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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法音》——略谈赵朴初先生对中国当代佛教复兴的贡献

作者:方广锠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赵朴初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佛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书法家、文学家。1949年以来,他继承与发扬了中国近代以来“人间佛教”的优良传统,领导中国佛教徒进一步树立爱国爱教的理念,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呼吁并协助中央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引导佛教界健全僧伽制度,大力培养佛教人才,努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为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为引导佛教界走上新的道路,反映佛教界的情况与诉求,中国佛教协会曾于1950年9月创办《现代佛学》。1964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佛学》停刊。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起,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赵朴初先生适应新的形势,抓住新的机遇,领导中国佛教协会于1981年创办了新的机关刊物——《法音》,至今已经连续发行37年。《法音》杂志不但成为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所走历程的必读刊物,也是我们今天研究赵朴初先生的重要资料。

  1981年、1982年这两年,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佛教再次踏上复兴之路的重要两年,也是《法音》杂志创刊并发展的两年。中国佛教历经“十年文革”以后重新恢复,百废待兴。复兴的道路应该怎样走?中国佛教如何在如理如法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契时契机地满足广大信众的宗教需求,为中华新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都是摆在中国佛教面前的重大问题。《法音》反映了以赵朴初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的领袖们为此是如何殚精竭虑,竭尽心力,鸡鸣起舞,奋斗不已。今天,中国佛教已经迎来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重读1981年、1982年两年的《法音》,深为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佛教的复兴所付出的辛劳与建立的功勋而感动。今略述读后感,并求教于方家。

  一

  《法音》于1981年创刊,为季刊,当年发行四期;1982年改为双月刊,当年发行六期。故两年共计发行10期。所发表的与赵朴初先生的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一类是赵朴初先生的文章或讲话。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一)1981年《法音》第一期关于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

  由于当时赵朴初先生为复兴佛教,参与的各种活动很多,各类报道相当频繁,为避文繁,本文仅摘录1981年《法音》第一期上关于赵朴初先生的活动的报道:

  1980年11月5日,香港佛教联合会访问团拜访中国佛教协会,受到赵朴初先生等的亲切接待与热烈欢迎。11月11日,该团回国,赵朴初先生等赴机场送行。

  1980年11月17日,日本曹洞宗天童寺参访团,在赵朴初先生等中方人员陪同下,参访浙江宁波天童寺,并举行法会,为道元法师得法灵迹碑揭幕。赵朴初先生题《道元法师得法灵迹碑颂》并致揭幕词。(该参访团一行92人于11月12日抵达北京。11月15日赵朴初先生陪同到杭州。先后参访了净慈寺、灵隐寺等佛教胜迹。赵朴初先生与日本曹洞宗管长慧玉比丘互有酬唱。11月22日,该团回国。)

  1980年12月12日,中国佛学院举行开学典礼,班禅、张执一、萧贤法等参加,赵朴初先生等在会上讲话。勉励学僧们努力学习,重视佛学研究。

  1980年12月15日,赵朴初先生等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参拜西山佛牙塔。

  1980年12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赵朴初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并受第三届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的委托,向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作《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1980年12月22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1980年12月23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议选举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赵朴初先生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会长。同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理事会进行第一次会议,赵朴初先生出席会议,并被选为常务理事,暂兼秘书长

  1980年12月24日,中央统战部举行茶话会,会见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代表,赵朴初先生在茶会上发表讲话。

  1980年12月24日下午,追悼于12月14日下午在广济寺圆寂的法尊法师,赵朴初先生出席追悼会。

  除了上述有关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外,1981年《法音》第一期还有一些报道,也与赵朴初先生有关,如中国佛教协会与日中友好佛教协会共同编辑的《中国佛教之旅》大型画册,分别用中日两种文字于1980年在日本出版。赵朴初先生与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会长冢本善隆分别为此书撰写了《前言》和《序言》。

  (二)1981年、1982年《法音》发表的赵朴初先生的论着

  1981年第一期

  《发刊词》

  《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赵朴初会长在中央统战部茶会上讲话》

  《法尊法师悼词》

  《<解深密经·园测疏>后六卷还译序》

  《奉和大西良庆大长老新年之作》

  《道元法师得法灵迹碑颂》

  《奉和秦慧玉大长老原韵》等三首。

  1981年第二期

  《闽游诗抄》

  1981年第三期

  《佛教常识问答》(一)

  本书由赵朴初先生在50年代末期开始撰写,用笔名“饮水”在《现代佛学》连载,从1959年第三期开始,到1960年第一期,共发表了四部分:(一)《佛陀和佛教的创立》,(二)《佛法的基本内容与佛教经籍》,(三)《僧伽和佛的弟子》,(四)《佛教在印度的发展、衰灭与复兴》。共包括了157个问题。作者原计划该《佛教常识问答》还包括八个部分:(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六)《中国和日本、朝鲜、越南的佛教关系》,(七)《中国和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八)《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关系》。截止1960年初,没有连载完。故从1981年《法音》第二期开始重新连载,并计划将把八个部分补充完整。但最后仅完成第五部分,251个问题,并作为《法音文库》之一,于1983年出版。其后翻译为日文出版。有日文序,

  1981年第四期

  《佛教常识问答》(二)

  《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1982年第一期

  《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在五届政协第四次会议宗教小组上发言》

  《亚洲宗教徒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亚宗和”二次大会书面发言》

  《佛教常识问答》(三)

  《禅林清韵》

  1982年第二期

  《佛教常识问答》(四)

  《宝幢高树,喜踊人天。——美东佛教总会创立二十周年纪念》

  1982年第三期

  《在接受日本佛教传道授予传道功劳奖仪式上的讲话》

  《在接受日本佛教大学赠予名誉博士称号仪式上的讲话》

  《佛教常识问答》(五)

  1982年第四期

  《关于中国佛教协会一年多来的工作情况今年年内的工作安排的报告》

  《佛教常识问答》(六)

  1982年第五期

  《切实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在全国政协第六次专题讨论先发修改草案座谈会上的发言》

  《佛教常识问答》(七)

  1982年第六期

  《佛教常识问答》(八)

  二

  上文介绍了《法音》1981年第一期关于赵朴初先生活动的报道及1981年、1982年《法音》发表的赵朴初先生的论着。由于报道的时效性,《法音》1981年第一期报道的都是赵朴初先生于1980年11月、12月两个月中的活动。主要有:接待香港佛教联合会访问团与日本曹洞宗天童寺参访团,并陪同后者参访杭州佛教寺院及赴宁波天童寺为道元法师得法灵迹碑揭幕。参加中国佛学院开学典礼。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及有关活动。参加法尊法师圆寂追悼会。从日程安排看,在这两个月中,赵朴初先生的活动非常繁忙,有时一天要参加多个活动。考虑到当时正是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筹备、召开及中国佛学院复院的筹备、开学,可以想见,赵朴初先生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除了公开的活动之外,还有大量的事务性工作需要承担。我以为,上述两个月的活动及1981年、1982年《法音》发表的赵朴初先生的论着,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赵朴初先生为中国佛教的重建与复兴所做的努力。它包括:中国佛教的复兴,中国佛教僧才的培养,大陆佛教与境内外、海内外佛教团体的交流等三个方面。

  (一)中国佛教的复兴

  “十年文革”中,我国佛教收到极大的打击。用班禅额尔德尼的话,是“我们高尚而慈悲的佛教也同其他宗教一样遭受了灭顶之灾,使她濒于危亡”。由于形势的需要,1972年,中国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一些全国重点寺院得以保护与恢复。但从总体看,中国佛教并未走上正轨,正常开展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佛教迎来了复兴的新契机。但复兴佛教,如何着手?中国佛教的复兴包括哪些方面?正如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中所说,当时佛教协会主要从重建佛教教团、整理出版佛教经典与书籍、保护佛教文物、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着手。

  1、重建佛教教团

  “十年文革”,虽然佛教界有以正果法师为代表的“我在佛教在”的坚强愿力,但毕竟教团被停止活动,不少僧人被迫还俗或外穿俗装。佛教三宝中的僧宝是的传佛慧命的载体,续佛法脉的基础,复兴佛教,首先是重建佛教教团。1980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佛教教团已经重建。但是,中国佛教毕竟元气大伤,如何让中国佛教在恢复中走上正轨。既是佛教界,也是当时中央极为关注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指出:“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本身的事,应由宗教徒和宗教界人士自理。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寺庙应由住在里面的僧尼自己负责管理,做到庙像庙、僧像僧。”[1]中央的这一要求,也正是佛教界普遍的愿望。从此,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佛教教团都按照“庙要像庙、僧要像僧”的要求,严守戒律,护持三宝,开始走上复兴的道理。

  2、整理出版佛教经典与书籍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人们对佛教有种种错误的认识与观感。如何让人们对佛法、佛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无疑是摆在当时佛教界面前的大问题。1972年佛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之后,便致力于整理出版佛教经典与书籍,传播佛教知识。如:

  整理保存在中国佛教协会的50年代拓印的房山云居寺石经拓片,共整理出经典1071部,3518卷,并将有关题记汇集为书,并出版《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成为当时人们研究房山石经的基本参考书。若干年后,中国佛教协会又把云居寺石经拓片全部影印出版,为佛教界、学术界提供了希有的珍贵资料。

  完成了印度因明专着——法称法师着《释量论释》的翻译。该书发展了陈那的因明学说,是古代印度因明学说的重要著作,受到世界因明研究者的关注。由法尊法师翻译完成,并依据第一世达赖所著大疏,撰成《略解》一部。

  完成《解深密经疏》丛藏到汉的还译。该疏原为玄奘弟子新罗园测所撰。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由法成法师翻译为藏文,从此在西藏流传,但其汉文本其后在亡佚,仅在日本有残本留存。此时由观空法师将它从藏文全文还译。

  将当年赴斯里兰卡“五比丘”之一叶均法师翻译的《清净道论》重新校订出版。

  编辑出版了《中国佛教》第一册。该《中国佛教》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斯里兰卡拟编写佛教大百科全书,通过外交途径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撰写其中的中国佛教部分。周恩来总理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集中全国教内一流的佛学专家所撰写的。第一册内容包括佛教史、佛教宗派、中外佛教关系史等三个方面。其后人物、典籍、藏经等内容,分别汇编为第二册到第五册陆续出版,至今是人们研究中国佛教的基本参考书。

  筹备并正式发行中国佛教机关刊物——《法音》。赵朴初先生不但亲自写了《发刊词》,还把自己五十年代开始撰写,尚未完成的《佛教常识问答》交给《法音》连载,以期向全社会普及佛教知识。该书后结集为单行本出版,并被翻译为日文。在序言中,赵朴初先生回忆了他与毛泽东就佛教的一次谈话: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这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曾看到一位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毛主席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李银桥说:“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关系,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名胜地方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序言引用革命家毛泽东、历史学家范文澜、科学家钱学森的语言,强调佛教不仅仅是宗教,也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迪。

  3、保护佛教文物、整理佛教典籍、开展佛教学术研究

  为了做好保护佛教文物、开展佛教学术研究等工作,中国佛协在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教图书馆文物馆,由周叔迦先生担任馆长,搜集、保护了大量的佛教文物。其后,又在北长街原三时学会旧址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计划“对佛教思想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并翻译缺佚的经论,编译出版佛教学术名著。”这些工作,其后在新的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逐次展开。又重新恢复了南京金陵刻经处,使得这一佛教典籍流通中心继续发挥作用。

  当时,国家对佛教文献的整理也极为关心。1982年3月,《中华大藏经》项目由全国古籍小组正式立项启动,同年5月出版的《法音》第三期随即做了报道。《中华大藏经》编辑过程中,中国佛教协会予以大力支持。提供法源寺、广济寺收藏的各种藏经资料,乃至提供房山石经拓片原本,以供《中华大藏经》校勘之用。

  随便说一句,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本人编辑《藏外佛教文献》,也得到赵朴初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亲自为《藏外佛教文献》题写书名,并由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从各方面给予无私的帮助。可以说,没有这些支持,《藏外佛教文献》不可能诞生。这是我至今感念的。

  (二)中国佛教僧才的培养

  记忆中赵朴初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佛教要发展,第一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还是人才。写这篇文章时,实在记不起来是在哪里看到这句话,或当时是听哪位转述这句话。但重读1981年、1982年两年的《法音》,可以看到赵朴初先生是如何孜孜汲力于佛教人才的培养。

  当时,佛教复兴,万事丛杂。但赵朴初先生把中国佛学院的重新开办放在重要位置。为培养人才,绍隆佛种,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重新开办。

  中国佛学院最早成立于1956年,至1966年10月,共举办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种班次五期,培养学僧380多人。十年文革,中国佛学院停办。1980年9月恢复招生,当年招收学僧40人,于10月1日举行了剃度与授沙弥戒仪式,并于当月正式开课。中国佛学院由赵朴初先生任院务委员会主任,法尊法师任院长。戒定慧三学并重,培养从事佛教工作和佛学研究的爱国爱教的僧伽人才。预科二年、本科三年,其后又加设研究生,亦为三年。除了设在北京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之外,当年还在江苏苏州灵岩山设立了中国佛学院分院。1980年至今,中国佛学院及其各地的分院,为中国佛教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佛教领袖几乎都是从中国佛学院及其分院毕业的,说明当年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趁着改革开放的良好势头。中国佛教协会还与日本佛教大学合作,派遣传印法师、姚长寿居士前往日本佛教大学考察进修。这是继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佛教“五比丘”赴斯里兰卡之后的第二次有组织地派人留学。其后,中国佛教协会又多次派遣学僧前往斯里兰卡留学,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三)大陆佛教与境内外、海内外佛教团体的交流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文化濡化,形成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传到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各地,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在当地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一佛教传承,一般称为“汉传佛教”。千余年来,汉传佛教区域内各国佛教徒,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各系佛教徒友好交往,共同推进佛教的发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对外需要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新环境,而中国佛教为这一国际和平新环境的营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1981年、1982年两年的《法音》,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赵朴初先生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利用他在国际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力,在大陆佛教与境内外、海内外佛教团体的交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这些人所共知的历史,本文暂且从略。

  三

  值此赵朴初先生诞辰110周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走过的道路,我们深深怀念赵朴初先生在当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历程中所建立的功勋。

  最后,我想用《佛教常识问答》中的一段问答,来作文本的结尾:

  问:你对今后佛教前途的发展是怎么看的?

  答:存在了将近两千年的佛教,是拥有内容丰富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的。论它的典籍文化,论它的成绩经验,论它的国际影响,无论作为宗教或学术来看待,中国佛教在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历史中都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期的衰落,中国佛教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与局限。如何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积极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主要在于当前中国佛教徒本身的努力。如培养传灯人才,管好重点寺庙,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等等都是要立即抓好的大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不变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含糊的。解放以后全国佛教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得到复苏和发展,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像设严饰,气象万千。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一切恢复整顿工作顺利进行,短短数年之中取得有目共睹的巨大成绩。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正确贯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抚今追昔,我深为中国佛教庆,深为中国佛教徒庆。我深信,作为灿烂的民族古典文化的绚丽花朵,作为悠久的东方精神文明的巍峨丰碑,中国佛教必将随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发展,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为庄严国土,为利乐有情,为世界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瞻望未来,前程似锦,春回大地,万卉争妍,佛教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 转引自《赵朴初会长在中央统战部茶会上讲话》,载《法音》1981年第一期,第18页。