一般的平民百姓。即使朝廷颁与了刻本藏经,也不可能敦煌各寺都有,若连有名的报恩寺都未曾取代,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小寺了。况且中国人素有“喜新而惜故”的心理,有了新的就将旧的遗弃,并非国人固有的传统。而卷轴本与版刻本兼收的藏书家或图书馆,可谓自古至今,比比皆是;而将古旧的卷轴本捐弃,独钟新出的版刻本的寺院,不仅闻所未闻,也叫愚不可及了。

  藏经洞是佛教对于法物的供养

  我们经过在敦煌的实地考察,并结合佛教经法和现状的研究认为,敦煌藏经洞是佛教对于法物的一种供养方式。它们是教团内部决定的结果,不曾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是一种极为虔敬的宗教行为,并非为对废弃物的随意处置。

  藏经洞供养经卷非常丰富,根据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的记载,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即汉文卷子包裹就有1050个,其它文字者尚不计在内。敦煌民众宗教热情之炽,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热情,与敦煌佛教的发展有关,与归义军首领的倡导有关,更与佛经的宣教和土民的信仰有关。

  《妙法莲华经》是遗书中抄写最多的一部经,其内容在敦煌是家喻户晓。经中说:若于此经能闻得一句一偈,就与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就等于曾经供养十万亿佛,就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种种殊胜,不可思议。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述说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之力,更是涉于苦海的人们希冀的慈航。这样的论述,在整部大藏经裹时可见到,这裹不一一缕举。

  佛教对于经法,除开正面阐述其殊胜外,同时在戒律上也作了规定。《佛说佛名经》卷第九里,对于经书的种种亵渎行为,皈入佛门时都要忏悔。《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上并说:“若不如法供养者,犯轻垢罪。”所以,教徒对于佛教经典的敬重,远远甚于儒家。至于他们供奉三宝的方式,诸如燃臂燃指、血写经书之类,不但不是儒生所能为,甚或会感到不可思议。敦煌遗书数量如此之众多,保存又如此之完好,不能不说是拜自僧俗虔诚信仰之赐。

  我们推测,藏经洞里供养的经书及法物,原来是分存在各个寺院或属地。经过隋唐以来佛教的大发展,各处的存量都逐渐增多,恰又遇到了某种因缘,教团便决定集中到17窟。这是一种易地供养的处置,而不是寺院抛弃废物。藏经洞既属供养的性质,自然只取供养经的部份,包括寺院不堪使用的经书法物。至于寺院的流通经,不能也不会包括在内。所以,洞中既没有寺院典藏的大藏经,也未见道真所集的完具经书。

  莫高窟为前秦建元二年(366年),由沙门乐傅所开创,历代屡有兴建或修缮,成为丝绸路上的佛教圣地。第十七号窟原是洪(巧+言)的影堂,存有他的告身碑和塑像。洪(巧+言)因为力助张议潮收复河西,使百姓重见汉衣冠,受到了张氏的崇敬和唐王朝的赐封。到了封闭藏经洞的时候,赵宋已经取代了李唐,归义军也改属了曹氏,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洪(巧+言)的塑像便被请到了上一层洞窟,而将17窟改为供养法物的地方。这对死去的洪(巧+言)或有些不敬,而对经书法物却毫无亵渎,影堂原也是佛教的庄严场所。往塔内或佛像中装入经藏,佛教称之为“装藏”。按照佛经所说,装藏的经书是被视为法身舍利,也就是等同于佛的法身。佛教对于法宝的供养,除开装佛、入塔以外,还有多种的方式。《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卷下说:“又以此经书写受持读诵供养,于高显处而安置之,使其国土一切人民皆获安乐。”《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上说:“世尊,若于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他演说开示,若自书、若教人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涂香末香烧香花璎珞幡盖伎乐而为供养,以五色彩作囊盛之,扫洒净处,敷设高座而用安处。尔时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余无量百千天众,皆诣其所供养守护。”为什么选择莫高窟作为封藏地点,又为什么经卷用白布包裹,其下铺垫佛帧绣像?原来也有宗教上的原由,并不是当事人的随心所欲。地境是如此的神圣,处置又如此的虔诚,当然只能视为庄严的宗教行为,而不是所谓废弃物的处置方式。

  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提到这样一件事:1938年发现法门寺塔原藏经卷时,“不但无一整部,几无完整之一册,约二百余卷”。1939年重修寺塔时,征求写经放置塔内以作功德,并且提出了四点要求:用纸要纯白、耐久;字以真楷为佳;经文不限篇目,整部或零品均可;其末署年月和姓氏。按说“废弃论”者不会以此等新经为废弃物罢?谁又能说原藏的经书当初就不是新经?况且,它们与后来发现的地宫瑰宝共存,以世俗观点论,二者有贵贱之别;而从佛教方面言,却不存在意义之异。以此类推,存放于任何塔内或佛像内的经卷,不论其蔟新与破旧,不论其整部或零品,也不论其资质为贝叶、为纸质、为绢帛、为石材,都是象征佛教正法“长住不坏”,都是求取供养法宝的无上功德。

  如上所述,避难说和废弃说都各有先天不足,存在与生俱来的种种痼疾。惟有佛教法物供养说,才与事实相切,与佛经相符,与境界相宜。也只有这样的理解,才没有玷污莫高窟的形象,才称得上中华佛教之圣地!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藏经洞是供养三宝的所在,为什么会夹杂有世俗文书呢?是的,在佛教传统经典裹,将佛教之外的一切学说、一切流派,都视为外道。但是,外道不等于邪教,佛教并非全然排斥,枧为不经。《妙法莲华经》卷第六《随喜功德品第十八》说:

  若说俗间经书、治世格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来生,心之所行、心所动作、心所戏论,皆悉知之;虽未得无漏智慧,而其意根清净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筹量、言说,皆是佛法,无不真实。

  也就是说,只要意根清净,一切世俗活动,皆是实相,无不如法,虽说不被视为究竟之法。这裹所论或许仅属方便法门,但是与佛教的命运却息息相关。如果佛教与世俗社会长相冲突,莫说求其发展,只怕连安身立命都危乎殆哉了。中国历代的佛门,都遵奉先辈“不依国主,法事不立”的教诫,各与政治保持着微妙的依存关系,这是一种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而佛教在我国的发展过程裹,儒、释、道三家互有吸纳和融合。尤其是被历代尊为正统的儒家,佛教不但不能也不敢公开排斥,而且众多高僧还二家兼通,孔、孟在佛门也保有圣人的身价。甚或在古代诸多寺庙之中,儒家典籍乃至童蒙读物、时人诗歌,还被用作启蒙的教材和写作的范本。一部禅宗史也证明了逭一点,其偈颂由不讲声律而逐步诗化,如果禅师不曾习学音韵文学,就不会出现这样的进化。至于米麻粟麦更不可一日离,凡属众生皆是如此,出家人又安能例外。遗书中间有经济文书的存在,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再者,自晚唐以下,佛教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也采取了一种圆融的态度。像莫高窟壁画不再全是佛像和经变的天下,也出现了宋国夫人出行的热闹场面,甚至还有屠夫剔肉、伎女起舞的世俗形象。唐代赵璘《因话绿》谈到寺院俗讲时的情形说:“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这或许仅是个别的现象,但是也说明了,寺院并非完全不染红尘,超然物外。众多学者研究证明,敦煌佛教只是一种本土化、世俗化的佛教:不但受有传统的儒、道深刻影响,而且民间泛神教也混杂其中;不但佛教经文被视为法宝,就是变文故事也受到了顶礼膜拜。

  同时,我们还不能不注意到,世俗文书虽说编号不少,但是许多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从修补的经卷、画轴以及其它供养物上剥离下来,或是修补经卷、法物的物资存留,原非作为独立的供养物。据调查,英藏S.84m—13677的残片,都是这样揭下来的文书。可以这样说,真正独立存在的非佛教文献,在整个敦煌藏经洞的藏品中,若与佛教卷子相比,其数量微不足道。

  总之,藏经洞众多佛教卷子当中,存在诸如政治、经济、儒典、诗歌以及其它世俗文书,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无须惊怪非我族类。而且,佛教文献占其藏品百分之九十好几,而法物则完全为佛教所独有,其为佛教法物供养的特征,应该不会存有任何的疑义。

  二OO二年七月于戒幢佛学研究所

  时正整理研究《俄藏敦煌文献》

  (作者:文正义,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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