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东塔宗的传承与流布

作者:徐文明

  怀素(614—687)律师建立东塔宗,破旧立新,超师越祖,如石破天惊,影响深远。然而由于怀素碑记不存,其法脉宗系亦不甚明朗,需要深入挖掘和广泛探讨。

  怀素在后世最有影响的弟子莫过于法慎(666—748)。《宋高僧传》卷十四《唐杨州龙兴法慎传》谓法慎“从瑶台成律师受具戒,依太原寺东塔,体解律文”,如此法慎曾从怀素学律是没有疑问的。凝然《律宗纲要》下谓“永亨(当作淳)年后,东塔新章昌行世间,法慎律师受戒道成,学律怀素(柬塔律师),慎讲新疏,门学甚昌。义嵩、如净、澄楚三德并学新疏,同弘此宗,乃至后代,弘东塔律”。似乎法慎成了传播新疏的主要人物,也是东塔宗的第二代传入。

  法慎曾从怀素习律不假,但说他是柬塔宗传入尚有疑问。法慎于垂拱三年(687)受具,同年从学怀素,这是怀素在世的最后一年,因而即有传授,其时间也很短。更为奇怪的是,作为东塔宗传入的法慎,教示弟子的却是相部疏。据《宋高僧传》卷十五《唐常州兴宁寺义宣传》,“初杨州法慎传于旧章,淮甸之间,推为硕匠。天宝初,宣敛衽揠衣,咨询弥久,辈流率服”,可见法慎传的是法砺“旧章”而非怀素“新疏”,义宣从学的也是相部宗义。

  此说不孤,据《宋高僧传》卷十五《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灵一(728—762)出家棱“叩维阳法慎师,学相部律,造乎微而臻乎极”,可见灵一从法慎学的也是相部律。昙一(692—771)受法于观音大亮,为相部宗匠,对于相部宗在东南的传播功劳很大。他一方面是大亮的门徒,一方面又从法慎习律,但他所传为相部律,又兼授南山疏钞,未闻讲新疏。

  据皎然《唐苏州东武丘寺律师塔铭并序》,齐翰(729—796)天宝九载(752)受具,“精相部义窟,洞《法华》经王”,虽然未明其师承,但他所学亦为相部宗。这些都表明当时东南一带流行的是相部宗,东塔宗则未闻传授。

  法慎既然从学怀素,却为何不讲新疏而大弘旧章呢?一种解释是他从学怀素时间不长,未能明其深要,另一种解释可能更合理,即他并未接受新说。僧传谓其“从瑶台成律师受具戒,依太原寺东塔,体解律文,绝其所疑,时贤推服”,“绝其所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或谓是怀慎通过从怀素习律断除了疑惑,这是比较自然的解释,老师的职责便是授业解惑,然下文“时贤推服”就不好解释了,难道“时贤”会因为他学有所成便大加推服吗?因而“绝其所疑”是说绝其师怀素之疑,怀素可以超师越祖,法慎当然也可以,正因为法慎年少识精,除师之惑,故为时贤推服。李华《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和尚碑》亦谓其“从瑶台成律师受具戒。律文有往哲所疑,时贤或误,一言曲分于象表,精理自得于寰中。声振京师,如曦日月”,李华说得更清楚,不是法慎从师决疑,而是他除往哲之疑,正时贤之误,故而声振两京,诸寺竞请纲领。看来,法慎最终倾向于相部宗,算是一种否定之否定。李华未提法慎从学于怀素之事,唯言其从道成受具,看来道成虽然对怀素持同情态度,他本人所传的还是相部宗,并未象怀素那样公然另立新说。

  既然法慎并未弘传东塔,所谓“慎讲新疏,门学甚昌”就是无根之谈了。无论是李华还是赞宁,都没提到法慎门人中有义嵩、如净二人,他们“同弘此宗”只能是受教他人了。名声最大的法慎被排除在外,东塔宗肯定传承未绝,那么谁是怀素新疏的传入呢?

  据常东名《唐思恒律师志铭》,思恒(651—726)“受业于持世法师,咸亨中敕召大德入太原寺,而持世与薄尘法师皆预焉。律师深为尘公所重,每叹曰:兴圣教者,其在兹乎。遂承制而度,年廿而登具戒,经八夏即预临坛,参修素律师新疏,讲八十余遍,弟子五千余人”。思恒所遇皆名师,受业于持世,见重于薄尘,习律于柬塔,学禅于大通,他本人也是一代名僧,中宗时召入内道场,为菩萨戒师,又充十大德,“统知天下佛法僧事”。

  思恒二十岁即咸亨元年(670)时受具,始经八夏即仪凤二年(677)时便临坛度众,同时“参修素律师新疏”,这一记载非常重要,表明怀素新疏完成之后又经修订,且吸收他人包括思恒这样的后起之秀参与。思恒不仅参修新疏,还讲说八十余遍,受法弟子五千余人,影响很大,对于新疏的传播立了大功,因而应当算作怀素弟子和东塔宗传入之一。思恒弟子智舟,其后无闻。

  思恒虽然讲说新疏,却不一定专弘东塔,且他学问广博,并非专承怀素一系,或许正是由此,他对东塔宗义流布的贡献并未引起后世的重视。《宋高僧传》怀素本传还提到不为后世注意的人物,即秀章,僧传谓怀素临终“告秀章曰:‘余律行多缺,一报将终。”意思是说我的功夫不够,持律不严,还须转生。这表明怀素虽然谦虚,其实修行功夫已经很高了。这个秀章既然在怀素临终时守在身边,肯定为其亲传弟子,然他在后世的影响却不得而知。近查阅《全唐文》,忽然看到一则有关秀章的资料,惊喜莫名。据王守泰《记山顶石浮图后》:

  大唐开元十八年,金仙长公主为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州范阳县,为石经本。又奏范阳县东南五十里上村赵襄子淀中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东接房南岭,南逼他山西,止白带山口,北限大山分水界,并永充供给山门所用。又委禅师玄法,岁岁通转——切经,上延宝历,永福慈王;下引怀生,同攀觉树。粤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岁朱明八日,前莫州吏部常选王守泰记。送经(西)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检校送经临坛大德沙门秀璋,都检校禅师沙门玄法。

  这篇短文是王守泰在山顶佛塔后的题记,文字不多,价值很大。这表明房山石经得到了朝廷的支持,颁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为云居寺石经底本,而且主持送经的是西京崇福寺的智升,大德秀璋为检校送经。这个秀璋应当就是怀素的弟子秀章。秀章开元十八年(730)时仍然在世,且已是临坛大德,此时上距怀素入灭已经四十多年了,秀章自己也进入暮年。

  秀章在怀素去世后传律至少四十多年,对于东塔宗的流布和兴衰成败关系重大。由此也可以确定智升的师承,智升称怀素为“太原祖师”,应为怀素再传弟子,然其师一直难以确定,如今这一问题可以解决了,即他是秀章的弟子。智升与秀章奉诏送经,智升为送经,秀章为检校送经,且为临坛大德,其地位身份显然高于智升。智升既为崇福寺沙门,其从学于本寺临坛大德秀章是非常自然的。

  作为怀素的嫡传弟子,秀章的影响与贡献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其碑记不存,其生平行事及传法门人皆不得其详。智升在后世虽然名声很大,但他只是由于编撰经录等名世,而非以传律而着称,且其生平亦未传至后世。思恒,秀章之后,传播东塔宗最力的莫过于如净,而且他有一个有力的外护,即相国元载。

  据韦皋《宝园寺传授毗尼新疏记》:

  自饮光论化,六和紊绪,卑摩失于词费,惠远未适于深微。而太原素公,独得真奥,旁求证据,辩惑稽疑。始立《四分宗纪》,犹惧玄源未畅,妙理或遗,引而伸之。作《开四分律宗拾遗抄》,轴盈二十,言成百万,足使迷云开而圣旨明,邪网壤而众心定。然而学者尚以神分于广用,目倦于勤求,道将得而心疲,理未究而意殆。广文所以存义,文繁而义亡;简言可以趋寂,言约而真契。

  大历中,故相国元公以大臣秉教授,属弘持,虑水杂甘露,味亡纯正,爰命荐福寺大德如净以为素公之疏传矣,五师之旨明矣。意已得而象可忘,鱼其得而筌奚设!将删彼证谕,独留精真,使理契惟一,行归无二,法筵清亲,匪劳而着功,其文弥冥,其道弥广,不亦善欤?大德乃归心契冥,精启圣意,故繁而必削,简不遗真,可以趋玄踪,足以端觉行。元公由是上闻,俾使行乎天下,坤域三府,各置律坛。斯蓝也,炳异征奇,著于前昔,复建坛宇,俟兹弘扬。属精义初传,编录犹少,将使函丈请益,披文究精。皋镇守方隅,军务之暇,躬览圣教,允思弘益。夫博以冥要,世儒犹病;简以罄道,真乘所先,故日比丘清净,令法久住,胡可以繁文而挠其静正!则荐福新疏,精而易行,信矣。皋昔尝莅职屯田,佐元公于准右,睹公达西方至教,尚矣。而代迁人谢,遗志在兹,泊余弘传,同赞圣意,遂以俸钱,缮写新疏四十本,兼写法华疏三十木,命宝园律大德光翌总而行之。爰集缁徒,志行纯深、表仪端素二十一人,遂给其疏,以成其志,庶止作双就,纯而不雅。彼翌上人者,往亲学于荐福,性聪行贞,仪度可则,又于庄严寺贞操大德院听授法华,同契三昧,俾兹讲授,以发幽蒙。其有后学,履操精全,可传其道者,并刊名于贞石,以示宗归。为《宝园灵坛传授毗尼新疏记》,贞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建。

  元载+韦皋皆以为“太原素公,独得真奥”,然嫌其文太繁,学者懒寻,流传不易,故元载命如净为怀素新疏作传,删繁就简,去粗存精,味纯甘露,旨惟醍醐,由于如净为荐福寺大德,故号荐福新疏。元载又将如净新疏上奏朝廷,流行字内,天下三府,各置律坛,讲授新疏,弘扬东塔。元载的支持对于东塔宗的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之后来居上,一曜而为唯一受到朝廷公开支持的律宗,其中如净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元载选择如净为怀素新疏作传,当然是因为他是柬塔宗传入。从时间上看,如净不可能是怀素的直传弟子,只能是再传。如净为荐福寺大德,而思恒亦终于荐福寺,不知二人是不是师承关系。如果如净为思恒门人,则其于思恒卒时至少二十余岁,则应生于八世纪初。如果他是秀章的弟子,则生年可以稍后,因为秀章至少开元十八年(730)时仍然在世。

  此文可以纠正僧传的一些错误。《宋高僧传》怀素本传谓“大层中,相国元公载奏成都宝园寺置戒坛,传新疏,以俸钱写疏四十本,《法华经疏》三十本,委宝园光翌行之。后元公命如净公为素作传”,其实奏置戒坛者固然是元载,然以俸钱写新疏、命光翌传之者不是元载,而是韦皋;元载命如净为怀素新疏作传,不是为怀素作传,他们视怀素为圣人,尊其疏如经,故为之作传,此传即精而易行的“荐福新疏”,是怀素新疏的改写本或简写本,元载上奏弘传天下的亦非怀素新疏原本,而是荐福新疏。元载命如净作新疏传是在此前,而非其后。

  东塔宗凭借朝廷之力在天下推行己宗,肯定会遭到南山、相部二宗的反对。特别是相部宗,本来就对怀素另立新说不满,如今东塔宗又后来居上,反而势压相部,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元载以大历十二年(777)三月赐死,东塔宗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于是相部宗与南山宗联合起来,要求“定夺新旧两疏是非”,故大历十三年(778)有旨集两街临坛大德十四人,至安国寺将二疏并为一本,以解两争。这次签定两疏为一本,表面上是对过去独传新疏的反动,“若旧疏理长义依旧疏,新章有理义准新章”,对两家公平对待,但由于主持者还是东塔宗的如净,其取舍轻重仍然对东塔宗有利,这当然不是其他两宗愿意看到的成果,因而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请求“新旧两疏许以并行,从学者所好”,等于承认签定失败。

  如净利用元载的支持使东塔宗扶摇直上,又巧妙地渡过了元载失势带来的危机,使本宗未受损失,仍然得以与相部宗并行于世,可以说是柬塔中兴的大功臣。身为荐福寺上座,两街临坛大德之首,如净的影响自然很大,其弟子也不在少数,然由于碑记不存,罕有名世。宝园光翌“往亲学于荐福”,为如净亲传门人,又从庄严寺贞操大德习《法华》,明于经论。宝翌在成都传律,影响很大,本来韦皋碑石中刻有宝翌的传入,“其有后学,履操精全,可传其道者,并刊名于贞石,以示宗归”,可惜这些名字未能录下来。

  如净之后,弘扬东塔宗最为有功的是义嵩:义嵩碑记不存,《宋高僧传》卷十五《唐衡岳寺昙清传》记载了南山宗的昙清与义嵩的一场争论:

  (昙清)旋留南岳化徒,适会元和中间州龙兴寺结界,时义嵩讲素新疏,杰出辈流,因云:“《僧祇律》云:齐七树相去,尔所作羯磨者,名善作羯磨。准此四面,皆取六十三步等,如是自然界约,令作法界上僧。”须尽集时,清遂广征难,如是往返,经州涉省,下两街新旧章南山三宗共定夺,嵩公亏理。时故相令孤楚犹为礼部外郎,判转牒,据两街传律断昙清义为正。天下声唱,勇执纪纲,清能干城矣。后着记号显宗焉。

  系曰:清公南山崛起别峰,人咸景仰,与嵩、悟二公遇于必争之地,清果得萝。矧夫阀苑也,僻用律文,三隅不反。既成图状,学者流传,致其嵩公如填海底。至大中中玄畅公荐加褒贬,贬嵩公又转沈尾闾中矣。

  义嵩虽然在东塔宗门“杰出辈流”,在这里却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南山宗的昙清和义嵩争论的是如何结界立坛的一个具体问题,昙清的观点不明,总之是反对义嵩之说的,二人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以致经州涉省,最后由两街三宗传律大德共同定夺,这次讨论的结果是代表东塔宗的义嵩亏理。虽然只是就一个具体问题判定东塔宗的义嵩亏理,并不一定说明东塔宗失败,但其代表人物受到重挫,东塔宗显然已经无法恢复大历时期的盛势了。

  这次争论发生在元和年间(806—820),令孤楚为礼部员外郎在元和初年,上距大历建中时期签定新旧二疏约三十余年。从时间上看,义嵩应当是如净弟子辈,是否从学于如净则不得而知。从赞宁的评论来看,与昙清争论者除了义嵩外,还有一位“悟公”,也许亦为东塔宗人。上次是东塔相部新旧二疏之争,这次则是东塔与南山之争,东塔宗在相部与南山的双重挤压下,势力开始衰减,但三宗并存的局面并未改变。依赞宁之说,大中年间(847—859)南山宗的法宝大师玄畅对义嵩再加贬斥,使之更受打击。如此义嵩有可能活到大中时期,其寿命也算是比较长的。

  义嵩之后柬塔宗最后一位大师为澄楚(889—959)。据《宋高僧传》卷十六《周东京相国寺澄楚传》:

  (澄楚)至十岁,于相国寺礼智明为师。……受具以来,习新章律部,独能趣入毗奈耶窟穴。然其击难酬答,露牙伸爪,时号“律虎”焉。王公大人请益者,日且众矣。晋高祖闻而钦仰,诏入内道场,赐紫袈裟,寻署大师,号真法焉。自此皇宫妃主有慕法者求出家,命楚落发度戒。表襄冰霜,更无他物,命为新章律宗主焉。以显德六年十月十一日无疾而终,首北面西,示佛涅槃相也。俗龄七十一,僧夏五十。始末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门人慧照等依西域法焚之,得碎身,分构砖塔缄藏之。左街首座悟皎作《舍利塔记》焉。

  系曰:楚师明律,埘号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砺、素,宣是欤。宗各有主,故云也。”观夫是名也,岂无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经》也。”

  澄楚唐光化元年(898)十岁时礼东京相国寺智明为师,后梁开干四年(910)受具,其后亦长期居止相国寺,可见东京相国寺已是当时东塔宗的基地。智明师承不详,从时间上看,他有可能属于义嵩的弟子辈。澄楚号称“律虎”,可见他在维护本宗方面不遣余力,有类南山之昙清。澄楚后来被任命为新章律宗主,即东塔宗宗主,这一任命应当是来自朝廷。三宗并存已久,而各立宗主不知始于何时,这或许是受了禅宗代立一人的启发。僧传《明律篇论》谓“丁乎大历,新旧疏家互相短长,敕集三宗律师,重加定夺,时如净为宗主,判定二家”,似乎大历时期便有宗主,然这可能是指如净在东塔宗中的实际地位,当时未必已有宗主之称。圆净亲自参与签定,其《贞元续开元释教录》记此事甚悉,然并无如净为宗主一说。

  澄楚度僧尼八干余人,然其弟子中唯有慧照留名后世。三宗并盛的局势一直延续到宋初,赞宁谓“至今东京三宗并盛”,为当时实绿。其后南山一支独盛,旧疏新章皆罕承其续,而随着禅宗的独行天下与丛林清规的流行,整个律学都无法避免衰落之势,北宋中期的“革律为禅”就是律学衰败的象征。

  东塔宗由怀素大师开创,经秀章、如净、义嵩、澄楚等历代宗主的弘扬,使之后来居上,流行天下,得以与相部、南山二宗成鼎足之势,实非易事。虽然后来不得其传,然怀素大师勇于创新的精神还是值得后世效法的,东塔宗对于中国律学发展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作者:徐文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