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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神异故事的佛经来源

作者:吴海勇 陈道贵

  在中国历史上,梁武帝对佛教的扶助与崇信堪称绝无而仅有。自改宗佛教后,梁武茹素礼佛,断绝血祀,亲制忏仪,并参与僧规的制定,促成僧规的本土化,甚至以赫赫帝王之尊,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奴。正是在梁武帝的助推下,南朝佛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不幸的是,梁武崇佛而亡国,晚境不免凄凉;“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兴亡经历成为反佛者援以立论的证据,令佛教徒为之气短,直到南宋编撰的佛书才出现积极、正面的回应。有趣的是,佛教界的应战是建立在由民间佛教信仰产生的梁武帝神异故事的基础之上。随着时代的推移,有关梁武帝的故事传说大量激增,这其中既有演说因缘的神异故事,更有檗括锫化佛经故实的文字,形象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义学不兴、神佛杂糅的佛教民间生存状态。

  一

  据笔者见闻所及,将梁武帝崇佛而亡国的事实组织进反佛言论的第一人,当为经历萧梁、北周两朝的卫元嵩。卫元嵩,本河东人,远祖从宦,家于蜀。元嵩出身寒微,激愤于门阀政治仕进无门,梁元帝败后梁释亡名人蜀,遂依之出家,既而出蜀人关,上书周武帝,倡言废佛。因前此北朝诸帝心仪南朝,亦多崇信佛教,且周武帝本无反佛之心,卫氏深知不可言之过遽,故以史为鉴,曲陈己意,上表请造平延大寺:“容贮四海万姓。……以城隍为寺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变相废佛,曲谀人主,周武大为受用,卫氏因而还俗,受爵为蜀郡公,时周武帝元和二年(567)。该表疏即引齐梁为反面教材:“齐梁之时,有寺舍以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也。”

  遭遇江陵之难被驱人北,历仕北齐、隋朝的颜之推,虽然坚定信佛,但在其所著《颜氏家训·归心篇》中言语间蕴含着对梁武崇佛的批判:“岂令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也?皆由为政不能节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旨也。”

  卫、颜二论的共同之处是对广建佛寺、糜费财富的佞佛行为的抨击。事实上,梁武在世时,萧梁诤臣郭祖深舆榇诣阙上封事,就曾尖锐地当面指摘此事(《南史·郭祖深传》)。至北朝史家魏收撰写《魏书·岛夷萧衍列传》,列传末节推究萧衍破国亡身的原因,指出萧氏崇信佛教,建寺“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居首位,后文又提及其舍身礼佛,人称“菩萨皇帝”等劣迹。凡此标志着萧衍崇佛亡国论已为史家所认同。

  对于有唐人土来说,南朝兴亡可谓是殷鉴不远。姚思廉修撰的《梁书·武帝本纪》结末史臣论中对萧衍崇佛一事避而不谈,仅将梁朝兴衰归罪于小人弄权,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疏漏。李延寿《南史·梁本纪中》在褒扬梁武盛世之后,紧接着作一转语:“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既注意到梁武帝崇信佛教造成国家武备松弛、朝纲不振的形势局面,又指出侯景起兵,得到萧正德的策应,因而能顺利渡江,致使变生肘内、京城蒙尘的突发因素,议论可谓允当。

  梁武帝崇佛而亡国的史实的确值得人们深思,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本身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对于反佛者来说,萧梁兴亡史正好被引作崇佛破国论绝佳的事实依据。唐太宗在《贬萧玛手诏》中引史为鉴:“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徵,何其缪也。”须知萧玛是梁武帝的玄孙,太宗以萧衍为例责让对方,君臣的这场辩论已白热化到不讲情面。再如傅奕《请除释教疏》所言:“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复次,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慷慨陈词:“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上引三例均将梁武崇佛而亡国作为反佛的攻讦之锷。

  北周法师任道林(琳)曾试图切断崇佛与亡国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他在《修述邺宫新殿废佛诏对事》中提出:“国祚延促,弗由于佛;政治兴毁,何关于法。”这种观点的缺点是将佛教对国家兴亡应负的责任推卸得一千二净,简则简矣,只是无以面对梁武佞佛亡国的史实。隋代大儒王通尊佛为圣人,认为其教乃“西方之教也,守国则泥”,梁武帝错就错在以佛教治国,因此“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可谓是说到点子上了。梁武既然不利于佛教,在有唐兴起的禅宗也曾有过类似丢车保帅的言论,如《坛经》载,当年达摩祖师度化梁武帝,武帝即问自己造寺、布施、供养有何功德,达摩答无功德。但这种言论却非佛教正理,功德报施如不成立,那么佛教面临义理层面的质疑足以动摇其信仰根本。

  有鉴于此,面对“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的反佛言论,有唐释子对梁武帝事件多采取规避的策略。例如,唐释法琳《辩正论·十代奉佛篇》述及梁武帝,对梁武信佛的赤诚大加褒扬,而对亡国的结局讳默如深。在反驳傅奕废佛论“佛法来汉无益世者”的论点时,法琳避实就虚,径引孔子为例,以夫子落拓一生来反对狭隘的功利论(《破邪论》,《广弘明集》卷十一)。唐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法僧事》也采用此类辩术,进而寻觅对方议论的破绽:“至于宇文既破灭佛法,应善政祚长,而奕尽萧齐则论,至宇文不说,非但诳惑民庶,亦乃欺罔圣明。”这种揭短式的论辩,意在遮掩己方的弱点。明概指责傅奕不提周武帝事,有欺君之罪,而他自己闭口不提萧梁,同样也难免此种嫌疑。总之,梁武帝在一个时代成为僧侣特意维护、以免被触痛的“伤口”。

  直到南宋志磐《佛祖统纪》,采用业报轮回说来解释梁武帝崇佛而亡身事,佛教界才算是找到了有关梁武事件的合理说法。该书言及梁武的文字有两条涉及业报思想:一记江陵居士法和听说梁武被围台城,意欲赴难,遭到萧绎的猜忌而受阻,法和言:“贫道求佛者,尚不希释梵坐处,况人王位乎?但以空王佛所有香火缘,今知王宿报,欲救之耳。既已见疑,当是定业不可移也。”另一条记侯景命人压杀简文帝后,追叙当年梁武革命,命手下杀东昏侯,并及宗属,后数年简文出生,志公当时谓武帝曰:“此子与怨家同生。”据说侯景亦以是年生于雁门,及侯景发难,梁武帝被幽而死,梁宗室多见杀戮,故后世称侯景是东昏后身。而这两条实际上均源自唐人笔记小说。换言之,佛教界对有关梁武事件的反佛言论作出的积极回应,实际上是建立在悠谬荒唐小说家言的基础之上。

  二

  事实上,有关梁武帝的故事传说在其身后不久即开始浮现。北齐阳松价《谈薮》记有梁武佚事数条,但该书不过是搜罗名人逸士言行以为谈资,总体不出六朝风流的范围,尚无谈神论鬼的兴趣。据文献记载,最早将梁武奉若神灵的是萧氏的皇子近臣。梁元帝萧绎《金楼子》记梁高祖武皇帝生而灵异,颈光龙液,舌文八字,掌中有文,与儿童戏,能蹑空而立,等等,此已涉及梁武帝少时神异之处。颜之推《还冤记》记梁武死后托梦虞涉,欲阻陈霸先篡位事,则记其亡魂有灵。

  揣测萧氏皇子近臣所以有如上记述,倒不是有意作伪,很可能是出于对一代君主的崇敬与怀念,笔录当时民间传闻而成。贵为君主,宅心仁厚,而死于非命,梁武的命运遭际极易博得大众普遍的同情,中国民间文化的多神崇拜特性很自然地将梁武神格化,从而使梁武传说故事具有神秘的傅彩。对此萧氏皇子近臣欣然接受,付之楮墨,对相关传说的流布起到了积极的传播作用。

  有唐与萧梁时代相隔不远,世人对梁武的热情持续未减,围绕梁武的神异故事层出不穷。《独异志》记萧武帝未登基前种种异兆;《广古今五行记》记梁武帝游幸玄武湖,湖中鱼尽仰头现于水上,是为侯景之乱的预兆。神异传说甚至扩展到梁武皇后的身上,《两京记》记梁武后性妒忌,因梁武登基未及册命而投井,化为毒龙,帝册封为龙天王。更加离奇的是,不但素有荒诞不经之目的小说如此,连史家也加入到这场合唱混响。《梁书》明记梁皇太后食菖蒲诞生萧衍事,一时间历史真实与神话传说混淆不清。

  在这场围绕梁武的造神运动中,我们看到了人神杂糅的中国文化底蕴,连史家亦不能免俗。佛教乘势而上,推波助澜。前述《佛祖统纪:2)所载法和因梁武业报不救及东昏侯转生侯景杀梁家宗室二事,糅合释家轮回业报义理,宿怨业报理论极大地拓展了梁武帝故事的时空,以佛家特殊的叙事逻辑阐释梁武的传奇经历,此为有唐一代梁武神异故事的内容特色。其中,法和事出自《渚宫旧事》;侯景系东昏侯后身事早见于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及“补辑”两条。

  略有出入的是,《朝野佥载》记东昏侯死之日,侯景即生于雁门,而简文帝与侯景生于同年,这与《佛祖统纪》有关简文与侯景在东昏侯被杀数年后同时出生的记录稍有差异,极可能是《佛祖统纪》另有所本,也有可能是志磐有意改作。因为根据史书记载可以确定,东昏侯死于公元501年,而侯景生于503年,二者死生相距两年,《朝野佥载》所记在时间上的漏洞足以贻笑大方,而这种错误出现在文士张鷟的笔下,正暗示了《朝野佥载》此条源自于民间。条文又明言:“时人谓景是东昏侯之后身”云云,足见唐人有关梁武的民间故事传说之盛,而转世业报说的介入使梁武神异故事拥有了崭新的叙事结构。

  敷演转世业报的梁武故事,在唐小说中还可举《朝野佥载》卷二所记梁武帝误杀磕头师故事。具体条文如下:

  梁有磕头师者,极精进,梁武帝甚敬信之。后敕使唤磕头师,帝方与人棋,欲杀一段,应声曰:“杀却。”使遽出而斩之。帝棋罢,曰:“唤师。”使答曰:“向者陛下令人杀却,臣已杀讫。”帝叹曰:“师临死之时有何言?”使曰:“师云:‘贫道无罪。前劫为沙弥时,以锹划地,误断一曲蟮。帝时为蟮,今此报也。”帝流泪悔恨,亦无及焉。

  该故事在后世流传颇广,明末冯梦龙编撰《古今谈概》,收罗往代佚事奇闻,内有“梁武帝前生是蟮”一条,内容即《朝野佥载》所记梁武帝误杀磕头师事。冯氏将此编人《古今谈概旷荒唐部”,条文结尾追加一问:“但不知曲蟮前世有何积德,今世便得皇帝做?”表明了冯氏的理性态度。

  然而,理性归理性,民间流传的梁武故事确乎有其吸引力,何妨姑妄听之。冯氏编撰“三言”时,便将拟话本小说《梁武帝累修归极乐》采人他的《喻世明言》。该小说以释家因缘业报说结构全篇,开篇即从一条喜听佛法的白颈曲蟮讲起,故事叙白颈曲蟮被小沙弥误伤性命,转生为光化寺的一个姓范的火工道人。范通一日拜辞长老受记坐化,转生在黄员外家中,名为黄复仁,后与童小姐成婚。两人同心礼佛坐禅,一起坐化。黄复仁转生后即为萧衍,童小姐转生成为支道林。以下转述萧衍起家成就王业,皈依佛门,纳降侯景,后反被侯景幽禁病死;结末言赵伯超刺探侯景军情途中路遇萧衍与支道林,梁武正赶赴兜率天,因而留书寄诗,诗中所言皆成谶语。总而言之,是真幻杂糅。小说以一首七言作结:

  堪笑世人眼界促,只就目前较祸福。

  台城去路是西天,累世证明有空谷。

  “堪笑”云云,将矛头指向梁武崇佛亡国论,从而凸显了小说的思想主旨。

  从南朝梁末到有唐,关涉梁武的神异传说已逗露出以神话虚构代替史实的话语倾向。从有唐至明清,这种非理性趋势日益增强,上述例证表明这一进程得到了佛教文化的全力支持。

  三

  梁武帝前世为蟮故事所包含的业报轮回佛理显而易见,毋庸辞费。这里需要指明的是,该条不仅蕴含了在当时已成常谈的佛教义理,而且内容素材方面亦与汉译佛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四《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记云:

  有一国王,名曰昙摩美提,好喜布施,持戒闻法,有慈悲心,性不暴恶,不伤物命。王相具足,正法治国,满二十年,事筒困暇,共人博戏。时有一人犯法杀人,诸臣白王:“外有一人,犯于王法,云何治罪?”王时慕戏,脱答之言:“随国法治。”即案限律,杀人应死,寻杀此人。王博戏已,问诸臣言:“向者罪人,今何所在?我欲断决。”臣白王言:“随国法治,今已杀竟。”王闻是语,闷绝爱地。

  对照上述两段文字,不难发现二者的异同。两个故事的相同之处显而易见——主题与母题均同——二者均讲述了君王因耽于游戏而误杀人命的故事,故事中的君王就本性与平时表现而论都可说是位好君王,只因游戏兴浓致人死于非命;二者的区别仅在于细节,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朝野佥载》中的磕头师之死是因侍卫误将梁武下棋时随口所说的戏言以为执法命令,而《贤愚经》则是国王耽于游戏随意应答,使死罪者因没有蒙受国王仁慈的宽宥而服法送命。

  《贤愚经》自译出以来,在中古时代流传一时。梁《高僧传》卷七“宋京师灵根寺释僧瑾”记周顒习读《法句》、《贤愚》二经,遇宋明帝风疾,常为说之,明帝有感于因果报应,犯忤之徒屡被全宥云云,可为佐证。由元魏至有唐《贤愚经》的百年流传,《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成为梁武故事影响源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不过,较之释典譬喻,衍生于汉地的梁武帝故事,在情节凑合方面似更胜一筹。它巧妙地运用象棋游戏“杀”语与刑杀的词意偶合,制造了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人间悲剧。如此结构,不仅情节趋近天衣无缝,而且使该故事更富有本土气息。然而,究其根源,梁武帝故事这一看似颇具独创性细节之由来,亦可能转受佛经的沾溉。

  事实上,《贤愚经》所言“博戏”,虽非围棋、象棋一类的游戏,但它采用六箸十二棋的形式,也不能说与棋局毫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棋局与博戏一类游戏为原始佛教所不许,因其惑乱心志,无益功德,故而释家戒律三令五申,明确禁止棋局博戏,相关经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五三“杂挞度之三”记云:“棋局博掩樗蒲八道十道或复拍石,断除如是种种嬉戏”;又,三国吴支谦译《佛开解梵志阿飚经》记,佛制戒沙门“不得樗捕博弈观效诸戏”等事;复次,后秦鸠摩罗什译《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下记佛制戒:“若佛子,……不得樗蒲围棋波罗赛(一作塞)戏弹棋六博拍球石投壶。”

  这不仅是对出家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应成为在家修行者的自觉行为。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戒经》,作为一部专为在家修行居土而制的戒律,对此有更详细的明示。该经卷三《摄取品第十三》记在家菩萨“如法护国,远七种恶:一者不乐樗蒲围棋六博,二者不乐射猎,三者不乐饮酒”。将不乐樗蒲围棋六博等事与不射猎、不饮酒(五戒此有其二)同列,且置于首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上引《优婆塞戒经》从正面树立了遵从戒行的榜样,而失译附东晋录《佛说菩萨本行经》则从反面提出惨痛教训,以为警戒。该经卷下记龙王夫人需贤相心食用治病,龙王命夜叉持二明珠与国王博戏,夜叉言:“我得胜者,持比豆梨(贤相)与我;王若得胜,此珠属王。”群臣苦谏,“王利明珠,自恃巧博,‘我必得胜’,不用臣语,即便共博”,结果夜叉得胜,持比豆梨而去,王失比豆梨忧愁不堪。诸臣皆言:“王行五事亡国失位:一者博戏,二者嗜酒,三者耽荒女色,惑于音乐,四者好出游猎,五者不用忠谏,行此五事王不得久。”

  国王因耽于游戏导致灾难性后果,这一故事与《贤愚经》中《出家功德尸利苾提品》属同一母题故事;上引经戒又突出了棋局游戏。二者叠加,梁武帝杀磕头师故事的雏形初备,余下的只需中土土人灵感忽动、才情发挥。梁武杀磕头师故事包含的转世报应佛理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联系上述相关经文,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体悟到该故事内含的另一重警世主旨:小处不可随便,切莫耽于游戏。

  有唐一代小说对佛经故实的锫裁,进一步印证了在这场梁武辩护运动中佛教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如果说业报轮回说提供了一种辩解模式的话,那么佛教故事的羼人则催化着其与文学想像的深度结合,从而有声有色地实现了对历史理性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