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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根源与时代意义

作者:纪华传

  佛教中国化堪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在思想义理、组织制度和信仰形态等方面不断地调整和发展,逐步适应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各个方面,融人到中国社会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强调做好引导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然而关于佛教中国化,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佛教就是佛教,因此不存在佛教中国化问题;有人把佛学中国化等同于佛教中国化,认为隋唐时期已经完成了佛教中国化;还有人甚至有去中国化的倾向,否定中国佛教传统,主张回归印度佛教源头。上述观点对于佛教中国化问题,存在着种种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错误认识,与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宗教中国化的方向不一致。因此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研究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根源与时代发展,既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佛教中国化的原因探析

  佛教中国化过程既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和发展的过程,这是毋庸置疑的。外来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化,一方面是由于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思想精神上相通,二者都具有包容或宽容的精神;另一方面佛教乃中国社会之所需,传入中国以后,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在辅助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第一,佛教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佛教中国化的前提是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佛教之所以能够顺利地中国化,首先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厚德载物”的开放包容精神是分不开的,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礼记·中庸》中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周易》载:“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孔子也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上述思想无不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差异性,由此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和合相处的包容精神。道家与道教的基本经典《道德经》中讲的“道法自然”的无为思想和“知常容,容乃公”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种虚怀若谷和兼容并包的精神。道教的性命双修理论、贵己养生的主张和行善济世的实践等,更容易成为与佛教相互补充、相互认同和彼此吸纳的思想资源。正是儒道等文化中的这种包容精神及思想内容,使中华民族更容易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外来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佛教之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化,还与佛教自身建立在缘起理论基础上的圆融平等、慈悲利他、中道智慧与净心行善等内容是分不开的。佛教的缘起理论所揭示的是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关系,是佛教宽容、慈悲和平等的精神赖以建立的基础。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立,没有独立自存和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的,所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都处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之中。同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共存于这个世界中,也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承认不同地域间的文明差异,尊重彼此的价值,才能减少文明的隔膜和宗教冲突。佛教的缘起理论及其圆融平等、慈悲利他等思想对于增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缓解因宗教间的不宽容而带来的冲突和暴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佛教为中国社会之所需。

  佛教中国化第二个原因是佛教具有儒道文化所不具备的独特价值,在辅助国家道德教化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帝王以及佛教高僧居土在论述儒释道三教关系时,首先强凋三教的思想及社会作用的差异性,指出三家之间的互补作用,即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南宋孝宗皇帝制《原道辩》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诚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则三教岂容有一之不立。””北宋云门宗学僧契嵩在指出儒教排佛之误时,强调儒家与佛教“同归于治”:“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元代佛教居士刘谧在其《三教平心论》中也努力调和儒释道三教,认为儒教端正纲常,示明人伦,道教崇尚清虚无为,佛教则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各有其价值和任务,缺一不可。特别强调,佛教与道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明末高僧莲池祩宏大师也说:“儒佛二教圣人,其设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中国历史上由于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所以佛教一方面肯定儒家在治理社会(即“治世”)方面有着佛、道二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佛教在安定社会人心、劝人向善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

  如上所述,佛教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相通,并且为中国社会之所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民俗等诸多方面主动调适,逐渐适应了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佛教中国化的本质及内容

  从中国佛教史来看,佛教中国化的本质就是佛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佛教中国化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主动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相适应,在思想上与儒道等固有的文化相互融合吸收,在僧团组织制度方面适应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在信仰形态方面适应了民众的需求,在文化传播方面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第一,在政治上适应中国社会,形成了佛教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中印两国政治制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印度的种姓制度,婆罗门至上等观念,使得印度神权高于王权,然而中国历史上神权则一直从属于王权之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适应新型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直接影响到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历代帝王也认识到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也能够起到社会教化,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国家政权的作用,因此,大多数封建帝王也愿意在其权力能够掌控的范围内保护和支持佛教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将佛教纳入了国家事务管理体系之中,并专门针对佛教中的有些事务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相关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特色的国家管理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僧官制度、试经度僧制度、度牒制度、僧籍制度等等。与此同时,佛教也主动调适,形成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爱国爱教思想。佛教的爱国爱教思想,主要反映在“报国王恩(或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在封建帝制时代,国王即是国家的代表,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都需要有国家的治理。若无国家,不但无法抵御外患,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所以报国王恩,说明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尊重贤明的君王对国家的治理,勤修善行,以佛法辅助国家的道德教化。所谓报众生恩,就是因为世间因缘无尽,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应当时刻常思报答。《华严经》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这说明佛教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佛教不仅在思想上有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实践着大乘菩萨“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积极精神,涌现出大量抵御外侮、除暴安良的爱国主义事迹,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二,佛教义理中国化,即在文化上与儒道等固有的文化相互融合吸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在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佛教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并且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佛教义理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容体现在中国人对印度大乘佛教的自觉选择与吸收。大乘佛教中六度、四摄、四无量心等菩萨利他的思想,以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的修行方法,大乘佛教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悲誓愿,认为成佛的根本在于救渡众生,即为利益众生而发心成佛,与中国文化中积极进取的精神亦相契合。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圆融无碍的思想,以及菩萨不离众生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具有浓厚出世倾向的印度并未形成风气,却在传入中国以后得到了发扬光大。受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的圆融统一思想的影响,华严宗的理事圆融,天台宗的烦恼即菩提,无不肯定了现实人间对于修行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禅宗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将高深的佛法贯彻于平常的日用生活之中,与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具有一致性。

  第三,僧团制度中国化,即在僧团组织制度方面适应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形成独具特色的农禅并重的传统。僧团制度是指在中国佛教僧团中,于戒律之外,由佛教界领袖所制订的丛林管理制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禅宗清规。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道安大师的僧尼规范等,后来百丈怀海禅师始创的禅林清规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性制度,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这也是中国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从中国历史上看,禅宗清规对维系佛教的存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唐代禅宗兴起而定型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有所损益,但总体来说在中国汉地佛教发展史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且为汉传佛教的其它各宗派所引用通行,保证了僧众在丛林中正常而清净的生活,维持了佛教僧团的稳定。

  第四,佛教信仰的中国化,即在信仰形态方面适应了民众的需求,形成了中国佛教内容丰富的菩萨信仰。菩萨信仰与大乘佛教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印度佛教中有众多的崇拜对象,如佛、菩萨、阿罗汉,在中国佛教中,菩萨信仰逐渐成为信仰崇拜的重要的对象,在中国佛教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儒家“兼济天下”精神的影响,也就是古代印度来华的高僧经常说的“震旦有大乘气象”。在中国佛教中,逐渐形成了以观音、文殊、普贤、地藏为代表的四大菩萨信仰体系,分别代表了大乘佛教的悲、智、行、愿四大精神,在此基础上,相应形成了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和九华山四大名山道场,对于中国佛教信仰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观音菩萨的信仰干百年来早已广泛流传,甚至有“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说法,观音菩萨慈悲救世的精神在中国妇孺皆知,深人人心。

  第五,在文明交流和佛教文化传播方面,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以后,在二千多年的时间中,曾有无数来自南亚、东南亚、中亚的佛教徒到中国传法,带来大量经典及其他文物。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中国僧人到古印度及中亚国家求法取经,涌现出大批西行求法的高僧,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鲁迅称赞他们是中国“民族脊梁”,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印度佛教在13世纪以后逐渐灭亡,中国作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成为了北传佛教的中心,中国佛教僧人又将大乘佛教传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如唐代著名的律宗高僧鉴真应请赴日传法,成为日本律宗的祖师。在历史上佛教与这些国家的友好交往过程中,这些异邦传法的高僧,作为和平的使者,既弘传厂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又传递中国佛教徒维护和平的信念和要求和平的声音,使得佛教文化成为联系和沟通这些国家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发展。

  总之,没有佛教中国化,就没有中国佛教;换言之,如果没有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佛教自身对中国社会的的努力调适,就没有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既没有影响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相反却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其辅助教化,安定社会民心的独特作用,真正融人到了中国文化之中,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中国历史上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佛教不断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宋元明清以后,佛教在与政治、经济、信仰形态、僧团制度等各个方面依然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地调适,使得佛教不断深人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不能把佛学中国化等同于佛教中国化,而认为隋唐时期已经完成了佛教中国化,更不能否定中国佛教传统,主张回归印度佛教源头。佛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应该继续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积极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相适应,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负时代,发挥其应有的积极贡献。

  首先,佛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分为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传统,与“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与“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实践,都是相通的。具体在公民层面而言,爱国自不待言,佛教的安分守己、谨守本分与菩萨的进取精神即是敬业;佛教的深信因果、不妄语戒就是诚信;菩萨的慈悲利他就是友善,星云法师倡导的“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正是友善这一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而且佛教中以“无我”思想为基础的慈悲利他思想,即“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精神。与共产党员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相通之处。因此坚持佛教中国化的方向,从思想精神上看,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相违背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十次提到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初心,又称“初发心”,来源于《华严经·十住品》,是菩萨修行过程中五十二阶位之一,属于十住位中的第一住,即初发心住。初心就是菩萨发愿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习总书记灵活运用传统文化中不忘初心的思想,并结合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理想,强调了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要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体现出基于文化自信而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